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苏维埃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期间，也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公平、自由、秘密的选举，1921年2月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叛乱，起因就是水兵要求布党根据自己的承诺，以及1918年苏俄宪法的规定举行苏维埃选举，解除言论、游行、集会和出版限制，废除在军队和企业中的政治警察，而布党毫不犹豫的拒绝了这一提议，将这一事件称为白军的新阴谋，命令图哈切夫斯基率兵镇压：

就像撒切尔夫人说的那样，苏联不守任何规矩，甚至是他自己订立的规矩，他们相信的只有暴力，因此他们自然要推崇那些历史上暴力的政权，而满清则是这些政权里最纯粹的，除了暴力之外满清几乎一无所有。

而且不止清朝一个例子，从商鞅、秦始皇、汉武帝、曹操到武则天、成吉思汗，这些人都颇受左壬的推崇，比如秦始皇历来都是暴君的典型，从古到今，上到帝王、官僚、知识分子，下到平民百姓，没有一个不骂秦始皇的。

从帝王、官僚等人上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从亲政开始，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就败光了秦国五百年的基业，二世而亡、断子绝孙，这毫无疑问的失败；从民众的角度来看，秦始皇好大喜功，修皇陵，筑长城，搞得民怨鼎沸，四海皆反，众叛亲离，甚至连秦国的百姓都箪食壶浆以迎刘邦。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秦始皇的形象完全翻过来了，变成锐意革新、打破阶级壁垒、取缔贵族私刑、给予民众上升通道的明君形象，但是这套逻辑是完全不通的，要是秦始皇如某些人所说的一样得民心的话，陈胜、吴广这些平民出身的义军为什么要反秦呢，秦人为什么要箪食壶浆以迎刘邦，唯恐刘邦不王关中呢？

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史记·高祖本纪》

武则天也是一样的，历来被认为是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武则天除了权谋出众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历史功绩可言，宠信男宠、任用酷吏、迫害贤臣、残杀名将。

唐高宗留下来的名将程务挺、王方翼、黑齿常之、李孝逸、张虔勖、泉献诚等功臣名将被屠戮一空，然后任用武攸宜、武三思、武懿宗、薛怀义等亲信男宠领兵，导致渤海国、东突厥死灰复燃，契丹的孙万荣、李进忠一路打到黄河边上，因此历朝历代都认为唐代在武则天时期是中衰，是自私自利而至国家于不顾的典型。

但是1951年罗元贞老先生写成了《武则天问题批判》，运用人民史观驳斥了封建地主文人对武则天的种种诬蔑，高度肯定武则天的作为，打响了为武则天翻案的第一枪。1960年，郭公沫若写成了四幕历史剧《武则天》，高度肯定了武则天的丰功伟绩，甚至作为一个四川人，完全的不顾事实地把山西籍的女皇称作是他的同乡。

再比如历朝历代对汉武帝的评价也是很低的，与秦始皇并列的暴君，古人提到汉武帝无非就是海内虚耗、国祚几绝、剥民取利、天下苦之一类的评语，对汉武帝的继任者汉昭帝、汉宣帝以及辅政大臣霍光的评价反而很高，昭宣时期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因此史学家将这段时期称为昭宣中兴。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汉武帝的形象也翻了过来，变成了明君的典型，甚至还有了汉武盛世的说法，这就让后来的昭宣中兴变得非常尴尬：东汉的光武中兴之前是王莽篡汉，而西汉的昭宣中兴之前居然是盛世，盛世为什么还需要中兴呢？

对曹操的推崇则更是奇葩，大家可能不知道，曹操是历史上最喜欢屠城的家伙，先后屠过彭城、傅阳、虑、雎陵、襄贲、夏丘、雍丘、邺城、柳城、河池、宛城十座城市，这些都是曹操自己干的，再加上夏侯渊、曹仁、徐晃等曹魏部将的业绩，曹魏整体屠的城在接近二十座的规模，比五胡乱华一百多年的屠城记录还要多，直逼清军入关的业绩。

要知道三国时期可是个历史资料极端匮乏的年代，可作参考的资料基本上只有《三国志》和《后汉书》，再加上近代发现的墓葬和简牍，这么简陋的资料里，曹魏的屠城记录已经直逼清军入关了，要知道清军的屠城记录很多都是从地方志里翻出来的，三国时期可没这玩意，要是只看《清史稿》的话，清军的纪律可以曹魏好得多。

