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延安和重庆方面电报现在应该都是公开的，其实就是整个新四军早期游击主义、山头主义严重，且项英自认直接领导是王明-莫斯科，和延安八路军中央是平级关系。导致从上到下不听指挥。离谱到什么程度，项英一直在和延安和重庆打马虎眼，两边忽悠，阳奉阴违。成了历史上唯一一个同时放毛蒋三个月鸽子的将领，一万多人的部队和他们玩起了“你猜我今天在哪里”的捉迷藏。除此之外电报内容还充斥着撂挑子不干和打军长叶挺小报告，在行军路线上搞南辕北辙，无视延安指挥掉头向南往国民党皖南包围圈里冲塔，这一操作让当时负责驻防的国民党都没有看懂，以至于后来叶挺被俘后韩德勤去常凯申那里求情，脑补下当时在江北准备负责接应的陈毅是什么感受。离谱程度之大以致现在的一部分历史研究学者开始从精神疾病角度分析项英当时的所作所为。而且项英等人经常背着军长叶挺开会，叶挺被架空是个光杆司令。叶挺对下面四个支队谁也叫不动，其中以高敬亭最甚。接到北撤命令后，三个月从舒城走到肥东走了50公里，最后叶挺忍无可忍给枪毙了，后续造成新四军第一次分裂，1000多名高敬亭部队成员出逃。在渡江问题上仅陈毅所属一师遵从延安命令完成渡江，为新四军后续重建保留了革命火种。

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皖南事变之时，新四军已经被十倍与己的国军团团包围。就在此时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等20多位军部主要领导居然扔下部队带着军费自己跑了，在藏身山洞中遭到警卫员刘厚总临时起意叛变被全部枪杀并带走全部军费。此时军长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簌石居然毫不知情，危急关头叶挺才收到延安电报要求全面主持工作。在四面被围新四军已经大部战死的绝境之下，叶挺单纯地认为凭自己的地位和面子可以只身出面和谈解决。结果被俘成了最大的替罪羔羊。后来就有了周公那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名句，与此相对的主席对项英之死的评价是“一命呜呼”。

可怜6000多名历经十多年游击战争的新四军基层指战员在日军眼皮子底下，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成建制地牺牲在顾祝同手里。

在党史上对于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指战员和叶挺军长一直有着极高的评价，对于顾祝同为黄桥事件公报私仇，清除黄河以南共军根据地急于同室操戈也是非常鄙视。至于那几位身亡的领导一直评价很低，甚至是负面定性。后来因其过往革命成绩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进行平反。到现在评价也是不高，在影视剧拍摄上原则上不予正面宣传。所以大家能够看到的新四军电视剧基本都是刘少奇和陈毅重建后的新四军故事。

中共也因此事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也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全面清除莫斯科共产国际势力，完成了马列主义政党中国化。对山头主义、军阀思想进行了全面清除。政令开始走向成熟化、统一化、制度化。在政党和军队发展上彻底抛弃了莫斯科、重庆方面的外援幻想，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后续发展过程中独立完成了中国革命工作。

回顾整个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今很多公司职场的缩影。很多所谓的大厂公司的组织能力相比起我党的组织能力依然处在草台班子阶段。

复盘历史，皖南事变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发生的。

看历史材料，总觉得项英那人似乎精神上有些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莽，许多时候办事方法匪夷所思，甚至总是和朱毛唱反调。比如说京汉铁路大罢工时期，在明知道吴佩孚已经动员军警明确警告要镇压的情况下，还带着工人们强行冲卡搞飞行集会，在北洋军反复警告离开的前提下还铁头娃一样的煽动工人硬和军队对着干，搞得大量工人无意义的死伤。又比如说红军时期，张辉瓒，朱毛的意思都是不要杀，然后项英趁着朱毛不在就是把张辉瓒给杀了，事后朱毛都说这杀错了。类似的事还有许多。皖南事变之前，项英和叶挺的关系也很糟糕，项英借口叶挺不是党员，在新四军的许多决策问题上都有意排挤正军长叶挺，对其权力进行排挤。

当然，叶挺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说身为国民政府新编第四军军长，向重庆方面请示报告，气血上头杀了高敬亭等事情，也是导致项英排挤他的原因，感觉项英总觉得叶挺不可靠。

