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身的反动性有清晰的认知。

这句话绝不是在阴阳怪气，而是对清朝近三百年成功的封建统治的总结，作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术登峰造极的封建王朝，带清赢，就赢在这句话上。

中国人是善于总结的，我们的文化最擅长的就是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而清朝，就是中国总结文化的集大成者。清朝作为一个合法性极低，受人民普遍敌视的殖民政权，之所以能够维持三百年，其原因就在于，带清对于前朝经验的吸取，对于封建统治认识的深刻，均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

大清对于自己的统治，基本可以总结为一个规则怪谈:

1.统治是所有行为根本目的，维护统治是一切行为的基本原则。

2.统治需要一支队伍，任何时候都要喂饱他们。队伍越强大，统治越稳固。

3.统治和国家往往是一体的，如果统治和国家有冲突的时候，抛弃国家。

4.人是统治的基础，不服从统治的人不是人，是危险因素。

5.对于危险因素，必须立刻清除，不要心存幻想，不要心存怜悯。

这些话说起来可能很简单，道理也很好懂，但其实如果你真的复盘一下中国历史，你会发现，真正能无情的执行这几点的王朝，只有带清。

由于先天性的缺陷，带清像一个体质极差的病人，生活拈轻怕重精神高度紧张，几乎天天给自己做体检，这种极度小心的态度，反而让他比那些健康但作死的病人（王朝）们活的都长。

首先，是执行力的差距。

从阶级角度讲，所有的封建王朝，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大帝溥仪，都是站在劳苦大众对立面的剥削阶级，其反动性是阶级属性所决定的。阶级暴动（农民起义），是无可避免的，必然到来的，一个理性的封建统治者应该做的，就是在暴动之前积攒足够的镇压力量，尽量扩大自己的统治基本盘。

但很遗憾的是，大多数的中国封建统治者，都缺乏这种基本盘意识。

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权威来源于暴力，暴力依靠军队，军队需要供养，供养则需要官僚机器来榨取财富。这是个十分简单的道理，把这一点贯彻到极致的就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苏丹十分清楚自己统治权威的来源——军队，所以其统治手段也只有一句话:“让军人发财，其他的事不用管”，他们甚至都不需要官僚机器，直接搞包税人制度，把税收上来供养军队就够了。

乍一看，这个统治术十分粗糙，可结果就是奥斯曼帝国存在了六百年。然而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却有很多很多的中国皇帝想不明白。

原因是，我国的儒家文化实在是太强大了，虽然历代王朝的本质都是外儒内法，但儒家的意识形态占据了完全压倒性优势，导致皇帝只要稍微拎不清一点，就会相信一句正确的废话——天子，有德者居之。

在中国历代皇帝里，当仁君成为了一个政治正确，什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什么“社稷为重君为轻”，什么“王与大夫共天下”等等。历朝历代的士大夫，经过代代洗脑，终于让皇帝相信，他们的统治合法性来自于“德行”，而德行的评判标准来自于士大夫。所以，我国的绝大多数王朝最后都变成了“让士大夫发财，其他的事不用管”。

然而，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这其实是不对的。

官僚机构存在的意义，在于供养暴力机器，当官僚本身侵吞了太多财富时，官僚机构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官僚本身不具备暴力能力，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官僚也不具备忠诚度。

所谓基本盘，指的是无条件忠于统治者的，具有暴力优势的队伍，而这个队伍并非文官。

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年代，清朝皇帝们并没有悟透这个道理里的阶级因素，但他们的民族特性却歪打正着，由于小族临大国的特性，极大的不安全感让清朝皇帝一直执着的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基本盘。而我国的历史已经多次验证，中国最有价值的暴力基本盘是什么群体——军事地主集团。

从战国的秦军，到唐朝的府兵和藩镇牙兵，到辽金元的军事贵族，到明末的关宁军，军事地主集团一次次的展现出了其惊人的战斗力。而带清则一直致力于供养着自己的军事地主集团——八旗，哪怕最后这个群体已经完全走样变形，但带清还是鉴定的维护它。

因为，清朝的皇帝从入关开始就明白，当生死存亡的关头，真正能豁出命的绝不是平时俯首帖耳的文官团体，而是这些割不断关系的老兄弟，哪怕他已经腐朽不堪，哪怕他已经力不能战，但是他忠诚，他能无条件的站在自己这边，而那些新的依附者不能。

