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军说了:“土共确实贡献不如果军。”
1941年日军在沁河攻击共军时制定的“指导方针”第六条“：命浮山南方的山西军（果军），在翼城、临汾平地阻止共军逃脱，协助我军作战。”——《华北治安战》上册462页。
日军居然可以命令果军协助日军剿共。
是果军不是伪军。
“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
抗战期间被日军称为友军的果军。
“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
“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记》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372页）。
“第二科参谋山崎少佐本来就反对进行中条山会战，回忆当时的情况叙述如下：
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产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然而，当蒋系军受到打击失掉其根据地时，使虎视耽耽寻找机会的共军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共军独占了。”————《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135页。
“叛逃的将军（果军正规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及至南京，听到汪记政权收束前之情形更是闻所未闻。当中最令人感到诧异的乃是伪军中的知名将领数人，我们过去以为是汉奸及黄埔败类的，到头乃证明确是奉有我方密令降敌，他们也在收编期间来渴郑副长官。”————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之《1945年的上海》。
“到了一九四三年的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已前后有十八批将领投了敌，包括将校以上军官七十多名、军队五十多万，另外党国大员六十名以上也投敌。……据美国公布的财政部长摩根韬（Henry Morgenthan , Jr）的日记，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就收到这样的报告：这实在是一个丢人的记录：伪军中的百分之六十二是以前的国民党军队，自一九四一年以来，足足有六十七个全衔将级军官投敌。”——————李敖：《自己不洗别人洗》一文下小标题“降官如毛，降将如潮”，摘自李敖著《千秋评论精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1月版。
（国民党投敌将领对冈村宁次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
“方面军冈村司令官在京汉作战开始前，于3月20日召集治安军(华北绥靖军)和在华北的南京国民政府直辖的军队将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荣子恒、胡毓坤等开会，迫切期望为日军后方警备努力作出贡献。并且对改组治安军的人事、组织作了安排。这些军队保持不同重庆军交战的信条，专门担任驻防地区的警备。”——————《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五章第一节下小标题“华北的全面治安和警备”。
“由于我地面部队的迅猛前进，以及第6飞行战队池田中队超过行动半径的限度轰炸敌人列车、切断铁路等，成功地缴获了存放在桂林、柳州以西地区的大量弹药、被服、航空燃料、铁路器材、机器等军需品，为后来第11军的自战自存活动带来了很大好处，甚至出现奇异的现象——日军制式武器的弹药显著不足，前线部队几乎均以缴获的机枪等做为主要装备。”————[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版，1359页。
“日军所获得的物资中用处极大的还有当地粮库保存的500吨大米，因为都是已经脱了壳的大米，所以应该是军用大米。有了如此之多的粮食，日军无须再为部队的主食供应问题担心了。”——————[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赣作战.从赣州到新城”。
“那里有兵站医院，日军在那里还得到了大量的对于卫生所必不可少的医药材料。特别是日军得到了大量用于预防疟疾的药物奎宁(即金鸡纳霜)的糖衣片剂，对于缺医少药的日军来说，这些药品是非常有用的东西。由于补给的断绝，没有奎宁，所以疟疾对日军是很大的威胁。因为营养失调导致身体衰弱以后，就很容易感染上疟疾，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很多人就会因为体力衰竭而死亡，成为在战场病死的最大原因。在这里找到了大量奎宁，就能够挽救很多日本军人的生命。”——————[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遂赣作战.从赣州到新城”。
“战争形势非常清楚地表明，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身处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反而对新的大规模作战抱有很大的期望，那是一种对于日军尚未践踏的土地进行侵略的希望和期待。因为一旦侵入到那里，就能得到丰富的物资。”。——————[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章。
台湾人看抗战：
“国民政府向来自居民族主义的正统，指责中共乘其全力对付日军进攻之时，在日军未能占据的扩大敌后农村地区活动，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军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以二分的力量应付反对中共“破坏”抗战的政府当局。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画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对中共而言，国民政府可以截然画分为三的，其实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台]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1998年版，332,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