新四军一二把手不和，两人矛盾互相指责的电报分别向重庆和延安不断派发，延安方面看着头疼，领导层不团结这对新四军是大患，对重庆是好事，国民党就抓住这个机会不断对新四军高层挑拨离间，不断埋入猜忌和矛盾的种子。而在皖南事变之前，叶项两人的矛盾都已经公开化，这俩人都公开发电报表示要辞职。新四军军部和延安之间互相吵架的电报多达数十封，感觉就像是工作压力大的下属在和公司领导耍性子一样，延安方面无可奈何，不断发电报警告项英一定要保持团结，不要太过火，项英就直接用撂挑子威胁延安。

为啥他老唱反调搞的中央下不来台？除了个人性格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属于国际派，也就是说是王明的人，恐怕他内心是瞧不起延安的人的。早年宁都会议时，他就是代表国际派攻击批判教员的急先锋，就搞的教员下不来台，批判内容包括不尊重领导、组织观念不强、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等等。为逼迫教员离开决策核心出了大力，之后教员就过了“三年鬼都不上门的日子”，而中央苏区极左风气越来越厉害。而红军长征后，项英和陈毅负责留守，陈毅就建议说把留守红军和地方武装分散到各县，打游击战争，不能像第五次反围剿时和国民党搞大兵团作战，然而项英就主打一个：不听，非要组织留在苏区的红军主力和国军硬刚，结果惨败，导致苏区残存地盘全部沦陷，而留守红军遭到惨重损失后被迫分散开始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

而皖南事变之前，项英的骚操作就很多，根本不听中央的，而是自行其是。事实上，党内他唯一能服并且听话的，恐怕只有王明了。

其实，皖南事变也并非完全是不讲武德的偷袭，在之前国民党已经明确给我党下了通牒。

从1939年到1940年，因为绷不住的敌意，和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诸如广西学生军事件，夏家山事件等，两军在南方的摩擦逐渐增多。1940年，国府军令部长徐永昌领导制定了《关于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南异党军队的指导方案》。到了七月，国民党高层基本形成一致意见，并将意见直接送交到周公手中，明确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到黄河以北山西察哈尔两省，以及晋东北和冀鲁交界地区，不然就威胁动手了。

接到警告后，根据刘少奇建议，中央就命令他项英和叶挺带军部渡江，到华中发展。因为当时两党摩擦已经越来越厉害，留在皖南的危险性越来越大，而且彭雪枫和李先念的部队在华中发展很快，把军部带到华中发展空间更大，然而项英选择抗命，就不，就要带着军部往南下。虽然陈毅和叶挺主张听中央的，但是奈何新四军军部是项英说的算。

事实上，黄桥战役的发生，背景就是这个，项英这是公开抗命，违背中央，而陈毅不想对抗中央，二人发生冲突后，陈毅便和粟裕自己带着本部过江，这就是黄桥战役发生的背景。事后看，这是好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成立将新四军分部，避免了未来在皖南被一波团灭。

无论如何，对抗中央命令都是洗不干净的吧？哪怕是中央命令批评项英和要求执行命令，项英也是置之不理。哪怕之后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变成了孤军，项英也不为所动。

9月份黄桥战役更加刺激了国民党高层。之后，1940年10月12日，朱毛再次致电项英和叶挺：“整个南方有变成黑暗世界之可能，军部应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

项英的处置是拖延，借口北上困难，就是不动。

10月19日，国军正副参谋长何应钦和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最后通牒式的电报：限期一个月之内必须把黄河以南我党军队开到黄河以北。并制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上呈蒋介石。

ps：一个事实是，蒋介石收到这个计划的第一反应是压下，并没有如同想象直接批准。他很犹豫。是的，其实皖南事变的策划并不是蒋介石，而是国军军政高层，而这个计划制定的动机主要有两条，第一是国军高层对新四军不听命令拒绝向北转移的恼火，第二是对黄桥战役的报复。但是其实，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有转机的，那就是按照最后通牒立即转移，皖南事变还是可以避免的。

坑人的是项英还在磨磨唧唧，有意拖延。11月以前延安多次命令北上，而国民党的最后通牒是10月19日送达的，然而到了11月下旬已经过了国民党最后通牒的日期后，项英给延安的电报还是表示北上有困难，建议留在皖南。这纯属扯淡，陈毅北上怎么就没有困难？你项英就有困难？

你这是完全不把周围的国民党十二万大军当一回事，也不把中央当回事啊。直到12月7日，忍无可忍的蒋介石终于批准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指示顾祝同，12月31日是新四军转移的最后期限，如果到时候“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一直到了12月13日，项英终于才察觉事情似乎有些不妙，才少见的主动给延安发请示电报：“目前很难迅速北渡，我们行动应如何？”