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天王苻坚选择了相信新的依附者，他将自己的同族纷纷派到各地，导致都城流传着一句话——“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

这句话时刻印在清朝皇帝的心里，导致他们坚定的维持着八旗群体直到最后。

事实证明，这是有用的。

除了暴力优势外，八旗更大的意义在于，由于八旗的存在，导致汉人官僚从始至终没有完全掌控清朝的统治机器，清朝皇帝拥有一套从属于自己的统治系统，可以随时弥补，替代官僚机器。

最终结果就是，明朝看不到的问题，清朝看得到。明朝做不了的改革，清朝做的了，明朝收不上来的税，清朝收的上来。

所以，在明朝亡国的时候，国库穷的能跑耗子，而带清直到灭亡的前财政收入还能屡创新高，区别就在于，清朝皇帝真有一个站位坚定的基本盘，不至于被官僚机器愚弄到死。

第二，除了执行力上的差距外，清朝还有另一个优势——不拿人当人，低人权优势。

对于高合法性王朝来说，皇帝极其在意舆论观瞻，毕竟自己身后还希望获得“仁君”的名声。但清朝则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因为他本来的合法性就是负数，你再低还能低到哪去？

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崇祯多次出现了“剿抚不定”的问题，在剿灭和安抚之间来回摇摆，严重影响了镇压局面，因为皇帝心中有顾虑，如杨鹤提出了“元气说”同样影响着崇祯——人民是国家的元气，杀了起义军，没了人民，国家伤了元气怎么办？

这个问题对于清朝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根本区别在于，崇祯是将国家与王朝统一在一起看的，而清朝将王朝与国家分的非常清楚——什么TM元气不元气，任何威胁到政权的人都必须毁灭，其他的不用管。

所以，清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爱屠城的大一统政权，身为政府的清朝屠起城来毫无心理负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政权不能保证，则国家的存在毫无意义，他们像一个客居在别人房子里的过客，只要自己今天过的舒心，他们并不在乎透支房主的水电费账单，毕竟自己随时有可能走。

所以，清朝才能产生曾国藩这种极品，按照曾氏理论——人是一切造反的根源，把人都图图了，就没有人造反了。这一套波波看了都说极端的理论，在清朝居然能公然执行下去，就是因为其与清朝的统治逻辑是高度契合的。而且事实证明，这个理论还真是有用的，人真的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真杀光了也确实有用。

第三，是由于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清朝的统治政策极具灵活性。

由于儒家士大夫的话语权较低，导致儒家意识形态对清朝皇帝的压力很小，而又由于将国家与政权分开看，导致清朝统治者在卖国时毫无心理负担，签起条约毫不手软。

晚唐丢了西域，被唐朝人蛐蛐了上百年，宋朝对金朝称臣，被后人蛐蛐了上千年，嘲讽南宋的作品多的能写本书。我大清丢香港丢辽东丢台湾丢外库页，丢新疆丢东北丢蒙古丢西藏丢滇西，有的全丢有的半丢。赔英法赔日本赔沙俄赔八国联军，然后呢？

也没咋样。

对于清朝皇帝来说，政权是他的账户，国家是他账户里的财产，只要不被销户，财产的数字多寡都是可以谈的，这让清朝在对外政策上有了极大的灵活性。但凡明朝政府能拿出这个态度来，又何至于非要跟后金死磕呢？

在这样的灵活性下，导致清朝成功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熬了整整七十年没有被列强抛弃，毕竟身段如此柔软的统治者，实在太难找了。

当然，以上说的这些，其实只是清朝的一部分成功原因（因为我困了不想写了）但是总体结论是对的——对自身的反动性有认知，绝不既当又立，这才是我带清能续到1912的根本原因。

一句话：嘉道50年其实清朝做对了很多事。

我不想点名，但我只能说，某些高赞答案，对真正能够决定清朝19世纪后半叶命运的嘉道50年，几乎就是一无所知。他们的答案跟历史上的嘉道时代，完全就是两个概念。此外，刻舟求剑（因为清初是A模式，清末是A模式，所以清中叶也是A模式，因为清初满族贵族没文化，所以清中叶、清末满族贵族也没文化，这种认知堪称清史研究中最智熄的一种思维方式）、以点带面、逻辑滑坡三大清史研究常见错误，某些高赞犯的一个不少，更有甚者，他们还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错误。

