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系的精髓在利出一孔，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服务一个伟大目标。驻员可摸清私企实际财力，保证私企无条件倾其所有执行主脑指令，配合征调企业财产用于公共支出，即使不利于企业盈利；并敦促私企成为主脑掌控员工的神经末梢，保证员工成为服从命令听指挥、可以为大局牺牲一切的合格螺丝钉，对具有财产权自由权等不良倾向的员工予以处罚。通过驻员，就能保证如臂使指地随时零成本操控游离于体制的社会资源，而无需受法无禁止即可为、所有者享有财产支配权等西方虚伪观念的束缚；就能防范代表消费者诉求的市场力量代替原有的资源分配体系，出现忠于消费者而不忠于上峰的危险倾向。
驻员对所在企业控制力极强，并且其决策几乎无条件服务于上峰决策而非企业利益。驻员有能力成为所在公司的太上皇，因为目前任何在市场竞争中存活的企业普遍需要违反各类僵化严苛的规定（例如正常报税情况下各类税费足以令任何传统制造业年年亏损），驻员可以轻易找到大量这类案例充当指挥企业的把柄；而且“第一”意味着驻员在组织关系上是所在企业老板的上司，企业如果不服从指令就可以轻易冠以不服从帕蒂领导的大罪名加以整治。驻员使得控制企业的成本大大降低，原本操控私企名义上是需要法院审理后下达强制执行令，尽管是个流程也非常麻烦耗时。
驻员对所在企业决策的干预也是必然的，某种程度上讲，该人员就是要改变私企将利润作为第一目标。市场竞争要求企业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事实上使私企成为一种对下负责体现民间诉求的社会力量；相反驻员与所在企业没有雇佣和股权关系，其收入和考核都与企业无关，他完全对上负责并且只关心上级指令的贯彻，就使得私企的决策方向往服务于上司利益偏转。
至于对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那必然是负向的，宏大目标本身与企业利润和社会全局利益都出入巨大，而且不惜一切代价的作风也与市场经济下投入产出比最小化的要求背道而驰。但是这并不重要，因为不能为宏大目标服务的经济力量对主脑无意义甚至有害，增加主脑掌控下的资源才是最终目标。
也正是因为企业利益与宏大目标的经常背道而驰，为防止自私逐利的私企老板隐瞒真实财力拒绝执行要求，必须摸清企业的真实状况并控制企业决策。具体而言，至少需要私企达到三个要求：以投资形式出资承担零回报的公共开支，无条件征用产能，不得进行有利于消费者而有害于宏大目标的业务或开展危害现有资源分配体系的创新。
第一个要求具体而言就是当地需要私企多报利润多缴税费，投资可能血本无归的各类基建，为可能本金不保的城投提供展期十年以上的贷款等。随着几万亿的核酸采样隔离点建设中药采购灭活开发等经费开支，连续数月的经济停摆和土地出让金的腰斩，经济大省也已经没有经费可供支援外地。当地作为依赖转移支付的不发达省区，目前面临严重金税短缺，要么查清所有应缴未缴的税费并增加非税收入，要么调度体制外的社会力量承担本应由公共开支承担的任务。今年的重点是复苏经济，可选三条路径是提振消费、出口或投资，其中最可行的是投资，更确切讲是基建。由于意识到不可预测的上峰想法是优先于成文法的根本大法，缺乏立法制衡导致民意和公共利益也无法用于预测公共决策，外资正在把供应链迁往市场不确定性更小的东南亚。随着东南亚成为第一贸易伙伴，锡诺已经沦为东南亚的零件供应基地，出口恢复无望。大量搬迁的供应链也带来大裁员，消费力短期内无法恢复。要发展投资，搞基建的资金几乎也是无处筹措的，城投贷款已经频频展期，收入和保障数倍于均值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也开始降薪，毕竟税费大减的同时其中大头却要用来对外贷款投资援助、发展军备、投资于芯片等卡脖子技术争取弯道超车等关乎国际地位的领域，这个不会削减。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让私企多报利润多缴税费，然后投资于各类严重重复建设必然血本无归的基建项目公司，向严重亏损已经无法还本付息城投公司提供投资或贷款等。正常情况下，没有企业愿意进行这类投资，因为私企在这些项目中不可能占有足够的表决权，即使它们具有盈利潜质，由于采购当中大量存在通过不合理报价输送利益（例如一百元一包的高铁卫生纸），亏损是必然发生的，因此这种投资本质上就相当于增加税费。
