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一向是尊重科学的，给予了科学家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比如前苏联最著名的科学家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院士，斯大林几乎给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谁敢反对李森科革命的进化论，谁就是“全人类的敌人”。

比较著名的有瓦维洛夫案，李森科借机干掉了前苏联农学院院长瓦维洛夫，瓦维洛夫先是被免去了一切职务，1940年又被捕入狱，并被判处死刑。根据后来解密的名单，当时公开反对李森科的一共有83人，其中约一半的反对者被处决，剩下的则失去了教职，比较著名的有伊兹莱尔·阿戈尔、所罗门·莱维特、格奥尔基·卡尔佩琴科、格奥尔基·纳德森。

1948年，又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试图反对李森科的革命生物学，当时有297名科学家联名向苏共主管科学的官员员尤里·日丹诺夫投诉李森科，表示李森科的活动给苏联的科学界带来了难以置信的损失，让苏联的生物学直接退回到了中世纪，这一事件被称为三百人信事件。然后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苏联政府再次对孟德尔的反动遗传学重拳出击，三千多人失去了教职。

当时反对李森科的力量不止来自科学界，政界也有反对李森科的力量，1947年，斯大林在李森科的建议下推行春小麦，而这一时期的乌克兰种植的是冬小麦，而赫鲁晓夫强烈反对改变乌克兰的小麦品种，由此触怒了斯大林，失去了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和基辅州委书记的职务，世界上根本没有第二个科学家能得到如李森科一样的尊重。

可惜的是，赫鲁晓夫虽然被降职，依然用各种方法阻挠李森科的小麦革命，否则第三次乌克兰大吃饱指日可待。不过赫鲁晓夫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1952年，赫鲁晓夫与李森科和解，这为后来的玉米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说苏联喜欢迫害科学家和文人是不公正的，哪怕是索尔仁尼琴，苏联都没有把他怎么样，只是驱逐出境到西德，西德生活水平比苏联好十倍都不止，老舍先生说不定在去世之前也想有这样的“待遇”，但是没有啊，最后成为了湖人队冠军。

苏联对科学家还是很不错的，被迫害的很少。

胡思社、老舍要是能获得驱逐出境的待遇，做梦都能笑醒。

不是给苏联洗白，客观事实如此。

萧光琰 (1920-1968) ,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博士,世界著名化学家, 1951年归国。

萧光琰女儿（1953——1968）

萧光琰的妻子甄素辉（？——1968）

萧光琰 (1920-1968) ，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博士，以后担任助教、助理研究员、研究员，还曾在美孚石油公司工作，后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

开创了我国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学研究领域的创建工作，曾领导并参加了催化叠合、催化裂化、固体酸催化剂等研究课题；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学术报告和论文29篇，对该所后来发展成为石油研究基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在他回国不到九个月的时候，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他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他只能呆呆地忍受了别人对他有思想反动、有卖国思想，回国是为了向上爬的指责。

他伤心极了，只能向亲人倾诉：“我冒险回国，谁知□不爱我，把我关在门外……对新中国，我有''失恋’的感觉，感到生活失去了重心和平衡。我感到前途悲观。”

从此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长期不能工作。

1968年12月11日惨死，终年48岁，不久，他的妻子和十五岁的女儿也都自杀。

萧光琰喜欢打网球，被他们说是醉心于贵族运动。

他们还说：“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回到中国？”

人们给他安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努力证明他是美国派来的特务，不仅囚禁了他，而且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三角带”等特制的刑具也派上了用场。

萧光琰当初把工作资料带回国，他们则说：“你能把你在美国用的资料带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

这个莫须有的问题萧光琰没办法回答，毕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萧光琰只能一死了之，1968年12月11日，萧光琰被迫“畏罪自杀”，年仅48岁，三天以后，萧光琰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也都被迫自杀。

几天后，人们发现了母女二人的尸体，她们紧紧地相拥，凄惨地告别了这个悲凉的世界。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萧光琰妻子甄素辉并不会讲中文，在美国，甄素辉已经有了收入非常高的工作。

萧光琰遇害时，甄素辉正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十几岁的女儿洛洛更是孤身一人、无人照料。

