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有一部名叫《白毛女》的电影，影响非常大。

电影情节基本是这样的：

恶霸地主黄世仁欲霸占年轻貌美的喜儿，遂与管家穆仁智设计，以重租厚利强迫杨白劳于年内归还欠债。

旧历除夕，杨白劳终因无力偿还重利，被黄世仁威逼在喜儿的卖身契上画押。

杨白劳痛不欲生，回家后饮盐卤自尽。

初一早上，喜儿被抢入黄宅后，受尽折磨。黄世仁为斩断喜儿对大春的情丝，夺回王家租地，驱逐王大婶母子，又伺机将喜儿奸污。

大春救喜儿未成，投奔红军，怀有身孕的喜儿在黄家女佣张二婶的帮助下逃离虎口，途中生下婴儿，旋即夭折，后独自入深山穴居，餐风宿露。

由于长期缺少盐分摄入，一头青丝变成白发，喜儿因常至破庙中取供品充饥，被村人迷信视为“白毛仙姑”下凡显灵。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春随八路军回到家乡。

此时，黄世仁借村人迷信，制造“白毛仙姑”降灾谣言惑众。留乡工作的大春为发动减租减息，提高群众觉悟，十五之夜，亲往跟踪查探，竟在山洞中与喜儿相逢。

在全村公审会上，黄世仁、穆仁智二人受到严惩。地主被镇压了，喜儿报了仇伸了冤。她重又回到自己的村庄，与大春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头发也渐渐变黑了。

电影《白毛女》取材自1945年由贺敬之等人创作的歌剧《白毛女》，

歌剧《白毛女》又取材自1944年《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满天，在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山区，广泛实地采访而写成的纪实文学《白毛女人》，

李满天之所以要写《白毛女人》，是因为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有了新的方向。

解放战争期间，歌剧《白毛女》是前线解放军完成战前动员的王牌节目。

我们都知道，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俘虏了大量的国民党士兵，那该如何将这些国民党士兵转化为坚强的解放军战士呢？

白天开诉苦大会，晚上看歌剧《白毛女》。

绝大部分国民党士兵，本身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几乎人人都有一个姐姐妹妹是“喜儿”。

这些解放战士初看《白毛女》的时候，联想起自己的姐姐妹妹，个个嚎啕大哭，有怒不可遏者甚至直接拉开枪栓，准备对台上的“黄世仁”开枪。

后来，解放军专门作出规定：凡是观看《白毛女》，任何人不得携带枪支。

最后埋葬蒋家王朝的，大部分都是“喜儿”的哥哥弟弟。

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无数解放战士高举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旗帜，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朝鲜战争。

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恨国党搞不明白，中共为什么会这么信任这些解放战士？这些解放战士为什么面临那么大的战场压力，也不临阵倒戈？

恨国党们找不到理由，它们只能将之归结为中共给解放战士洗脑了，归结于中共拿家人的安全威胁解放战士。

真实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广大的志愿军战士不愿意让侵略者再踏入中华国土一步，不愿意“还乡团”再重来，不愿意自己的父亲再成为杨白劳，不愿意自己的姐姐妹妹再成为“白毛女”。

我可以死，但我绝不可以退。

现在你竟然告诉我，“解放前地主根本不敢压迫长工，还要哄着长工”，

呵呵，“还乡团”难道真的要重来了？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感觉很多人明明自己就生活在社会里，却缺乏对“社会”这个概念的理解，脑内对社会、阶级的想象，就是跟网文小说里面一样，所有人都是按照一个莫名其妙的“不可逾越”的社会规则在生活，没有情感也没有主观能动性。

网文里面，权贵家里的丫鬟仆人，都是唯唯诺诺，生怕说错一句话就被杖责发卖，丝毫不敢逾矩。而清朝人曹雪芹写的《红楼梦》里面，仆人们吃穿用度也都不凡，丫鬟们日常跟主子玩耍嬉戏，还耍小性子。老仆人更是倚老卖老，借酒劲儿骂主子“爬灰”、“养小叔子”，也没人把他怎么样。有人一看，不对啊，你看封建社会的仆人们过得都挺不错的，丫鬟还敢当着王夫人和贾母的面叫贾宝玉“呆子”，果然是封建社会人人平等。