第二个要求比如征调药企生产抗原试剂、感冒药以优先供给公务员等重点人群，征调青年公寓、毛坯写字楼充当隔离设施等，其问题其实和上面差不多。由于严重的税费短缺，被征用产能的企业几乎没有议价权，多数都是亏本订单，而且有不小的概率会拖欠货款导致现金流问题。一旦上峰政策出现突然变化或负责人调任他处，甚至可能直接被拒还货款而血本无归。更为糟糕的是，征用产能会扰乱正常订单，导致延期交货影响企业信用并导致后续订单减少。上峰的指令也未必足够理性，很多情况下会违背市场规律，例如正常情况下企业会评估病毒流行时间来决定增产规模，但出于对上峰表忠的角度抗原生产却是越多越忠诚越有魄力越能被欣赏的。一旦度过流行高峰这就造成一堆垃圾库存了，甚至由于资金完全用于采购原料，企业连工人薪水也难以支付，最近有关企业已经由于这个原因发生多起冲突了。
第三个要求最为重要，因为对资源的绝对掌握和分配力是保证忠诚的重要手段。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单位，资源是按level和关系分配的，而level的爬升完全取决于上峰的意志。因此，大众依赖于效忠上峰才能获得赖以生存的收入，通过单位就能实现有效的社会组织。如有不忠，连其家属也会一并标示为“不宜录用”人员失去获得收入的能力而沦为靠救济度日的赤贫户。相反，忠诚的下属可以获得水电油烟银行等垄断性高利润行业的经营权，虽然你没有名义所有权，但是一切利益输送都是默许的，名义上的全民股东并不能真正问责。你就是这些公共财产的实际拥有者，甚至能让考不上高中的后代继承你的岗位成为一众硕博的顶头上司。
私企和市场经济的出现颠覆了这个秩序，只要你能够满足客户的诉求，为消费者创造价值，无论你如何有碍于上峰的宏大目标，企业也愿意为你支付高薪，投资人也愿意提供资金换取股份增值的机会。这样事实上就产生了另一套资源分配体系，那就是对消费者负责、体现民间诉求的市场体系。企业作为唯一被允许的自组织形式为民间诉求提供了组织力，稍有放松就会成为一些自私者保护自身利益对抗宏大目标的工具，毕竟没人会没事和钱过不去。要是国企公务员始终占据最多社会资源，那还好办，因为大众会为了争取进入体制而被迫忠诚。有一段时间互联网这类行业竟然比公务员还有吸引力，市值比大多数国企还高，依靠满足市场需求的创新比忠诚更有利可图，那大众的意见就比上峰更有分量，这么危险的事不治治能行吗？互联网发展初期几乎就是为了消费者对抗宏大目标的典型：它抢占了公众的注意力资源，令大众更倾向于通过他人分享身边的真实情况而非主流媒体获取信息，令儿童更倾向于玩游戏而非观看具有教育意义的正能量动画，甚至成为个人权利高于宏大目标这类西方自由化观念的集散地，成为大众互相勾连争取议价权的平台，差点就令宣传破功，造成大众脱离主脑的控制；它削弱了传统银行对金融系统的控制力，改变了资金优先供给国企及抛瓦关联企业的状况，自然也就得罪了从中坐收好处的相关利益方；它夺走了本属于传统制造业的投资和人才，拉高了社会薪资水平，破坏了利用人力优势换取外汇争取国际地位的大好事。如果如互联网一样的创新再次降临，社会结构的改变又不知道将向消费者利益偏转多少，不知道又会有多少社会控制机制失灵，这种状况绝不允许再次发生。
而且私企一旦发展壮大，就会自发追求成文法高于上峰意志、法无禁止即可为、所有者自由支配财产不受干涉、等价交易完全自愿不得强制、私有产权不得掠夺等腐朽的西方观念并试图制衡上峰。对于私企而言，可预测的市场规则最为重要，不可预测的风险等同于百分百的亏损。在一个上峰有能力支配一切并且意志高于成文法的市场，只要有助于上峰的大目标，无论如何违背法条，侵害私权都断然不会被追究，甚至因为敢于不惜一切代价而显得有魄力，有忠心，成为升迁的资本。这个市场上名义上的私有财产事实上完全属于上峰，因为上峰直接下令就能够按照大目标的需要禁止企业业务、干预企业运营，就能强制性征调产能和征收财产，就能任意增加税费，就能够冻结银行卡。在这样的环境下，单纯的人力成本优势根本无法形成竞争力：首先定价非常困难，因为系统性成本极不稳定；稳定的供应链也难以建立，因为产能的配置随时受外力影响，订单及时交付的信用无法建立；更糟糕的是，猜不准上峰意志的企业根本无法生存，不然哪天上峰一拍脑袋就血本无归了。并且这样的环境下企业经营者连人身安全也难以保障。只要符合上峰的大目标，对私权进行限制的资格会下沉到非常低的层级，譬如居委会，手段也不受限制，从肉体上的教训到利用家人亲情进行劝诫，以至于警告性拘留都可以选择。更不用说法律裁判者本身也受上峰指令，任何人随时可以入狱。对于私企而言，只要他们有力量就会希望可预测的成文法约束上峰的行为，这种危险倾向万万不可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