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很多人在那高潮民进党反赤，但问题在于，人家对当年的国军怕是更是充满蔑视和侮辱吧？
“日本軍人井然有序、威風凛凜的壯盛軍容之下”，“初逢乍見的國軍面貌令民眾驚訝：「..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於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排列在兩旁、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
一週後陳孔達所率領的陸軍第七十軍搭乘美軍運輸艦，在美軍飛機掩護下抵達基隆碼頭，碼頭上人山人海，民眾爭先恐後，當軍隊開始登陸時，民眾舉手高呼。而其間日本軍隊也排列在碼頭，服裝整齊、紀律嚴整地準備向勝利的中國軍隊致敬。但初逢乍見的國軍面貌令民眾驚訝：「..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於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排列在兩旁、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
歡欣於重歸祖國懷抱的臺灣人民，在看慣了日本軍人井然有序、威風凛凜的壯盛軍容之下，怎麼也料想不到，他們日夜引頸等待的祖國軍隊會是如此模樣，這對於與中國長久阻隔因而相當陌生的臺灣人而言，無疑是極大的錯愕與衝擊。
當時的中國社會，除了若干都市外，近代化政策、教育與穩定社會普遍缺乏，加上戰後重建問題重重，五千萬復員軍民等待安插、上萬畝田地荒蕪、交通中斷等状況有待改善，卻在通貨膨脹、金融混亂之間無以為繼，而就像部隊未完善準備似的模樣，當時國民政府對臺灣的接收情況，也讓臺灣人極度失望。
隨著大批祖國官員的進駐，臺灣人也終於明白什麼是「揩油」。接收人員到處搜刮金條、占有房子、接收車子、搶奪女子、占據位子，謂之「五子登科」；戰後「接收」因此成了「劫收」。腐敗的現象，連中國記者唐賢龍都看不下去：
自從國內來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那一套毛病，通通都搬到了臺灣，使臺灣人非常看不起……臺灣在日本統治時代，本來確已進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法治境界，但自「劫收」官員光顧臺灣以後，臺灣便彷彿一匙澄清的秋水忽然讓無數個巨大的石子，給擾亂得混濁不堪，···我希望每一個參與「劫收」的人，都應該跪在六百三十萬臺灣人民的面前懺悔！（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
過去日本時代，任職公教人員必須具備一定資格，並通過普通、高等文官考試。但祖國來的接收人員，時興「牽親引戚」。省參議員林日高屢次在省參議會上揭發徇私用人的現象，例如臺北縣長陸桂祥上任時，為了安插他所帶來的兩百多人，不管舊任者能力如何，隨隨便便就免了職。又如，農林處檢驗局長葉聲鐘，將任職三十年的技正范錦堂免職，安插自己的姨太太謝吟秋占了位子。有新聞報導說，高雄一所專科學校的劉姓校長，竟以不認識字的岳父充任教員，引發學潮。這種安插親人的作風，竟也在法院發生，《民報》刊載了此種怪現象：