我认为这个问题问的是清朝为什么能熬过太平天国，而不是清朝为什么死在辛亥革命。正所谓你欠的债不一定是你借的，你种的果子也不一定轮到你自己吃。时间线还是要搞清楚的。

清朝能撑到1911年，是因为嘉庆道光统治的那50年做对了很多事，让白莲教没有彻底发酵，至少改善了一部分社会问题，让清朝在衰落几乎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在1800-1850这个时间段只是稳步下山，而非突然坠崖，让清朝撑过了太平天国这一关。

而清朝只撑到1911年，是因为清朝最后50年有很多事没做对，导致它想自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这就是历史学界最新的罗威廉之问。

今天头疼，先说几件简单的：

0.（0-2是三个远因，与嘉道关系不大但也很重要）和很多对清史认知不全，动辄妖魔化清朝的认知不同，实际上清朝很在意自己的合法性地位。合法性高不高是一回事，标不标榜是另一回事。清朝康雍乾时代是反复标榜“得国最正”的，当然问题也不在于正不正，而是在于态度。此外“稽古右文”这句话虽然有政治因素，但清朝毕竟一直在搞大规模图书编纂工程，至少也给一些不得志的读书人找了份工作。从康熙日讲到古今图书集成，到数理精蕴和历象考成，再到乾隆主持修五礼通考，修医宗金鉴，修授时通考，康熙嘉庆编修全唐诗全唐文，当然也包括四库全书，总之至少搞了不少文治工作。如果真像某些人所说，清朝对自己合法性问题毫不在意，这些事本可以不做。

总而言之，康雍乾是想让知识分子真心认同这个王朝的，你说清朝杀过人，可以，你说清朝一直带了一把刀，也可以，你说其实读书人也知道这把刀的存在，也可以。但康雍乾也是确实想让知识分子真心效忠这个王朝，这并不冲突。

而现实中，也确实有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包容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厉鹗对辽史进行了整理，施国祁对金史进行了校勘，钱大昕补修元史氏族表和艺文志，魏源完成了元史新编，还有全金诗、元诗选等一系列总结金元文化的作品问世。

甚至有人提出金朝是正统的观点，那么乾隆是怎么回应的呢？乾隆认为……金朝不算正统，南宋虽然丢掉中原，但南宋也是正统，直到南宋灭亡正统才归于元朝。此外乾隆还正式确认了南朝陈的正统地位（历史上因为唐朝源于北周，长年以来都有正统在北周的观念），并认为1645年的弘光政权灭亡是清朝继承明朝正统的转折。换言之，清朝不仅积极加入了中原正统体系，甚至主流标榜的正统观，是最大限度有利于汉族王朝，削弱了未统一少族王朝地位的。

1.乾隆对程朱理学态度的转变，由于康熙和曾国藩的存在，很多人对清朝理学发展有错觉，认为程朱理学在清朝一直很强势，一直在压抑国民。但现实中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乾隆即位之初也是理学支持者，但就在乾隆初期，民间崛起了挑战理学的乾嘉汉学，而且在民间，汉学势力越来越强，逐渐成了江南学界的主流。而乾隆发现乾嘉汉学崛起之后，并未打压汉学，相反乾隆灵活调整了策略，一方面优待汉学新代表，同时自己也明确反对空言，标榜实学，另一方面又没有彻底废掉程朱理学的地位，此后几十年，理学逐渐衰落，汉学占了上风，理学派代表曾国藩在19世纪后期崛起，反倒是当时学派发展的一股“异数”（具体问题我回答过很多，不再详述），对新学派的招安避免了不稳定因素。

乾隆对汉学的肯定，极大程度上削弱了汉学派内部潜在的反抗意识（说句未必好听的，按乾隆后期某些荒唐文字狱的标准，戴震和钱大昕两个汉学领袖够乾隆杀一百次的，戴震批评理学儒佛不分，甚至用过“以彼族乱我族”这种比喻。钱大昕直书嘉定抗清战事，直书李成栋屠城。但二人最后都是善终）。

为啥我要这么说呢？看看对面波旁法国就知道了，启蒙运动开始针对的是谁？是法王室吗？不是的，他们最初针对的是教会，这个时候如果路易十五开始拉拢启蒙派，逐渐把教会力量削弱，至少标榜一下开明专制，或许根本不会有法革，因为启蒙派大多数人的政治诉求，就只是开明专制和反教会而已。但路易十五却继续维护教廷利益，一再动用密札逮捕启蒙派，坐实了恶人人设。结果就是启蒙派退潮之后，后进力量越来越激进，法革这个启蒙派大多数人根本不愿意接受，甚至试图避免的结果，最后在启蒙派的弟子那里实现了。

