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红军和赛博蓝军争军功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到伪军下场撕逼

其中，皖南事变的内容让我反胃了好久。

那时候才发现，内地的教科书何止没有贬低国军的作用，简直是帮国军掩盖了最恶心的行为。

简述一下英国人记录的皖南事变（书里称作“新四军事变”）前后：

1、由于抗战初期国军接连败退，江苏地区大面积沦陷，但国共双方都开展了敌后运动。中共的敌后运动比较有成果，引起国军的不满，直接对中共做了限制发展的命令

2、中共大体上服从了国军的命令，把已经建好的根据地撤走。这时候国军在干什么？在全面封锁中共，没错，对日本节节败退，对中共重拳出击。但是在和新四军的冲突里，国军几支主力被歼灭（其实是国军的一个司令官直接投共了，另一个司令官投了汪伪）。

3、新四军对国军是什么态度？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是国军先动的手。英国人虽然没有记录1940年初国军突然开展对革命区的扫荡工作，但明确记录了新四军并没有主动挑战国军。但国军动手之后，1940年底，反倒是国军的韩德勤成了光杆司令。

4、大规模冲突出现后，双方的态度怎样？不得不说蒋委员长真的很硬气，仗可以输，命令却很强硬，要求中共退回黄河以北。抗日根据地的地盘，宁愿让给日本人，也不许中共存在。这种命令，中共答应了，因为中共最担心的是蒋介石投降日本。没错，你没听错，蒋委员长这么硬气的底气源于他可以当汉奸。

5、上图写了，新四军真的撤退时，国军开始动手，直到以十倍的兵力全歼新四军。

所以，别TM再说历史书没有帮国军说好话了。

历史书要是把国军干的事情都写出来，恐怕内地再难找出几个支持和平统一的人了。

简化一下过程：

1、国军自己把地盘送给了日本人；

2、新四军从日本人手里抢回地盘；

3、国军去抢新四军的地盘；

4、国家被新四军打灭了；

5、国军最高领导要求新四军撤走；

6、国军趁新四军撤的时候偷袭新四军。

7、韩德勤偷袭新四军的同时，李宗仁正在打豫南会战。（是的，部分国军面对日本人进攻的时候，选择把枪口对准中国人，被对准的中国人刚从日本人手里抢回了地盘）

知乎真了不起，这个回答因为不友善被折叠了。

这份报告近年才被美国解密，现在就挂在CIA网站上。下面全文翻译。

美国军事观察组
1944年8月29日
主题：美国对中共军事援助的价值
致：美国驻中缅印部队空军司令

美国军队已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军队合作。迄今为止，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被动的行动——利用共产党的情报来源并营救美国机组人员。这种小范围的合作取得了明显的成功，这理应促使我们考虑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这种积极的合作应从我方提供共产党军队目前急需的基本军事物资开始。并应辅以有效使用这些物资的训练。随着中国战争发展到后期，应有计划地引导共产党军队与空军和其他地面部队进行实际的战术合作。

诚然，向共产党军队提供物资供应将面临巨大的实际困难，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但启动这项合作的决定将涉及军事和政治政策问题。首先，它肯定会遭到国民党强烈而顽固的反对。我们必须决定，我们能够合理预期的援助共产党的收益是否值得克服——或者无视——国民党的反对。

我认为，该决定取决于以下考虑因素：

A. 政治

现在，我们对中国的情况有了足够的了解，并且有足够多与国民党合作的经验，可以说，今天的国民党是软弱的、无能的、不合作的。

国民党那些政治盲目、彻头彻尾自私自利的领导人，最关心的是如何保住他们摇摇欲坠的权力。由于缺乏民众支持，又不敢进行必要的改革以赢得支持，国民党深知其可怜又沮丧的征兵部队根本无法与日本人抗衡。但以他们目前狭隘的眼光来看，其权力取决于保住这些军队以及他们希望我们给予的装备。由于缺乏有效的经济政策，国民党正任由国家迅速滑向经济崩溃。他们担心，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我们在中国采取的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都会加速这一进程。

因此，国民党担心并试图避免其资源因战争而进一步消耗殆尽，它希望能从中国之外赢得战争。

中国除了担心苏联参与之外，还担心美国的军事行动会大规模延伸到中国大陆。

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情况恰恰相反。战争给了他们发展壮大并大幅扩展影响力的机会。他们赢得了真正的民众支持，并通过让民众相信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必须参与其中，动员了华北地区相当一部分民众。积极参与抗日战争，使共产党有机会获得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力量，这一事实意义重大。共产党意识到，如果他们在赢得这场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将极大地巩固其国内地位，还将极大地提升其国际地位。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即使不是出于其他更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原因，共产党也确实渴望战斗。

基于此背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a）我们对国民党支持与供给的局限，并不能为我们赢得一个有效而全心全意的盟友。

（b）相反，它只会助长国民党目前的不民主倾向。虽然它或许有助于延长国民党岌岌可危的政权，但只要国民党拒绝改革，它能否长期延缓不可避免的内部危机就值得怀疑。它甚至可能鼓励其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领导人发动内战，而这场内战对中国、对这一地区的战后和平以及我们在当地的和平利益都只会是灾难性的。

（c）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公平支持将至少使一支真正热衷于战斗的力量——即共产党——发挥作用。

（d）这种公平的支持实际上将对中国产生建设性的影响。国民党将被迫不仅争夺我们的支持，而且争夺中国人民的支持。这样一来，我们或许能够帮助激励国民党走向改革。

（e）最后，我们给予共产党的援助几乎肯定会使国民党无法发动内战。同时，我们也不太可能助长共产党挑起的内战；他们的政策是反对内战的，他们要求我们提供的武器（与国民党要求的武器不同）是轻型简易武器，而不是重型进攻性武器。而且，如果我们的政策应该促进国民党的进步，那么内战就没有必要了。

总结：如果国民党真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民主且真心渴望尽快打败日本——它就不应该反对我们坚持给予共产党至少相应比例的援助。毫不夸张地说，国民党反对派的强弱将衡量共产党获得支持的意愿。

B. 军事

虽然我们尚未完成在实际战区的实地观察，但目前对共产党的了解已足以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得到了我们与共产党合作的结果的支持。但最重要的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共产党在战争初期几乎一无所有，如今不仅在华北和华中广大地区保持了优势，而且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并持续牵制着相当数量的日军。

（a）共产党军队占据着长江以北所有日军交通线沿线及其附近的战略要地。他们的阵地地图不言自明。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他们提供的情报和对美国空军机组人员的救援的支持。从这些阵地，他们可以进入主要城市并切断铁路。随着我们对中国领土的控制日益全面，这些交通线将变得更加重要。例如，如果我们在华南地区的任何地方登陆——或者即使汉口遭到攻击——这些交通线对日军来说都将至关重要。

（b）共产党军队有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能力和经验，并且有进行此类作战的士气和决心。

（c）他们拥有相关地区人民的广泛支持，这对于大规模和长期开展此类行动至关重要。这种民众支持为他们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人力储备，因为这些人力是自愿的，并且已经接受过部分训练。

（d）他们的物资需求简单而适中，只需少量物资就能走很远。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无力使用笨重而复杂的现代化装备，他们的地形和作战条件也不允许他们使用。