臺南法院院長之妻，現為臺南法院檢察處書記官長。該檢察處主任檢察官之妻，則任該法院書記官。臺中法院大部分職員，則為該院院長之親戚而「清一色」，即院長妻舅之子三人、妻舅之女婿一人、再其弟一人、妻舅之外孫一人、及其遠房親戚等二十餘人，在該法院任職，占全法院職員約五十人之過半數。又，花蓮港法院院長之妻，現任該院之錄事，花蓮港監獄長之岳父，任該監獄之教誨師，其妻舅亦任職獄內。現各界人士皆指斥譏笑云。
祖國的統治，真讓臺灣人大開眼界！
經過祖國政府一年多的統治，臺灣社會已奄奄一息。政治腐化、軍紀敗壞、物價暴漲、民生凋敝、疫病橫行、社會動盪，人們墜落失望的深淵。政治歧視與文化衝突，更讓臺灣人精神層面倍感痛苦。
一九四七年新春，一點節慶的氣氛也沒有，物價飛漲到生活艱難的地步。一月三十一 日，一斗米的米價已漲到三百元，戰爭結束時一斗米是六十元；二月底，米價更是飛漲超過四百元。連鯽魚這種粗俗的魚類，一臺斤也要一百元。惡疫也正四處蔓延，天花、霍亂、鼠疫等日本時代已經絕跡的傳染病，竟又流行起來，這是吳新榮當醫生以來沒見過的光景。做為醫生，吳新榮家中三餐也從二分番薯一分米，變成全食番薯籤。面對惡劣的環 境與陷入恐慌的社會，二月二十日，吳新榮的日記直覺寫著，「這樣的危機，恐怕波及成 為政治危機也未可知。」
美國駐臺北領事館對中國統治下的臺灣，嚴密觀察；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在給國務院的<臺灣情勢報告>中不斷提到中國政府失政、民怨如潮，預言「短期內將發生暴動」。而在臺灣的中國記者，也不斷示警，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海《觀察》月刊的一篇報 導，標題就是<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臺灣局面>。
在中國軍隊抵達之後的幾天內，福爾摩沙人很快就體認到，他們血統上的弟兄將他們當作外國人，而非國人同胞。 而且，中國的領導人是來主張他們的戰利品，不是來建立一個美國人在戰時文宣所承諾的民主政府。根據布魯金斯學院 (Brookings Institute)的約瑟夫·布蘭亭(Joseph W. Ballantine)的 記載，國民政府：
「毫不浪費時間地將日本企業重組爲一個官方控制的獨占系統·.·.·至少，島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經濟企業都落入政府的控制之中...許多企業的動產都被搬走， 不是加以變賣就是運至大陸..甚至私人企業也無法逃 過新政府官員與親信們的貪求無厭。一個許可制度... 成爲任意非法收費的手段，沒有多久，就將福爾摩沙的 商人與專業階層剥削到接近赤貧的境地，私人企業也幾乎絕跡。」55
他也報導說：
「公共衛生服務瓦解了，在消失了幾乎一個世代之後，霍亂傳染病與瘟疫又再度出現。教育的水準下降...」56
布蘭亭進一步記載著：
「中國官員的這些行爲，有一部份可能是起因於他們在福爾摩沙所看到的生活水準、物質生活的進步與人們對私有財產權的維護，在大陸是很少有人知道的。這些情形激起了官員的貪婪，以及不允許對他們權威有任何的抵抗。」57
中國國民黨政府繼承了約20億美元的日本人資產，卻「沒有從事教育、公共建設及補助地方政府的經費」。8
「陳儀的行政公署充斥著『過客』心態。由於對自己任期的不確定，而且以大陸的情況爲主要考量，這些新的統治者所關心的，似乎就是如何盡可能快速地榨取最大利益後，歸老於大陸。裙帶關係、無效率與貪污腐化，將福爾摩沙的經濟帶到幾乎完全崩潰的關卡。
…………這些大陸的政客只對商業及投機的交易有興趣，這可以替他們帶來快速的利益。由於上海市場對各種工業性與消費性物品嚴重需求，所以轉賣福爾摩沙的設備與存貨就能帶來巨大的獲利。結果演變成一個大規 模的資產減損過程，所獲得的利益並非進入政府的預算，做爲提供公共服務之用，而是進入那些利用官方職位取得利益的私人金庫・」59