2.不应否认乾隆修四库有政治因素，但总体而言，修四库全书，辑录永乐大典，这些决定是符合知识分子心中愿景的，只不过不是100%而已。而且修四库在当时也确实让很多长年被遗忘，甚至濒临失传的作品重见天日，至少大家知道上哪能找到这些濒危书，也可以通过四库总目了解都有什么书存在，这对于文化发展是很重要的。

3.罗威廉提到的“务实性退却”（个人一般表述为皇权退却），嘉庆亲政以后逐渐改变乾隆君主独大的态度，凡事强调与宰辅重臣合议，强调听取大臣意见。道光更进一步，直接就拿大学士和军机大臣跟古代宰相对比。（阮元去世后朝廷发布的悼词里就有“宰相需读书人”这种文字，可见道咸时代宰相已成为通用词语），这是极大程度满足了大臣参政心理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满汉双轨制的存在，加上嘉道二帝都是成熟皇帝，这种皇权退却并未导致皇权衰微，嘉道在政治中依然处于核心地位。

4.重用汉官，以嘉庆亲政后外放阮元为浙江巡抚为起点，嘉道二帝逐渐对有才能，能有效完成行政工作的汉官委以督抚要任。嘉庆亲政时汉民总督只有2人，巡抚满汉各半，但嘉庆末年汉民总督已经达到一半，巡抚里五分之四是汉民籍。道光时代大部分时间汉民总督在一半或以上，最多时占据四分之三，道光末年甚至只有1名满蒙巡抚。以上政策极大程度加强了汉官对清王朝的认同。

5.严格来说，嘉庆道光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并无王安石张居正那种大手术，这样搞也有客观原因（当时能看到的改革议案大多都有其他弊端），但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官场分裂（反例是北宋）同时至少到道光末年，清朝真的完成了一半海运改革和两淮盐运的改革工作。

6.和很多妖魔化清朝的认知不同，嘉道二帝对“官逼民反”有很强认知（至少他们总是说类似的话），嘉庆亲政后，对白莲教开始分化工作，只诛首犯，胁从不论，对海盗除了罪大恶极之辈、降而复叛之人，其他酌情招安（阮元就招安过好几伙人），道光时代张格尔之役，导火索是巴彦巴图杀良冒功，道光也毫不犹豫，即便巴彦巴图是战争中阵亡，也剥夺了他一切战死者待遇。

而且嘉道时代，但凡有民变爆发，朝廷也会搞一些补救措施。例如1800年左右的西南苗变，结束之后嘉庆开始大力在湘西开办义学，供苗民上学，后来逐渐给了苗民参与科举的待遇。1828年张格尔战争结束以后，道光对新疆驻防、伯克任免制度进行大规模调整，缓解了伯克选人不合格的问题，要不是后来太平天国战争，新疆未必会被阿古柏侵占。1832年的西南瑶民起义，直接导火索在于汉民和瑶民的土地矛盾，所以起义被平定以后，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就制定了不少章程，重新规范土地问题。1847年的云南回民战争，道光重新重用林则徐，最后林则徐至少在活着的时候看到了云南矛盾缓和。

7.嘉道二帝明显加强了督抚自主权，阮元、陶澍这种行政能力出众的督抚，即便在具体问题上与嘉庆道光有一定矛盾，嘉道二帝也选择了相信他们。而阮元对1813年江淮流民的安抚，让天理教失去了发展空间，阮元实际上是清朝平定天理教的幕后关键人物。阮元促进了广东文化发展，实为戊戌变法之滥觞，陶澍培养了湖南派，左宗棠和胡林翼都是陶澍姻亲。（当然这种自主权和咸丰以后有厘金那种还是有区别的。）

8.言论相对自由，嘉庆时代虽然也有洪亮吉这种不愉快的事情，但最后还是以嘉庆释放洪亮吉，公布其上疏告终，此后民间士人逐渐积极参与起现实政治。道光时代甚至形成了以经世派为代表的清朝清流团体。有所谓“三直四虎”之称。但清朝的满汉双轨制有保证了清朝中央不至于被清流绑架，清流能宣泄自己的不满，朝廷也没有因这种宣泄而失去什么。