这其实就是把社会问题极简化的二极管思维，压迫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压迫。

这类人一般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将系统性的阶级压迫和阶级矛盾，转变为“好人”和“坏人”之间的矛盾，此类代表就是，列举各种“好地主”和“坏穷人”的真实例子；第二就是，用处于人情世故的灰色地带和不触及矛盾根本的小恩小惠来试图推翻系统性压迫的存在。

对于“好地主”的例子，就不多说了，反正网上的地主后人，他们的祖先人均好地主，几十年了都见怪不怪了。

但是第二点，就很有意思了。

首先，长工和地主的矛盾是什么？是地主有没有让长工吃饱饭吗？是地主给不给钱吗？要知道，封建社会再怎么说也不是奴隶社会，很多农村，普通的地主和长工，也就是雇佣关系，虽然肯定说不上地位平等，但也不是主仆这种关系。而且，你找长工是让他干活的，不吃饱怎么干活，机器还要定期维护，吃饱饭这点成本又算什么。

那你说，地主和长工之间的矛盾是什么呢？

地主和长工的矛盾在于，为什么大部分土地只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为什么长工没有自己的土地。这个问题，跟地主是不是好人没啥关系，跟地主给不给工钱也没啥关系。

这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是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情况下，小农承受天灾人祸的风险能力极差，导致的土地兼并的必然发生，是土地所有权问题，是生产关系的问题，是随着经济关系带来的乡绅政治腐败、长工与地主之间的经济和人身的依附问题。

正如《红楼梦》里面，主子跟仆人之间的鸿沟，并不是体现在作为主子的宝玉害怕丫鬟晴雯生气这里。

想明白这个根本矛盾，就不会纠结题目中的问题了。

觉得长工就舒服的，祝你们回去当一辈子长工。

996就觉得被当成狗一样虐待了，喝点酒就觉得服从训练了，被指着鼻子骂两句就觉得践踏尊严了。

转头又觉得过去挨打挨骂挨饿、被人身控制的长工有尊严，有地位，会被哄着，会被宠着，以此来小姐和抹杀革命的必要性和进步性。

自由派的面目从来都没有变过，他们一方面对过去世界各国革命先烈争取来的自由平等法制这些遗产垂涎若渴，恨不得插在自己脑袋上，像公鸡一样四处炫耀，仿佛自己复读几句就能遮掩自己的丑恶面目，甚至仿佛革命失业是他们复读而来。

另一方面又百般厌恶和污蔑历代革命先烈，经历了996就化身巫蛊哥布林恨不得世界毁灭的这些人，又要求过去被杀了全家的人不要反抗，要求革命先烈完美的、不流血的、没有一丝错误地创建革命。

你说他们是想当沙皇当皇帝吗？不，他们连当暴君的胆气也没有，充其量就是渴望当太监。

小资产阶级说的就是这样的人，一边跪着想进入既得利益阶层却连当狗都无门，一边鄙视底层劳动人民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所以一方面，他们虽然对于自己阶级之上的既得利益者非常痛恨，但只是痛恨自己不是既得利益者的一员，并不是要彻底地打倒那个阶级。

他们倒不是厌恶一切的变革，准确来说是厌恶一切不利于自己的变革。

把既得利益者的资源分给他们，他们很开心，但是如果继续下沉给更底层的人，他们就会瞬间厌恶和愤怒。

田目人为什么最喜欢复读法制？认为落实法制就能解决一切？因为只要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法是哪个阶级的法，这个法要怎么确保执行，这些更关键的问题抛开不谈，视而不见。

