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干，但有一个前提。

第一书记的考核标准，现在就量化公示，让企业知道，让社会知道，也让第一书记自己知道。

这样任期结束，是升是留还是走，谁也不用纠结。

信不信要不是科技还不发达，他们恨不得给每个人大脑植入一个芯片才会有安全感

谢邀。到此时还心存幻想的民企老板，只能说无药可救。

这次专门提了“推动党建融入公司治理”

以后老板儿子要接班，不行，因为要党委同意，是这个意思吗

谢邀。

这是把扶贫的驻村第一书记给照搬过来了。

搞扶贫时，国家可以给政策、给钱，但不能直接把文件发下去。

一是，很多村基层没有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做不了产业扶贫；

二是，很多基层的贫困，不完全是禀赋问题。有不少确实是基层形成了板结，你上面往下发再多红利，也会被截流。

所以派一批良家子，带着政策、知识和钱扎下去。

这些年轻人在当地没有根基，多数也不会留在当地，所以立场总体是跟着上面的；

而地方基层板结得再硬，也得给驻村第一书记这个身份一些面子。

于是一大批年轻人在村两委、村民、企业、上级之间来回周旋，挑起了扶贫大梁。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政策是对的。

外部投资需要外力引入，否则很难形成本地的新产业。

但也不是说这就万无一失了。

典型的问题就是：外部性如何本地化？

例如很多跑扶贫口的都遇过类似问题：

在村里搞了产业，村民也上了一段时间的工；后来因为政策或者环境变化，要换新项目。

这时村民往往会一脸茫然，干等新通知，要求吃更多补贴，不会自己想出路，很有点“等靠要”的风格。

于是很多人巴拉巴拉说“扶贫先扶志”云云。

其实这不能只怪村民，你才是来者。你是项目、政策、培训的主动方，村民多数是被动方。

因此你带来的市场知识、交易机制、技能、流通渠道，都不是村民主动获得的。

不是主动获得，就很难快速理解这些信息的价值和逻辑，也不容易建立信心。

一旦外部性退去，例如政府补贴减少、产业大环境变化，村民会本能地退缩到他最传统的谋利手段，例如纯体力劳动。

所以这两年又反复强调防止大规模返贫、扶贫政策需要巩固期，这是纯外力干预的天然弱点。

至于驻企第一书记，个人感觉更容易继承弱点。

这个角色也不新鲜。搞亲清关系的那几年，特别是20年前后，很多地方搞了“驻企服务员”、“驻企指导员”等工作。

原则上是不干预企业经营（权责说不清），只帮助企业实现“最多跑一趟”的行政审批效率。

这个在当时就有不少争议。

一，寻租可能性。

驻村，那是跨着调。就算是本地干部下乡，那也是城里下到乡里，可能的利益纠葛不算大。

驻企，往往还是派去驻本地大企。你本来就在本地部门长期接触这些企业，现在又被放进企业内部，负责处理该企业的行政接口。

很容易把潜在的利益输送带进去，加深寻租。

二，公平性。

一般得是本地有点实力的企业，才能享受这个待遇。（本地大户会有自己的行政沟通渠道）

这对于其他中小企业，就是一种变相不公平，他们享受不到这种专人专办的行政效率。

全国行政村就70万个，贫困村小13万个；而全国企业约4800万，数量级决定了没法做到普遍公平。

三，转为长效政策的有效性。

如果是一视同仁，所有企业都没有独有的政企沟通渠道，那政策口只能看整体效果。

就像煮一大锅汤，放盐后搅拌，再随机取一勺尝尝。

尝出来的味道就是这锅汤的味道，你可以通过这一勺来调整你的加盐量，调整出来的加盐量也是普遍有效的。

宏观层面可以看出政策的普适性。

但是，如果是驻企形式获得的政策反馈，那这锅汤就被分割成了很多个格子。你这把盐，对这个格子有效，对那个格子则未必。

这个反馈机制在普适性上就要打折扣。

而强竞争、强流动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在现在存量竞争的大背景下，企业的变数很多。

