票选制是世上最高效的军事动员制度，当其无法向外进攻吞噬敌人的时候，它就向内进攻吞噬自己。
1.票选制首先产生于军事M主，每一个战士都是选民，每一个选民都是战士。这是最原初而自然的状态，这种军事集团每一个都是强悍而高效的杀戮机器，无论是散装的维京海盗、加勒比海盗、哥萨克马匪，还是有一定建制的斯巴达、瑞士佣兵，皆是如此。
2.随着军事组织形态的进化，特别是部分国家对海军和佣兵的需求，高纳税能力的商人和匠人获得了选票，金税替代血税，成为了票权的另一个来源。此类国家大多滨海，如希腊、罗马和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少数居于内陆则非常依赖雇佣军，比如佛罗伦萨和米兰。
3.在火枪普及之后，军队规模被迫大规模扩张，在民族国家与总体战出现之后，国家被迫进行彻底的社会动员，每一个男人都有兵役义务，而每一个女人也必须承担军工义务，大陆军加大工业的模式将每个人都变成了战争机器的一份子，故而每个人都获得了政治权利。
毋庸置疑之一：票选制就是为战争而生的。
但是，为战争而生，并不意味着永远与战争绑定。这个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发展得面目全非乃至于彻底走到对立面的情况比比皆是。正如行政部门建立的初衷是为人民服务……；正如西地那非最初是作为心脏病药物而开发的，最后却成了W哥；正如社与资在名实之间的神奇转换。
毋庸置疑之二：票选制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功主要是在经济、科技、文化领域，反倒是在军事领域显得不再那么强势。
毋庸置疑之三：票选制在新世纪面临衰退的迹象，议会制国家的程序性扯皮永无休止，导致政治行动力低下，而总统制国家普遍出现了社会严重撕裂的状况，已经无法再忽视和否认。
要理解这一系列变化，都得详细了解票选制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票选制的几个良性副作用，和票选制在历史过程中的全方位退化。
良性副作用之一：票的初始来源是武力，而且你不是独自一人，你是有战友的，而且大陆军时代的战友们大多比邻而居，这对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是极大的保障。相比于古代的臣民而言，持票者作为参政者具有天然的优势，上位者也不敢轻易忽视和践踏他们。人身与财产安全是与市场经济天然兼容的，甚至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自然人总是倾向于迁往安全无忧的地方，而商人总是更敢于在保障产权的地方投资。在其他政体下，你的事业和财富就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楼阁，君王一怒，上官一念，一切成灰，而在票选制地区，至少地基是大体坚实的。
良性副作用之二：强者与弱者相争，弱者只能屈服，强者与强者相争，大概率两败俱伤，正因为如此，强强之争反而不会太赤裸或轻易诉诸武力，无需贤者引导，规则会自动建立起来，并且得到充分的尊重。什么是强者？（此处省略200字）如果说严刑峻法是上层强加的外生秩序，米式的票选社会依靠的就是互相威慑和长期博弈产生的内生秩序。
良性副作用之三：票不是闷头投就完了，投之前是要议事的，这种周期性常规性的讨论，就构成了表达自由的基础，而表达自由，是一切思想和文化的沃土。虽然说今天西方的表达自由也已经大幅度衰退了，但衰退主要体现在互联网上，如果你肉身开口，基本上还是可以畅所欲言，不会面临任何直接的后果。换一个角度讲，即便他们的表达自由已经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衰退，但横向对比的话，仍然是首屈一指的，这也足见曾经的差距有多大。
正面因素讲完了，下面我们讲点负面的，也就是早期票选制与晚期票选制的区别。
区别之一：早期票选制，选民对于作战方向是基本没有争议的，他们只是需要选出一个最英明神武的统帅来带领兄弟们往前冲；现代票选制，选的就是不同的方向，比如往左还是往右，而在判断方向这种事情上，群氓总是无知的。
区别之二：早期，选民都是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人，要么参军，要么纳税，他们全部是守卫者与生产者，在自身能力与社会责任感两方面都是天然在线的；现代，选民中有很多不创造价值的社会寄生虫，他们不仅无能而且无德，一切以眼前利益和情绪价值为出发点。