（五）向共产党提供适量的补给，不仅能提高他们的作战效率（例如，使他们能够占领孤立的碉堡或守住桥梁足够长的时间，以便进行适当的破坏），还能使他们能够像过去一样，通过缴获大量日本装备来补充补给。由于共产党位于日本占领区，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有利于实现这种自我补给。

（f）即使提供给共产党军队的补给数量不大，但在破坏通讯、破坏工业和补给以及杀伤日军方面，其效果也将远胜于用于类似目的的空军补给。空袭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往往无效；由于华北目标与我方有效基地距离较远，空袭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汽油、维护物资和其他设备。例如，通过多次协调，可以更好地摧毁和阻止日军铁路的使用。

如果共产党军队拥有足够的补给，那么不仅要在铁路沿线驻扎，还要在整个占领区加强游击攻势。日本在这些行动中遭受的损失和装备开支将远远大于孤立的轰炸。

（g）利用共产党军队进行游击战，摧毁日军后方的交通线，将使空军能够集中力量执行其他重要任务。例如，在沿海登陆前，共产党军队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获得充足的补给，并接受使用补给的训练。在登陆即将进行时以及登陆完成后，空军可以专注于直接支援，因为已经装备齐全、准备就绪的共产党军队将能够减轻其攻击和破坏从满洲到长江交通线的责任。

结论：

我认为，考虑到所有这些政治和军事因素，美国有理由向中国共产党军队提供军事援助。

这份报告发到美国的时候，正好被回国述职的赫尔利看到，这份报告最终没起任何作用。1945年，报告作者被以“通共”间谍罪逮捕，另一位重要成员在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时期也受到迫害。

看评论区里的回答好像没把问题看清楚，这次是民进党的“发难”，它们是属于侵华日军里“归化士兵”的那一栏。

你连日本战败都不承认，说是终战。抗日不抗日，是你该说的吗？

反正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的贡献肯定不能跟自愿挺身的阿嬷比。

全世界独一份，太他妈牛逼了！

就講幾件事。

第一：中國是二戰戰勝國。台灣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的戰利品。這在開羅會議已經分好。與他無關。

第二：1946 時，他阿公可以選擇成為日本人或是中國人。他阿公選擇做戰勝國國民。

第三：要是選擇做戰敗國國民也可以。帶著 200日圓與隨身衣物去日本。

要是還辯不過 @ 在下想怎麼回擊。這方面經驗可多了。

斋藤邦雄：中共对抗日战争毫无贡献？那我当年入侵中国打的谁？我又是被谁打的？我们又是被谁打得“疲于防守无力进攻，只得哀叹“日暮途穷”？

斋藤邦雄，大正9年（1920年）11月在群马县藤冈市出生。
昭和16年(1941年)3月在东宝（日本电影制片企业）工作期间被应征入伍、进入高崎东部38部队第1机枪中队。结束一期训练后的7月转入华北日军第63师团
(代号“阵部队”）担任机枪射手。曾在华北与八路军为主的中国抗日力量作战多年。
昭和20年（1945年）6月转入中国东北的侵华日军“关东军”序列，可没过多久1945年8月苏军闪击“伪满洲国”从蒙古戈壁到鄂霍次克海展开了全面进攻，在一片混乱中斋藤邦雄被苏军俘虏，同年10月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从事强制劳动，参加了苏联的战后恢复建设。昭和23年（1948年）7月从苏联回国并复员。从东宝跳槽到“东儿童漫画会”为各儿童杂志执笔。昭和40年（1965年）担任电视动画片制作。
斋藤邦雄战后回到日本，写下了多部著作，描述在旧日本“皇军”所经历的种种情形。其中，《陆军步兵漫语物语》记述了从日本老太太咬“皇军”到被捕的八路军侦察员土遁脱逃等种种事情，既描述了中国军民机智英明的抵抗，又辛辣地表现了日军中的残暴愚昧、内部欺压等现象，并配有他自画的漫画插图，在日本销量达40万册，影响很大。

蒋梦珊：在我摘录的斋藤邦雄的这一章节里，实际上以日军的视角承认了一个事实——为什么敌后战场才是决定抗日战争胜败的主战场，为什么说人民游击战争起到了：

拯 救 中 华 民 族 的 决 定 性 作 用

点和线

结束了国内的训练，我就被转移到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胄）独立步兵七十九大队的一中队里。

当时十五旅团被分成五个独立大队驻守在以北京为中心半径约五十公里范围的区域里。

对于这个“半径五十公里”大家可能没概念，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以东京为中心，往东到千叶县的成田，往南到横须贺，往西到青梅，往北到茨城县的古河这块那么大的地方仅有不到一万人兵力的旅团驻扎。

正如当年描述的那样：（日军）占领区只能保证点和线的安全。

七十九大队（士兵们称作七九）总部在京汉线的涿县，五个中队主要守卫京汉线山区部分。我所在的一中队负责从京汉线的良乡到支线往西的坨里，我们警备队则负责沿着琉璃河形成的五个自然村。所有的警备队里都建有瞭望台和炮楼，粮食、弹药的储备能确保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坚持半年。

一个中队配备两百名不到的兵力（标准是180人——译），却要负责守卫五块地方，结果就是到处人手不足。

士兵经常会被派到这五个警备队里去轮班执勤，每个警备队由于负责的队长个性不同所以每个地方的工作环境也非常不一样。如果被派到评价好的地方去那还算庆幸；反之被派到差的地方去的话，那就会埋怨负责人事考核的准尉起来。

警备队之间的平时联络靠的是无线电和电话，若要是人员移动、粮食、弹药、邮资交接的话，则双方会派出兵员到中间地点去办理。

昭和15年（1940年）秋，爆发了有名的八路军百团大战，一中队负责防守的南窖村遭受到三千名八路军的猛攻。我在昭和16年（1941年）被分配过来，当时治安情况还算良好，还没有发生八路军大规模袭击的事件。

当时也正好就是毛泽东所谓“敌退步我进步”的阶段。日军在这期间整天忙于对八路军进行反复的扫荡作战。一旦收到行动命令，中队就会从各警备队里抽调兵力，编成征讨部队。由于整体人数的限制，所以一个中队顶多只能派出一百名兵力。

此外还得征集运送粮食、弹药的骡马和中国人苦力同行，他们的人数和士兵数量基本等同。中队主力经过这么一番准备后才开始进行为期10至20天的扫荡；时间长的话会有一个月离开守备队到各个村子里到处进行破坏活动。

受破坏的一方自然不会无所作为，这样一来作为破坏者的士兵们又会不断被折腾。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到了昭和18年（1943年）十五旅团迎来了大改编。

随着在山东省的独立混成六旅团（秋）下属的两个大队和从国内派来的一个新成立的大队被编入，十五旅团就变成了六十三师团（阵）。自然防守范围比现在更大，新增加河北省一百三十个县中的四十个县。

本来十五旅团5个大队要负责15个县，现在8个大队要负责40个县，规模扩大了约一倍。这样一来，所谓旅团扩编成师团也只是名义上的，只是把负责放手的区域增大了而已。

在八路军的袭扰下我们依然疲于防守而无力进攻。

师团将八个大队一分为二，成立了六十六、六十七旅团。六十六旅团在保定，六十七在丰台各自设立司令部。

六十六旅团防守区域被称为“保定道地区（都道府县是日本的行政划分）”下辖约20个县，一个大队要负责五个县。中国的县面积虽然比日本的小，但要让兵力才一千名左右的一个大队（步兵大队约1215人）守住五个县实在是非常困难。

