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僚制度的角度来讲，苏联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政治官僚制”，而非“理性官僚制”。
在“理性官僚制”中，政治家是一个掌握权力、平衡利益集团、组织和塑造舆论、关注主要政策问题的通才。根据相对支持度的变化，他立刻上台或下台。其政治角色并不必然构成一个职业生涯，有时甚至不构成一个全职性的、职业性的专业。
与此相反，公务员被期望保持政治中立。他通常不会主动参与政治斗争或发表政治意见，他被期望与政治压力充分隔绝，以便能够在政见不同的多个政治家手下履行职责。原则上，他是基于普遍性的任职能力而获得任命和提升。他的工作通常局限于特定的专门任务，他的工作线路构成一个职业生涯。他根据组织内部的空缺及自身的相对资历和任职能力，沿着各种程序有序地晋升。
而在“政治官僚制”中，政治家与公务员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所有政治领导人同时是官僚，而官僚也不被要求保持政治中立；官僚们即使不是布党，也被要求忠于布党，同时致力于专门的政策。
由于结构上把政治代表与行政服务不加区隔地融合在一起，政治官僚制内部存在着政治忠诚与胜任能力之间的严重紧张：作为政治代表，官僚必须在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多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和兴趣之中择一而从，要求展现的是政治忠诚；而作为公务员，官僚必须尽可能提供有效率的行政服务，要求展现的是胜任能力。
而在苏联，当两者产生冲突时，往往是“政治忠诚”占有优势地位。而那些懂技术的专业人才的专业意见往往处于次要的地位。
而一旦真的重视知识和人才，哪怕放任不管，民间的各行各业和官僚机构一定会被一群懂技术的专业人才把持。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政治上高度集中的苏联，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说如果各种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掌握苏联的经济发展方向，那苏联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依附于这个体系的庞大体系会被逐步废除掉，那些各个工厂内部强调“忠诚”机械的执行计划的各级官僚会被专业的市场管理人员所取代。同时一定会允许各地依据自己的情况来发展经济，莫斯科的权力会被大大削弱。
而一旦经济上的口子被打开，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一切就会慢慢发生根本的变化，最后很可能就是布党失去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