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1年1月7日皖南新四军在移动途中遭遇阻截起，到14日叶挺谈判被扣，皖南事变战斗部分全部结束，历时7天。
这是一场不应该上演的悲剧。
皖南新四军的构成主要是在三年残酷的游击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游击队，他们相当一部分还是老苏区的红军，经历过数次反围剿战争，可以说个个都是百战老兵。仅在突围出来的千人左右的幸存者中，就产生了三十余名共和国将军。
新四军的军政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经历过长征，然后从延安调来的，有着丰富的领导组织经验。
另外，新四军中还有着包括任光在内的知名艺术家、进步人士和爱国侨胞。
可以说，皖南事变对共产党而言，是一场极大的挫败。
但对“胜利者”国民党来说，其实是一场损人不利己的作战行动，除了使本就脆弱的抗日统一战线分裂之外，几乎一无所得；就算是这场大三角斗争中的第三方日本，也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好处。
胜者未胜，败者未败。
但这场悲剧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现象？还是从国共合作开始就注定的历史必然？是项英与中央战略分歧的产物？还是叶项矛盾的必然结果？
评价历史，最忌讳抛开时代背景去纠缠是是非非，这会陷入因果律的圈子里去脱不出来。因为凡是能被载入历史的事件，没有一件是孤立存在的。
比如说，很多人把皖南事变视为国民党对黄桥事变的报复，但这个说法如果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说，黄桥事变是共产党对韩德勤消灭陈文团和独立三团的报复；而反对者则还可以说，韩德勤消灭陈文团是因为他不听调遣，消灭独立三团是因为他跨防区活动；但我们还可以说，独立三团之所以进入韩德勤的防区是因为国民党给新四军划定的防区太过狭窄，无法生存；然后反对者再说，之所以……
在这个追溯是非的磨盘中，我们可以一直追到国共两党成立，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原来皖南事变全怪共产党成立。
历史不是这样来评价的。
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国共两党在本质上就不可能合作无间。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继续，而不是偶发性、突发性事件。
国共两党从各自出生开始，其政治理念就是相互抵触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充分暴露了这种抵触关系。如果说四一二的发生是权力斗争的结果，那么马日事变的起因就是共产党激进的土地政策动摇了国民党施政的根基。
所以，两党无法调和的政治理念，使得两党的最终结局必然是你死我活。
在此期间，两党可以因外来势力相互妥协，暂时休战，但却不可能尽释前嫌。在国民党强大的时候，消灭共产党，就只是机会问题。而共产党为了不被消灭，尽全力发展壮大自己，也是生存的需要。
在这个前提下，指责国民党先动手，或指责共产党发展自己，都是没有意义的。
而促使皖南事变的驱动剂，就是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
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逐渐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陷入战争的泥沼之中无法抽身，却又急于结束对华战争。而世界局势也演变为以英美为首的同盟国和以德日为首的轴心国两大阵营。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日本、苏联和同盟国的同时拉拢（或求和），蒋介石不可能无动于衷。
对他而言，此时他一身系于世界局势，与共产党的合作已经没有现实需求了。再加上他必须要严防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展壮大。所以，他出台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他下令将八路军和新四军尽数调往黄河以北。其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或削弱共产党的力量。
所以，皖南事变会发生在1941年初，而不是1939年或1942年，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
至于黄桥事件，无非是赶巧在皖南事变之前发生。黄桥事件的结果对皖南事变并不具有因果关系，就算是韩德勤取得胜利，甚或没有黄桥事件，皖南事变照样会发生。再或者没有发生皖南事变，也会发生其它什么事变。
但皖南事变的结局，本可以避免的。
如果项英在中央发出《佳电》之后立刻遵命北移，就会平安到达江北；如果项英听取叶挺的“明示南下，突然东进”的策略，就会突破包围到达苏南；如果项英没有中途离队，而是及时采取游击战术分散突围，新四军的损失就会更小一些。
所以，有人说怪中央没有及时把项英调走，换一个更有能力的人。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可以这样说，但当时不是这样。至少在皖南事变之前，项英的履历是无可指摘的：他成功领导了多次工人运动，他受到斯大林的高度评价，他在井冈山对红军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红军最艰苦的岁月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他为新四军的改编成军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