蒋：连一个学校操场都站不满的1200人，因为八路军的长期抵抗而要把守五个县城！

因此实在没办法不得不成立保安队（八路军称之为伪军）来协助日军。但他们都是些没什么战斗意志的杂牌军，过来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已；所以有一大半人拿了日军发给他们的武器最后都逃到八路军那边去了。

一个大队负责5个县，每个中队则要负责一个县，兵力稀薄的可怜，每个人都提心掉胆的。当时日军的真正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敌人那边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京汉线以西有冀西军区（司令杨成武）以及东部平原地带又有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这两支部队之上还有晋察冀边区司令部（司令聂荣臻）。

（蒋：没错，在日本人看来河北乃至整个华北都只有八路军的抵抗值得关注。这两年某些人竭力吹嘘的“敌后国民党游击队”？下文“好人不当兵”里的土匪和形似土匪而已。）

其中最精锐的是冀中军区，负责在此处守备的日军大队却是刚从国内调来的，还没习惯怎么和八路军打仗，所以牺牲最大。

昭和18年（1943年）部队被改编后，按毛泽东的说法：中日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日军战略保守、八路军准备反攻”时期。我在这段时间里在旅团司令部的情报室里工作，按照上头命令负责各种杂务。到部队开赴满洲为止有两年时间在那里适当偷偷懒，适当做做事。

到了昭和20年（1945年），进入毛泽东所说的第三阶段“八路军之战略反攻、日军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日军在各个战线上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引用部分 完——

点评：假如1931年开始，历史还是按照“南明往事”式的惯性——中国的文人继续为侵略军世修降表，中国的地主继续为侵略军出钱出粮，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继续为侵略者组织几百万“大日本绿营”和“蝗军汉八旗”——发展下去，那么抗日战争毫无疑问将会再一次悲惨成为满清入关的二次复刻而已。

“县、区两级民主政权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村政权仍然为封建势力（地主富农恶霸流氓国民党分子）所控制”。
这些统治乡村的旧势力，“其政治态度是观望的，敌人（日本军队）的势力一到——被地主恶霸把持的“民主抗日人民政权”便摇身一变成为日本的‘维持会’，变为‘付粮纳草’的顺民政权”。
——《沂蒙抗日根据地的村政改造》

而蒋介石那可笑的基于劳什子几十个“PPT德械师”、几万顶德国钢盔的所谓“正面战场”、“长期抗战”面对如此浩浩荡荡的黑色逆流时也只能像破房子一样一踹就塌——东洋龙王爷害怕跟叫花子比宝吗？作为一个有着现代文明组织能力，实现工业化的民族国家，单纯强调正规军和正面战场“比宝贝”的片面抗战路线恰恰是日本人的舒适区——而不是蒋介石的必杀技。

如果日本像满清一样，在中国反动有产阶级的帮助下实现了对占领区的有效统治，进而达成“以战养战”、“以华制华”，就连片面抗战路线中的“以拖待变”都只能是黄粱一梦！

不得不说，蒋介石聘请的德国军官是战斗战术的佼佼者，战役上的优等生——可偏偏是国家战略/总体战略上的脑残和蠢猪。德国人在国家战略上短视愚蠢、精英主义、蔑视人民（这也是为什么德国人自己都自嘲“我们打不了游击战”）的毛病倒是毫不藏私地传染给了同样标榜“以德为师”、把德国顾问视作天神下凡的刮民党和日本人，贡献出一幕幕微操大师和昭和狂人的黑色笑话。

如此一来，胡适修降表，地主迎皇军，各地军阀们心怀鬼胎，蒋介石的小朝廷苟延残喘——来自东瀛的黑太阳冉冉升起，无数鲜血冲刷亚洲的大地！

所幸俄国巡洋舰阿芙乐尔号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五大导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敌后抗战、游击战力挽狂澜，改写了历史的进程！保存和重建了中华文明与民族！

只有研究敌后战场，你才能感觉到中国人绝不比日本人差，民族和国家还有蓬勃的朝气和无限的可能。
——“山高县”

抗日战争中人民游击战的作用恰恰就是阻挠乃至摧毁了在抗战中重现南明旧事的两大要素：一方面是粉碎了蒋介石自1931年以“攘外必先安内”搞不抵抗政策，妄图“联虏平寇”、彻底媾和滑跪当小朝廷儿皇帝、以地事倭“上岁贡”只求偏安一隅的图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与号召下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

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与德国大使陶德曼就中日媾和问题的密谈中大倒苦水：
“……日本提出的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且寻觅友好的谅解，但前提是恢复战前状态（七七事变之前）。 但假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就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而中国会爆发全面革命......
“要知道，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1938年1月5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写到：
由近来每个人之主张及日前李德邻之态度，觉对内之不易言和，较对外尤难，是今日中国真到最后危险时期。除日人自动悔祸不前，或某一国参加作战外，我国家决无苟全之望。
全国对抗战心口如一，第八路军（共产党）的人第一，李德邻（李宗仁）部的人次之，其余类多口是心非。

另一方面，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全民抗战大大破坏了“乡绅”们世修降表的进程。

这导致这些中国农村的掌控者们无法像300年前的老祖宗投靠满清一样毫无负担阻力的为日本人征兵征粮。进而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妄图“以战养战”，用中国伪军、吃中国粮食、打中国军民、为日本侵吞中国土地的“以华制华”进程。

不同于覆明往事，在抗日战争人民游击战争的威慑下，即使是日本侵略军眼中的“治安良好地区”，都很难像螨清一样找到大量“水太凉”式的死硬铁杆汉奸管理广大占领区基层政权：

那个村庄不超过一百户人家。对日军来说算是个治安良好的地区，也就不能胡来。
正当我们分成两队保持警戒打算进村的时候，村长一边说着“劳驾劳驾。”一边迎了出来。我们收到八路军间谍活动的消息，就问他村子里有什么情况，村长摆着手回答说“哪儿有，我们这儿没这样的人。”
一般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日伪）村长会承认说“是，看到过八路”或者“对，有的。”
如果在敌人根据地的话，日军就会立即就会对这个村长（哪怕是日军任命的伪官）进行拷问；但这里却不行。甚至连在村里强制搜查都不行。村长拿着点心和茶往我们休息的小庙过来，喝了杯茶后，我们就决定立刻回去。
——斋藤邦雄 当漫画家成了侵华日寇：陆军步兵漫画物语【4】

而正如上文中斋藤邦雄所承认的那样——由于持续的人民游击战争，日本人打下的广大中国土地却无法像满清征服华夏一样为侵略者提供源源不断的军力、人力、财力、粮食和土地来“以华制华”、“越打越富”、鸠占鹊巢、转嫁矛盾。

至关重要，可以说左右局势的伪军在敌后抗战的威慑之下“烂泥扶不上墙”。日本被迫源源不断的派遣大量日本正规军（其中就包括了斋藤邦雄自己），在广大的占领区像洒胡椒面一样分守城池和炮楼，就像斋藤邦雄所说——只能勉强维持“点与线”式的占领。