这意味着：各个格子之间还容易来回窜味。这把盐今天咸淡适宜，明天就不知道了。

总之，出发点可以理解。

咱这政企之间的沟通一直很弱。有的领域无规可依，有的规矩只在纸面。

行政成本是我国企业运营成本里非常玄学的一块，能在企业里做CPO/CGO（首席公关官/首席政府关系官）的都是大才。

这块成本削下去，市场活力一定能起来。

但是，但是。咱这现在急需市场活力的，不是能屯下足够过冬资源的头部企业，而是大量要老板自己跑窗口的中小微。

他们需要的是普遍适用的、统一执行的、执行过程中不会坐地起价现场人员临时加码的行政流程。

眼下大环境下行，我觉得公平比效率应当更优先。

闲聊公号：王子君的碎碎念。

提前摘取胜利果实

这类操作不是陕西第一个干的，但陕西把事儿给做绝了。

2019年的时候，杭州就往100家重点企业派驻了100个「政府事务代表」。

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这些都派了。

这出发点说的也很直白，就是企业和政府是两条线，但又是一条线。

以前是你们跑政府，后面是政府跑企业，现在就直接鱼水情了。

企业要发展，有些政策要弄清楚，企业要拓张，有些福利要拿到手，企业有问题，有些渠道要打通顺。

政府事务代表在表面上的权限也是很大的，说的是全权代表各级政府，为企业协调解决各类政府事务。

但他们在企业里面具体能做的事情，也规定的很死，至少是纸面上的很死。

就四个：信息沟通交流、政策释问解答、问题协调解决、项目落地推进。

大家来品品这四个工作。

第一项，就是个高级传令兵。

第二项，就是个移动办事大厅工作人员。

第三项，稍微模糊，不过主要也是协调传话。

第四个，更加模糊，项目要看是什么项目，落地是要看怎么落地。

但总体上来说，政府事务代表更多的是两边跑的角色，对企业自己的经营和管理，并不会直接有参与。

因为，派出之前也有记者很好奇，比如中国经济周刊就跑去围观了。

问了直白的问题。

政府事务代表是否会干涉民营企业经营决策？
是否会降低民营企业运营效率？
是否会导致政府职能的错位、越位？

这三个问题，可以说是杭州企业的嘴替了。

给出的回答是：

不兼职，

不兼薪，

和最关键的，不参与企业经营。

咱们说句大实话，企业不在乎你兼不兼职，也不在乎你要不要拿薪水，甚至情缘你拿点儿。

只要你不参与企业经营，那问题就不大。

杭州也不是第一家，比如德州，山东的德州，在2022年也派出了首席政府服务官。

还有专门的名字，CGO。

还是和杭州类似的功能，「企业对于营商环境的关心事、烦心事和焦心事，都可以及时无障碍地直达政府部门，做到企业吹哨，政府部门快速地响应」。

其他例子就不举了，杭州和德州的例子就说明，如果是派出这种联络员性质的干部，其实企业是不排斥的。

我记得前段时间看现代奇幻剧《县委大院》，里面有两个驻村干部。

一个是不幸遇难的肖俊学，一个是理论上的男主林志为。

两个人对政策都理解，对工作都努力。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主角当过县长的联络员，下村之前县委书记还专门接见了一下。

于是，有什么事情都可以直接「上达天听」，很多在乡党委三宝书记看起来根本不能解决的事情，他都能有门路。

门路，才是核心。

同样的，对企业来说，这些派驻干部有时候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门路。

但同样是杭州和德州的例子，哪怕是联络性质的干部，企业最开始也是怕的。

怕什么？

就是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问的：政府事务代表是否会干涉民营企业经营决策？

而陕西派驻的，是第一书记。

在担负使命方面，也提到了「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落实」这一项。

可惜，这一项是所有使命里面排在最后的。

熟悉体制的都知道，政府发文件，顺序是很重要的。

排在面前的，基本都是加强组织建设这类的要求，也就是说这才是工作重点。

那对于经营者来说担忧很自然就出现了，你的企业还是不是你的企业，你的组织构架之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组织构架，这套另外的构架会不会渐进式的取代传统构架，最后架空自己。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尝试，没有人知道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但民营企业经营者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国有企业的构架。