作为曾经的党的高级领导者，作为当时的东南局书记，作为新四军的创建者，在共产国际仍是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指导者的情况下，他的身份、地位和职位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找人替代的。
而当时的中央，整风运动尚未开始。虽然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在一定程度中扭转了王明路线，但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仍是张闻天，执行的总方针仍是围绕着共产国际指定的方向。这也是项英有底气与中央发生矛盾的原因，更是中央与项英发生关于战略方向的争论时，最终不得不向项英妥协，将路线问题定性为策略错误的原因。
所以，中央是没有错的。
那么，项英有错吗？
诚然，从事后来看，他在战略构想上缺乏高瞻远瞩的视野，又抵制了中共中央随着局势变化而不断调整的战略决策，加上优柔寡断、举棋不定的行为，最终使皖南新四军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并且在北移开始后，在军事谋略、行军路线、作战方案以及被围初期的应对举措中，身为新四军的实际领导者，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谋略和智慧，有的只是进退失据，犹豫不决，延误战机，一错再错，又使新四军失去了所有脱困的机会。
更加不能原谅的是，他在事关整个部队生死存急的关键时刻，在没有召开会议、统一意见、部署部队的情况下，不声不响地离队出走，这是绝对无法回避、无法洗清的错误，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
但问题是，他是东南局书记，是负责江西、福建部分地区、浙江和皖南地区党政军工作的一把手，他忠实地执行自己认为正确的决策，又有什么错呢？总不能把党决对领导下的新四军，交给不是党员，并且还未获得党中央完全信任的叶挺吧？
至于由他主政，由叶挺主军的分工，这只是理想的想法。军队的哪件事与政治无关？就拿北移来说，北移本身就是政治行为，走哪条路线、如何分配兵力、具体的作战方针等等实施细节，都关系着北移的结果，怎么可能由一个不是党员的叶挺全权做主？
所以，如果不以结果论英雄，只以当时的眼光来看，皖南事变的发生，似乎也不能全怪项英。
但是，从“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的角度出发，作为新四军最高领导人的项英，必须为失败的结果承担主要责任。
那么，身为军长的叶挺在此次事变中要负什么责任呢？他又能负什么责任呢？
讽刺的是，叶挺一生中的高光时刻是在国民党时期。那时，他是北伐名将，是在短短一年内便由团长到师长再到副军长的军中宠儿，是一颗在国民党系统中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
而他流离失所的坎坷命运，却是从跟随共产党开始的。南昌起义败退，逃亡香港。广州起义失败，他代人受过，受到不公正的指责，一怒之下又流亡德国。加入新四军，也是蒋介石下令，而共产党方面却疑虑重重。身为新四军军长，却是有职无权，四次辞呈，两次出走；他对新四军的战略思路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却受到项英的压制，无从施展。
在项英离队出走后，带领全军突围的重担突然压到了他的肩头。可他并没有战胜自我，采取了集团突围的策略，最后陷入固守一拼的困境，致使新四军在数天的战斗中消耗殆尽。
但这个决策是有着历史原因的。
他当初面对着坚若磐石的武昌城，也是以勇敢无畏的精神攻上了城头。那怕在南昌起义的败退途中，他也是以一腔孤勇，率军突破了敌人的拦截。
虽然新四军已经四面被围，但在石井坑守备战之前，他手中可用的作战部队至少还有三千多人。以三千多不弱于北伐军、南昌起义部队的精锐之师，在重围中撕开一个缺口，在当时来说，谁敢说绝对不可能？
当突围无望时，他仍然没有放任部队分散突围，却向中央做出了“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的带着玉石俱焚的决绝情绪。
我相信，他在做出这个保证时，广州起义的阴影应该会浮现在他的眼前。
广州起义是共产国际“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这一路线的产物，目的是继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之后，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起义，来证明斯大林中国政策的正确。
叶挺直到广州起义前夕，才秘密潜入广州担任了起义军总司令，但实际的指挥者却是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海因茨·纽曼。
叶挺从开始就对起义不抱太大希望，因此，起义部队夺取广州后，叶挺主张撤出广州，部队转移到群众基础更好的陆海丰。但纽曼却大骂叶挺动摇，说起义的任务应该是“进攻！进攻！再进攻！”结果，在张发奎的反攻下，广州起义失败，张太雷牺牲。
但在莫斯科追究失败责任时，叶挺却承担了一切罪责，所有人都指责他“对胜利缺乏信心”、“软弱”、“表现消极”等，最终受到留党查看的处罚。他不善辩解，一怒之下，脱党而走，流亡德国。
有广州起义的前车之鉴，在皖南事变中集团突围无望之后，叶挺选择“拼一死”而不是及时“分散突围”，或许就可以被理解了。
当我们面对困难时，难道不都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在进行决策吗？已经踩过一次的坑，难道还要再踩一次？