总而言之，0-8的种种因素，已经让汉族地主中最关键的一部分人和清王朝成为了利益共同体，太平天国出现之后，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选择了和清王朝统一阵线，而且直到太平天国之后，八旗军已经逐渐衰落，但清王朝内部却没有立刻分裂，远因在于康熙开始，知识分子至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地位满足。近因则是从嘉庆开始，知识分子已经逐渐在政治上有了话语权。但另一方面，这种对知识分子、文化精英的肯定与退让，其实并没有让清朝失去什么。

9.团练自嘉庆时代起就已出现，而咸丰面对太平天国选择了让文官回家自办团练，这才是后来湘军崛起的关键。嘉道时代的团练是民间绅士在办，跟曾国藩这种官员可没关系。

（有人说清朝灭太平天国靠洋人下场，显然是时间线混乱的结论。火烧圆明园的同时，曾国藩已经开始围困安庆，一年后安庆破城，这和咸丰托孤大致是同一时间点。安庆丢失意味着太平天国西线崩溃，再无力与湘军抗衡，而一年之后洋人才下场。只能说洋人下场加速了太平天国灭亡，但有没有洋人，太平天国灭亡都只是时间问题。）

（再补充一句，某些人心心念念的清末海关税，在1861这个时间节点其实只有400万，而且一鸦前清朝实际就有大约200万的海关税收了。而同时代清朝自己搞得厘金，在1860年代高达1300-1900万，换言之，清朝灭太平天国，主要的资金来源仍在国内。海关税的作用更多是体现在未来的洋务运动上，对平太平天国用处不大。至于厘金有什么弊端，这不是本条目的讨论重点。）

再说一遍，这个问题看似问清朝为什么在20世纪灭亡，实际问的是嘉道时代做对了什么。我主讲的也是嘉道，乾隆咸丰略讲一点而已。至于清朝怎么死在1911年而不是继续维持下去，这是由于晚清50年有些事没做好，就不在我讨论范围里面了。当然，清朝后期运气也不好，万一熬到一战还跑去跟德国结盟咋整？1911年灭亡也挺好的，所遗憾的无非是外蒙建省没完成而已。

中国的地主阶级历经千年摸索找到了一条同阶无敌、甚至能和下一阶打平手的路子：将阶级矛盾包装为民族矛盾，出让国家最高统治权给少数民族以拉仇恨，自己则控制主要的生产资料左右逢源。满人要钱财就向汉人农民转嫁，汉人农民要造反就去找满人朝廷，唯独它们在中间富贵安详。

孔子、科举，保证了它们对整个官僚体系的掌控，反过来保护了它们对土地的掌控，可谓既有经济基础，又有上层建筑，出让的不过是个名头。

清后期的农民起义甚至资产阶级革命都被这套玩法搞偏了方向，太平天国喊的是“奉天讨胡”，义和团的旗帜是“扶清灭洋”，中华民国的口号是“驱逐鞑虏”，一直到共产党的“土地国有”才算看明白了。

汉族地主阶级学会了隐藏自己，顶清妖出头去和洋人、农民掐，清妖不行了就换一家。到民国了他们还在这么玩，国民党各大派系背后都有地主阶级支持，比如蒋介石就是江浙财阀的代言人，而江浙财阀本身就是大地主转型的。甚至他们还想扶持共产党，一直到革命胜利了也没停止尝试。“亮剑”里田墨轩把女儿嫁给李云龙不就是吗？只不过共产党不吃这一套而已。

美国现在也是这套玩法，总统、议员确实能拿到大笔好处，但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些好处总是在不同届别的选举官员手中周转，而最大的好处一直稳稳的在资本家手里。

封建主义的巅峰真不是吹嘘，能抗住列强的轮番殴打，能压得住层出不穷的起义，那也是有两下子的。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千百年孜孜不倦的探索，终究是搞出了巨大成果的。

这个成果的本质是在君、臣、民三方互动中，创造了新玩法。清朝之前的各个朝代，开国时是君、民斗臣，如《大明律》中民众扭送贪官进京的规定。后期是君、臣斗民，如镇压农民起义。而清朝这套玩法是臣居中间，让君、民去斗，臣依靠掌握的生产资料去当投资人，谁弱帮谁，维持平衡。