但是这并不妨碍曹魏的名声在现代翻身，曹操称为雄才大略的典型，而刘备则变成了伪君子。

事实是布党起义，一呼万应，哪怕是内外勾结扑灭革命，农民忍着余粮征集制也让苏维埃站稳了脚跟。

那个选举，就是城里那帮人自嗨，你问工人农民投票了么。

讲道理，你要是真的去翻一下列宁的论述的话，你就会发现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德谟克拉西，不止一次的用垃圾话喷它。这种破烂东西有当然挺好，没有也无所谓。

你乎曾经发明过一个词语叫“女频政治”，那请问在布尔什维克牢牢掌握了军队，行政机关，交通要道，能源水电的情况下交权，到底要出于什么理由，对德谟克拉西的宗教信仰吗？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是为了把德谟克拉西踩在脚底下而建立的，就是要用有组织的少数战胜无组织的大多数的。

列宁在这之前十几年不停的讲“我要掀桌”“我要掀桌”“我要掀桌”，到最后他果然把桌子掀了。结果一帮人居然大惊失色：“你怎么能把桌子掀了呢？”

不觉得这样的反应很搞笑吗？

所以布党的后来者学聪明了，知道自己选不赢，拒绝选举直接开战，你要是反抗那你就是发动内战，也省得落下选举输了再掀桌子的口实。

选输了之后就反悔？就用一堆术语，辩证法诡辩？

这样一个出尔反尔的组织，上个月说完，下个月吞回去？

他们给人民许诺的美好未来，权力，民主，公平，是可信的吗？

一个把规则，道德，诺言当做工具使用的组织，凭什么让人民相信它的承诺和理论？

苏共之所以做了这么多承诺当放屁，无耻当优越的事情，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绝对的真理。

“绝对真理”一定伴随排他性的暴力潜能，因为既然真理是绝对的，那么实现的手段都是必要的。

俄国人民选举完不支持，那就是资产阶级幽灵作祟，必须重拳出击。

卡庭森林，是为了无产阶级掌权，死的都是资产阶级精英；

毒气征粮，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阵痛。

怠工批斗，是为了防止某些人破坏共产主义。

......

所以当你有了一个绝对的正确，那你干什么都可以说服自己，只要你是为了这个绝对正确负责。

绝对真理 = 无限的道德豁免权，持有者不再需要对现实负责，而只需对抽象的未来负责。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从这点来看，布尔什维克自我吹嘘的“先锋队”就和白莲教，李自成，洪秀全之类没什么本质区别。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天下，坐天下。

马上都2026年了，恐怕放眼全球互联网，也就只有部分简中网民还在舔那个荒唐的“立宪会议”的臭脚。哪怕看看一些非正统学派学者的著作，也不会对那个所谓的立宪会议抱有幻想。就拿波兰思想家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先知三部曲》来说，这套书的翻译者施用勤先生早就对那个立宪会议的本质做出了非常清晰的结论。

笔者无意否认立宪会议即民主形式带来的好处，也不否认斯大林个人独裁与一党专政形成的局面有一定的联系。但如上面那位学者那样，说布尔什维克就是凭着许诺召开立宪会议才获得政权，而得到政权后就过河拆桥，解散了立宪会议，则是笔者不能苟同的，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

如上面所说，十月革命的成功，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主要靠的并不是许诺立即召开立宪会议，而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和平和土地的要求。和平和土地是人民的要求，是自发动二月革命的人民的口号。立宪会议是政党的口号，它的提出要早得多，是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各政党提出的口号和目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早提出这个口号，是在190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次年，社会革命党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但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更为紧迫的是解决和平与土地的问题。在那时的俄国政党中，唯一一个要认真地解决和平和土地这两个问题的，就是布尔什维克。即使把立宪会议的口号看成与和平与土地一样重要的口号，它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和平与土地一样重要，那也不能据此指责布尔什维克背信弃义，因为它至少真正地落实了这两个口号，即和平与土地。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在它们执政的八个月的过程中，没有为解决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采取过一项严肃的措施。