教员都快被气炸了，早就让你们渡江北上，你们不听，现在发现问题了，反而甩锅，问我们的意见，早做什么去了？第二天就回电，命令新四军军部月底前必须北移完毕。

然而。项英主导的新四军军部，还是没动。

12月26日，距离蒋介石给的最后期限不到一个星期了，忍无可忍的教员又专门给项英发了一封批评电报：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求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便将方针给了你们，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走到这一步，项英也知道拖不下去了，必须渡江北上。1941年1月4日，项英和叶挺带着新四军军部、9000余皖南部队拔营北上，3天后便遭到国军伏击，“皖南事变”发生了。

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项英的骚操作还是没完！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就应该当机立断突围了，军长叶挺制定了突围方案，但是，项英还是拖延扯皮！拖拖拉拉！军情紧急时刻他还在扯皮较劲。

而且最荒唐的一个操作，就是在危急时刻，1月8日夜晚，副军长项英和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十数人和秘书长李一氓一行20余人不辞而别，先后离开了军部。而军长叶挺、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对此毫不知情。是的，项英在最危急关头把部队扔了，自己扯呼了，而且完全没有和叶挺打招呼！

几小时后，叶挺才得知有领导人擅离，他马上找到饶漱石，向他通报了这一情况。战事紧张时核心领导人居然全跑了？而项英一行人为何不辞而别，至今无从考证。这二十多人，后来都牺牲了。谁也无法知道项英为何会做出这种违背常理的事情。

讽刺的是，项英走了之后，一直被排挤在领导层外的新四军军长叶挺才终于能开始实际指挥部队。叶挺、饶漱石临危受命，负起指挥重任，但通讯不畅，也只能指挥中路的军部机关和部队。1月9日，叶挺、饶漱石遂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原局，表示拟晚上分批突围北进，自己则决定坚守掩护友军突围。

10日下午，离队的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人和李一氓等一行人，都未能突出重围，回到部队。项英致中共中央电：““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至9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队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请胡服转中央）。”

这个时候，什么都晚了，中央也不再搭理他，而是与叶挺饶漱石联络，指挥突围事宜。12日下午，教员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电示胡服、陈毅转叶挺、饶漱石：“一、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二、中央此决定向部队干部宣布。”但是已经无力回天了，抵抗已经崩溃，当天晚上叶挺下令分散突围北上。

14日，经过七天的时间，抵抗彻底瓦解。皖南事变结束。

以上就是皖南事变的大体过程。

由此可见，皖南事变从预警到实际发生，实际上历经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内，国民党反复下通牒，延安反复指令北上，但是项英就不听，坚决抗命，甚至在蒋介石的动武期限过了，才拖拖拉拉的北上。可以说，项英就是皖南事变的最大责任人。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动机是什么。正面的猜测是他精神上确实有点问题，就是专门和中央叫板的性格，负面的猜测，这是他自己的私心和野心。

这种负面猜测的分析内容，是项英抗命的原因有两条：

第一条是项英掌握的皖南部队，是国际派掌握的唯一武装部队，项英留在天高皇帝远的江南，可以做王明等国际派的武力后盾，让国际派说话有底气。在武汉会战后，共产国际对王明失望透顶，转而支持教员。这个时候大部分国际派都已经转投教员，而项英是少有的铁头娃依然坚持站在王明那边的人。

第二条是个人私心，1940年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负责统一领导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任命叶挺为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陈毅是副总指挥、赖传珠做参谋长，下辖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豫鄂挺进纵队、八路军第四、五纵队。这个总指挥部，根本没有项英的位置。

而苏北指挥部是陈毅和粟裕的，江北指挥部是张云逸和徐海东、罗炳辉的，豫鄂挺进纵队是李先念的，八路军第四纵队是彭雪枫的，第五纵队是黄克诚的，同样没有项英部队的位置。

最大可能是，项英是担心渡江北上以后，失去部队的领导权，从而在政治上边缘化，所以他想留在江南拥兵自重。

无论是什么动机，都不重要了，项英反复抗命是事实，无视国民党威胁警告是事实，在关键时刻丢弃部队离开指挥位置也是事实，他的牺牲对他来说，是好事，毕竟鲜血是可以洗刷耻辱的，牺牲还可以给自己保留些体面，如果他真的突围成功活下来了，也许等待他的是生不如死