国有企业里面，是厂长说了算，还是书记说了算？

党委会和董事会，这两个机构到底哪个更大？

当然我们都知道，派驻第一书记的目的不是这个。

现在很多企业也都有支部，也没听说出现管理权混乱的情况。

但怕就怕，这个既可以点到为止，也可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向。

刚跨完年，央视的《对话》节目，找了21位领军民营企业家，来集体发声，对2023年经济形势表达看好之情。

这期节目非常精彩，不知道为什么央视网上找不到了，有资源的建议找来看看完整版。

很多企业家都离不开一句话，就是中央经济会议。

毕竟经济会议上就有一句话：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浙江：招商公司，市委联合商务局、招商公司向企业派驻联络员，提供上门服务，提供商业、政策信息。

其他省：学会了，学会了。

给每个企业派个爹

原来大家说的把闲置的公务员租出去是这个意思呀！

不折腾说实话是对现在非公企业最好的帮助。

举国体系的精髓在利出一孔，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服务一个伟大目标。驻员可摸清私企实际财力，保证私企无条件倾其所有执行主脑指令，配合征调企业财产用于公共支出，即使不利于企业盈利；并敦促私企成为主脑掌控员工的神经末梢，保证员工成为服从命令听指挥、可以为大局牺牲一切的合格螺丝钉，对具有财产权自由权等不良倾向的员工予以处罚。通过驻员，就能保证如臂使指地随时零成本操控游离于体制的社会资源，而无需受法无禁止即可为、所有者享有财产支配权等西方虚伪观念的束缚；就能防范代表消费者诉求的市场力量代替原有的资源分配体系，出现忠于消费者而不忠于上峰的危险倾向。

驻员对所在企业控制力极强，并且其决策几乎无条件服务于上峰决策而非企业利益。驻员有能力成为所在公司的太上皇，因为目前任何在市场竞争中存活的企业普遍需要违反各类僵化严苛的规定（例如正常报税情况下各类税费足以令任何传统制造业年年亏损），驻员可以轻易找到大量这类案例充当指挥企业的把柄；而且“第一”意味着驻员在组织关系上是所在企业老板的上司，企业如果不服从指令就可以轻易冠以不服从帕蒂领导的大罪名加以整治。驻员使得控制企业的成本大大降低，原本操控私企名义上是需要法院审理后下达强制执行令，尽管是个流程也非常麻烦耗时。

驻员对所在企业决策的干预也是必然的，某种程度上讲，该人员就是要改变私企将利润作为第一目标。市场竞争要求企业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事实上使私企成为一种对下负责体现民间诉求的社会力量；相反驻员与所在企业没有雇佣和股权关系，其收入和考核都与企业无关，他完全对上负责并且只关心上级指令的贯彻，就使得私企的决策方向往服务于上司利益偏转。

至于对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那必然是负向的，宏大目标本身与企业利润和社会全局利益都出入巨大，而且不惜一切代价的作风也与市场经济下投入产出比最小化的要求背道而驰。但是这并不重要，因为不能为宏大目标服务的经济力量对主脑无意义甚至有害，增加主脑掌控下的资源才是最终目标。

也正是因为企业利益与宏大目标的经常背道而驰，为防止自私逐利的私企老板隐瞒真实财力拒绝执行要求，必须摸清企业的真实状况并控制企业决策。具体而言，至少需要私企达到三个要求：以投资形式出资承担零回报的公共开支，无条件征用产能，不得进行有利于消费者而有害于宏大目标的业务或开展危害现有资源分配体系的创新。