田目人的思维我已经不愿称其为坏了，因为那就是蠢，单细胞生物一样的蠢。

他们复读盐碱地的思维和摔倒后拍着地板说地板坏坏是一样的。

他们复读秦制的思维就和小孩子挨打了就觉得父母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是一样的。

他们喜欢复读资本不会剥削，权力才会剥削的思维，却无法也拒绝解释为什么权力会掌握在某些人手里，而不掌握在其他人手里。

本质上是认为人天生有三六九等之分，所以有些人是神选之子，所以脑子天然比其他人聪明，暴力天然比其他更强。

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建立在物质生产运行方式结构的基础之上的，就好像浪花之间的高低不平是因为更下方的海水涌动。

田目人的思维却觉得是人先确定了自己的地位，再让这个社会按照自己的想法运转。

所以他们推崇法制，但是不说清楚怎么将法制推行下去，因为根基就是认为社会存在会按照社会意识的需要去运行。

简单地认为制定好了一部好法，社会就会按照法的设定去运行。

所以过去的苦难都是坏法坏君导致的，那就只要创造出好法好君就可以了。

他们虽然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抱着本能地厌恶，但是拒绝进一步思考促使这些事情诞生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好像狗挨打了也会叫，但也只会叫一样。

这些人的脑子里拒绝承认事物本身的变化，拒绝承认苏联会从好到坏，封建制度从秦始皇时期的先进到满清时的落后，在他们眼里，一个事物开始怎么样，结局就是怎么样。

苏联后来变坏了，所以一开始也全是坏的，于是苏联建立时的苏联人是愚昧不堪的，苏联解体时的人又通通变得深明大义了。

反过来，美国曾经伟大过，所以现在也是伟大的，以后还会一直伟大下去，所以阿富汗俄亥俄萝莉岛这些事也是伟大的，是自由民主的。

把些差异的变化归结为个别人的先天意志，最终就是走向宗教和种族主义，人和民族天生就是分三六九等的。

所以虽然革命为他们带来的自由平等和进步让这些人垂涎不已，但是他们一想到进一步的革命可能会会让他们和泥腿子站在一起，就恐惧得不得了。

于是就要论证，过去的地主和皇帝也会做好事啊，把他们全部推翻的革命是不行的。

这几天正好转录了一个闯关东的山东农民孔庆裕的诉苦材料，孔庆裕的经历里有过给地主做长工（即抗活、吃劳金）的经历，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宾县宁远区的训练班里遇见了孔庆裕，他是该区钟光恩村的住户，我们认识的那天晚上，谈了许多事，从现在到过去，从自己到别人，谈得很夜深。窗外下着倾盆大雨，他以痛苦、恨、错综复杂的感情，向我诉说了下面的一些遭遇。

孔庆裕原是山东人，从九岁起就在家乡给财东家放猪，十一岁放马，十四岁扛半拉活。天天叫即起，撑灯还捞不上做吃的干活，一年还糊不住各个的嘴，没法，就在民国二十年的正月，同父亲孔宪五，二哥孔庆银，五哥孔庆风，七弟孔庆发，一行五人来投奔关外松江省珠河县四哥孔庆知处。孔庆知有二马一驴一车，租侯东家的地种。于是哥儿五个和老爹就租了侯东家十五垧地种，并借给一千五百元买吃粮和籽种。问他多少利钱他却说：「咱一东一伙先用着吧，秋后再说。」

侯东家有地一百五十垧，好几虎窝棚（？），除了出租地外还倒腾粮食，柴草、猪马，行市贱往里收，行市贵往外卖。同时又放大头利（即高利贷），球河街里一带的老百姓称他为「侯扒皮」。