一个谎言要用无数个谎言来猿。以下所引用的资料均可查证，一搜就有。

这是何克谦的个人履历。

1938年3月17日，日军侵占南通，何克谦率部回如皋，重整兵马，扩充实力，被编为江苏省第四行政区常备团第一大队，何克谦任副团长兼第一大队长。后改编为常备一团，任团长。同年夏天，改编为江苏省保安第四旅，任旅长。俗称“何四旅”。

1939年，何克谦就任江苏省保安第四路指挥部指挥，同时被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指挥李明扬任命为第二分区指挥官。

李明扬的百度百科（1891—1978年11月17日），曾用名健，字师广，江苏萧县（今安徽萧县）人。肄业于陆军第四中学，后赴日本大森浩然学社、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系留学。

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在民主革命时期，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曾掩护和帮助过一些中共党员脱险。抗日战争时期，配合新四军作战，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

韩德勤的百科简介，抗战期间任江苏省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参与徐州会战、策应武汉会战、参加冬季攻势等，又与进入其防区的新四军发生多次冲突。

以下是韩的抗日经历。

1938年初任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八十九军军长。4、5月间，参加徐州会战之南线作战，“减轻我第五战区之特别威胁，于台儿庄之胜利有间接之贡献”（白崇禧评语）。5月代理江苏省政府主席。夏秋，率所部策应武汉会战，积极破坏津浦南段铁路，游击骚扰日军，反攻克复阜宁、盐城、东台等地，并一度反攻入徐州城中，屡获蒋介石嘉奖。

1939年2月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2、3月间，率部抵抗日军发动的“卜号作战”。10月进行苏北反扫荡作战。同年底至1940年初参加冬季攻势，向淮阴、宝应、六合等地展开主动反攻作战。

1940年5月，粉碎日军的5月扫荡。5至9月与进入苏北的新四军发生摩擦，并于10月的黄桥战役中被新四军击败。11月在新四军发动的曹甸战役中固守曹甸成功。

以下是个人网上搜集的一些关于皖南事变前后时间线的资料。

刘少奇进一步明确提出“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战略方针，先集中主力打击韩德勤部，在大体解决苏北任务后，再向西解决皖东与皖东北问题。

这是部分党史资料原文，1940年6月14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日军持续“扫荡”的同时，韩德勤又向西进攻，导致皖东北再度成为游击区。此外，皖东北经济的欠发达，也是中共在这一地区难以建立稳固根据地的重要原因。

24日，刘少奇在向中央汇报时就谈到，皖东北因夏麦收成欠丰，造成财政破产、流通券停用，部队生活困难；张爱萍部不能解决夏衣问题，必须由新四军第五支队帮助；皖东北群众情绪低迷，胡田大队与钟辉的南进支队亦感困难；该地区各部军队还无人统一指挥。因此，刘少奇认为只有东进苏北，“否则受困，无饭吃，无钱用”。

7月5日，刘少奇致电尚在豫东的彭雪枫与黄克诚，指出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已大部南移，将与管文蔚、叶飞部决战，趁其北面空虚时，正是向苏北挺进的有利时机，第344旅与苏鲁豫支队主力应迅速东进配合开辟苏北的工作。

黄桥战役，是1940年10月苏中地区的新四军为保卫苏中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的反击战役。该役共歼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1.1万余人，其中俘3800余名。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以上都是百度百科原话，我十分不解的是歼灭国民党顽固派怎么打开了抗战新局面。

1940年春季，国民党管辖新四军的第三战区，规定华南新四军的防区，在江南地区的苏南和皖南一带，同一时期,延安开的6届6中全会做出了要求八路军要，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根据地，要打通连接成一片的指示。

新四军坚决执行党中央“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毅然渡江北上，东进黄桥，开启了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的征程。

1940年7月，江南指挥部主力北渡长江，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成立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东进泰兴县黄桥地区，创建苏中抗日根据地。

1940年7月25日，新四军东进黄桥抗日，何克谦接受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命令，率部拦截，被新四军击溃。

从李和何的个人简介，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从1939年开始，何就驻扎在黄桥地区，是李的任命。

在黄桥战役中被上司李出卖了，由此可知新四军对黄桥地区布局已久。

10月，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向黄桥进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被迫自卫，歼灭其1.1万余人，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并与南下的八路军第5纵队一部在东台县白驹镇胜利会师，完成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

结合韩的个人经历，不到一月，新四军进攻曹甸失利，所以压根不存在什么被迫自卫。

所以攻打韩部是为了与南下的八路军会师，乃是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可见是蓄谋已久，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不是打日军和伪军，反而是打国军，这就令人不由得浮想联翩，“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代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按预谋令顾祝同部署兵力伏击皖南新四军军部。顾祝同接令立即召开长官部会议，明定参谋处着即制定围歼新四军计划。强调要选调战斗力强的部队执行。