如果你是一个清朝的汉臣，家里几十万亩土地，你就会深感这套玩法的好处并竭力的维持它：农民饥寒交迫，你就一边开粥厂、一边散发“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小作文；朝廷派大员下来，你就腐化他让他说你想说的话；你会大力开展教育扶持读书人，在他有了做官资格后立刻送房子送地送美人，把他转化为你的同一阶级，想你所想、做你想做；对旗人你会竭力的从制度上腐化他们，让他们变成手不能提的八旗子弟；朝廷要强大，你就扶持天地会，朝廷要衰弱，你就出钱出粮出兵组建湘军、淮军；你会组织各种同乡会、商会，召集同行交流思想。你们虽然没有明确的结党，但你们都知道这套玩法的好处并默默的执行，你们是不结党的党。这就叫阶级，这就叫阶级自觉性。

只要无产阶级被骗的把一切不幸都归结为剃发易服，满人就不敢离开你，你跪它怎么了？

这么一个帮你拉仇恨、让农民起义都伤不到你，比你祖宗牌位都好用的，你跪它怎么了？

以前的农民起义可不管你是皇上还是地主，反正都是“肉食者”，天街踏尽公卿骨。可满人皇帝呢？金钱鼠尾啊，一瞅就不一样。只要小作文不停的讲，起义军就看不见你，你就社会隐身了！

有这么一群掌握了主要生产资料的大聪明在里边左右横跳、维持平衡，清的生命力焉能不强？

因为丝绸之路的衰落以及大航海时代到来后，世界的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西欧+美洲。

别说东亚内陆地区这个距离世界中心最远的地区了，就连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这样当年地中海中心的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

意大利到了19世纪末成了中西欧最穷的地区，甚至有100多万意大利人选择移民巴西。

清帝国之所以能撑到20世纪虽然有爱新觉罗家族的功劳，但是更重要的是东亚内陆地区自从大航海开始持续性的衰落。

这一点从元明清三代，传教士的回忆录里也能发现端倪。

元代因为欧洲与东亚内陆地区生活水平还没有档次上的差距，所以元朝到中国的传教士对这一时期的东亚内陆评价最高。

除了吐槽东亚内陆地区的人什么肉都吃以外，没什么更负面的评价。

而等到晚明时，此时西方传教士对东亚内陆地区的负面评价就开始急剧增多，不过至少对精英阶层的生活水平评价还不算低。

等到了晚清，在中国的欧美人对东亚内陆地区几乎就没有一句好话了。

在17世纪，西班牙传教士还认为明帝国有被西班牙殖民的价值；而到了19世纪，欧洲人已经认为东亚内陆地区连被英国殖民的资格都没有。

认为英国如果殖民东亚内陆地区就是英国堕落的开始，英国就“完了”。

而正因为这种持续性的衰落，反而是的爱新觉罗家族能维持住对东亚内陆地区的统治。

这就像是东亚内陆地区虽然自秦朝开始，每逢300年就会改朝换代，但是在内陆边缘地区的土司反而经常能维持几百年。

比如被王韶击败的青海觚斯罗家族，他们虽然被北宋击败，丢掉了青海湖地区的统治权，但是该家族依然能维持甘肃南部藏区某一小块地区的统治，一直到1944年。

此时别说王韶、王安石了，就连赵宋官家都早成了平民老百姓了。

同样的还有西双版纳刀家以及甘南杨家，都是维持了600年以上的家族。

他们能维持这么长时间的统治，最重要的原因不是他们的家族做对了什么（当然还是要有点b数的），而是他们距离中原核心区足够远、本身又足够穷。

统治大小金川的哈伊拉木家族又做错了什么导致清帝国要和它死磕？

其实主要原因是大小金川土司正好控制了由四川入藏的道路，而当时清帝国正和准噶尔汗国争夺西藏的控制权。

而哈伊拉木的后人又狂妄到了对自己为什么能统治大小金川失去了b数，不愿意对清帝国表示臣服。

清帝国能维系统治到20世纪，本质上和阎锡山为什么能长时间控制山西的逻辑是一样的：控制区域足够穷、足够偏。

真正富裕的天津、上海，你看有军阀能长时间控制吗？

没有，因为太富了，控制这两个地区的军阀会被其他军阀集“火”的。

我感觉小约翰说的特别对，我总结一下他说的。

1.军队是任何政权的统治根基，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全力供养。

2.人口是资源的同时又是负担，该下手的时候千万不能手软。

只要做到上述两条，任何政权维持个几百年到外敌入侵或者其他啥变故绝无问题。

满清遗老遗少表示：大清还没亡呢

大清遗老遗少在海外搞着伪满，还把大清新皇帝也给搞定了

这个就是满清的延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