当天下午，他们找到她，严肃地宣布：“萧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

甄素辉并没有哭，只是称要见多日不见的女儿洛洛，几天后，人们发现了母女二人的尸体，被发现时她们的尸体还抱在一起。

他们一家人要是去苏联，绝不会这样。

著名科学家被电死、上课或唱歌之前都要先表忠心、颜色不同就涉嫌犯罪、夫妻同事友人互相举报、书籍被焚烧、电视转播批斗大会，这场美利坚十年大动乱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更荒诞。
但可惜的是，如今的年轻网民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

在1950—1954年间，美国掀起了一场恐怖的大动乱，上百万人受到清洗。

实际上近些年来国际研究者们更趋向于认为这场大动乱更早从1945年开始，1950年达到最猖獗的时期。

当时以美国参议员麦卡锡为代表，美国开始对不同政治理念的党派进行了一场残酷血腥的清洗。

美国政府对其他不同党派信仰者和民主党派进步人士进行了恶意诽谤、肆意迫害、以及关押审查。

这场动乱从1945年萌芽，到1950年泛滥，再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的十年，被称为“美利坚动荡十年”，而它波及了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此期间一共有上百万以上美国人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忠诚”调查，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押、迫害或杀害，十年间共有近千万人被问询过，其波及人数占据了美国当时总人口三分之一。

其中被“忠诚小组”秘密抓捕、暗杀、关押、失踪的美国人更是不计其数（最少达9000人），此外还有数百万册的书籍、作品被付之一炬，作家遭遇残酷的迫害、逼供和审查。

包括爱因斯坦、卓别林在内的社会知名人士、作家、科学家、数学家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驱逐或暗杀，甚至连已故的马克吐温也未能逃过浩劫。

而在这场大动荡结束之后，“美利坚十年大动荡”成为了学术界、舆论界和历史研究界的一个禁忌话题，任何人不得宣传、研究或反思，迄今为止在美国的主流舆论和教材上没有任何关于这场恐怖大动荡反思的只言片语，而这似乎就是最近几年美国极端势力再次掀起批斗和破四旧苗头的根源。

——因为他们，从未反思过自己的荒诞暴行。

1953年4月，“忠诚小组”实际控制人、议员麦卡锡在两名年轻助手的协助下开始对美国设在海外的大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

在这次清查中，美国民主党派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新锐思想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列为禁书，甚至连在当时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小阿瑟· 史莱辛格和已故社会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极度危险书籍”之列，惨遭焚烧。

根据目前少有的公开统计显示，在十年动荡期间被美国“忠诚小组”剔除的书籍总数最少达到了两百万册。

由于恐怖气氛太过浓厚，美国当时的所有社会图书馆和学校都如惊弓之鸟一般也纷纷开始自我查禁和焚毁“任何有可能引发一丁点联想的书籍和杂志”。

不仅是学术机构、学校和社会企业，就连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电台、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也都受到了“忠诚小组”的冲击，很多重要的国防工程、大型项目、保密工作以及文艺作品都未能逃脱麦卡锡忠诚小组调查委员会的清洗。

同时，美国的新锐左翼力量和社会进步人士也受到了恐怖的打击。

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600多次大型“传唤、调查”活动，还举行了17次由电视实况转播的全国性“批斗大会”，引发美国社会批斗狂潮。

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带走，接受严刑拷打，有些人能回来，一言不发，有些人则彻底地消失在了这个人世间。

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时代，无数美国人为了求得自保而不得不暴露出了人性最丑陋最阴暗的部分。

夫妻互相举报、学生举报老师、单位员工举报上级、社会居民举报议员，而“证据”很可能只是看了某个作家的书、或者认同了马克思的某个观点、甚至在喝酒时腹诽过资本主义剥削劳工等等。

美国这股狂热的“忠诚调查运动”，受害人数达到了人类历史之最，可谓登峰造极。

美国众议院、联邦调查局也都纷纷跟风成立了“忠诚”调查委员会，以向忠诚小组最高统帅麦卡锡表忠心。

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忠诚小组”调查下，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被迫接受恐怖的“忠诚”调查，至少有9000多人遭到了秘密抓捕、暗杀、关押和永久性失踪。

在美国内，成千上万的亚裔和外国祖籍者被怀疑为“间谍”。

这些人不仅被非法传讯，被美国政府明令禁止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公开谈论自己的家乡和故国，也不准寄钱给故乡的任何亲友，否则就是对美国不忠诚的象征。