连年不断的“治安肃正”、“强化围剿”像黑洞一样大口吞噬日军那本就贫乏的军力人力物力和财富。最终实现——“中国的庞大耗干了日本。”

于是，我们的老朋友斋藤邦雄只得哀叹道：

在八路军的袭扰下，我们（日军）依然疲于防守而无力进攻……我们士兵（在八路军的打击下）则对日军的没落却有着亲身体会。

我的分析就此结束，下面单纯是一些斋藤邦雄眼中的八路军，以及他与八路军作战的片段。

“中国好人不当兵”“好人当兵八路军”

在这支我呆了一年多的警备队所在山区里，有个少见的大村子。过了这个村再往前走就就没有日军的阵地，是标准的前线阵地。

这个村子入口处有座庙，这里驻扎有一支数百人的保安队以便协助日军。

所谓保安队是指当时汪精卫政府、及其他在华北与日军合作的政府所组织的武装。

但他们的战斗力不值一提，昭和19年到20年（1944-1945年），由于日军兵力不足，便将警备任务交给中国兵组成的保安队，结果他们有一大半人要么倒戈，要么逃跑。

（为什么日本侵华军队在中国兵力不足呢？对岸的朋友们好难猜是吧？）

由于他们是中国人，如果让他们是来协助日军的话，就等于要把自己的同乡同胞当成了敌人对待；这自然使他们没什么战斗意愿。

但从中共军队角度来看，保安队就是和日军穿一条裤子，是“日军的走狗”和出卖国家的“叛徒”，所以把保安队称作“伪军”。

这支保安队的前身并非正规军，而是土匪集团。他们被我们中队追击，走投无路而投降，之后就归顺日军了。

在中国，很早以前各个地方就有大大小小的军阀压榨普通民众。不仅军阀头子作威作福，手下的兵也不是省油的灯。中国人被当时的中国军队和军人害惨了，所以就有军队就是土匪、士兵等于坏蛋的印象。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好人不当兵”的俗语，说的就是这个。

于是，这支保安队的刘队长向警备队长提出要按日本军队的方式来训练，希望能从日军部队里借调两三名人手的请求。警备队无法从已经捉襟见肘的人手中为此再抽调三名士兵。正好这时，保安队附近有个分哨所，就让站岗的人轮换着到保安队去，从一二一开始教他们日式队列走法。一开始大概他们还觉得挺新鲜，还能跟得上训练；但后来一严格起来，他们就开始发牢骚：“米西少少滴。”

他们的饮食确实够呛。小米粥做得像水一样稀，每顿就那么一碗而已。他们本来就是杂牌军，无论怎么训练都没用。此外，哨兵还要分出自己休息时间去教他们，每天都很累，到最后也是满腹牢骚。

就这样，训练坚持了十天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在这十天时间里我却是从刘队长那里学了不少东西，我们一边喝着白酒一边讨论中国和日本的未来。

“日中不战”——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相互之间不该打仗，这是他的论点。

但蒋介石总统的部队也都是些“好人不当兵”的部队，所以会失去国民的支持，无法长久。

于是我问：“那么谁可以治理这样一个中国呢？”

“只有八路军，毛泽东。”他立即回答。

当时，日军势力正盛，八路军和日军打仗多数会是逃跑，所以听到这个我很惊讶。

再继续问他理由，他说：“因为八路军是‘好人当兵’。”

和目前其他中国军队完全不同，八路军纪律非常严明，哪怕拿村民一针一线都当成重罪，而且士兵和军官没有差别，给养都是一样的。因此中国人们都欢迎八路军，信赖并协助他们。

虽然现在实力还很弱，但（中共）终究会夺取中国的政权。

他平静地说出这么一番让日军感到刺耳的话来。

一开始，我不断反驳他；后来把战斗及其他情况综合下来考虑后发现，他对八路军的想法是正确的。保安队的训练停止后，我和其他几个人又找刘队长谈了话。没有翻译在，自然就用生疏的中国话和笔谈来交流。这点真是多亏了同文同种啊

——以后我被调到司令部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了解到的关于八路的信息起了很多作用，给我帮助很大。

不久，部队被重新编成，这里就被后继部队接替，我们也就离开了这个村子。离开村子那天，保安队在河滩上列队，来向我们三十多个人送别。刘队长骑着白马，并列和日军队伍走在一起，最后还是到了分手的时候。

“日本朋友天见（貌似天津方言，意思是再见——译）”说着紧紧我了我的手。

以后我就再也没回到这块土地上，刘队长的保安队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想所有的保安队在日本战败的时候都该会反水、逃亡、解体了吧。他们的命运估计也是这样。

不论刘队长的保安队后果如何，但他去当个土匪杂牌军的长官也太屈才了；这个刘队长一定会被八路军带走，说不定还会成为八路的军官呢。

又可能刘队长本来就是八路，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他特地隐瞒身份混进保安队，是来套取日军情报的。

不管怎样，中国人和日军比起来，政治上的认识的确领先许多。

粗心大意害死人（二）

在山西省的群山里驻扎有一支由下士官率领的20人的小分队。装备比较简陋，只有一挺机枪；但好在当地治安还不错，所以这些装备能将就。

可他们每天都没什么事情做，而且离总队天高皇帝远，所以无论是队长还是士兵都非常松懈。部队里都把这种状态叫做“懈怠”，不过这支小队具体“懈怠的表现”倒是很特别。

也许是因为在偏僻的山区里没什么娱乐活动，老兵就白天喝老酒、晚上打麻将，而且还是连续几个晚上通宵打麻将。打麻将也就算了，这支小分队就和前面那个例子一样，居然连放哨的都没有。

可能他们只是一时疏忽，但这就足以决定这支小分队的命运了。

他们每天都这样懒懒散散，松松垮垮的，虽然驻扎在山里，但还是被敌人惦记上了。

不久以后这支小分队就被敌人用计全部消灭。

具体过程大致如下。那天晚上，小分队队长下士官和老兵们和平时一样正在热火朝天地打麻将。突然有三名扮成日军宪兵的八路军士兵出现在小分队里。于是打麻将的那帮人大吃一惊。

当兵的最怕的就是宪兵了。由于正好在他们最偷懒的时候突然出现，所以一下子失去了冷静判断的能力；下士官他们都吓得呆住不动了。

如果再好好想想的话，就会发现不对劲：为什么连招呼都不事先打一下？就会半夜里从这种山沟冒出一群宪兵来？

但下士官们没想到这些，大概已经陷入极度的恐慌中了。

而伪装成日本宪兵的八路军则将这打麻将的四个人包括下士官当场击毙，接着继续把睡在里间的日本兵也逐一射杀。当睡在炮楼上层的士兵听到声音起床查看的时候已经晚了。他们连拿枪的时间都没有，直接空手格斗，不过大势已去注定失败。

就这样，同样出于疏忽大意，这20条年轻的生命就消失在山西省的大山里。这小分队驻地周围既有壕沟又有铁丝网。如果要翻越这些障碍进入小分队里其实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敌人之所以能轻易进来就是因为他们平时就没人放哨，过于懒散的缘故。哪怕只派一个人站岗也就不会倒着这种悲惨的结果了。

我后来才知道，当时攻击的八路，在离开根据地的时候以水代酒和人分别，并且发誓：“决一死战，保证成功！”