而且在立宪会议的问题上，应该受到指责的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一个党。时任临时政府办公厅主任的纳博科夫说过，天真的人在理论上可以认为，政府召开立宪会议就是为了制定基本法，然后根据选举结果把政权交给选出的多数党，然后就自动解散，实际上绝非如此。一语泄露天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根本不想召开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在他们的手中，成了拒不解决和平与土地问题的挡箭牌。所有与群众利益相关的措施，他们都说自己无权决定，推给立宪会议，而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措施，则立即拍板，也用不着等立宪会议了。群众对他们的不满，部分就是由此而来的。

立宪会议的选举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民意，也是值得怀疑的。原因有二。一是社会革命党人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得到2100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60%。但他们的票源主要是来自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城市里，他们的得票不仅大大落后于布尔什维克，还少于立宪民主党。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表明，社会革命党作为执政党在2—10月间的表现，以及社会革命党人任总理的政府在后来几个月中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它声誉扫地。工人阶级和它的武装——赤卫队——对它深恶痛绝，军队的绝大多数也支持布尔什维克，在10月中旬，当布尔什维克成为全国各主要苏维埃的多数时，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退出苏维埃。一个仅靠农村人口庞大的基数而成为多数的党，甚至支持它的农民也主要来自边远地区，而在城市和军队中都得不到支持的党，在主要行政资源都来自城市的现代社会中，能组建一个什么政府呢？肯定不会是该党一直叫嚷要建立的强硬政府，而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指望这个政府来解决和平和土地问题，肯定是不行的。一个执政几个月的政党，连它的基本纲领——把土地分给农民——都不能实施，甚至连为实施它的准备都不做，只是一味地把它推给立宪会议。这样的党即使让它再次组阁，它又能做什么呢？在它过去为苏维埃的多数派和执政党的六个月中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个事实不会因为这个党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获得多数而改变，何况这个多数本身也是有疑问的。

十月革命前，社会革命党分裂为两派，一个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另一个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官员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逮捕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实施社会革命党的基本纲领——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立宪会议各党派代表的名单还是在7、8月间定的，在9、10月间已经是水火不相容的左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交替出现在同一个党的名单中，而且其中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全部社会革命党代表的3/4，完全不能反映十月革命前后这两派在群众中的实际影响。因为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获得70个席位，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只有16席，中派社会革命党人36席，少数民族社会革命党人7席。即使中派和少数民族社会革命党人都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致，他们所得的全部选票也要少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变化的原因可能在于下面的事实，即十月革命后，电报局系统对苏维埃政权的消息封锁，临时政府被推翻，社会革命党分裂的消息迟迟不能传到外省，更不用说是边远地区了。大多数农民本来是想把票投给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在土地委员会工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却把票投给了作为政府代表逮捕他们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立宪会议得到尊重，肯定能避免由一党专政演变成的斯大林个人专制制度，以及由此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其实，解散立宪会议并不意味着民主制的终结。在公认的民主国家中，解散议会和重新选举之事也屡见不鲜。而当初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解散了立宪会议之后，再也没有召开，确实也有客观历史原因。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苏维埃的多数时，他们千方百计地不让一个布尔什维克进入主席团，当布尔什维克已占苏维埃的1/3席位时，也是如此。当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了一半的席位后，在9月进行了主席团改选，结果是布尔什维克在主席团中成了多数，托洛茨基成为苏维埃主席。当布尔什维克主团建议按各党派在苏维埃的席位建立联合主席团时，遭到苏维埃多数为少数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断然拒绝。策列铁里说：“我们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领导得很糟糕苏维埃，使它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们希望你们在你们现在准备占据的位置上哪怕只维持这个时间的一半。”对一个你们认为连三个月都维持不了的党派，他们当然不会认真对待，更不会以少数派的身份充当合作伙伴。实际上，在这种对对手的轻蔑和强硬的态度之下，隐藏着极度的失落和绝望。他们曾是苏维埃绝大多数，他们还掌握着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让“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在七月事件中已被彻底消灭的布尔什维克打败，留在他们心中的绝不仅是苦涩。其实他们心里早就明白，他们在苏维埃中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人为地拼凑一个“全民民主会议”，筹备“预备议会”，就是为了绕开苏维埃，这也表明他们实际上对靠民主斗争重新赢得多数没有任何信心。