第一个要求具体而言就是当地需要私企多报利润多缴税费，投资可能血本无归的各类基建，为可能本金不保的城投提供展期十年以上的贷款等。随着几万亿的核酸采样隔离点建设中药采购灭活开发等经费开支，连续数月的经济停摆和土地出让金的腰斩，经济大省也已经没有经费可供支援外地。当地作为依赖转移支付的不发达省区，目前面临严重金税短缺，要么查清所有应缴未缴的税费并增加非税收入，要么调度体制外的社会力量承担本应由公共开支承担的任务。今年的重点是复苏经济，可选三条路径是提振消费、出口或投资，其中最可行的是投资，更确切讲是基建。由于意识到不可预测的上峰想法是优先于成文法的根本大法，缺乏立法制衡导致民意和公共利益也无法用于预测公共决策，外资正在把供应链迁往市场不确定性更小的东南亚。随着东南亚成为第一贸易伙伴，锡诺已经沦为东南亚的零件供应基地，出口恢复无望。大量搬迁的供应链也带来大裁员，消费力短期内无法恢复。要发展投资，搞基建的资金几乎也是无处筹措的，城投贷款已经频频展期，收入和保障数倍于均值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也开始降薪，毕竟税费大减的同时其中大头却要用来对外贷款投资援助、发展军备、投资于芯片等卡脖子技术争取弯道超车等关乎国际地位的领域，这个不会削减。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让私企多报利润多缴税费，然后投资于各类严重重复建设必然血本无归的基建项目公司，向严重亏损已经无法还本付息城投公司提供投资或贷款等。正常情况下，没有企业愿意进行这类投资，因为私企在这些项目中不可能占有足够的表决权，即使它们具有盈利潜质，由于采购当中大量存在通过不合理报价输送利益（例如一百元一包的高铁卫生纸），亏损是必然发生的，因此这种投资本质上就相当于增加税费。

第二个要求比如征调药企生产抗原试剂、感冒药以优先供给公务员等重点人群，征调青年公寓、毛坯写字楼充当隔离设施等，其问题其实和上面差不多。由于严重的税费短缺，被征用产能的企业几乎没有议价权，多数都是亏本订单，而且有不小的概率会拖欠货款导致现金流问题。一旦上峰政策出现突然变化或负责人调任他处，甚至可能直接被拒还货款而血本无归。更为糟糕的是，征用产能会扰乱正常订单，导致延期交货影响企业信用并导致后续订单减少。上峰的指令也未必足够理性，很多情况下会违背市场规律，例如正常情况下企业会评估病毒流行时间来决定增产规模，但出于对上峰表忠的角度抗原生产却是越多越忠诚越有魄力越能被欣赏的。一旦度过流行高峰这就造成一堆垃圾库存了，甚至由于资金完全用于采购原料，企业连工人薪水也难以支付，最近有关企业已经由于这个原因发生多起冲突了。

第三个要求最为重要，因为对资源的绝对掌握和分配力是保证忠诚的重要手段。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单位，资源是按level和关系分配的，而level的爬升完全取决于上峰的意志。因此，大众依赖于效忠上峰才能获得赖以生存的收入，通过单位就能实现有效的社会组织。如有不忠，连其家属也会一并标示为“不宜录用”人员失去获得收入的能力而沦为靠救济度日的赤贫户。相反，忠诚的下属可以获得水电油烟银行等垄断性高利润行业的经营权，虽然你没有名义所有权，但是一切利益输送都是默许的，名义上的全民股东并不能真正问责。你就是这些公共财产的实际拥有者，甚至能让考不上高中的后代继承你的岗位成为一众硕博的顶头上司。

