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这个问题不难看出，为什么建制左始终无法与清朝割席的原因，因为他从内心是认可“打天下、坐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胜利者无罪论”这些理论的，以少数统治多数为能，以暴虐天下为荣，真正善待百姓，顺应民心的统治者反而会被他们当成是软弱。
毕竟布尔什维克就是靠武力夺权的，他们不遵守任何的规则，包括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某些人用立宪会议不合法来辩解，苏维埃总是合法的吧！
再怎么说苏联的名字里也带着苏维埃了；
实际上，苏维埃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期间，也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公平、自由、秘密的选举，1921年2月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叛乱，起因就是水兵要求布党根据自己的承诺，以及1918年苏俄宪法的规定举行苏维埃选举，解除言论、游行、集会和出版限制，废除在军队和企业中的政治警察，而布党毫不犹豫的拒绝了这一提议，将这一事件称为白军的新阴谋，命令图哈切夫斯基率兵镇压：
就像撒切尔夫人说的那样，苏联不守任何规矩，甚至是他自己订立的规矩，他们相信的只有暴力，因此他们自然要推崇那些历史上暴力的政权，而满清则是这些政权里最纯粹的，除了暴力之外满清几乎一无所有。
而且不止清朝一个例子，从商鞅、秦始皇、汉武帝、曹操到武则天、成吉思汗，这些人都颇受左壬的推崇，比如秦始皇历来都是暴君的典型，从古到今，上到帝王、官僚、知识分子，下到平民百姓，没有一个不骂秦始皇的。
从帝王、官僚等人上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从亲政开始，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就败光了秦国五百年的基业，二世而亡、断子绝孙，这毫无疑问的失败；从民众的角度来看，秦始皇好大喜功，修皇陵，筑长城，搞得民怨鼎沸，四海皆反，众叛亲离，甚至连秦国的百姓都箪食壶浆以迎刘邦。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秦始皇的形象完全翻过来了，变成锐意革新、打破阶级壁垒、取缔贵族私刑、给予民众上升通道的明君形象，但是这套逻辑是完全不通的，要是秦始皇如某些人所说的一样得民心的话，陈胜、吴广这些平民出身的义军为什么要反秦呢，秦人为什么要箪食壶浆以迎刘邦，唯恐刘邦不王关中呢？
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史记·高祖本纪》
武则天也是一样的，历来被认为是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武则天除了权谋出众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历史功绩可言，宠信男宠、任用酷吏、迫害贤臣、残杀名将。
唐高宗留下来的名将程务挺、王方翼、黑齿常之、李孝逸、张虔勖、泉献诚等功臣名将被屠戮一空，然后任用武攸宜、武三思、武懿宗、薛怀义等亲信男宠领兵，导致渤海国、东突厥死灰复燃，契丹的孙万荣、李进忠一路打到黄河边上，因此历朝历代都认为唐代在武则天时期是中衰，是自私自利而至国家于不顾的典型。
但是1951年罗元贞老先生写成了《武则天问题批判》，运用人民史观驳斥了封建地主文人对武则天的种种诬蔑，高度肯定武则天的作为，打响了为武则天翻案的第一枪。1960年，郭公沫若写成了四幕历史剧《武则天》，高度肯定了武则天的丰功伟绩，甚至作为一个四川人，完全的不顾事实地把山西籍的女皇称作是他的同乡。
再比如历朝历代对汉武帝的评价也是很低的，与秦始皇并列的暴君，古人提到汉武帝无非就是海内虚耗、国祚几绝、剥民取利、天下苦之一类的评语，对汉武帝的继任者汉昭帝、汉宣帝以及辅政大臣霍光的评价反而很高，昭宣时期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因此史学家将这段时期称为昭宣中兴。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汉武帝的形象也翻了过来，变成了明君的典型，甚至还有了汉武盛世的说法，这就让后来的昭宣中兴变得非常尴尬：东汉的光武中兴之前是王莽篡汉，而西汉的昭宣中兴之前居然是盛世，盛世为什么还需要中兴呢？
对曹操的推崇则更是奇葩，大家可能不知道，曹操是历史上最喜欢屠城的家伙，先后屠过彭城、傅阳、虑、雎陵、襄贲、夏丘、雍丘、邺城、柳城、河池、宛城十座城市，这些都是曹操自己干的，再加上夏侯渊、曹仁、徐晃等曹魏部将的业绩，曹魏整体屠的城在接近二十座的规模，比五胡乱华一百多年的屠城记录还要多，直逼清军入关的业绩。
要知道三国时期可是个历史资料极端匮乏的年代，可作参考的资料基本上只有《三国志》和《后汉书》，再加上近代发现的墓葬和简牍，这么简陋的资料里，曹魏的屠城记录已经直逼清军入关了，要知道清军的屠城记录很多都是从地方志里翻出来的，三国时期可没这玩意，要是只看《清史稿》的话，清军的纪律可以曹魏好得多。
但是这并不妨碍曹魏的名声在现代翻身，曹操称为雄才大略的典型，而刘备则变成了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