孔庆裕哥儿五个再加上老爹，租种十五垧地劳，力有余富，向侯东家多租几垧地他不答应，他说：「若要多租我就不招。」向别人在租进几垧种他也不答应，于是余下的劳力就给他干活。每天天不亮就上山锯树木，拉回来劈成子，捆成捆，一挑一挑的给侯东家送去。春天卖零工，人家给四毛，他给三毛，地人家给八毛， 他给六毛，割地人家给一元一，他给一元，若不给他干他就抽地。秋后拔炕、抹墙、扛场（卽打完场把粮食往家扛）是帮工，不给工钱，平日送信跑道，婚丧喜事搭忙也是帮工，过年过节还必须提着点心冰糖，或是板鸭大海米去瞧看东家。

哥儿五个和老爹，仍和在关里一样，天天鸡叫即起，撑灯还捞不上吃饭。拼命干也糊不住半饱。到七月， 地里庄稼一片绿，谷了齐眉，苞米粒子已瞪（？）的了，一家六日盼着今年是个好年成，那知白露的那天早晨，东半拉上来了一股子云，一忽儿天色变成黑白胧胧，再一忽儿就嗦的下起大雹子来：整整下了一头响，黄豆谷子全被打得躺下了。老爹的眼泪雨点似的落下来，想要收拾地又没人乎，哥儿几个被侯东家叫去垒猪圈了。结果十五垧地统打了十四担粮食。九月十五打完场，十月初三侯东家就指斗要粮。一早起来，老爹就东头顚跶到西头，西头颠跶到东头，借来了几斤白面，一小鸡。快响午的时候，侯东家迈着四方步子来到孔庆裕家里。孔庆裕战战兢兢的朝炕上放饭桌，端上烧酒白面饼。小鸡熬粉。吃饭的时侯，老爹畏畏缩缩的说：「侯东家，庄稼雹子打了，地里打不出粮，租子交不上，除给官家拿花销外，余下的着全给你老送去好了。」东家一边啃翅膀一边抢着说：「租子交不上可不行，雹子打你没打我。」于是他就算起来：十五垧地二十石租子，春起借一千五百元，加六分利，共二千四百元。当时最高的利是四分五，侯东家说：「钱是人家叫放的，人家要六分利咱也只能照六分利收。」孔庆裕还不起租子和钱，侯东家就把孔庆裕的二马一驴一车一折合，还差二千四百元（第二年才还清）。孔庆裕的十三岁的小兄弟看见车马被赶走，就抱着爹的腿放声哭起来，并断断续续的说：「爹，咱家啥也没有了。」之后，老爹整整哭了八天，四哥七天没有吃饭。阴阴惨惨的饿过了冬天，侯东家把地抽回另租他人了。

第二年哥儿几个分头去给人家抗活，孔庆裕到珠河东（应该是地名？）！给郑学文吃劳金，郑学文有地五十五垧，一年一百五十元劳金钱，啥也不管。正月十五上工后就上山打柴火。拉柴火，劈柴上垛。化雪后倒粪，送粪，收拾地场子，据地、种地、（？）地，拿大草割小麦、收拾场院，割线藤，拔白菜萝卜，脱胚盘炕、抹墙，割本田、拉地、打场、扛场、挑水、割草、喂马，饮牲口……无事不做。到七月二十五，孔庆裕得上了伤寒病，躺炕上啥也不能吃，浑身发热，脑瓜痛得抬不起来。郑学文气凶凶的跑到下屋，对孔庆裕说：「吃起来几大碗的往肚子里倒，干活起来就有病，看你这贱身子有多娇贵。眼下地里正忙着拿大草，你装病躺炕上不起是心眼。孔庆裕用一条胳臂撑住炕沿，想挣扎起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又使他创下去，一年的劳金钱治病吃药花了。病好后又给郑学文补了十四个工。腊月下工时，身上还是一套破夹袄，连帽子都没有，忙碌了一年啥也没捞着。