至於施政方面，陳儀執著於「發達國家資本」，積極擴張國有公營，強調「對於一切產業必須國有或公營」為原則，於是所有之「敵產」（即日產）一律變為公營，包括工礦、交通·農林、漁牧、商業等資產兩千多個企業均據為公有，再加以組合整併為22個公營公司。在特殊化的統制政策下，對臺灣各項物資的生產與進出口採取全面性的嚴密控制，接收戰爭末期日方所成立的「臺灣重要物資營團」，重組成「臺灣省貿易公司」，1946年改為臺灣省贸易局。
然而在當時公營企業的經營邏輯裡，「名為公營，實乃為官僚集團所操縱」。由於官僚人事關係複雜、私心自用、裙帶關係盤據，工業復舊不甚理想。以專賣制度為例，日本統治時期專賣收入曾達總督府預算的50%，這項早期成效卓著的制度，在中國式龐大而沒有效率的官僚體系運作下卻捉襟見肘。
行政長官陳儀延續並擴張了專賣制度，認為可免除苛捐雜稅，減輕人民負擔，據說陳儀原本只打算以三年為限，待臺灣度過了最困難的三年財政危機，即除專賣制度。然而大體而言，不論就財政面、經濟面或社會面，專賣制度可說是徹底失敗，首先是機構龐大、人員眾多，再加上人員素質參差，貪污人員太多，而產品（如菸酒、火柴等）品質不好，定價又高，無法與國內外成品競爭，是以消費者不願購買專賣局生產的物品，寧可買物廉價美的走私貨。
專賣局產製的菸品質不良，傳聞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考察臺灣時，某次見到長官公署兩名科長都吸美國菸，問其緣由，謂專賣局紙菸「作戒菸藥品倒可，吸食則不行」；桂乃掏出一包紙菸，指乃是專賣局產品，味道甚佳；不料兩科長答以該菸雖是專賣局出產，但乃是特別為陳長官所製，並用以招待貴賓，而非市面上銷售之紙菸。專賣局官員欺矇長官的作風及產品之低劣，由此可見一斑。
除了上述菸·酒專賣品之外，另外如食鹽，是由財政部臺灣鹽務管理局直轄之臺南鹽業公司承辦統銷，石炭由臺灣省工礦處之石炭調整委員會統銷，蔗糖則由上海敵偽產業處理局統收配銷，均不得自由買賣，如同在半專賣統制之下。陳儀的專賣制度與貿易公營事業除社會評價低劣外，並沒有替政府賺取大筆盈額利潤，反而年年增加税收。專賣局與貿易局便成為官員貪污舞弊的淵藪。中國記者唐賢龍洋洋灑灑地長篇列舉專賣局長任維鈞、貿易局長于百溪、臺北縣長陸桂祥在内的八、九件貪污大案，貪污舞弊情形聳人聽聞。
就社會面來看，專賣局與貿易局的經濟統制，讓小商人斷了生路，大商人寸步難行，加上制度本身運作不良，官員上下其手，弊端叢生，成為眾矢之的。1946年7月，臺灣旅滬六團體向國民政府當局請願時，也要求取消專賣制度與官營貿易制度。他們表示：「專賣乃日人在臺創設，藉以剝削民眾的機構，各種經濟部門的統制乃日人在戰時聚斂物資，榨取戰費的手段。今臺灣既已光復，戰爭既已結束，本應即時取消專賣與統制，以符國策而解臺民於倒懸：乃臺省當局不唯計不出此，竟變本加厲，反將統制範圍擴大，並設貿易局運銷局等獨占機構，獨占生產事業，壟斷市場，包辦進出口，凡舉有利可圖之事業，均不容商人企業家插足其間，遂致工廠停業、商店關門、造成廣大的失業群，而物價在其操縱之下飛漲，民生的凋弊莫此為甚！」
然而，為應付生產的不足，長官公署大量發行臺幣（即舊臺幣），而生產事業占有銀行放款41%龐大資金的投入下，多數公營事業卻流於組織龐大、冗員充斥·人事浮濫。最初為避免與中國通貨膨脹隔離而發行的特殊通貨，卻也在逐年暴增的發行與生產持續衰落下，發生更嚴重的通貨膨脹。除了產業與财政的缺失外，大量物資運往中國支援内戰，更直接侵奪社會經濟之命脈，對社會穩定投入極大的變數。
