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皖南事变？

项英是“共产国际派”；或者说王明派；前期他认为国府不会动手呀；认为常凯申在与日本作战的情况下，不可能还去得罪苏联；这个想法在苏联航空志愿队回国前是没有错；但已经到了1940年底了还抱着这样的想法；自然大错特错；又因为抱着这样的想法，对延安也是“听宣不听调”；已经形成了“张特立式的军阀思想”。

苏援在，常凯申当然会让步；苏援不在；你项英凭什么立足南方呢？只要听延安的过江北上；常凯申是可以让你过江的：南方是重庆与延安心照不宣的底线。

只是项英自认为是“国际”，是除重庆、延安外的第三个抗日势力或者说类似国府中的桂系；这种想法必然会做出想在南方发展的决策；导致皖南事变就一定会发生。

然后，项英的军事指挥能力又有着巨大的提高空间；他南下之后，该义无反顾地一直突进到底的时候，他又叫停了；这个与刘畴西同志在怀玉山突围的指挥很像；开天眼的我们很清楚；拦截红十的只有两个排，刘畴西同志在突到一半的时候，觉得这样硬突牺牲太大，又转而改变方向，另外找突破口；最终红十生路全无。

项英这次比红十的指战员犯下的错误严重得多；叫停了之后；又在中途决策“高级指战员分头突围”、脱离指挥；延安得到叶、饶电报后紧急命令叶挺全权指挥；但已经迟了：这事也怪不了延安；项英不脱离岗位——延安是命令不了。

皖南事变之后；中共全党达成共识：必须消灭本位主义与山头主义；全党全军服从指挥；中国共产党必须马列主义中国化；一个强而有力的组织在常凯申等众的反面帮助下完成了蜕变；化蛹而出、飞向那胜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