来年正月，孔庆裕就投奔木兰李作舟家，李作舟是他在山东时拜认的干老，有地十五垧。孔庆裕在他家卖一年长工，吃二年劳金，积下了几个钱，到康德七年的腊月。化了三百元在宾县新店娶了一个媳妇。老丈人因闺女岁数小，不愿意闺女嫁走。所以孔庆裕也没有回到木兰干老处。就留在新甸老丈人家了。老丈人家里很贫寒也给别人抗活，孔庆裕本想也找个主抗活，但他又寻思：「抗活，吃劳金，租续地，打九岁起一直到如今，自己捞着个啥。当牛做马，累死累活的干活，还赔了本。」于是老丈人设法给他借了几个钱做小本，孔庆裕就挑个小挑，卖个小鸡和鸡子。春天卖个青菜。夏天卖个鱼。秋天卖个土豆，从（？）挑到新甸，来回三十六里地。过年媳妇添了个闺女，半饿半饱混了三年，挣来的钱养活不了三口人。到康德十一年的二月间方正东、柳其风来（？）招工，给方正东的日本人修道挑土，柳把头说一工能挣三十元，孔学裕就寻思：「修马路的小壕沟，三尺宽，底口一尺五，深三尺三，六毛钱一米远，一天能挖十几米远，可挣十二元。」为了多挣钱，孔庆裕不管死活就报上了名。打了保证，领来三十元。到了方正东。情形和柳把头说的完全不一样，是修大水壕。工钱一天一元四毛，除了扣去八毛钱的饭钱。还剩「六毛干了六个月，没约一个钱，日本人和把头边天天拿着鞭子在屁股后面抽。没法。偷跑回来，连院上睡觉盖的麻袋也没来得及拿上带回来

刚回到新甸，在街上就碰上了（？）板站北的区长刘云系，刘有三十余垧地全部都出租，三个老婆。前二个月，刘区长的兄弟刘二赶车去新甸卖黄豆，走至当河桥，太阳二杆子高，车马被胡子劫走，刘风长问刘二什么样的人劫的，刘二说是个山东人，说起话来楂呀楂的。刘区长把新甸，椒板站两个地区的山东人都抓起来审问过，没审问出什么。这回刘区长碰上孔庆裕，刚好孔庆裕也是山东人。说起话来楂呀楂的。又住在新甸。从前又常跑新甸到柳板站的道条道。因此就说他的车马是孔庆裕劫的。孔庆裕连家都没赶上回，就被抓到柳板站警察所，带上手铐，用宽皮条拍了卅几下，背上，胳臂上的皮都裂开了口。后又把辣椒水从鼻子嘴里滋进去，辣的险不住。连头发根里都冒出了血，才押进笆离子。押了一个多月。刘区长给孔庆裕家携了个信，说孔庆裕偷了车马被押在笆离子，叫他家拿钱来购人。孔庆裕的老丈人拿不起钱，孔庆裕就被刘区长判了六个月罪，送到哈尔滨模范监狱。

孔庆裕的媳妇在家，把仅有的一件小棉袄，一条破夹裤卖了度生活。后来没东西卖了，母女两人就拉棍捧瓢的到各家去要饭，饿得面黄饥瘦皮包骨头。

六个月期满，孔庆裕在模范监狱长了一身疥疮出来，问到家里，不几天，小闺女也传上了疥。全身烂的没一块好肉，连眼睛都封口了。烂了足足一个月，小闺女就烂死了。孔庆裕的媳妇哭得死去活来三回，后来就得上了羊癫疯，直到现在也没好。