在美利坚十年大动乱期间，有不少人仅仅因为谈起自己的祖国或者给故乡的亲友寄钱就被举报和指控为“同情共产党”而受监禁、被驱逐甚至是暗杀。

比如物理学家钱学森就是例子，在被关押期间新中国拼尽全力才把他救回来。

当时美国“忠诚小组”甚至一度表示：“哪怕杀死他，也不能让他回去。”

不仅是华人，其他人也遭到了同样的打击，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卓别林 、马歇尔等等世界名人都受到不同程度打击。

而1953年6月19日，十分著名的科学家朱利叶斯与艾瑟尔·罗森堡夫妇被同事举报“同情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进步人士”，随后就被带走，遭受秘密关押严刑逼供，虽然最后两人打死都不承认自己同情共产主义者，但随后两人却还是被美国政府判处死刑，并送上电椅活活电死。

迄今为止，都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两人出卖过任何有价值的情报给美国的对手国家，而著名的艺术家卓别林则被美国政府驱逐出镜，其作品大量被查封。

随后“忠诚小组”进驻学校和学术组织，开始残酷的意识形态洗脑。

在美国的任何学校，所有学校教授、教师在上任何专业课之前被要求必须先向“美国忠诚小组”表决心表忠心，如果谁不上课之前先大骂五分钟苏联和共产主义，谁就会被解雇并接受忠诚测试和调查。

这种恐怖气氛演绎到了最登峰造极的时期，就连美国著名的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也因名称里涉及“红色”二字有可能涉嫌宣传共产主义而被迫更改了名称。

最后整个美国社会掀起了一阵向“资本主义表忠心”的新高潮。

从1950年到1954年期间，就连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所有小姐们在参加比美之前，都必须在镜头前批判几句马克思、共产党或其他不同政见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进步人士，以向“忠诚小组”表忠心。

而在这场恐怖的大动乱中，受害最深的当属和美国政府政见不同的美国共产党，当时作为民主党派之一的美国共产党共有几十万党员活跃在美国社会，和平地表达着自己的不同政治主张，有很多进步人士都在四处为劳工争取权益，为社会底层争取教育和医疗公平。

但是，经过这十年大动乱和大清洗之后，美国共产党遭到毁灭性打击，一度近乎消失，即便到了后来美国大动乱结束之后，美国共产党也一直没能重新发展起来，只有几千成员散落在各州，无法形成民主党派制约力量，并且当时美国共产党的大部分高级领导也都被“忠诚小组”调查后投入了监狱，还有一部分则被迫终身流亡海外。

史学家普遍认为，1940年6月国会通过史密斯法案，是“美利坚十年大动乱”的开始，这部法案以防止“颠覆活动”为借口，荒诞地规定外国人和在外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必须进行特别登记，以便随时接受“忠诚测试”和“忠诚调查”。

并且它还规定：“凡以任何方式宣传推翻美国政府者均构成“犯罪”。

根据此法，无数人被“犯罪”了。

1948年7月20日，杜鲁门政府突然出动军警，在“忠诚小组”的最高指示下，分别在全国各地将美国持有不同政见的一些民主党派最高领导及机构：全国委员会的十几名成员通通予以逮捕，将不同政见者一网打尽。

尽管此后发现他们并无任何实际危害国家和政府的犯罪行为，但他们却依然被判有罪。

为什么呢？

因为到了1951年，美国最高法院确认《史密斯法》符合宪法，美国当局以“意识形态冲突”有可能颠覆国家政权，开始了对这些民主党派人士的迫害和非法审判，最终以6票对2票的多数维持了对11位美国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的有罪推论。

1952年，美国司法部又判定另外40位美国民主党派领袖因违反《史密斯法》，而被判监禁。

对于这段历史，别说中国网友，就是美国人自己也不甚了解。

这大概要“归功于”美国政府强大的舆论封锁能力和文化霸权。

但是美国政府恰恰忘记了一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当美国整个社会不能对此进行反思的时候，美国也就无法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最终必将迎来一次又一次更新更大更恐怖的错误。

平心而论，中国和美国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国家，美国人会犯错误，中国人当然也会犯错误。

但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人总是会不断提起和反思自己的过错，然后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但美国人却自我放弃了这种反思和史鉴的机会。

