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清廉之前，先得弄清什么是“腐败”。

1550年，佩德罗·德拉加斯卡卸任秘鲁总督。据说，当他登船离开这块全世界最富的殖民地时，行李里只带了衣物还有一本《圣经》。

在任两年间，他平定了皮萨罗兄弟的叛乱，重新安排了印第安人税收，提高了银矿产量，分配了铸币权，把价值超过一百万比索的白银输送到了西班牙本土，最后却没带走哪怕一根金条。

时人对德拉加斯卡的评价是忠诚、简朴、虔诚（他是教士出身），但并无“清廉”这一条。

原因在于，清廉和腐败是一对相对概念，如果公共职责和私人利益之间的边界并不明朗，甚至压根不存在，那么清廉和腐败都无从谈起。

四十年后，一个名叫塞万提斯的退役老兵给西班牙国王写信，希望陛下能念在功劳苦劳的份上赏他一个美洲的官职。

他报了四个志愿，一是波哥大司库官，二是卡塔赫纳船务官，三是危地马拉某省的省长，最后是拉巴斯郡守。全部被拒绝后，无奈的塞万提斯只能去写书，创作了《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挑的这四个官职，都是有油水的肥差。这一点他清楚，国王清楚，全世界都清楚，但塞万提斯并不害怕。因为在那个王侯将相确实有种，官员权责并不明确的社会，当官捞钱并不等于“腐败”。

20世纪初，英国人在北尼日利亚殖民地遇到了问题——某些在欧洲人看来属于腐败的现象，在非洲人看来却是理所应当。

豪萨人和富拉尼人认为，如果一个人当上了官，他就有义务提携帮助他的家人、朋友、部落，这样做不仅不是腐败，还是他的职责所在。

事实上，居高临下的英国也经历过此类困惑。18世纪的英国曾被批评为高度腐败的国家，英国的敌人特别是美国曾对此大书特书。

19世纪之前的欧洲是个“爵本位”而非“官本位”的社会，而现代政府的形成就是个由“爵本位”向“官本位”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对官员的公共责任和私人利益进行划界。

试想，如果一个社会并不区分作为个人的领主和作为官员的领主，那么自然就无法区分私囊和公款，也就不能说领主使用公款是腐败行为。同理，如果“公职”这个概念压根不存在的话，任命亲戚朋友当官就是无可指摘的正当行为，裙带关系和结党营私也不是贬义词。

政治学家把中华帝国的政治体系称为“家产官僚制”。中国的官僚制度很早就有了划分公共责任和私人利益的观念，“腐败”的概念因此尤其早熟。但是，古人在指责修建豪华宅邸的官员“腐败”的同时，却不会说大兴土木的皇帝“腐败”。同理。一个官员恩庇自己的同乡或有腐败嫌疑，但皇帝把职位公然传给自己的儿子却不是“腐败”。

以现代标准来看，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依然是高度腐败的，例如世卿世禄屡见不鲜，迎送往来绵延不断，明代宗室蛀空国家，清代官员不创收不足以维持开支，皇帝的私人利益永远越界。但是在古人看来，以上很多现象并不属于腐败范畴。

说到底，腐败的观念是流动的，具有鲜明的现代特征。

它是权力职位权责明晰化，私人利益和公共职责划界后产生的观念。

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例子表明，“腐败”的观念经历了一个形成的过程。

1799年，曾经不可一世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宣告破产。当时的荷兰流传一个笑话说，VOC这三个字母的真正含义是“Vergaan onder Corruptie”（“在腐败中灭亡”）。

相比同时代的政府成员，公司雇员的公共职责和私人利益有着更加明确的边界。正因如此，人们才更容易注意到东印度公司的腐败行为。公司雇员利用职务之便大开走私之门，欺下瞒上谎报利润，依靠信息差操纵股市。在18世纪末，高度腐败终于把荷兰东印度公司拖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最终宣告破产。

然而，腐败的根源恰恰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自己造成的。18世纪中叶，为了维持账面上的利润率以继续吸纳资本，公司领导层大幅降低员工工资，与此同时放松对员工的管制，让他们“自谋生计”，后来被称为“腐败”的许多现象就是从这时开始出现的。

比起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情况好些，但同样以腐败出名。早在1772年，英印元勋克莱武就因为收受大量金钱遭到议会调查。

在法庭上，克莱武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说，他收钱完全符合公司规定，而且他“为自己的克制感到惊讶”，因为他原本能收更多的钱。调查过后，克莱武不仅摆脱了指控，还得到了勋章和爵位。