蒋介石明明下发了一月之内新四军赶赴黄河之北的军令，此事人尽皆知，又怎么可能在同一天之内定下伏击新四军的阴谋，结合朱德的复电时间又隔了一个月，此处明显是凭空造假。

朱德等于11月9日复电，为顾全抗日大局，表示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到长江以北。

以上是两条双方都认可的行军路线。

南下的八路军第5纵队一部在盐城南白驹镇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胜利会师。11月，调归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指挥。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统一整编新四军时，将活动于淮北地区津浦铁路以东、淮海、盐阜地区的八路军第5纵队编为新四军第3师。

这里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并没有遵守蒋介石的军令转移到黄河以北，而是遵守朱德的电令转移到了长江以北，蒋介石并未组织大批军队歼灭这些人，所谓阴谋论至此已经破产。

12月9日蒋介石密令顾祝同要“对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此时距离蒋介石的军令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距离朱德的军令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怕某些人不知道，我贴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的第十三条 ：遵守作战纪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英勇善战。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坚决执行命令，严格遵守战场纪律，勇敢顽强完成各种作战任务。

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和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由泾县的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起程，向茂林前进。

这里我补充一下距离蒋介石的军令，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已经过去了3个月，朱德的复电也过去了两个月。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以重兵围攻从皖南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茂林地区丛山环绕，断崖绝壁，国民党反动派预先在这里布置了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约8万余人）。7日，新四军到达茂林，国民党军立即对它实行包围袭击。

从高德地图的云岭到茂林的路线图，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新四军并没有遵守纪律，度过长江以北，更别提黄河之北，反而是停留在长江以南，继续向南行军。

顾祝同是第三战区司令官，1939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移驻江西上饶皂头，茂林距离此处300多公里，还是正南方向，感兴趣也可以直接在高德，百度地图看路线图就知道。

8日，陷入重围。众指战员在叶挺军长指挥下进行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

1940年7月的黄桥战役，该役共歼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1.1万余人，其中俘3800余名。

至此完结。

评价皖南事变就离不开项英，我们先不从同室操戈的角度看国民党，我们从中央视角看一看项英。

（以下内容来自于毛泽东年谱）

1940年
10月1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争取苏北著名绅士致电陈毅，黄克诚，项英，刘少奇，彭雪枫，指出：江浙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韩国钧、黄炎培、张一麐等为江苏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著名代表，如果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政策耐心地争取他们与我们合作，则对于争取整个江浙民族资产阶级集团以及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作用，对于孤立买办大资产阶级集团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望你们把与韩国钧等苏北绅耆的统战工作看成是党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任务，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到党的策略原则的高度。
10月12日 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因为蒋介石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1940年3月，使用国民党第四战区东江指挥所新编游击大队、第2游击大队番号的，由中共领导的两支武装，大队长分别为曾生、王作尧，共七百余人，离开敌后抗日地区，在向海丰、陆丰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的堵截，部队损失严重。4月，部队转移到海陆丰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地区，由于不能公开活动，给养困难，医药缺乏，到七八月部队只剩下百余人。​）就是明证。​“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新四军皖东部队，应迅速部署向西防御，坚持皖东根据地。​“皖东决不可失，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运河、淮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前途。​”
10月14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并告刘少奇，叶挺、项英，黄克诚，提出同韩德勤等谈判的主要条件，请韩德勤及李明扬、陈泰运（陈泰运，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北游击纵队司令。​）转陈国民党中央及顾祝同下令：​“​（一）停止安徽向皖东进攻。​（二）撤退皖南对新四军之包围。​（三）撤退苏南对新四军之包围”​。
10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粟裕：​“关于军部北移与胡服会合、统一领导华中问题，我们已屡电叶、项，你们可去电催。​”

中央屡次电催，但是项英就是不听，无奈让陈毅、粟裕出面发电催促。

11月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叶剑英电，指出：​“对何白‘皓电’则尚须迟几天拟复，因‘皓电’是哀的美敦书，我们态度须恰当，并无置之不理之说”​。​“根本问题是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目前有两个方案：​（甲）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乙）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