所以，我们拿着已成事实的结果来指责叶挺“只会打正规战”，是不是缺少了公平和客观的态度？
至于叶挺与新四军格格不入的生活习惯，更是无可指责。他本就生于中产之家，又是在等级森严的北伐军中担任要职，之后留洋多年，养成这种在当时看起来有些“洋气”的生活习惯是很自然的事。
谁没有自己的性格、爱好和生活习惯呢？
并且，身为中将军长，叶挺所有的生活习惯都是基于他的薪水和正当待遇。并没有利用手中职权来满足自己的生活。恰恰相反，他还让妻子李秀文自筹资金，为新四军购买了大量的枪支、药品。以至于日后他在狱中时，家中生活困苦不堪。
没有权力，却要承担责任的尴尬处境，如同一个魔咒一般，使叶挺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
但他悲剧的一生，却是干净的、纯粹的、为自己的信仰战斗的一生。
如果他留在国民党系统中，或许已经就任某个战区的司令长官。如果他在两次出走中，接受蒋介石的拉拢，也能得到战区副司令长官或高级行职闲职的位置。尤其是被囚时期，他的核心罪名是不守军令。但事实上新四军名为北移实为南进也的确是项英下的命令，他可以说是代人受过。他只要按照蒋介石所说的，如实供述，发一纸声明，不但能早日恢复自由，甚至还能“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修养，你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但他没有。他以一个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始终如一地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都未必能保持的气节。
但可以告慰他的，则是他用实际行动通过了考验。所以，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放弃营救他的行动。1945年，他刚一出狱，便再次加入了共产党，为他悲剧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袁国平、周子昆等人要负什么责任呢？他们能负什么责任呢？
袁国平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分别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中央苏区，他先后担任过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之后参加了长征。在陕北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第2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1938年3月，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毛泽东向项英介绍袁国平时说：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能担负独立工作。
周子昆曾加入过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北伐期间，在叶挺独立团麾下先后擢升为连长、营长，并随叶挺参加了南昌起义。
在中央苏区期间，周子昆虽然工作频繁变动，但他依然表现出可贵的服从精神。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临危受命，调任粤赣军区独立二十二师师长。在红军连接受挫的情况下，消灭打量敌人，初步扭转了赣南战事的被动局面。
毛泽东作《清平乐·会昌》中“风景这边独好”，隐含着对赣南局面的赞扬。
之后，红九军团突破湘江后，二十二师左冲右突，伤亡惨重。周子昆负伤后，率余部突出重围，追上了主力。但李德却斥责他临阵脱逃，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是毛泽东亲自把他保下来。直到遵义会议后，才复出任红五军团副参谋长。
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周子昆随红四方面军三次过草地，协助朱德抵制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1937年12月，周子昆便以副参谋长身份来到新四军，参与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朱德评价周子昆是：原则性强，刚柔并济，有勇有谋，是个难得的将才。
从他们的履历中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俯首帖耳、不分是非、不顾革命利益的人。可是，在皖南时期，他们的政治智慧、军事谋略都到哪里去了呢？怎么就表现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了呢？
周恩来在第二次把叶挺劝回皖南时，在东南局主持会议，亲口说过，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好叶挺，可以对项英展开党内批判。
但身为东南局委员、新四军军分会委员、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和新四军副参谋长的周子昆，却依然什么也没有做。
新四军在江北重建军部后，以陈毅为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在他们身后，粟裕、张云逸等人的才华在历史上熠熠生辉。而项英在皖南的三年间，历史却没有记载下袁国平和周子昆等人，有过什么突出的贡献。
到底怪谁？
7天的战斗结束了，历史却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