本来以为以水代酒的习惯只有日本才有，没想到中国也有，很吃惊。

更让我吃惊的是敌人（八路）那边竟有比日军更勇敢的士兵。

敌方的好汉，无名的英雄

昭和18年（1943年）4月。北支方面军于春季针对冀西地区（河北省西部）展开了战斗行动。有一支参加该行动的中队在对敌人藏身的村子进行偷袭时，俘虏了一名穿便装的敌军排长（小队长）。

一般日军抓到的都只是些没来得及逃走的农民，顶多也就是敌人的间谍一类人；能抓到一个相当于我军少尉级别的排长，可以说就是个莫大的战果了。

中队想要从这个排长嘴里套取敌人的情报，可无论怎么问，他都只会说“不知道”、“不明白”。

当时的八路军即使是军衔最低的士兵，被日军俘虏后都是无论怎么严刑拷打基本上都不会开口吐露任何东西；这位排长自然更是如此，什么都不说。

每到这种情况下，日军就会劝诱说：只要你乖乖配合把知道的都说出来，无论金钱、美女还是房子只要你喜欢都给你；否则严刑拷打让你生不如死。

但这个八路军排长软硬不吃，两个办法都没效果。

这么一来队里也没招了，就把他交到后方上级部队去，任凭他们处置。

这个八路军排长知道自己要被移交到日军高级部门之后也不明白他怎么考虑的，于是就说了如下一番话让日军喜不自禁：“我知道个八路军秘密军用物资储藏点，我可以给你们带路。”

当时日军和八路军作战，目的既有消灭对方，也有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武器，衣服，粮食等）。所以听到这个，中队长高兴得几乎都要跳起来。

那时候，八路军一般都利用山洞、远离人烟的屋舍来藏匿军用物资；但不知为何日军无论进行多少次征讨都无法发现这些藏匿点。

听到八路军军官愿意合作，中队里的人高兴得好像已经把这些战利品拿到手一样。

好事不宜迟，第二天中队就派出个小队作为看守让排长带路上路了。排长可能是连日被严刑拷问，走起路来样子很痛苦，而且速度也很慢。

小队从早上起就一直在兜圈子。排长一会儿说：“就在那座山后面。”，跑过去一看没有；一会儿又说：“就在这座山上”，爬上去一看又不是，他总是不告诉我们最关键的地方。

看守他的队长认为：“太可疑了，万一是个陷阱……”于是就决定当天返回。

附近山路非常险峻，上下只有一条路，我们走路时一边胸贴着山，另一边就是万丈深渊。

走在最前头的那位八路军排长，凝视着深邃的谷底——忽然纵身跃下，坠入万丈深渊。

他趁着看守没往这儿看的瞬间跳崖，好在负责看守的士兵手里没牵着捆绑他的绳头。如果有士兵防止他逃脱牵住绳子的话，怕是会被他一起带到谷底去。

这件事不仅让士兵非常震撼，同时也敬佩地惊呼到：“他虽然是敌人，倒也是条汉子。”

物资什么的从一开始就是谎话，排长真正的目的是把日军引诱出来，尽量让他们走高处之类惹眼的地方，然后让八路军来攻击。

小队长发现这个八路军军官带我们兜圈子这个情况后的处理（指感觉情况不对后立刻撤退）非常正确。

就在八路军排长自杀的地方再翻过一座山就有支敌人的大部队，如果他再能忽悠一会儿的话，接下来日军会怎么样就不好说了。

荒郊野岭尽是敌人

在山区警备队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我也不记得自己到底参加了多少次讨伐战。当然战斗规模从大到小都有，大规模的有华北方面军

发起的的战役，较小的有中等规模的战斗，我们不称之为“战斗”而叫它“中队讨伐”。无论以哪个方向作为主攻一旦发生山地作战，我们作为驻守山区最前线阵地的部队，必定会被派去参战。

当发动方面军战役的时候，各地的兵团就会一齐出动。为了破坏位于之前部队行动中无法深入的敌根据地、司令部，部队不得不深入山区内地，作战时日上也会延长很多。

山区驻地的士兵们其实也不总是执行山区作战任务，也有参加平原地区作战的时候，只是他们对山地作战更为熟悉，所以经常被当作部队尖兵走在队伍前面。

为了抵达敌人的根据地，必须翻越好几重山谷。期间，士兵会踩上地雷、被伏击；但在大部队行动的时候，敌人绝对不会从正面进攻。一般都会瞄准兵力少，孤立的队伍，或者疏忽大意落入陷阱的部队。就这样花上好几天总算到达敌人的根据地，结果往往是啥都没捞着。

而且抵达的地方基本都是些让人觉得“咦，这就是敌人司令部吗？”那样的贫寒村子。

既没有日军那种煌煌然写着“某某司令部”的门牌，也没有专门建造的房子。

敌人总是保持轻便姿态，只要带上一台电台就能搬到任何地方去。他们早就获悉“日军来了”的情报，所以无论哪户人家都会把家里重要的东西藏到事先在山里挖好的窖穴里，或者埋进田里。无论那个村子，一旦知道日军要过来就会执行这种抵抗行动，八路军当时称之为“空室清野”。

这种战法就是不仅把自己家里清干净，而且田里也不留任何能被日军利用的东西，全都藏起来。这样一来日军这边也针锋相对，提出个“不能让敌人利用”的歪理，把一家家房子给点了，将全村化为灰烬。

村民们再怎么跑反也不可能背着房子路，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打击。为此中国老百姓对日军又增加了一层愤恨，结果就是村民们一个不剩全都跑到八路军那边去了。所以说哪怕把村子烧掉让人无法居住，也不能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反而会让他们越来越强大。

和平的村子变成了废墟，每次经过这些残垣断壁的时候，对当时的日本华北军来说只会更进一步加深“如果战败敌人就会以牙还牙，把日本变成这个样子”的印象。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怀疑日军里的“大人物”里是否真的有人了解敌人八路军？

“八路军就是些残兵败将，顶多也就是股土匪集团。只要我们一出手马上就能把他们收拾掉。”就是因为那些“大人物”脑子里都是这么想的，才让我们士兵们白白遭受无妄之灾。

八路军最擅长游击战。攻打八路军的根据地的策略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意义。在没能理解对手的本质的前提下，反复出去征讨扫荡，就如同口渴的人靠喝劣酒解渴一样，只会越喝越觉得口渴。

日军面对的敌人不仅仅是八路军，所有没拿武器的农民其实也全都是敌人。冀中（河北省中部）地区位于河北平原地带。这周围农民的抗日意识在河北省里是最强烈的，而且打起游击战来也是非常勇猛。

在这个地区到目前为止他们采取的是鼹鼠打法，这让日军的战术一筹莫展。

我举个例子，敌人逃进了一个村子，我们则从四面紧紧包围连只蚂蚁都跑不掉。但结果等我们冲进去一看，不仅连一个敌人都看不到，甚至村民都找不出一个。

这是因为该村每户人家地下都挖有地道通向四面八方。至于地道入口在哪里，日军却怎么也找不出来。

后来正当我们放弃打算班师回营的时候，却又钻进了他们的口袋里被打了个伏击。但凡曾在这块地区打过仗的士兵，对此都有切肤之痛。

每次打完仗以后具体如何计算损益，我是不清楚的，但我想多半会尽是损失导致出现大大的赤字吧。即便如此，士兵们也只能咬着牙去执行那种混蛋命令。

那些“大人物”只会自己呆在后方整天想着怎么给自己再添块勋章或者怎么才能再往上爬一级，对于八路甚至是自己的士兵们根本分不出心思多去考虑一下的吧。

这种征讨战斗纯粹只有损失却根本没有成果，只有到战败时他们才总算注意到这点；但为时已晚，这时候日军已经一点余力也没有了。

再仔细一想，就算不出去进行那种无用的扫荡，乖乖呆在阵地里好好防守的话，日军也就不会被称作“鬼子”，而且估计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白死了。

