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
这是把扶贫的驻村第一书记给照搬过来了。
搞扶贫时，国家可以给政策、给钱，但不能直接把文件发下去。
一是，很多村基层没有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做不了产业扶贫；
二是，很多基层的贫困，不完全是禀赋问题。有不少确实是基层形成了板结，你上面往下发再多红利，也会被截流。
所以派一批良家子，带着政策、知识和钱扎下去。
这些年轻人在当地没有根基，多数也不会留在当地，所以立场总体是跟着上面的；
而地方基层板结得再硬，也得给驻村第一书记这个身份一些面子。
于是一大批年轻人在村两委、村民、企业、上级之间来回周旋，挑起了扶贫大梁。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政策是对的。
外部投资需要外力引入，否则很难形成本地的新产业。
但也不是说这就万无一失了。
典型的问题就是：外部性如何本地化？
例如很多跑扶贫口的都遇过类似问题：
在村里搞了产业，村民也上了一段时间的工；后来因为政策或者环境变化，要换新项目。
这时村民往往会一脸茫然，干等新通知，要求吃更多补贴，不会自己想出路，很有点“等靠要”的风格。
于是很多人巴拉巴拉说“扶贫先扶志”云云。
其实这不能只怪村民，你才是来者。你是项目、政策、培训的主动方，村民多数是被动方。
因此你带来的市场知识、交易机制、技能、流通渠道，都不是村民主动获得的。
不是主动获得，就很难快速理解这些信息的价值和逻辑，也不容易建立信心。
一旦外部性退去，例如政府补贴减少、产业大环境变化，村民会本能地退缩到他最传统的谋利手段，例如纯体力劳动。
所以这两年又反复强调防止大规模返贫、扶贫政策需要巩固期，这是纯外力干预的天然弱点。
至于驻企第一书记，个人感觉更容易继承弱点。
这个角色也不新鲜。搞亲清关系的那几年，特别是20年前后，很多地方搞了“驻企服务员”、“驻企指导员”等工作。
原则上是不干预企业经营（权责说不清），只帮助企业实现“最多跑一趟”的行政审批效率。
这个在当时就有不少争议。
一，寻租可能性。
驻村，那是跨着调。就算是本地干部下乡，那也是城里下到乡里，可能的利益纠葛不算大。
驻企，往往还是派去驻本地大企。你本来就在本地部门长期接触这些企业，现在又被放进企业内部，负责处理该企业的行政接口。
很容易把潜在的利益输送带进去，加深寻租。
二，公平性。
一般得是本地有点实力的企业，才能享受这个待遇。（本地大户会有自己的行政沟通渠道）
这对于其他中小企业，就是一种变相不公平，他们享受不到这种专人专办的行政效率。
全国行政村就70万个，贫困村小13万个；而全国企业约4800万，数量级决定了没法做到普遍公平。
三，转为长效政策的有效性。
如果是一视同仁，所有企业都没有独有的政企沟通渠道，那政策口只能看整体效果。
就像煮一大锅汤，放盐后搅拌，再随机取一勺尝尝。
尝出来的味道就是这锅汤的味道，你可以通过这一勺来调整你的加盐量，调整出来的加盐量也是普遍有效的。
宏观层面可以看出政策的普适性。
但是，如果是驻企形式获得的政策反馈，那这锅汤就被分割成了很多个格子。你这把盐，对这个格子有效，对那个格子则未必。
这个反馈机制在普适性上就要打折扣。
而强竞争、强流动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在现在存量竞争的大背景下，企业的变数很多。
这意味着：各个格子之间还容易来回窜味。这把盐今天咸淡适宜，明天就不知道了。
总之，出发点可以理解。
咱这政企之间的沟通一直很弱。有的领域无规可依，有的规矩只在纸面。
行政成本是我国企业运营成本里非常玄学的一块，能在企业里做CPO/CGO（首席公关官/首席政府关系官）的都是大才。
这块成本削下去，市场活力一定能起来。
但是，但是。咱这现在急需市场活力的，不是能屯下足够过冬资源的头部企业，而是大量要老板自己跑窗口的中小微。
他们需要的是普遍适用的、统一执行的、执行过程中不会坐地起价现场人员临时加码的行政流程。
眼下大环境下行，我觉得公平比效率应当更优先。
闲聊公号：王子君的碎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