私企和市场经济的出现颠覆了这个秩序，只要你能够满足客户的诉求，为消费者创造价值，无论你如何有碍于上峰的宏大目标，企业也愿意为你支付高薪，投资人也愿意提供资金换取股份增值的机会。这样事实上就产生了另一套资源分配体系，那就是对消费者负责、体现民间诉求的市场体系。企业作为唯一被允许的自组织形式为民间诉求提供了组织力，稍有放松就会成为一些自私者保护自身利益对抗宏大目标的工具，毕竟没人会没事和钱过不去。要是国企公务员始终占据最多社会资源，那还好办，因为大众会为了争取进入体制而被迫忠诚。有一段时间互联网这类行业竟然比公务员还有吸引力，市值比大多数国企还高，依靠满足市场需求的创新比忠诚更有利可图，那大众的意见就比上峰更有分量，这么危险的事不治治能行吗？互联网发展初期几乎就是为了消费者对抗宏大目标的典型：它抢占了公众的注意力资源，令大众更倾向于通过他人分享身边的真实情况而非主流媒体获取信息，令儿童更倾向于玩游戏而非观看具有教育意义的正能量动画，甚至成为个人权利高于宏大目标这类西方自由化观念的集散地，成为大众互相勾连争取议价权的平台，差点就令宣传破功，造成大众脱离主脑的控制；它削弱了传统银行对金融系统的控制力，改变了资金优先供给国企及抛瓦关联企业的状况，自然也就得罪了从中坐收好处的相关利益方；它夺走了本属于传统制造业的投资和人才，拉高了社会薪资水平，破坏了利用人力优势换取外汇争取国际地位的大好事。如果如互联网一样的创新再次降临，社会结构的改变又不知道将向消费者利益偏转多少，不知道又会有多少社会控制机制失灵，这种状况绝不允许再次发生。

而且私企一旦发展壮大，就会自发追求成文法高于上峰意志、法无禁止即可为、所有者自由支配财产不受干涉、等价交易完全自愿不得强制、私有产权不得掠夺等腐朽的西方观念并试图制衡上峰。对于私企而言，可预测的市场规则最为重要，不可预测的风险等同于百分百的亏损。在一个上峰有能力支配一切并且意志高于成文法的市场，只要有助于上峰的大目标，无论如何违背法条，侵害私权都断然不会被追究，甚至因为敢于不惜一切代价而显得有魄力，有忠心，成为升迁的资本。这个市场上名义上的私有财产事实上完全属于上峰，因为上峰直接下令就能够按照大目标的需要禁止企业业务、干预企业运营，就能强制性征调产能和征收财产，就能任意增加税费，就能够冻结银行卡。在这样的环境下，单纯的人力成本优势根本无法形成竞争力：首先定价非常困难，因为系统性成本极不稳定；稳定的供应链也难以建立，因为产能的配置随时受外力影响，订单及时交付的信用无法建立；更糟糕的是，猜不准上峰意志的企业根本无法生存，不然哪天上峰一拍脑袋就血本无归了。并且这样的环境下企业经营者连人身安全也难以保障。只要符合上峰的大目标，对私权进行限制的资格会下沉到非常低的层级，譬如居委会，手段也不受限制，从肉体上的教训到利用家人亲情进行劝诫，以至于警告性拘留都可以选择。更不用说法律裁判者本身也受上峰指令，任何人随时可以入狱。对于私企而言，只要他们有力量就会希望可预测的成文法约束上峰的行为，这种危险倾向万万不可纵容。

我经历了过类似的时刻。

这些年参与了许多地方国企的分子公司混改，或者共同出资成立新公司。相关领导一般都会善意地、在非公开场合提醒一下我（市场主体代表）：不能失去底色、需要考虑党建工作。

尽管作为创业者对成本极度敏感，但我都照样推进，原因是

1：这位领导实际上是代表的是国资股东，按照公司章程他们是有权利向我提出各种要求的

2：党建的时间（开会、党支部活动）和硬件（党建角）都是成本，而这个支出按照实际缴纳资本金共担，我是能接受的

3：我的目标客户就是地方政企银行，党建本身也是一种市场调研手段，我也是愿意的

4：领导是善意地、在非公开场合提醒「我」，也意味着党建工作应该是现有管理层主导下的的其中一项工作，服从于经营、收纳于架构，成本可控，累的是HR以及支书（hhh反正不是我）

而这次似乎不一样，调子有些变化。

选派非公企业驻企第一书记是我省进一步加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

党建工作总需要有人配合第一书记吧，需要有专门招聘吗、还是让HR和行政配合、员工都需要参与吧、参与时间会占用工时吧、党建角总需要一个吧，这些钱是谁出？如果有国资成分我可以理解为股东出资，但如果没有国资成分的，这种成本对企业来说就是又一种税。