所谓骄兵必败，过去的日军正是骄傲者的标本。

说出“日本必将战胜中国”这种话的人就是那些对当时形式毫无兴趣了解的“大人物”。而我们士兵们（在八路军的打击下）则对日军的没落却有着亲身体会。

它们倒是办个抗日阅兵啊

战后有26头台湾籍日军被认定为乙丙级战犯并处决。

目前为止有2.8万头台湾籍日军被祭祀在靖国厕所。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人员和战略资源上都不到国民党的1%，所以哪怕做出了2%的贡献那也是巨大的，但实际上贡献远超2%。如果算资源和贡献比例，那国民党属于负分。

一週後陳孔達所率領的陸軍第七十軍搭乘美軍運輸艦，在美軍飛機掩護下抵達基隆碼頭，碼頭上人山人海，民眾爭先恐後，當軍隊開始登陸時，民眾舉手高呼。而其間日本軍隊也排列在碼頭，服裝整齊、紀律嚴整地準備向勝利的中國軍隊致敬。但初逢乍見的國軍面貌令民眾驚訝：「..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於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排列在兩旁、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
歡欣於重歸祖國懷抱的臺灣人民，在看慣了日本軍人井然有序、威風凛凜的壯盛軍容之下，怎麼也料想不到，他們日夜引頸等待的祖國軍隊會是如此模樣，這對於與中國長久阻隔因而相當陌生的臺灣人而言，無疑是極大的錯愕與衝擊。
當時的中國社會，除了若干都市外，近代化政策、教育與穩定社會普遍缺乏，加上戰後重建問題重重，五千萬復員軍民等待安插、上萬畝田地荒蕪、交通中斷等状況有待改善，卻在通貨膨脹、金融混亂之間無以為繼，而就像部隊未完善準備似的模樣，當時國民政府對臺灣的接收情況，也讓臺灣人極度失望。

隨著大批祖國官員的進駐，臺灣人也終於明白什麼是「揩油」。接收人員到處搜刮金條、占有房子、接收車子、搶奪女子、占據位子，謂之「五子登科」；戰後「接收」因此成了「劫收」。腐敗的現象，連中國記者唐賢龍都看不下去：

自從國內來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那一套毛病，通通都搬到了臺灣，使臺灣人非常看不起……臺灣在日本統治時代，本來確已進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法治境界，但自「劫收」官員光顧臺灣以後，臺灣便彷彿一匙澄清的秋水忽然讓無數個巨大的石子，給擾亂得混濁不堪，···我希望每一個參與「劫收」的人，都應該跪在六百三十萬臺灣人民的面前懺悔！（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

過去日本時代，任職公教人員必須具備一定資格，並通過普通、高等文官考試。但祖國來的接收人員，時興「牽親引戚」。省參議員林日高屢次在省參議會上揭發徇私用人的現象，例如臺北縣長陸桂祥上任時，為了安插他所帶來的兩百多人，不管舊任者能力如何，隨隨便便就免了職。又如，農林處檢驗局長葉聲鐘，將任職三十年的技正范錦堂免職，安插自己的姨太太謝吟秋占了位子。有新聞報導說，高雄一所專科學校的劉姓校長，竟以不認識字的岳父充任教員，引發學潮。這種安插親人的作風，竟也在法院發生，《民報》刊載了此種怪現象：

臺南法院院長之妻，現為臺南法院檢察處書記官長。該檢察處主任檢察官之妻，則任該法院書記官。臺中法院大部分職員，則為該院院長之親戚而「清一色」，即院長妻舅之子三人、妻舅之女婿一人、再其弟一人、妻舅之外孫一人、及其遠房親戚等二十餘人，在該法院任職，占全法院職員約五十人之過半數。又，花蓮港法院院長之妻，現任該院之錄事，花蓮港監獄長之岳父，任該監獄之教誨師，其妻舅亦任職獄內。現各界人士皆指斥譏笑云。

祖國的統治，真讓臺灣人大開眼界！

經過祖國政府一年多的統治，臺灣社會已奄奄一息。政治腐化、軍紀敗壞、物價暴漲、民生凋敝、疫病橫行、社會動盪，人們墜落失望的深淵。政治歧視與文化衝突，更讓臺灣人精神層面倍感痛苦。

一九四七年新春，一點節慶的氣氛也沒有，物價飛漲到生活艱難的地步。一月三十一 日，一斗米的米價已漲到三百元，戰爭結束時一斗米是六十元；二月底，米價更是飛漲超過四百元。連鯽魚這種粗俗的魚類，一臺斤也要一百元。惡疫也正四處蔓延，天花、霍亂、鼠疫等日本時代已經絕跡的傳染病，竟又流行起來，這是吳新榮當醫生以來沒見過的光景。做為醫生，吳新榮家中三餐也從二分番薯一分米，變成全食番薯籤。面對惡劣的環 境與陷入恐慌的社會，二月二十日，吳新榮的日記直覺寫著，「這樣的危機，恐怕波及成 為政治危機也未可知。」

美國駐臺北領事館對中國統治下的臺灣，嚴密觀察；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在給國務院的<臺灣情勢報告>中不斷提到中國政府失政、民怨如潮，預言「短期內將發生暴動」。而在臺灣的中國記者，也不斷示警，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海《觀察》月刊的一篇報 導，標題就是<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臺灣局面>。

在中國軍隊抵達之後的幾天內，福爾摩沙人很快就體認到，他們血統上的弟兄將他們當作外國人，而非國人同胞。 而且，中國的領導人是來主張他們的戰利品，不是來建立一個美國人在戰時文宣所承諾的民主政府。根據布魯金斯學院 (Brookings Institute)的約瑟夫·布蘭亭(Joseph W. Ballantine)的 記載，國民政府：

「毫不浪費時間地將日本企業重組爲一個官方控制的獨占系統·.·.·至少，島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經濟企業都落入政府的控制之中...許多企業的動產都被搬走， 不是加以變賣就是運至大陸..甚至私人企業也無法逃 過新政府官員與親信們的貪求無厭。一個許可制度... 成爲任意非法收費的手段，沒有多久，就將福爾摩沙的 商人與專業階層剥削到接近赤貧的境地，私人企業也幾乎絕跡。」55

他也報導說：

「公共衛生服務瓦解了，在消失了幾乎一個世代之後，霍亂傳染病與瘟疫又再度出現。教育的水準下降...」56

布蘭亭進一步記載著：

「中國官員的這些行爲，有一部份可能是起因於他們在福爾摩沙所看到的生活水準、物質生活的進步與人們對私有財產權的維護，在大陸是很少有人知道的。這些情形激起了官員的貪婪，以及不允許對他們權威有任何的抵抗。」57