在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提出联合组建政府的建议，并与他们进行相关的谈判。在谈判中，被击败的少数却对胜利的多数提出了根本不能接受的条件：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能加入联合政府。这是连最温和的布尔什维克都不能接受的，最最温和的加米涅夫也说，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就是“砍了党的头”。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也允许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作为苏维埃的少数在苏维埃制度下有充分活动的自由。但由于曾经的多数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失败，不愿意承认政权的更迭是布尔什维克赢得苏维埃的多数的必然结果，更不愿意在苏维埃中履行自己少数派的职责，他们把十月革命昇责为阴谋政变，不予承认。也就是说，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和对主席团的控制后，他们的所谓所为就使得在苏维埃民主框架内的多党合作与斗争失去了前提。在十月革命后，他们更是与“阴谋政变”直接对抗，进入战争状态。虽然他们在作为执政党的六个月里，没有表现出任何魄力和果断，但在失去了执政党和多数的地位后，却一反常态，立即行动起来。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面临的怠工抵制，就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与资产阶级一起组织的。新生的工农政权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不仅各部职员、邮局、电报局和铁路工会不为新政权服务，政府部门连翻译和缮写员都找不到。后来他们参与和组织了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在内战中，他们和资产阶级一起组织白卫军，不少人加入了形形色色的反苏维埃政权。在战争势下，禁止敌对政党的存在，查封它们的报纸，应属正常措施，并不能说明确布尔什维克的暴虐。

在革命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并肩战斗，一起推翻了临时政府，后来又与布尔什维克一起组成联合政府。但在布尔什维克签署了他们认为是卖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后，他们又走上了恐怖主义的老路，为了挑起与德国的战争，他们刺杀了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伯爵，同时发起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联合的破裂和对它的镇压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就是这样历史地形成的，它并不完全是布尔什维克意志的产物。

乌克兰人：真为我好吗？我不会说俄语还是说我对沙皇不忠诚？亦或者说我不是斯拉夫人？

打着大旗上去第一件事就是签了一份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割地条约，然后毒气+机枪征粮，安定下来后疯狂内部清洗，五个元帅干掉仨，80%以上的中上层军官团灭，一半以上的开服老玩家被踢出服务器，对德战争取得有史以来最差交换比，沙皇留下5以上的生育率到这变成1.9。

我真没看出来好在哪。

李鸿章一辈子签条约这么多，加起来未必能赶上这一个。很难想象李鸿章会签一个允许华北华南全面独立+赔款的条约。

用了30年时间清洗掉俄国土地上超过4000万的人口，干掉大半科学家和军官，沙皇留下的文化艺术宝库当废纸卖换钱，西班牙给的帝国黄金和南美文物直接融了换钱。我真看力竭了。

布党的输选举赢内战的原因很简单，选举看的是谁人多，打仗看的是谁组织度高。一个人少但高度组织化的群体能战胜人多但一片散沙的原子人，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如果这个小团体足够下作的话，还能赢的更轻松。人口上亿的大明输给人口几十万的满清，同治年间人口比例近八成的西北汉人被图了上千万，都是这个道理。

当年布党好歹给自己披一身进步的皮，结果今天已经有人拿“选举权并非神圣不可侵犯，谁拳头大谁有理”这一套说辞来给它洗地了。没错，按自然法则来看，世间压根就不存在什么公理正义。人类本质是动物，也没有什么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包括你的生存权在内。所以哪怕被图了也是你活该，谁让你没打过。用这套说辞完全可以给世间的一切无耻和暴行洗地，但我还奉劝一句，离宣扬这一套的人远一点。因为你并不是生活在森林或者草原，并且就算在幻想中可以一直把自己代入拳头大的一方，生活里你也不可能做到。

如果能够和平地不流血地取得政权，当然最好。但既然投票上台已经没有希望，布尔什维克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陪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玩民主游戏了。

“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他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

——卡尔．马克思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竞选总统，第一次开票袁世凯得471票，黎元洪154票，孙文、伍廷芳各得1票；第二次开票，袁世凯497票，黎元洪161票，袁世凯的得票仍不足法定票额；第三次开票，袁终于以507票对179票，战胜黎元洪，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当选之声传出，公民始高呼大总统万岁。好了，你承认这样的选举吗？