但正是在克莱武之后，英国启动了针对东印度公司的改革，力图压制腐败，直到1874年公司解散。

有趣的是，东印度公司为英国本土以及多个殖民地的官僚体制提供了原型。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表明，腐败比东印度公司有着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有观点认为，欧洲从殖民活动中获取的知识和制度比资本积累更重要。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殖民公司和殖民地政府的组织推动了本土政治体制改革。

从某种意义来说，现代化才是腐败产生的第一推手。

由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发生了改变，许多原先天经地义的事情（例如“家天下”）到现代都成了彻头彻尾的腐败。“公民”“公职”“公共责任”等概念的普及改变了人们对政府雇员的要求。

这也就意味着，同样一件事情是否属于腐败，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很可能给出不一样的答案。

例如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某候选人在竞选村长前给每户村民发一只羊是贿选腐败。那么如果某候选人答应当选村长后出钱在本村修一座桥，这是否也是贿选腐败呢？这时人们就会出现分歧。

再比如，政治献金在某些国家是合法的，却被另一些国家视为腐败。同理，用政府财政补贴特定政党在某些国家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在其它国家就成了腐败。

这些争议意味着，在绝对意义上消灭腐败是不可能的，因为腐败的定义并非绝对。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政府来说，控制腐败都包括两方面的努力，一是规范官员的行为，二是在全社会建立关于腐败的共识。某些权力交易被定义为腐败，必须禁止。也有一些权力交易是政体运作的润滑剂，政府要为其设计规则，避免它失控或是被大多数人视为腐败。

至于古代社会，特别是官僚制度不发达的社会，就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因为那里没有腐败，或者说，到处都是腐败。

现实中，西方社会也有“清官”和“贪官”，只不过他们的认知里没有清官这个概念。

比如英语没有专门的名词来描绘清官的概念，而是用【形容词+官员】来形容一个官员“诚实，正直”。

为什么呢？因为中西两种社会结构里，最底层的认知逻辑不一样。

1. 西方自从思想启蒙后的近现代社会认知里，公民是纳税人（类似公司投资人和股东），而政府官员是食税阶级，政府不产生和创造财富，政府官员的一切收入及开销源自于税收（股东们的出资），所以政府官员扮演的角色是一种“管家”或者说“中介代理”，官员是“由股东通过董事会选举出来，靠投资人的税收生存，并授权托管国家的管理人员。”———由公民通过选举产生，享受税收的红利，并对民众负责；类似于大型企业的CEO，CFO。

根据这种认知逻辑里，官员其实就是拿钱干活，两者属于契约关系——我投票选择了你，并且养活了你，而你的工作职责需要管理好这个国家，而清廉仅仅是他的工作职责范畴的最基本要求（尽管事实上有贪腐），清廉并不是某种值得歌颂或者宣传的品质。就如同你花钱雇佣了一个私人管家，你出钱养活了他，而他负责你的日常起居和管理，而他不私自偷拿你的私人物品，不抢占你的财产本身就是管家工作的基本要求，所以你不会因为他尽职没有犯错而表扬他“哇，你真的很好，你没有背着我偷偷拿我保险箱里的钱/偷我家的东西。”就如同你不会表扬一个程序员：“哇，你竟然主动修改你的bug，你做的真好”。因为这是他工作的天然职责。

2. 中国的底层认知，则还是继承自古代帝国王朝那一套（哪怕是今天）；在传统中国认知里。没有公民文化和纳税人概念，两者不是平等的，而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是上位者和下位者的唯上统治关系，也就是人上人概念；官员在大众意识里，是天然的管理者和统治者（权力天赋），普通百姓（居民）是下位者（朝贡者），他们没有权利选举官员，而他们的天然义务则是像朝廷交税，上交的税收作为进贡朝廷的一部分，是为了建设一个繁华的“大唐”，而官员的任命则取决于上位者，他们只对上层负责。两者不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很多中国人到今天都意识不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自己和现代文明没什么区别），这种底层逻辑甚至是在不断的教育和宣传中刻在基因里和潜意识里。当普通百姓谈到官员时，总会自动把他当作高高在上的存在（庙堂之上）；比如，一个家族会以有一个领导的亲戚为荣，谈到一个官员时默认他是社会的上流阶级，哪怕仅仅是体制内也是高一级别的存在（在相亲邻居聊天等各种社会方面），和体制外是泾渭分明；比如，当你遇到冤屈和刁难时，你会希望出现一个青天大老爷为民伸冤，解决你的问题；比如，你要想做生意取得成功或者想办事顺利，你必须去依附这套系统，比如你的子女想进重点小学初中；比如，.....（类似的地方有非常多）。