区别之三：早期，都是微型社会，就算有的社会稍大一些，也存在一个选民集中的微型精英社会，所以选民对候选人的德行才干都是充分了解的；现代，超大型社会，99%的选民与候选人没有任何交集，好坏完全无从分辨，只能看谁的宣传力度大，更直接一点，谁的竞选经费多。
区别之四：早期，不存在职业政客，候选人都是有自己的本业的，要么是成功的商人，要么是优秀的将领，哪怕选不上，他们仍然有自己的事业和价值，所以对于权位没有那么渴求；现代，基本都是职业政客，当官就是他们人生唯一的指望，所以为了权力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因此也非常容易成为傀儡。
区别之五：早期，传媒的力量是比较弱的，事情是靠做出来，不是靠吹出来的；现代，传媒已经高度发达，掌握叙事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而具体事情的成败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反正只要脸皮足够厚，任何局面都可以自行宣胜，赢学已经成为一门高度实用的热门显学。
区别之六：早期，金融市场是不存在或者比较弱的，想要搞腐败，就得贪污受贿，真金白银送来送去，比较容易出事，这也极大限制了政客与商人之间的私下勾连与利益输送；现代，金融市场高度发达，政策面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转化为巨大的投资收益，如果制造猴市倒几个来回，简直爽到白日飞升，这不仅导致政坛股神频出，也极大提升了ZS勾连的收益。
区别之七：早期，社会总体寿命偏低，老年选民的比例很低，再加上得在家带孙子，再加上现场投票的各种不便，老人投票凤毛麟角；现代，人均寿命大大提高，再加上子女不养老老人不带孙，再加上投票的便利化，老人这个严重依赖福利的群体成为了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区别之八：早期，女性选民是不存在或很稀有的，这就导致候选人长得帅不帅，说话好不好听没什么用，很多人都说嘛，如果林肯这个丑鬼生活在现代，肯定选不上；现代，女性选民远多于男性，而且差距持续稳定增大，原因嘛，第一女人命长，第二女人更闲，第三女人更容易因冲动而行动，想想女星的男粉团和男星的女粉团，规模简直天差地别，结果就是，长得丑的，别说当选，入围都别想，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选美。例如，西大2020大选女性选民8300万，男性只有7500万，女比男多了800万或11%以上，占总体52.5%，摇摆州更夸张，2024大选，宾州女性占55.8%，密歇根女性占56.3%。男人是花心的，虽然也喜欢美女，但主要是想睡她，并不会脑子抽抽想聘她当CEO；但女人是专情的，一旦喜欢上某个帅哥，恨不得全身心都倒贴给他，这就导致外表、声音、演技的因素在现代选举中占到了非常大的权重。
区别之九：早期，世上就不存在政党这个东西，因此也不存在由此而衍生的利益交换和立场捆绑，选民和参选者大体上是就事论事的；现代，政党已经十分强大，交易和分肥的机制也已成熟，客观中立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于是就只看立场不论是非了，为了反对而反对成了基操。
区别之十：早期，BOSS分配的主要标的是战利品，政治行为是外向型的，无论是海盗头子马匪头子还是佣兵头子，都没有资格让任何一个小弟掏出哪怕一个铜板给另外一个小弟，敌人的尸骨和血泪才是本集团的蛋糕和养料；现代，BOSS分配的主要标的是税金，政治行为是内卷型的，敌对党的失败及其支持者的痛苦才是本党的最大的战利品，剥夺对手福利并增加己方福利（包括但不限于税率、福利、补贴的增减；行业准入、行政许可的废立；军、公、教等财政供养人员的聘用与开除）已经成了基本的回馈选民的方式，至于做大蛋糕，那太难了，也太慢了，谁做谁傻。
明白了上述十个区别，你就能理解，早期那个看起来还挺不错的票选制，为什么沦落到了今天这种程度。选民在持续劣质化、福利化，候选人在不断浮夸化、傀儡化，腐败越来越系统化、制度化，而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却越来越复杂化、内卷化，政体的失能、人心的失衡、社会的失序、经济的失败几乎已经无法避免。