康德十二年的三月间，孔庆裕就领看媳妇和邻居王长山赵禄等人从新甸转到山里大石头沟（即现在的钟光思村）去开荒，这时雪还齐到膝盖。用镰刀割草，搭草棚。手都冻裂了口，裂口像个大眼睛，流出的血立刻就冻上了。割完篙草就用耙子搂，然后再用镐头刨地。每天都吃山茶稀粥。正刨的时候饿得没法了，放下镐头就卷青蔓茶和野葡萄紫吃。这一春天，孔庆裕刨了七亩地，积了六亩地苞米，一亩地萝卜，白茶，土豆。正到割地的时候，财神庙的警察来（？）户，不准种此地，还要烧房子。孔庆裕就紧忙割下苞米，捞下穗，用苞米杆盖好堆在地头上。白菜萝卜也下了地窖，后就领着媳妇下山了。满洲国倒台，孔庆裕就领着媳妇上山，一担点苞米一粒不剩，三石嚼苞米剩下三斗，三千斤萝卜剩下一千斤，二十棵白茶剩六棵，八百多斤土豆一个没剩。孔庆裕看了心里难受。流下眼泪来。但他仍想：「满洲国倒台。口子总有指望，再然一熬吧！」于是来年又刨了三亩荒，镐头重，把手都摔出了血，汗水直顺着脸旁往下淌。连去年的七亩一共是一垧地，秋天打了六担粮没出荷，没拿花销，刚够吃，日子才有一点起色。九月间实行土地改革后，穷人翻身孔庆裕分到了一垧半地。到九月末，胡子李清云除到了财神庙。李清云是马家岗的，有官地二十六垧，四马一车，地全部出租，刚实行分地分房时，他就把光复后他所组织的保安队拉出去当了胡子，到处杀人抢东西，破坏翻身。李青云一到财神庙后，就破口大骂，「好，都跟着八路跑了，你们都是亡国奴。我们是中央军，要把你们这些穷头都杀光。」全村的人在山坡上几天几夜不敢回家，下雨时全身淋得像落水狗。肚子饿了就啃生山饺瓜蛋，晚上睡在山坡上，脑瓜被蚊子咬得起了大疙痕。

孔庆裕也跑到山上，只剩下媳妇一人在家，李青云对其媳妇说：「你掌柜参加八路叫我们打死。你成小寡妇了。」于是，把一杆长烟袋，一变布鞋，二十三只小鸡都抢之一空。

孔庆裕一不赌钱。二不嫖女人，三不喝酒，四不抽大烟，从民国廿年起始租种地一年。后来就抗大活，卖正夫，挑小挑。开荒地。起早贪黑。当牛当马。就了十六年。结果啥也没捞着。不但没捞着。还赔了二匹马一头驴，一辆车，一个麻袋，一件小棉袄，一条破被罗，一个小闺女，一担黏苞米，二石七斗晒苞米，一千斤萝卜、十四棵白茶。八百斤土豆，一杆长烟袋。一双布鞋，二十三只小鶏。

孔庆裕的诉说。告诉了我一个铁的道理，「地主恶霸便是病」。从关里到关外、从珠河到宾县。哪里有地主恶霸，哪里就没有农民的活路。

某乎特色，在此總結：

教解放前的佃戶愛地主；

教被剝削的勞動者愛資本家；

教集中營囚犯愛獄卒；

教沙俄農奴愛沙皇；

教蘇聯人民愛葉利欽；

教非洲土著愛殖民者；

教美國黑奴愛莊園主；

教愛爾蘭飢民愛英國女皇；

教阿根廷人民愛米萊；

教巴勒斯坦難民愛內塔尼亞胡；

教墨西哥人愛毒梟；

教緬甸人愛電詐頭目；

教印地安人愛歐美開拓者；

教駱駝祥子愛兵痞；

教白毛女愛黃世仁；

我已經無數次，在首頁看到諸如「為什麼白毛女不嫁給黃世仁」的問題。

遇到此類問題，剛開始我還會一笑了之，只認為是某些毫無歷史常識的人所提出，直到類似的問題越來越多，我才逐漸感覺到「後怕」，這才過去多少年？打倒的妖魔鬼怪就要重來了？

關於白毛女的故事，我不再贅述，因為諸位讀者肯定有所了解，我只想和諸位強調一點小花絮，大家就應該能對舊社會地主的形象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了。