基于这种天然的上位者和下位者不对等的从属关系，导致认知上。下位者尽管从心里的道德观上默认官员应该保持清廉，但是潜台词是贪污是正常广泛而且普遍的，甚至是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的（默认的社会潜规则），所以清廉成为了一种稀有的品质，一种光辉，一种稀缺品，清官应该是一种模范，值得被宣传以让大部分官员学习并保持清廉，所以下位者自然而然要把上位者区分为“清官”和“贪官”。

有啊，可以查一下“斯多葛主义”(stoicism)，现代引申为理智，自制，行胜于言，保持高尚品质的生活态度。形容词stoic一般指一个具备这种品质的人比较理智，一般人理智冷静就是calm。

随便说一个普通人想一个月都想不到的人选：柯蒂斯李梅，是的你没有看错，二战美国陆航将领李梅。形容他的时候stoic就是高频词。

李梅生活很简朴。他女儿回忆，父亲是一个“一张餐巾纸都要撕两半用”的人，字面意思；

李梅对个人道德有一些独特的执着。比如他战时在本土基地的公寓从来不锁门，为此和老婆吵过架，他的理由是：锁门防君子不防小人，既然真有人想偷东西的话总能开门，锁门就是对基地里其他正经人不尊重。他老婆不得不指出他的道德观非常怪异，但最后确实同意不锁门；

李梅在“大事”上的职业道德观也很独特或者说严苛。他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的对日/德轰炸是战争罪，并且非常乐意随时强调这一点。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坚定执行自认为的正确战术，同时认为这种战术在道德上完全错误的人；

李梅一方面面部神经受过伤所以表情少，另一方面也确实比较严肃。他是一个有长年胃溃疡的人(本身长期压力大，“心思重”也是胃溃疡的重要病因)，抽雪茄的原因之一是分散注意力，另外叼烟可以掩饰自己为了忍痛咬牙的表情。这种“忍痛”行为说实话在欧美人中不常见(布洛芬直接开一千片才常见)；

李梅的家教非常严，女儿回忆中学时代父亲不让自己留长发，如果发型不符合要求剪了之前不能进家门(还好不是像民间故事中的海瑞饿死女儿)；

李梅对金钱应该真的毫无兴趣。他生活简朴并不是抠门，老婆回忆她每个月只要提出合理需求生活费从来都是秒给(李梅也不会怀疑对方乱花钱)，女儿也指出父亲在给自己买日常用品时很通情达理，比如餐巾纸的例子，她吐槽说如果自己在父亲面前用一整张餐巾纸，父亲不会挑刺，觉得很正常。就是没兴趣用金钱“装点”自己；

李梅对“诚实”有非常独特的要求(或者说律己)，这甚至反映到了他的身后事上。此人极其反感一切从宗教角度出发对其个人的“洗地”行为，持续了一辈子。1990年李梅因心脏病84岁去世，安葬在科罗拉多，当地按照对老白男风云人物的刻板印象，在李梅的葬礼上安排了三段讲述天堂美好的冗长布道，结果牧师一进来李梅的女儿就吐槽道：“我发誓，如果父亲能从棺材里坐起来，他现在就会走出这地方的门(I swear, if my father could have gotten up out of that casket, he would have walked right out)。”可以结合一下他对自己战时行为的看法。