有很多浅薄的学者，出于慕强与无知，曾经大力推崇多党制和两党轮替，认为这样的政体有强大的纠错机制。此论大谬不然，党争从来都不能纠错，事实上他们更善于“纠对”，所谓纠对的意思就是，打击对方实施的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好政策。
纠对，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一定会使读者惊诧，但这才是符合人类本性的做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且听我慢慢道来，想明白这一层，才能完全理解当今世界的乱象，让我们先从中国的例子开始吧。
回想同盟会当年推翻满清的运动，当他们选择刺S目标时，他们选择了谁？他们没有选择任何专横守旧的达官显贵，他们选择了留洋五大臣，这五个人，毫无疑问是清廷中最进步最开明的人。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同盟会的宗旨是要推翻满清，该目标依赖于满清的腐朽，如果清廷官员腐朽，同盟会的仁人志士会声讨、会谩骂，但内心深处他们会欣喜若狂，因为敌人越腐朽，就离失败和灭亡越接近，同盟会绝对不会去刺杀任何一个腐朽分子，反而是乐见其做大做强把持朝政。相反，如果清廷出现了改凉的声音，那么这就有可能为清廷续命，从同盟会获得政权的目标出发，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哪怕同盟会与改凉派在施政理念上高度接近，但他们却会优先杀S改凉派。
这才是世界的基本逻辑。爱上同一个女人的两个男人，绝对不会因为有相同的爱好而成为至交好友，而是会成为生死情敌。这是同生态位的惨烈竞争，如果你成了事，那就没我什么事了，所以我必须坏你的事，让你出丑，让你失败，让你彻底失去竞争力。
如果对手做错了一件事情，你会谴责他、嘲笑他，但你一定不希望他改正，更不会动手去帮他改正，而是希望用这个错误将其死死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示众；相反，如果对手做对了一件事情，你只有怀着酸葡萄心理保持沉默，但如果你有能力和机会，你一定会去破坏这件事情，在对手还没有取得成果之前让它黄掉。
另一个机制的存在让废除正确的政策很容易，但废除错误的政策很难。一个政策如果正确，那么一定会惠及绝大多数人口，但每个人受惠的程度都不大，如果有人要停止该政策，那么就会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既然损失是大家平摊的，就没有任何团体会站出来阻止；一个政策如果错误，那么一定会显著利于一小撮人，如果有人要停止该政策，那么这一小撮人就会有极强的动力站出来反对和阻挠，甚至到以死相拼的程度。一句话，公共利益总是很容易被剥夺，而特殊利益却往往坚如磐石。
这就是党争，在对手正确的时候，绝对没有成人之美，只有造谣抹黑、砸锅拆台，在对手错误的时候，绝对不会查漏补缺，只有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在两党制下，人们会本能反对对手的一切举措，但这种反对有真有假：对手如果胡来，你会口头大声反对，但并不会真的采取有效行动去制止他，你满心希望对手把事情搞砸，然后你就可以站出来秀先见之明，“你看我早就说了这么搞不行嘛”；对手如果在做一件很有机会成功的事情，你骂的声音就会小很多，因为你担心一旦成功会显得自己像个傻瓜，但你会积攒力量、寻觅机会、制造借口，以雷霆之势终止对方的行为。
功必须自我成，人性就是如此。对于没有超越世俗功利荣辱的人而言，他努力推进一件事情，其目的一定不是让这件事情成功，而是他本人要获取做成这件事情的荣誉和奖赏。
政党制度把人的利益和立场固化捆绑，一个最简单而诛心的问题就是：如果对手的某项举措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但成功之后毫无疑问会导致你败选，甚至下届、下下届都没有机会，那么你是希望他成？还是希望他败？
西大的政治就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两党都做了很多砸对方锅的事情，党争之恶，林林总总，但纠对机制，无疑是诸恶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