陳佩斯，著名的小品演員，他的父親陳強，正是《白毛女》中黃世仁的扮演者。

據陳強回憶，自己剛開始得知自己要飾演無惡不作的黃世仁時，內心是拒絕的。

彼時的自己才剛剛涉足演藝圈，若扮演一個反動性質十足的角色，恐怕未來的演藝路，就只能與「反派角色」相伴了。

但面對導演的請求，以及新中國建立之初國內文娛領域對「反派」塑造的缺失，陳強懷揣著忐忑的心，撿起了黃世仁這一角色。

《白毛女》上映後，在國內引起巨大反響，很多戰士原本是笑著走進片場，演出結束時，都變成了沈默不語、暗自握拳。

為什麼？因為影片中的黃世仁，讓他們看到了昨天的自己，是怎麼被「壓迫」的。

影片中的黃世仁，讓他們想起了，自己是怎麼被迫和家人分離的。

「喜兒」只是一個時代的縮影，該角色所代表的，是無數舊社會被壓榨、被凌虐的勞動者，影片中的「黃世仁」，或許已經足夠令觀眾痛恨，可現實中的地主，只會比黃世仁更可惡。

藝術作品，需要考慮到觀眾群體受眾年齡大小，不可能將完全血腥齷齪的一幕完全還原出來，但即使是「黃世仁」作惡的冰山一角，就已經能讓觀眾義憤填膺。

觀眾們對於地主的痛恨有多深呢？飾演地主黃世仁的演員陳強，演出過程中曾險些遭遇「槍殺」，觀眾席中有人已經忘記這是「表演」，而是切身代入自己的遭遇。

即便是表演外的日常生活，陳強也「處處碰壁」，靠著這張「地主臉」，他出門買菜都會被路人「指指點點」。

你能怪是群眾們「太惡毒」，把氣撒到一個演員身上嗎？

我倒是覺得問題的本源，不在於觀眾群體又多容易被「煽動」，而是陳強所飾演的那一類「人」，實在是太讓群眾厭惡。

假使地主階級真的能得民心，或者說能和農民們「和諧共存」，演員陳強會走在街上被打、演完戲被百姓扔爛菜葉嗎？

假使舊中國的地主階級，有一半，甚至說是三分之一，能夠多少做到「尊重勞工的人格尊嚴」，我想也不會落得人人喊打的局面。

舊社會的大多數中國人，向來都是比較能「忍耐」的，遇到地主剝削，只要你不威脅我的人身安全，我就權當自己命苦；地租高了也至多是罵兩句，回家還是抓緊推磨盤補上缺的糧租。

莫不是被逼到絕路，誰願意去拿槍鬧革命？但凡能有「一口氣」可以喘，多數農民佃戶，也都是會選擇「忍氣吞聲」。

很遺憾的是，絕大多數地主，或者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的地主階級，不僅僅是問你要「錢」，他們甚至還要取你的「命」，吸你的「髓」。

楊白勞至死的前一秒，都還在努力償還虧欠黃世仁的「債務」，請問是楊白勞不努力、好吃懶做導致的悲劇嗎？

不是的，這位可憐的老人，已經獻出了自己所能獻出的一切，可是他的死能打動黃世仁嗎？在他死後，黃世仁放過喜兒了嗎？

有的時候，我看著一位位與地主共情的小布爾喬亞在網路空間無病呻吟，甚至幻想著回到民國如何如何，就會感到一陣惡寒，既痛恨其不明事理，又惋惜其「愚昧無知」。

我始終困惑於部分人的思維邏輯，平時若遇到國民與執法人員發生衝突，不分青紅皂白便是「我們都在努力地活著」、「時代的一粒灰塵落到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大山」、「是什麼逼得溫順公良的中國人反抗」。

可若是與民眾發生衝突的對象換作被打倒的「地主」，他們便又立刻「寬容」起來，強調地主也是有「苦衷」的，還鄉團也不是「故意作惡」的。

對待新社會的種種制度吹毛求疵，動輒幻想著被推翻打倒的階級歸來後，自己能被「提攜升職」，卻不曾想過，若被打倒的「牛鬼蛇神」重來，你我大抵也不過是在寒風中倒斃的另一個「楊白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