何白发出“皓电”，催促新四军到黄河以北，这肯定不能接受，但是离开皖南到皖东或者苏北是中央命令，项英就是不听。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甲）三十日电悉。要求顾祝同划郎溪、广德、溧阳、溧水、金坛、宜兴六县为我防地，并保证移动时沿途的安全，你们可答应移苏南。如顾不同意，可求希夷（希夷，即叶挺，字希夷。​）先生去苏北一行。​（乙）皖南各友军中联络工作应大大发展。这对于你们今天有特别严重的意义和作用，你们在这方面的成绩是不大的。​”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电，指出：​“​（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电复。​”

无奈情况下，中央让叶挺先去苏北，因为说不动项英。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叶挺、项英，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甲）蒋介石已通知我们限在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将在华中与山东的新四军、八路军一律开至华北。近据确息，蒋已令汤恩伯率九个师、李品仙率三个师立开豫、皖，准备期满后向你们进攻，皖南、鄂中两方面亦必有进攻布置。​（乙）你们应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补充兵员，厉行整训，征集资财，加紧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加强友军中统战工作，加强部队中政治工作，并预计如何打破蒋介石的这一严重进攻，预先向内部与民众宣传反共如何是罪恶，是为至要。​”

项英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敢放手壮大根据地，新四军军部加上皖南部队只有9000多人，到抗日地区去，放手发动群众是共产党的历史人物，但是他犹犹豫豫，前怕狼后怕虎，一直在错失历史机遇。

11月3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你们有何意见，盼立复。​”
11月9日 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驳斥何白“皓电”​，拒绝要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但表示为顾全大局，江南新四军部队可以移至长江以北。这个电报即“佳电”​，由毛泽东起草。

到9日，中央也同意江南军队转移到江北，这基本属于国共共识，项英不可能看不到这个电报，那他坚持不走的动机就实在难以捉摸。

11月15日 致电周恩来，项英，董必武，刘少奇，彭德怀，陈毅、黄克诚，张云逸，彭雪枫，李先念，八路军三个师，晋察冀军区，指出击退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的方针和措施是：​“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蒋对华中压迫已具决心，因此我要积极准备自卫。​”新四军“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之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还“应广泛宣传‘佳电’内容，剥夺蒋、何、白之政治资本”​。如果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做得好，这次反共高潮是可能打退的，虽然我们决不应该估计蒋介石会放弃对我的压迫政策，并且还要准备对付投降、夹击的最黑暗的局面。
11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再致电叶挺、项英：​“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12月7日 蒋介石批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十一月十四日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十二月十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致蒋介石签呈中提出“有先行下达命令之必要”​，如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12月8日 何应钦、白崇禧复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再次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这个电报即“齐电”​。

当时的情况，已经是火烧眉毛了，中央反复要求皖南部队立刻过江，唯一的机会就在于蒋介石还没有下定决心，他还在反复犹豫，衡量消灭新四军是否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恶果。

12月14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电，指出：​“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周子昆、小姚（小姚，即饶漱石。​）负责指挥。​”
12月18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甲）重庆形势严重，项、曾（曾，指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二人暂勿离开军队。​（乙）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丙）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再致电叶挺、项英，再次强调：​“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
12月20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云逸联系在对岸作准备。​”

情况已经到了烧毁电报的地步，说明部队可能全军覆没，远在延安的中央洞若观火，怎么身在包围圈的项英还在犹豫呢？

同日 为皖南新四军渡江受阻事，和朱德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据项英电称，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繁、铜，指安徽繁昌、铜陵。​）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艇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不能渡，势将进退两难等语。请速向蒋交涉下列各点，并电告结果：​（一）须分苏南，繁、铜两路北移；​（二）须有两个月时间，若断若续，分批偷渡；​（三）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四）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巢、无、和、含，指安徽巢县、无为、和县、含山。​）四县撤退，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五）保证不受李品仙袭击；​（六）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

在这里，顾祝同给了新四军一条路，又处处设卡，那就走别的路，而且要偷渡，这不常识吗？项英在南方斗争这么多年，难不成真就一点事做不了吗？

12月26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电，指示他们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全文如下：​“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这句话基本就是对项英的总结，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

同日 和朱德致电项英：​“关于销毁机密文电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密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
同日 和朱德致电叶挺、项英，转达周恩来二十九日来电的意见：​“据恩来电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941年
1月3日 和朱德复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1日致电毛泽东等，告以“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对向苏南转移的具体路线没有说明。​）