1一人一票容易造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2布派实际上是少数持枪人对多数人的暴政

3布派恶心就恶心在，没有人逼迫他参加选举，他自己参加了，结果又不认账。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参加选举？不如直接把大炮拉到对方家门口，告诉他不选我就崩死你，至少这样光明磊落。

或许有人说参加选举是公民权利，但布派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又这样的国家参加选举，这是否有点，，，

4合法性从不来源于暴力。如果你认为合法性源于暴力，那么伪满也具有合法性，造反派也具有合法性，波尔布特也具有合法性，无非是比拼谁更能杀人嘛。但能杀人只能说明他强大，不能说明他正确。真正的合法性来源于让公民享受更好的生活。

其实吧，皿煮与毒菜的口水仗，从文艺复兴开始吵到现在就没消停过；如果有人认为，皿煮不是万灵丹，毒菜也不是没出过英雄（例如 拿破仑），这样说也没毛病…

但是吧，布党的问题在于，他的意识形态属于“左脸打右脸”：一边非得宣扬自己皿煮，一边连皿煮的假样子都懒得装一下；你这样玩，别人想给你洗地都没法洗吧… [捂脸]

哪怕你觉得对面西方的皿煮是假皿煮，是有钱人的游戏，好歹人家做戏做全套吖…

或者你实在是懒得装，那你就别宣扬自己皿煮了，直接像拿破仑那样摊牌也行…

结果你偏偏选择唱这么一出“左脸打右脸”不伦不类的把戏，也是绝绝子…

历史也证明了，放弃武力斗争去搞议会选举的法共德共，被老资用更丰富的各种花样搞下台甚至搞死了

大家不知道契约精神重要吗？

太知道了！

大家又不是傻子，都读过书受过教育，谁不知道规则对社会运转的重要性？

但为什么这个地方就缺乏契约精神呢？

因为条件不具备。

比如经济落后（大家都在争利，规则在利前面，排不上号），违约成本低（我违约了，但手里有权有枪，你敢来制约我？）。

比如社会思想因素，大家推崇强人作风，认为遵守规则是幼稚不成熟，善于玩弄阳谋才是雄才大略，搞老板的钱是光明正大的打土豪分田地，我是为了造福老百姓。

还有很多原因，等等。

这等等原因加起来，注定了契约规则这个东西，目前还不具备普适性的生存土壤，只能在没有重大利益相关的时候或者在局部搞一搞。一旦重大利益相关了，就是强者说话，谁强听谁的。

你让老鹅一个刚从农奴国过度过来的国家，立马搞民主选举，要求太高了，就像是要求元谋人学会写字。

直到现在，全世界真正实现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也没有多少。很多所谓的民主选举国家，要么只停留在名号上，要么靠枪，真正有实质性质的，就那么几个。