與前述臺灣社會的期待與政治熱潮對比，呈現出政治上的矛盾。在不斷爆發的貪瀆和社會案件中，諸多直言不諱的議員、報社或法官、律師，屢屢與當局官員發生衝突，也埋下二二八事件整肅牽連的暗流。更嚴重的是，在失政與官僚壓榨下，臺灣不久即百病齊發，物資外流、通貨膨脹、生產停頓·失業暴升加上米荒連連，種種不安定因素的催迫下，物價節節上揚，進入全面性的緊張狀態。
米糧缺乏是當時臺灣社會問題中影響最廣的。臺灣素以豐碩的米作生產著稱，大戰期間由於人力缺乏、戰事破壞與肥料欠缺，臺灣米產量漸次滑落，迄戰爭結束，長官公署未積極發展農村生產，且缺乏肥料的供應，產量繼續銳減，但戰後歸鄉人潮與接收官員暴增，卻又加重米糧消費壓力。在米糧緊縮的情況下，長官公署只得成立「臺灣糧食局」，援用戰時的糧食統制與配給制度作為過渡，1946年1月11日，長官公署停止米糧配給制度，准許自由買賣，但卻將各地之農會倉庫的稻米封存，造成糧價飛漲。
至1946年7月3日又公布〈臺灣省田賦徴收實物實施辦法〉・隔離因通貨膨脹造成實質稅收的短少，並展開一連串糧食徵收手段，成立二十多隊「糧食勸徵隊」分赴各地實行徵糧。無法突破生產困境，卻又企圖以強迫手段控制米價、確保税收，激起了民眾極大的反感，至於米糧匱乏的民生壓力，長官公署不斷提出解釋，或謂是戰後稻米減產五成，或指奸商囤積操縱，或說走私嚴重等，但都未能圓滿解釋，有傳聞臺灣食米運往華北，充作內戰中的糧食補給，據學者分析極可能是直接造成臺灣米荒惡化的主因。
米價自戰後接收到1946年春已漲了一百倍，1947年元月更漲為戰後初期的四百倍，此種漲勢甚是驚人。在一日千里的米價間，商人也開始囤積米糧、哄抬物價，造成嚴重社會不公，加以因風災、水災、蝗害等天然災禍頻頻發生，影響所及，致使臺中、員林、澎湖等地米荒頻傳；1946年6月，澎湖大饑，居民三分之二以豬食草料充飢；甚至在臺中與臺南還因米荒而發生騷亂。二二八事件前兩週，臺北便出現「反對抬高米價行動團」，揚言要「率領民眾實行搶米，並制裁囤積魁首，以伸正義」，集結遊行表達深切的無奈與抗議。
在米價飆漲、普遍失業、社會不公的持續下，軍警作威作福的行徑更是深化了社會矛盾。最早奉調來臺的七十軍軍紀敗壞，民間稱之為「賊子兵」，濫行欺詐強奪。而員警等基層執法人員則屢傳濫用槍枝·殃及無辜的案件，如1946年4月間為封鎖傳出流行病的布袋港而發生的流血案件，另外如年中在新營、年底在員林，均發生軍警莫名其妙傷及無辜，並引發軍民衝突的事件，輿論譁然。在類似案件一再爆發的情況下，公署始終袒護軍警未予調査追究，因而社會傳聞不斷對公署嚴重不信任：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臺北街頭便盛傳著，前一年年底基隆發生了一件專賣局專員槍殺民眾卻全身而退的事件，其犯案專員也在當天取締菸販之列。
而長官公署的姑息態度，放任社會衝突的一再發生，同時也讓民眾從此對政府失去信心，甚至歸咎於政府的失政。因此戰後臺灣社會流行一句「豬來狗去」，失望之情溢於言表。自1946年元月起，美國駐臺領事館就定期經駐南京大使館向國務院傳送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情勢報告，在1946年1月28日副領事喬治·柯爾（George H.Kerr）所做的臺灣情勢報告中，柯爾指出，臺灣民眾與大陸來臺官員之間怨隙日深，「一個月後欣喜之情即幻滅，憤怒與反抗正發生中。」「貨幣體系崩潰、搶劫盛行。」「海外歸臺兵員問題嚴重，但當局坐視不顧。」他抨擊道：「軍隊不守紀是政府無能之最大象徵。」「軍隊對待臺人猶如征服者一般」，甚至大膽預測「民眾暴動可能在六個月內就會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