1月4日 夜，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由安徽泾县云岭分三路向南出发。按照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四军军分会的决定，具体的转移路线是：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北渡。六日，新四军行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后，突遭国民党军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殊死奋战。至十四日，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六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
1月7日 和朱德发急电复叶挺、项英五日来电（叶挺、项英1941年1月5日来电说，新四军皖南部队于1月4日夜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茂林地区。​）​，指出：​“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1月9日 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同日 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新四军军部一直在国民党的三面包围里，北方是日伪军的核心区域，所以中央在催促他们北上之前一直要求他们去苏南，但是苏南是陈毅的驻地，项英不愿意去苏南，双方反复拉扯。加上项英和叶挺的矛盾已经基本公开化，他忙着和叶挺斗争，一直对转移到苏南不上心。

项英的黄山、天目山计划其实就是不敢在广大的敌后区活动，等着守株待兔，但是谁说中共就不能在平原发展起来呢？我们也不止会在山区打游击。而且皖南地区尴尬，你即便要打游击，也要找个好一点的地方，四面包围等机会不就会“等来老虎”吗？最关键的是你总是和中央唱反调，你觉得能去南方打游击是正途，但是当时的趋势是国共合作，共产党在日本敌后发展是历史大潮，总是逆潮而动一定被拍得粉碎。

皖南事变中擅自离开部队逃跑，跑不掉就灰溜溜回军部，最后被叛徒杀害。

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

2013年第2期《炎黄春秋》刊登《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

编者按：本文是扬帆同志（1912－1999）1984年的口述稿。因为扬帆同志已过世多年，本刊（《炎黄春秋》）发表时除了改动明显的笔误外，尽量保持当年口述稿的原貌。

谈皖南事变首先要知道皖南部队所处的地位。

新四军皖南部队原来只有一个团的战斗部队，后来因为敌人对我们挑衅，我们就逐渐增强了力量，把附近的部队调回来，守卫皖南。皖南事变为止，我们一共有多少部队呢？有老一团、老三团、新一团、新三团、五团、特务团，还有一个教导队，七个多团。这些部队都是能打仗的。周围都是国民党部队，皖南部队的特点就是处在国民党包围之中，自己没有根据地。我们军部所在的云岭地区，当地有国民党的政府，国民党的县党部。我们只有部队，其他什么也没有，所以很危险。

国民党部队在皖南事变的时候有多少人呢？它有一个五十军新7师、144师、145师，二十五军52师、40师，还有一个108师，共六个师，再加上皖南事变时临时调来一个79师。这样，国民党一共有七个师，在数量上远远胜过我们。我们总共只有9200多人，国民党七个师有10万多人。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国民党平时就准备打我们的样子，已被我们看出来。它调动全副武装的部队，故意在我们的中心地区通过，随时可能袭击我们。我们怎么办呢？在它部队经过我们地区的时候，我们就上山，在两面山头上占领阵地。这样来以防万一。

国民党抓我们的人，杀我们的人是常有的事，我们随时警惕。另外，我们主要依靠的战斗部队有陈毅同志率领的一支队，粟裕同志率领的二支队和谭震林同志率领的三支队。一支队处在离皖南不远的地方，二支队在苏南，谭震林同志的三支队在皖南。这样必要时，我们很快就能从前方把部队调过来。这些讲的是皖南事变的局势、形势。

由于我们地区只有部队，没有政府，没有党，国民党特务通过党政机构，活动在我们地区十分猖獗，抓我们的人时常发生，这是外部的情况。

我们内部情况呢？就是中央与我们皖南军队有点矛盾。皖南军队被国民党特务名之为“朱毛不要的部队”。实际上，党中央对皖南部队，与对八路军不同。以前还好，但是到毛泽东把项英免职，由刘少奇同志担任政委时，部队归他指挥，这时情况变化了。刘少奇首先命令陈、粟部队北上到盐阜地区。向北发展是对的，扩大我们的地区也是对的，但对我们皖南军部应该有一个安排，没个安排就把部队撤走了，怎么办呢？刘少奇命令一、二支队先到苏南，再往北进。后来渡江就更鞭长莫及，离皖南更远了。这种情况不发生事变倒没问题，发生事变怎么办呢？皖南事变的发生正是黄桥事变以后，把一、二支队调到苏北去了，而三支队只有一个五团了。五团的战斗力不强，三支队仅一个支队保护不了军部。刘少奇把一、二支队调走以后就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时候竟毫无办法。

皖南是有党的，但我们的党是不公开的，秘密的，不合法的，连群众团体也不是合法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都不是公开的，不了解皖南的形势，是很难判断皖南的事情的。