比如最近美国开始风起云涌的砸历史人物塑像、当街驾车武斗等情况频频发生，或者就在预示着一场新的“美利坚十年大动荡”已经蠢蠢欲动。

这样的美国，却被很多别有用心的亲美大V吹嘘为：“仁爱、守信、和平、法制”的象征，真不知道这些亲美大V有何脸面去面对历史的拷问。

古代和现代（如纳粹德国）专制，无不通过愚民、弱民来维持其统治。

专制，有反科学的天然基因。

科学的核心是：知识+逻辑+批判性。

而专制往往意味着绝对的等级、绝对的服从、绝对的极权【注1】，这些东西与“批判性”和“逻辑”天然违背。

而且，专制的另一个特征是，暴民主义。他们压迫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但又煽动（洗脑）社会上的绝大多数来拱卫统治。而专制下，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一般都是不具批判性和逻辑能力的。如果出现迫害科学家的事，这些人要么沉默不(敢)语，要么欢呼雀跃。

专制一旦建立，很难从内部打破，一般只能从外部攻破。随着专制格局的“完善”、压制的一步步加深，反抗的思想力量很难从内部形成合力。至多是一种专制推翻另一种专制。

西方为什么能发展出科学？根源不在近几百年，而在古希腊（或更早）。很多事情，一开始就注定了。西方在古希腊其实就为科学播下了种子。在古希腊就出现了城邦国家共和制。相比于专制，（民主）共和制，对人性的压制是小的，能够一定程度上解放人性，发展出多样化的知识，自然也客观上鼓励了科学（家）。这种制度上的优势，直接引导了西方后世的发展。文艺复兴之所以要打着“复兴”的旗号，就是看中古希腊罗马对人性的压制远没有中世纪那么厉害。【注意：中世纪迫害科学家绝不手软。】

实际上，人类发展史上，民主共和才是最本初的生存模式（政治模式）。随着人类的发展，大小国家的形成，人类在“专制”的道路快速狂奔。越早进入专制的国家，越惨。因为，专制越早确立，越根深蒂固，越难以破除。

亚洲地区是形成面积广阔的专制大一统政权非常早的区域，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今伊朗）公元前6世纪就建立了，其领土西至地中海沿岸，东至今天的印度和中国西界以西不远地区；而东亚前3世纪就形成高度极权、高度统一的国家【注2】【注3】。某种程度上，这也有点不幸。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思想的百花齐放，再也没有“百家争鸣”。从此，专制在东亚持续了2000多年。

西方也差点在专制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但好在他们幼年时期，有过相当长的共和制时期，算是一种基于“民主共和”记忆的“觉醒”和“迷途知返”（文艺复兴）。其他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文艺复兴为什么起源于意大利？除了其他的因素，一个重要因素是意大利有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共和”古老记忆。被专制桎梏的他们向往古希腊，就类似古代中国人向往周代一样。【注意：周制，跟古希腊的共和，有明显区别】

此外，促使西方，普遍性回到“民主共和”的一个客观现实是，欧洲没有形成一个一统欧洲大陆的大版图的专制政权，而是各种小国家，相互联合、竞争、争斗。这种客观现实，极大地阻碍了专制的大范围根植，进一步扩张。各种小国的存在，客观上有利于不同政治制度竞争。小国寡民，相对也更容易实现民主共和化，或被民主共和化。

我们被教导，社会的演变遵循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有误导性。社会“发展”很可能不是这种线性。时间的先后，并不意味着是一种“演变”关系。资本主义，本身并不是“演变”字中世纪的封建专制。就像今天美国的制度，也并不是从印第安部落社会“演变”来的一样。就像阿富汗的塔塔专制，并不是从之前的共和制度演变来的一样，而是一种倒退；他日，若阿富汗有幸重归民主共和，这种民主共和也不是塔塔专制演变而成的。

【注1】：阿仑特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认为“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有不同。但实际上二者有很大程度的共生性。

【注2】：秦制，究竟是自己独立发展出来的，还是受西边的中亚国家的影响而形成的，实际是可以讨论的。波斯帝国，离中国（“秦国”当时位于周朝最西端，可以直接垄断与中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并不远，这种制度的影响，是极为可能。

【注3】实际上，中亚稍大面积的专制集权国家还可更早。

【注4】：本文回答的原题是“为什么专制国家那么喜欢迫害科学家，而民主国家却相反？”题主后来更改了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