中國國民黨政府繼承了約20億美元的日本人資產，卻「沒有從事教育、公共建設及補助地方政府的經費」。8

「陳儀的行政公署充斥著『過客』心態。由於對自己任期的不確定，而且以大陸的情況爲主要考量，這些新的統治者所關心的，似乎就是如何盡可能快速地榨取最大利益後，歸老於大陸。裙帶關係、無效率與貪污腐化，將福爾摩沙的經濟帶到幾乎完全崩潰的關卡。

…………這些大陸的政客只對商業及投機的交易有興趣，這可以替他們帶來快速的利益。由於上海市場對各種工業性與消費性物品嚴重需求，所以轉賣福爾摩沙的設備與存貨就能帶來巨大的獲利。結果演變成一個大規 模的資產減損過程，所獲得的利益並非進入政府的預算，做爲提供公共服務之用，而是進入那些利用官方職位取得利益的私人金庫・」59

至於施政方面，陳儀執著於「發達國家資本」，積極擴張國有公營，強調「對於一切產業必須國有或公營」為原則，於是所有之「敵產」（即日產）一律變為公營，包括工礦、交通·農林、漁牧、商業等資產兩千多個企業均據為公有，再加以組合整併為22個公營公司。在特殊化的統制政策下，對臺灣各項物資的生產與進出口採取全面性的嚴密控制，接收戰爭末期日方所成立的「臺灣重要物資營團」，重組成「臺灣省貿易公司」，1946年改為臺灣省贸易局。

然而在當時公營企業的經營邏輯裡，「名為公營，實乃為官僚集團所操縱」。由於官僚人事關係複雜、私心自用、裙帶關係盤據，工業復舊不甚理想。以專賣制度為例，日本統治時期專賣收入曾達總督府預算的50%，這項早期成效卓著的制度，在中國式龐大而沒有效率的官僚體系運作下卻捉襟見肘。

行政長官陳儀延續並擴張了專賣制度，認為可免除苛捐雜稅，減輕人民負擔，據說陳儀原本只打算以三年為限，待臺灣度過了最困難的三年財政危機，即除專賣制度。然而大體而言，不論就財政面、經濟面或社會面，專賣制度可說是徹底失敗，首先是機構龐大、人員眾多，再加上人員素質參差，貪污人員太多，而產品（如菸酒、火柴等）品質不好，定價又高，無法與國內外成品競爭，是以消費者不願購買專賣局生產的物品，寧可買物廉價美的走私貨。

專賣局產製的菸品質不良，傳聞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考察臺灣時，某次見到長官公署兩名科長都吸美國菸，問其緣由，謂專賣局紙菸「作戒菸藥品倒可，吸食則不行」；桂乃掏出一包紙菸，指乃是專賣局產品，味道甚佳；不料兩科長答以該菸雖是專賣局出產，但乃是特別為陳長官所製，並用以招待貴賓，而非市面上銷售之紙菸。專賣局官員欺矇長官的作風及產品之低劣，由此可見一斑。

除了上述菸·酒專賣品之外，另外如食鹽，是由財政部臺灣鹽務管理局直轄之臺南鹽業公司承辦統銷，石炭由臺灣省工礦處之石炭調整委員會統銷，蔗糖則由上海敵偽產業處理局統收配銷，均不得自由買賣，如同在半專賣統制之下。陳儀的專賣制度與貿易公營事業除社會評價低劣外，並沒有替政府賺取大筆盈額利潤，反而年年增加税收。專賣局與貿易局便成為官員貪污舞弊的淵藪。中國記者唐賢龍洋洋灑灑地長篇列舉專賣局長任維鈞、貿易局長于百溪、臺北縣長陸桂祥在内的八、九件貪污大案，貪污舞弊情形聳人聽聞。

就社會面來看，專賣局與貿易局的經濟統制，讓小商人斷了生路，大商人寸步難行，加上制度本身運作不良，官員上下其手，弊端叢生，成為眾矢之的。1946年7月，臺灣旅滬六團體向國民政府當局請願時，也要求取消專賣制度與官營貿易制度。他們表示：「專賣乃日人在臺創設，藉以剝削民眾的機構，各種經濟部門的統制乃日人在戰時聚斂物資，榨取戰費的手段。今臺灣既已光復，戰爭既已結束，本應即時取消專賣與統制，以符國策而解臺民於倒懸：乃臺省當局不唯計不出此，竟變本加厲，反將統制範圍擴大，並設貿易局運銷局等獨占機構，獨占生產事業，壟斷市場，包辦進出口，凡舉有利可圖之事業，均不容商人企業家插足其間，遂致工廠停業、商店關門、造成廣大的失業群，而物價在其操縱之下飛漲，民生的凋弊莫此為甚！」

然而，為應付生產的不足，長官公署大量發行臺幣（即舊臺幣），而生產事業占有銀行放款41%龐大資金的投入下，多數公營事業卻流於組織龐大、冗員充斥·人事浮濫。最初為避免與中國通貨膨脹隔離而發行的特殊通貨，卻也在逐年暴增的發行與生產持續衰落下，發生更嚴重的通貨膨脹。除了產業與财政的缺失外，大量物資運往中國支援内戰，更直接侵奪社會經濟之命脈，對社會穩定投入極大的變數。

與前述臺灣社會的期待與政治熱潮對比，呈現出政治上的矛盾。在不斷爆發的貪瀆和社會案件中，諸多直言不諱的議員、報社或法官、律師，屢屢與當局官員發生衝突，也埋下二二八事件整肅牽連的暗流。更嚴重的是，在失政與官僚壓榨下，臺灣不久即百病齊發，物資外流、通貨膨脹、生產停頓·失業暴升加上米荒連連，種種不安定因素的催迫下，物價節節上揚，進入全面性的緊張狀態。

米糧缺乏是當時臺灣社會問題中影響最廣的。臺灣素以豐碩的米作生產著稱，大戰期間由於人力缺乏、戰事破壞與肥料欠缺，臺灣米產量漸次滑落，迄戰爭結束，長官公署未積極發展農村生產，且缺乏肥料的供應，產量繼續銳減，但戰後歸鄉人潮與接收官員暴增，卻又加重米糧消費壓力。在米糧緊縮的情況下，長官公署只得成立「臺灣糧食局」，援用戰時的糧食統制與配給制度作為過渡，1946年1月11日，長官公署停止米糧配給制度，准許自由買賣，但卻將各地之農會倉庫的稻米封存，造成糧價飛漲。

至1946年7月3日又公布〈臺灣省田賦徴收實物實施辦法〉・隔離因通貨膨脹造成實質稅收的短少，並展開一連串糧食徵收手段，成立二十多隊「糧食勸徵隊」分赴各地實行徵糧。無法突破生產困境，卻又企圖以強迫手段控制米價、確保税收，激起了民眾極大的反感，至於米糧匱乏的民生壓力，長官公署不斷提出解釋，或謂是戰後稻米減產五成，或指奸商囤積操縱，或說走私嚴重等，但都未能圓滿解釋，有傳聞臺灣食米運往華北，充作內戰中的糧食補給，據學者分析極可能是直接造成臺灣米荒惡化的主因。