我们现在要讲：党中央对全党是一视同仁的，对我们皖南也是爱护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是有成见的。皖南军队都是打游击出身，主力红军北上以后，项英、陈毅同志率领着南方八省游击队，在南方八省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这时跟中央断绝了音信，所以中央对于皖南部队集中以后这个部队有几千人，总觉得有点例外。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以后，亲自写了几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是指叶挺。叶当时被俘还在狱中，另外“江南”指皖南事变。为什么说“千古奇冤”呢？国民党反革命打我们，这能叫千古奇冤吗？千古奇冤照我现在的领会，主要指我们内部，指毛泽东对皖南军队不公道。“千古奇冤”现在我回想起来，的确有些蛛丝马迹可寻。刘少奇把部队调走是一回事，另外还有许多事情。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路线问题。皖南部队过江北上，走什么路线呢？北上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国民党出的主意，国民党并不真正要你们北上，而是为了消灭你们。叫你们北上是假的。它一面指定我们从铜陵、繁昌渡江北上，一面又打电报给李品仙，他在我们的北面，叫李品仙等我们半渡而击。恰巧这电报被我们截获了。我们知道他半渡而击，当然就不走了。不能从铜陵、繁昌渡江，当时只有想办法走另外路线。

我们临离皖南时，《抗敌报》出了个专刊，叫《告别号》。从《告别号》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我们准备造反，不造反不行，没路可走。走南边这条路是袁国平同志提议的。袁国平同志说：“你学着走‘之’字路的办法吧。”明明要往东走，就偏往西走，再转过来往东走；往南走就往北走，再转过来往南走，这样的意思。后来听说项英有个“三三”计划，这不清楚。我只知道袁国平提出个走“之”字路的办法。

皖南事变是在1941年1月发生的。1月8日那天，项英同志叫我去，我到了那里只看见李一氓。当时李一氓讲：中央来电报了，必要时分散突围，保存干部。所以决定你和我们一起走。看战争形势发展到必要的时候，我会派人通知你的。讲这话时，项英在场。

就这样，我听完后走了。到9日时我们在茂林隘口休息的时候，忽然司令部的机要通讯员来找我，说秘书长要你马上跟我走。我跟他到了那里，只见李一氓，没见项英。据李一氓讲，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也在一路走。我们一路走的人不多。当时天下着雨，我们冒着雨由通讯员带路不允许选择，通讯员带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走了一阵到了个房子里休息，想搞点东西吃吃，进去以后，知道这房子住着个富农。我们有我、李一氓、胡立教、李步新、罗湘涛、张元培，还有李步新和我带的武装部队，就这么大概二十多个人，在那里做了饭吃，休息一会儿。这时门口哨兵进来报告说：来了些人，看来不像好人。我出去一看，的确像是侦察员，像部队行军时的侦察员。我走上去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我们有我们的任务，你管啦！”“你们到哪里去？”我说：“我们也有我们的任务，你不要管嘛！”就这样吵了起来。后来我说免得发生误会，你讲个番号给我听，你讲个什么团，代号好了。结果他说是徐林团的。我说是徐金树、林开凤对吗？我说我们是军部的。他们很吃惊：“啊呀，你军部的怎么跑这儿来了？这里半个钟头前有大量的敌人，现在敌人还在周围，你们在这儿怎么行呢？”我们这才知道情况不妙。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走吧，我们在这儿休息下就走，我们准备吃了饭就走。吃饭时徐团长、林政委到了，他们也很惊讶，说：“你们怎么到这儿来？刚才这里还都是敌人。”我说：“你们吃饭了吗？”他们说没吃。我就留他们俩和几个机要人员一起吃饭。吃过饭，我们跟着徐团长、林政委一道走。我们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说军部在石井坑集结，我们奉命到石井坑。于是，我们也就跟着他们走。到了石井坑，才知项英、袁国平已经到了。我看见项英在哭，在一个房间里坐在地上哭。后来听说他们开了会，开会时斗了项英，并且项英已经被撤职，由刘少奇当了政委。这就是我们突围的经过。

到了军部，第一次突围就结束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这事情有个大问题在里面。我们是头一天晚上七八点钟走的，第二天上午回到军部，不到半天时间，中央来电报说你们分散突围，保证干部。这个电报有没有呢？我当时知道是有的，后来大家都说没这个电报，没这回事情，是项英编出来的。现在真相大白，机要科的肖光同志还在，肖克同志证明，这电报是有的。

（整理者单位为上海市老文化艺术工作者协会）

来源：炎黄春秋2013年第二期

日期: 13-02-14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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