但这个还只是个小问题。

“能够成为驻企第一书记，我倍感荣幸，深感责任重大。”选派干部、省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处处长张伟琴表示

一位省局下来的处长，行政级别和地级市的区长一级；您说，办公室总需要一个吧、助理总需要一个吧、车位总需要一个吧、配合要写的材料有许多吧？

但这依然是个小问题。

也是市场监管部门服务非公企业发展的有效抓手。

唉，监管部门的服务，那业务对外发布的广告、签署的合同、成立合资公司、账册明细是不是要请她参与？要不然我邀请她担任我们的监事、董事、或者执行董事？

但这还算是个可接受的问题，但接下来

指导企业完善组织体系

哦？公司架构要被指导完善，具体包括什么？

探索创新党员职工发挥作用的载体平台

以后招聘计划是否需要优先考虑党员？

推荐机关优秀干部到经济建设主战场挂职锻炼

如果按照既定的风格，会不会需要一堆定调会协调会通气会思想会推进会聊心会；

如果还想做点成绩，是不是还要思想纲领行动计划推进实验扩大试点......

退一万步来说，如果我的公司想申请破产了，她怎么办？

......

我知道本意和出发点都是好的，我也承认党建的重要性。只是企业运行等等的市场规律，您未必需要充分尊重，但还是需要考虑实际情况的吧.....

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就这样吧。

PS：在我过去几个关于市场经济的回答下，都有知友对我做出猛烈而善意的批评，逻辑大致是以下几个，我也提前列出我的回复吧。

观点一：“这种担忧没有依据”

您能列出没有依据的100个依据，我也能列出100个有依据的依据。

但问题不在于依据，而在于担忧。我们、或者说我们这个群体为什么会越来越担忧了？

观点二：“你不在陕西，而且人家进驻的都是大企业”；“就不是你说的那样，人家只是blablabla”

从一个点不知不觉到全面开花、从浅浅介入最终尾大不掉的例子在去年还少吗？我可以庆幸自己的体量决定了哪怕蔓延了也在最后几批，但：

迈过那条线的开始就应该是警惕的开始。

观点三：“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社会需要公平，因此需要政府进行监管，并进一步对财富进行分配。但市场企业的目的从来只有一点：盈利，我不会否认市场造成许多不公平的现象，但请不要忘记市场的探索、创新、竞争、敢于犯错，是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或许没有之一）。

不要为了优化分蛋糕的方式，就把蛋糕砸到地上，或者打断那只善于做蛋糕的手、或者让那把切蛋糕的刀直接来做蛋糕。

这只会让更多人饿肚子。

而总有一些人永远不会饿肚子。

和我的预测大致符合。

很多人预测未来的时候纠结于是美国还是日本，但其实还有伊朗和塔塔呢。

有个疑问啊，按我的理解，党的基层组织应该是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的吧，党委书记应该由党支部委员会或党员大会选举产生，这位空降的第一书记到了基层党组织，大家都不认识他，怎么选，这个我不懂，望大神指教。

还有你一个第一书记就干一年，365天，扣除节假日，也就200来天，你到一个企业做第一书记，先要熟悉基层党组织，要了解企业业务和人事，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一个企业的非党员群众的工作和生活，这样才能更高的为群众和企业服务嘛。重点非公有制企业，别的不说，你规模不能太小吧，至少也得几百号人吧，这要熟悉企业可得花点时间，好嘛，你这一年任期，企业才刚熟悉，刚和群众打成一片，然后任期到了。

是不是书记太多，重点公有制企业不够用了。

还是采取曲线救国的路数，把重点非公企业的管理水平拉到公企可以竞争得过的程度。

派到村上的都是摆设，居然还往非公企业派？臃肿病扩大化，简直离谱，胡闹也得在自己内部啊，闹到企业像什么样子？

这和近二年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大量扩招应届生为公务员事业编三支一扶西部志愿者有关吗？以前一个人当五个人使，死活不给编，就用临时工凑活，现在为了压事新招了一大堆刚毕业的孩子，基础工作都有人做了，十八个和尚挑水吃了，那多余出来这些中不溜和老帮菜也不能闲着啊，发报纸看大门的都是副处级了还往哪塞呢？哎！对呀，派到企业里去，那么多企业一下子消化了一大批，还能挡管一切，美哉美矣。