米價自戰後接收到1946年春已漲了一百倍，1947年元月更漲為戰後初期的四百倍，此種漲勢甚是驚人。在一日千里的米價間，商人也開始囤積米糧、哄抬物價，造成嚴重社會不公，加以因風災、水災、蝗害等天然災禍頻頻發生，影響所及，致使臺中、員林、澎湖等地米荒頻傳；1946年6月，澎湖大饑，居民三分之二以豬食草料充飢；甚至在臺中與臺南還因米荒而發生騷亂。二二八事件前兩週，臺北便出現「反對抬高米價行動團」，揚言要「率領民眾實行搶米，並制裁囤積魁首，以伸正義」，集結遊行表達深切的無奈與抗議。

在米價飆漲、普遍失業、社會不公的持續下，軍警作威作福的行徑更是深化了社會矛盾。最早奉調來臺的七十軍軍紀敗壞，民間稱之為「賊子兵」，濫行欺詐強奪。而員警等基層執法人員則屢傳濫用槍枝·殃及無辜的案件，如1946年4月間為封鎖傳出流行病的布袋港而發生的流血案件，另外如年中在新營、年底在員林，均發生軍警莫名其妙傷及無辜，並引發軍民衝突的事件，輿論譁然。在類似案件一再爆發的情況下，公署始終袒護軍警未予調査追究，因而社會傳聞不斷對公署嚴重不信任：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臺北街頭便盛傳著，前一年年底基隆發生了一件專賣局專員槍殺民眾卻全身而退的事件，其犯案專員也在當天取締菸販之列。

而長官公署的姑息態度，放任社會衝突的一再發生，同時也讓民眾從此對政府失去信心，甚至歸咎於政府的失政。因此戰後臺灣社會流行一句「豬來狗去」，失望之情溢於言表。自1946年元月起，美國駐臺領事館就定期經駐南京大使館向國務院傳送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情勢報告，在1946年1月28日副領事喬治·柯爾（George H.Kerr）所做的臺灣情勢報告中，柯爾指出，臺灣民眾與大陸來臺官員之間怨隙日深，「一個月後欣喜之情即幻滅，憤怒與反抗正發生中。」「貨幣體系崩潰、搶劫盛行。」「海外歸臺兵員問題嚴重，但當局坐視不顧。」他抨擊道：「軍隊不守紀是政府無能之最大象徵。」「軍隊對待臺人猶如征服者一般」，甚至大膽預測「民眾暴動可能在六個月內就會發生」。

主要还是怪DPP自己措辞没选好。

如果把题目中的“抗日战争”换成“中日战争”乃至“大东亚战争”，那么DPP的战争贡献，就无从否认了。

1941年日军在沁河攻击共军时制定的“指导方针”第六条“：命浮山南方的山西军（果军），在翼城、临汾平地阻止共军逃脱，协助我军作战。”——《华北治安战》上册462页。

日军居然可以命令果军协助日军剿共。

是果军不是伪军。

“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

抗战期间被日军称为友军的果军。

“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

“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记》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372页）。

“第二科参谋山崎少佐本来就反对进行中条山会战，回忆当时的情况叙述如下：

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产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然而，当蒋系军受到打击失掉其根据地时，使虎视耽耽寻找机会的共军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共军独占了。”————《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135页。

“叛逃的将军（果军正规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及至南京，听到汪记政权收束前之情形更是闻所未闻。当中最令人感到诧异的乃是伪军中的知名将领数人，我们过去以为是汉奸及黄埔败类的，到头乃证明确是奉有我方密令降敌，他们也在收编期间来渴郑副长官。”————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之《1945年的上海》。

“到了一九四三年的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已前后有十八批将领投了敌，包括将校以上军官七十多名、军队五十多万，另外党国大员六十名以上也投敌。……据美国公布的财政部长摩根韬（Henry Morgenthan , Jr）的日记，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就收到这样的报告：这实在是一个丢人的记录：伪军中的百分之六十二是以前的国民党军队，自一九四一年以来，足足有六十七个全衔将级军官投敌。”——————李敖：《自己不洗别人洗》一文下小标题“降官如毛，降将如潮”，摘自李敖著《千秋评论精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1月版。

（国民党投敌将领对冈村宁次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

“方面军冈村司令官在京汉作战开始前，于3月20日召集治安军(华北绥靖军)和在华北的南京国民政府直辖的军队将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荣子恒、胡毓坤等开会，迫切期望为日军后方警备努力作出贡献。并且对改组治安军的人事、组织作了安排。这些军队保持不同重庆军交战的信条，专门担任驻防地区的警备。”——————《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五章第一节下小标题“华北的全面治安和警备”。

“由于我地面部队的迅猛前进，以及第6飞行战队池田中队超过行动半径的限度轰炸敌人列车、切断铁路等，成功地缴获了存放在桂林、柳州以西地区的大量弹药、被服、航空燃料、铁路器材、机器等军需品，为后来第11军的自战自存活动带来了很大好处，甚至出现奇异的现象——日军制式武器的弹药显著不足，前线部队几乎均以缴获的机枪等做为主要装备。”————[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版，1359页。

“日军所获得的物资中用处极大的还有当地粮库保存的500吨大米，因为都是已经脱了壳的大米，所以应该是军用大米。有了如此之多的粮食，日军无须再为部队的主食供应问题担心了。”——————[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赣作战.从赣州到新城”。

“那里有兵站医院，日军在那里还得到了大量的对于卫生所必不可少的医药材料。特别是日军得到了大量用于预防疟疾的药物奎宁(即金鸡纳霜)的糖衣片剂，对于缺医少药的日军来说，这些药品是非常有用的东西。由于补给的断绝，没有奎宁，所以疟疾对日军是很大的威胁。因为营养失调导致身体衰弱以后，就很容易感染上疟疾，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很多人就会因为体力衰竭而死亡，成为在战场病死的最大原因。在这里找到了大量奎宁，就能够挽救很多日本军人的生命。”——————[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赣作战.从赣州到新城”。

“战争形势非常清楚地表明，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身处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反而对新的大规模作战抱有很大的期望，那是一种对于日军尚未践踏的土地进行侵略的希望和期待。因为一旦侵入到那里，就能得到丰富的物资。”。——————[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章。

台湾人看抗战：

“国民政府向来自居民族主义的正统，指责中共乘其全力对付日军进攻之时，在日军未能占据的扩大敌后农村地区活动，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军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以二分的力量应付反对中共“破坏”抗战的政府当局。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画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对中共而言，国民政府可以截然画分为三的，其实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台]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1998年版，332,333页

36年结束长征的时候，红军也就三万余人。

45年抗战结束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120多万人。

而且解放区基本上集中在敌后，华中，华北等地，而非未被战争影响的西南。

如果对抗日战争毫无贡献的话，那么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中共是如何在战后掌握一支百万人数的武装力量的？

而且还是有着充沛游击战作战经验的武装力量的？

还有，如果中共没贡献的话，几次大扫荡扫谁呢？

鬼子又是为毛在华北大地上又是建数千座炮楼的？

总不能是为了防大批投降日本的原国军的伪军吧？

某些人还历史宜粗不宜细。

真要是细细追究的话——

到了45年，7月到8月，正面战场还能被鬼子揍得丢县城，要知道那会解放区已经开始大规模解放县城了。

某些人真要细究，国内外史料可是很详细的。

真要让大伙都看看整个抗日战争，国府的丢人程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