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都2026年了，恐怕放眼全球互联网，也就只有部分简中网民还在舔那个荒唐的“立宪会议”的臭脚。哪怕看看一些非正统学派学者的著作，也不会对那个所谓的立宪会议抱有幻想。就拿波兰思想家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先知三部曲》来说，这套书的翻译者施用勤先生早就对那个立宪会议的本质做出了非常清晰的结论。
笔者无意否认立宪会议即民主形式带来的好处，也不否认斯大林个人独裁与一党专政形成的局面有一定的联系。但如上面那位学者那样，说布尔什维克就是凭着许诺召开立宪会议才获得政权，而得到政权后就过河拆桥，解散了立宪会议，则是笔者不能苟同的，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
如上面所说，十月革命的成功，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主要靠的并不是许诺立即召开立宪会议，而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和平和土地的要求。和平和土地是人民的要求，是自发动二月革命的人民的口号。立宪会议是政党的口号，它的提出要早得多，是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各政党提出的口号和目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早提出这个口号，是在190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次年，社会革命党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但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更为紧迫的是解决和平与土地的问题。在那时的俄国政党中，唯一一个要认真地解决和平和土地这两个问题的，就是布尔什维克。即使把立宪会议的口号看成与和平与土地一样重要的口号，它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和平与土地一样重要，那也不能据此指责布尔什维克背信弃义，因为它至少真正地落实了这两个口号，即和平与土地。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在它们执政的八个月的过程中，没有为解决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采取过一项严肃的措施。
而且在立宪会议的问题上，应该受到指责的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一个党。时任临时政府办公厅主任的纳博科夫说过，天真的人在理论上可以认为，政府召开立宪会议就是为了制定基本法，然后根据选举结果把政权交给选出的多数党，然后就自动解散，实际上绝非如此。一语泄露天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根本不想召开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在他们的手中，成了拒不解决和平与土地问题的挡箭牌。所有与群众利益相关的措施，他们都说自己无权决定，推给立宪会议，而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措施，则立即拍板，也用不着等立宪会议了。群众对他们的不满，部分就是由此而来的。
立宪会议的选举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民意，也是值得怀疑的。原因有二。一是社会革命党人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得到2100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60%。但他们的票源主要是来自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城市里，他们的得票不仅大大落后于布尔什维克，还少于立宪民主党。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表明，社会革命党作为执政党在2—10月间的表现，以及社会革命党人任总理的政府在后来几个月中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它声誉扫地。工人阶级和它的武装——赤卫队——对它深恶痛绝，军队的绝大多数也支持布尔什维克，在10月中旬，当布尔什维克成为全国各主要苏维埃的多数时，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退出苏维埃。一个仅靠农村人口庞大的基数而成为多数的党，甚至支持它的农民也主要来自边远地区，而在城市和军队中都得不到支持的党，在主要行政资源都来自城市的现代社会中，能组建一个什么政府呢？肯定不会是该党一直叫嚷要建立的强硬政府，而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指望这个政府来解决和平和土地问题，肯定是不行的。一个执政几个月的政党，连它的基本纲领——把土地分给农民——都不能实施，甚至连为实施它的准备都不做，只是一味地把它推给立宪会议。这样的党即使让它再次组阁，它又能做什么呢？在它过去为苏维埃的多数派和执政党的六个月中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个事实不会因为这个党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获得多数而改变，何况这个多数本身也是有疑问的。
十月革命前，社会革命党分裂为两派，一个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另一个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官员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逮捕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实施社会革命党的基本纲领——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立宪会议各党派代表的名单还是在7、8月间定的，在9、10月间已经是水火不相容的左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交替出现在同一个党的名单中，而且其中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全部社会革命党代表的3/4，完全不能反映十月革命前后这两派在群众中的实际影响。因为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获得70个席位，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只有16席，中派社会革命党人36席，少数民族社会革命党人7席。即使中派和少数民族社会革命党人都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致，他们所得的全部选票也要少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变化的原因可能在于下面的事实，即十月革命后，电报局系统对苏维埃政权的消息封锁，临时政府被推翻，社会革命党分裂的消息迟迟不能传到外省，更不用说是边远地区了。大多数农民本来是想把票投给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在土地委员会工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却把票投给了作为政府代表逮捕他们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立宪会议得到尊重，肯定能避免由一党专政演变成的斯大林个人专制制度，以及由此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其实，解散立宪会议并不意味着民主制的终结。在公认的民主国家中，解散议会和重新选举之事也屡见不鲜。而当初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解散了立宪会议之后，再也没有召开，确实也有客观历史原因。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苏维埃的多数时，他们千方百计地不让一个布尔什维克进入主席团，当布尔什维克已占苏维埃的1/3席位时，也是如此。当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了一半的席位后，在9月进行了主席团改选，结果是布尔什维克在主席团中成了多数，托洛茨基成为苏维埃主席。当布尔什维克主团建议按各党派在苏维埃的席位建立联合主席团时，遭到苏维埃多数为少数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断然拒绝。策列铁里说：“我们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领导得很糟糕苏维埃，使它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们希望你们在你们现在准备占据的位置上哪怕只维持这个时间的一半。”对一个你们认为连三个月都维持不了的党派，他们当然不会认真对待，更不会以少数派的身份充当合作伙伴。实际上，在这种对对手的轻蔑和强硬的态度之下，隐藏着极度的失落和绝望。他们曾是苏维埃绝大多数，他们还掌握着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让“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在七月事件中已被彻底消灭的布尔什维克打败，留在他们心中的绝不仅是苦涩。其实他们心里早就明白，他们在苏维埃中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人为地拼凑一个“全民民主会议”，筹备“预备议会”，就是为了绕开苏维埃，这也表明他们实际上对靠民主斗争重新赢得多数没有任何信心。
在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提出联合组建政府的建议，并与他们进行相关的谈判。在谈判中，被击败的少数却对胜利的多数提出了根本不能接受的条件：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能加入联合政府。这是连最温和的布尔什维克都不能接受的，最最温和的加米涅夫也说，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就是“砍了党的头”。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也允许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作为苏维埃的少数在苏维埃制度下有充分活动的自由。但由于曾经的多数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失败，不愿意承认政权的更迭是布尔什维克赢得苏维埃的多数的必然结果，更不愿意在苏维埃中履行自己少数派的职责，他们把十月革命昇责为阴谋政变，不予承认。也就是说，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和对主席团的控制后，他们的所谓所为就使得在苏维埃民主框架内的多党合作与斗争失去了前提。在十月革命后，他们更是与“阴谋政变”直接对抗，进入战争状态。虽然他们在作为执政党的六个月里，没有表现出任何魄力和果断，但在失去了执政党和多数的地位后，却一反常态，立即行动起来。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面临的怠工抵制，就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与资产阶级一起组织的。新生的工农政权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不仅各部职员、邮局、电报局和铁路工会不为新政权服务，政府部门连翻译和缮写员都找不到。后来他们参与和组织了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在内战中，他们和资产阶级一起组织白卫军，不少人加入了形形色色的反苏维埃政权。在战争势下，禁止敌对政党的存在，查封它们的报纸，应属正常措施，并不能说明确布尔什维克的暴虐。
在革命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并肩战斗，一起推翻了临时政府，后来又与布尔什维克一起组成联合政府。但在布尔什维克签署了他们认为是卖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后，他们又走上了恐怖主义的老路，为了挑起与德国的战争，他们刺杀了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伯爵，同时发起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联合的破裂和对它的镇压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就是这样历史地形成的，它并不完全是布尔什维克意志的产物。
发布于 2025-12-18 08:42・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