开厂子的转移个差不多就走吧，这种环境没啥意思（虽然不派驻也是你们养活臃肿的老爷们）。再这样下去是不是扔一块砖能砸死九个书记？遍地都是官，没有人干实事，生产效益不好是企业自身缺乏创新和竞争力，生产效益好了是挡领导有方科学决策，就这点惯用东西还拿出去恶心外面人，人家是生产企业，实体经济，是要实际的效益的，又不像你们天天门一关在那整没用的东西就能劳苦功高，一点都不觉得寒颤～

同志们，我来补充两点：

一、“重点非公企业”注意“重点”两字。意思是，你的资本主义尾巴，只可以小打小闹。搞大了，还不润，他们就来了。

二、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地方行为，其实整体就是这个方向。最近的事，有杭州的国营投资公司，参股蚂蚁集团。远的事，有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各大互联网公司。约谈的意思就是，虽然没有法律依据，但是有关部门叫企业做啥企业就必须做啥。

有些人还在问，今年就业会怎么样啊，明年经济会怎么样啊。没啥好问的。

私营凭什么要接受体制内的领导？

现在来看李嘉诚跑的那波在大气层，估计闻到一点味道不对就赶紧溜了。

马云马化腾雷军王健林都还是嫩了点。

陕西敢这么干，不可能是拍脑袋决定的，搞不好是试点再全面推，但是G企这种模式都搞到一塌糊涂，为什么有自信折腾民企，匪夷所思。搞不好有生之年我们能重新吃上大锅饭，用上粮票了。

投资不过函谷关？

给正在观望的民营经济吃了一颗定心丸。

小马，我看你这个公司各方面都不错，唯独进货渠道性价比太低啦。（递名片）这个人的货不错，以后你们就去他家进东西吧，保证物美价廉。什么？考虑考虑？这么好的事还等什么，赶快联系啊，总不会是不想给我面子吧？哈哈哈，我开玩笑的，你看你，肯定瞎想了吧。放心，现在我们都得跟企业保持亲清关系，说白了就是给企业打工又不拿工资，你想的那些做法已经没有啦。对了，我跟税务局的李局长有几分交情，哪天咱们一起吃个饭交流交流？嗯，那家店不错，我去过，就那家吧。日期你就等我消息吧，我看这两天应该没什么问题。嗨，谢什么，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提，我能解决的一定都给你解决。这样，我下午还有个会，就不陪你们了。哎不用送了，真不用。哦对了，那个名片你收好了哈？好好好，那我有空再过来看你们，回去吧回去吧。

看了下陕西这个幺蛾子政策是从21年就开始了，这次只是在党组书记的基础上升级成了第一书记。

对于驻企业书记职责定位是这么说的：“广大选派书记要恪尽职守，当好“宣传员”“组织员”“调研员”“引导员”，想方设法帮助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排忧解难，协调解决周边关系，创造有利内外环境。组织部门和派出单位要健全完善选派党组织书记的配套制度，坚持“精挑”“严管”“厚爱”，当好坚强后盾，做好激励保障；接收单位要放胆使用、严格管理，确保选得准、派得进、干得好。”

评价这个政策好坏很简单，一年多时间了把派了书记的企业的经营数据拉出来，营收和利润与历史数据和当地平均值进行对比，看是否有大的提升，有的话表示短期内可能有点价值，没有的话表示是瞎折腾。

目前来看没有这方面的对比数据，甚至连入驻的企业名单都没有完全公布，那成绩也就自己说了算了。

我建议官方向每个家庭也派驻第一书记，这样才能促进万千家庭正确健康良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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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会以为这是开玩笑吧？

事实是：有的国家的某个地区，早就这么做了。

封建永远是资本的天敌

是所有的都收回为国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