这其实挺像本国宣传中的清官的。

在西方，并没有为"清官"单独设置一个概念。

官，就是官。

白马非马，不好使。

清官则好，贪官也罢，通通都是掌握公权力的人。

而对于掌握公权力的对象，民众的第一任务是制约与防备。

在基督教体系下，人人皆有原罪，手握公权力，更是天生"罪加一等"。

所以，任何官员，均不值得称道。

人民对于官僚体系，本能只有抗拒和排斥。

这与私德无关。

就算乐善好施，助人为乐，那也只能称为一个好人。

而不是好官。

官，永远不可能和"好"字联系到一起。

用称职一词形容，已经是对官员最大的褒义和赞扬。

而在一定程度上，清官比贪官的迷惑性往往更强。

一个看似清廉如水，毫无瑕疵的统治者，反而更容易让人民陷入温水煮青蛙的危险而不自知。

所以，在西方社会的政治博弈中，官员很少强调自身清廉的属性。一不留意，就要弄巧成拙，起到反效果。

与东方理解截然不同，德才兼备，在西方政治生态中是减分项。

聪明伶俐不如头脑简单，道德圣人不如街边痞子。

功劳越大，越要急流勇退。

号称二战三巨头之一的丘吉尔，战争还没结束就被赶下台。

四任总统罗斯福，让美国人惊出一身冷汗，直言下不为例。

一身缺点的特朗普，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网红，粉丝数量爆表逆天。

西方与东方，本来就是两种思维模式。

西方虽大，但只容得下一个圣人，他的名字叫做基督耶稣。

除此一家，别无分号。

一个尽善尽美的道德楷模，应该出现的地方是宗教刊物和神话小说，而不是历史书和新闻报道。

人无完人。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只有对于完美的臆想。

或许，西方人都是老庄的信徒：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不带这么玩的。

就几年前，网上还一大堆人宣传西方官员公私分明、清正廉洁。

什么荷兰官员骑自行车上下班，在单位喝咖啡都要自己掏钱；

什么德国市长工资不够花，不得不下班掏烟筒补贴家用；

什么法国总统戴高乐由于清廉，导致退休后生活拮据，但即便如此，他也只是靠写回忆录赚取微薄稿费，去世时家里都没什么财产。

还有英国工党议员乔治·克莱蒙特·查利出身贫寒，一生为公，到死都家无余财。

这些不都是国外的海瑞和焦裕禄嘛，一个个为国为民，却过得凄凄惨惨。

怎么这记忆力只有三秒，以前说的话转眼就忘，现在又来找文化差异了？

因为欧洲领主人均高俅，和珅去了都能烧出舍利子，圣徒级别的领主高光事迹都不过是“允许农夫在自己面前坐下”、“不醉醺醺的主持法庭审判”、“吃农夫的樱桃给钱”、“禁止手下在自己领地烧杀抢掠”：

欧里亚克的杰拉尔（Gerald of Aurillac，909年去世。注：唐朝灭亡于907年）的圣徒生平由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奥多（Odo of Cluny）写于930年左右，是第一本主人公身份为世俗贵族的圣徒生平。奥多笔下的杰拉尔非常高尚，高尚到破坏了世俗社会的所有规则。只有这样，奥多才有可能把这样一个富裕、可能有伯爵身份（这一点不确定）、没有加入过宗教团体的地方领主描绘成一个圣徒。书中间接阐述了当时的一些社会规则：

杰拉尔从来不穿戴金银饰物，不接受穷人的礼物，除非他帮助过他们，他还允许穷人
在自己面前坐下。他厌恶酗酒，也不会醉醺醺地主持法庭审判。卷入当地的战事
时，他不允许自己的手下在乡下烧杀抢掠，他还坚持从农民手里购买樱桃，而不是
直接拿走。

手下扮富没有戳穿都值得大书特书：

杰拉尔曾有一个手下流亡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后来他在去罗马的路上遇到了这个人，发现他假扮成了一个富有而且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但杰拉尔并没有戳穿他的身份——在奥多看来，这一做法尤其令人惊叹（“除了杰拉尔以外，还有谁会这样做？”）

随时可以上奴仆的女儿也值得一提

杰拉尔曾受一名奴仆的女儿的诱惑，就在两人快要发生关系的时候，神迹出现了，保住了他的童贞。奥多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赞美他的守贞，可是，杰拉尔随口跟女孩的母亲说，要女孩准备好等他来，这是当时的领主都享有的特权，奥多对此却没做什么评论。

类似这样的行为还有很多，再加上大量的神迹，使杰拉尔成为一名圣徒，至少在奥多的笔下如此。这本传记在10世纪30年代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人们开始膜拜杰拉尔——到了这个世纪中叶的时候，他在欧里亚克拥有的圣皮埃尔修道院就改用了他的名字，变成“圣热罗”（Saint-Géraud）修道院。

总结来说就是：

当时的贵族价值观包括：对小规模地方战事习以为常，认为军队人员实际上有权抢走农
民的任何财物，经常发怒（或者喝醉），经常对其他人施以暴力，以严酷而自以为
是的方式监督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包括自由人与非自由人、无军事身份的自由人
与贵族，以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界限等。加洛林和后加洛林时期的社会精英都践行
这样的价值观，而在那之前和之后，这套价值观也没有太大变化

所以你说什么欧洲清官？

参考文献：
1.Odo of Cluny, Vita Geraldi, trans. in G. Sitwell, St Odo of Cluny (London,1958),pp. 89–180；引语来自1.7–9, 11, 13–14, 16–20, 22–3, 30, 33。还可参见S. Airlie, in Journal ofEcclesiastical history, 43 (1992), pp. 372–95。
2.《罗马帝国的遗产 ——400—1000》 [英] 克里斯·威克姆，p511-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