民主这个东西，除了比较高级之外，还比较脆弱，稍不注意就会崩坏。

像欧美那种民主，也是很脆弱的。

只要一个ZD独大了，权力集中了，相互制衡失效了，那么那种制度就会慢慢崩塌。

然后从制度，传递到社会思想上，最后大家都不认为赢者通吃是什么问题了，反而认为讲规则是幼稚天真，是图样图森破了。

这就是他们一旦对各种垄断保持警惕的原因。

是各种垄断，包括但不局限于经济上的。

你看到那个谁，一旦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战争胜利了，就被立马剥夺权力了。

因为人家怕啊，怕垄断形成，制度被破坏。

这在我们这里，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连想都不敢想。

因为契约精神来自相互制衡，相互制衡就的基础就是权力分散，权力分散就是所谓的民主。

但这个玩意儿，有天然和我们两千多年的社会思想矛盾。我们追求的是大统一，大统一就是集中嘛。

除非来一次思想大启蒙，类似于文艺复兴那种。

但这个东西，又是上面一直非常警惕的。

不过你一小P民，去想这么多干嘛？

不要老是想着什么天下兴亡、普多众生的宏观事物，多关注自己的生活得失。

多多搞钱，爽个几十年后嗝屁，这才是清醒的一生。

撒切尔：我们不和苏联做朋友的原因是苏联不守规矩，不是不守我们自由世界的规矩，是不守他们自己定的规矩。

人类社会从内部组织层面而言只有两种社会关系，一种是征服者与奴隶的关系，一种部落内部众与部众之间的平等关系。

怎么区分这两者尼？非常简单，就是任何社会都有大型的祭祀活动，让你参加祭祀活动说明是你自己人，不让你参加，那说明你不是自己人。

因为祭祀活动的本质，即是确认自身与同部落其他人确认“连接关系”的过程。

大家不要觉得祭祀活动只有远古时期有，其实不是，祭祀活动是智人时期就有，是智人区别于其他人种的核心特征。时代在变化，祭祀的形式也在变化，例如基督徒去教堂做礼拜、民主选举领导人、你的议会代表在议员讨论并通过相关议案等等，但是唯一不变的是祭祀的本质：即个体通过祭祀活动来确认自己与他人的连接关系。一个国家社会有着各种各样说祭祀活动形式，如果一个祭祀活动里没有你也没有你的代表参加，那么就很简单，你不是他们的自己人。

但是智人发展到后期，出现了分叉。就是农业社会和其他游牧或者海盗社会。

其实除了农业社会外，不管一个人多牛逼，但是在遇到祭祀活动时，都是相当尊重传统的，你看成吉思汗牛逼吗？但是遇到蒙古大汗选举时，即便自己威望再大，也是要通过召开库里台大会来确认蒙古大汗位置，没有库里台大会的程序确认，靠武力强行任职了蒙古大汗位置，也是很难被蒙古各部承认的，例如忽必烈虽然继承了汗位，也同样分裂了蒙古。

为什么偏偏农业社会是个意外尼？因为农业社会之外的其他社会形态，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要求是相当高的，光靠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起狩猎，如果别人不配合你，或者是想要挖坑坑你，你是非常容易丧命的，海盗也一样。加上生存要求大家都常备武器，你敢无视大家的声音，是非常容易被放黑枪干掉的。因此为什么这些社会对于程序非常看重？因为祭祀过程本质上就是确认连接的过程以及达成共识的过程，既然达成了共识，那么大家就要遵守，有什么话在会上说，但是你敢不让人说话，那么就别怪大家刀剑不长眼。

但是农业社会就不行，因为农业社会的生产单个人就能完成了，基本不需要啥合作。加上治水和修水利的需要调动的资源太多，这种长期的状态就会引来一个结果：

掌权者想要稳固自己的位置，种地的农民又无需断开了与别人的合作关系。

长期以往，农民参与社会祭祀的权利就慢慢被剥夺了，逐渐形成了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

因为农民的祭祀权被剥夺了后，神谕彻底被祭司阶层给垄断了，共识也就不再重要。

不再依靠程序和共识获得权力，那靠什么？当然靠武力了。

武力维持就没有缺点了吗？肯定不是呀。有能耐你就一直掌握武力，但是世事变化不以人力意志而转移的，你不可能永远把武力掌握在手里，你总有打瞌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的末日。

权力为什么要必须要来源于程序？因为程序后的授权有共识在里面。这样可以降低社会摩擦。

而当你选择靠武力区维持统治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放弃了共识的认可和程序的许可，选择了征服者和奴隶之间的统治关系。

回到布党这个话题，这不是布党独有的问题，而是大部分农业社会都会遇到的问题，即社会在征服者和奴隶的社会关系中生活太久，以至于忘了祭祀程序的重要性。

所以你们观察下，一个国家一旦有大片肥沃农田的情况下，非常容易走向集权，进而走向僭主制。法国、中国、俄罗斯、古埃及、伊朗等等。

那个Minamoto为什么是胡说八道，为什么神教徒非常重视一人一票，因为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文化在基督教的长期熏陶下，非常重视人的权利以及祭祀活动程序的重要性，你看基督徒周末一起去做礼拜，同时沐浴在神的福音下，这种反复确认连接关系的过程是把大家拉回身边人形态，他们是你的邻居，朋友、同事等等，他们和你一样都是人。

公权力必然是来源于程序的，当你抛弃程序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选择了征服者和奴隶的社会关系。

布党拿枪宣布选举非法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布党选择奴役俄罗斯人的道路，事实也确实如此。

至于所谓的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种屁话，更是胡说八道了。布党这么牛逼，发明了什么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咋解散了尼？

美国一人一票是庸俗的大众，咋是世界第一尼？掌握真理的苏联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