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们日本精神义父的"圣旨"甩他们脸上不就得了。看看他们日本精神义父们编写的《华北治安战》在结尾对"剿共"是何等的哀叹:
仅以对共治安战为主题，举出主要教训如下:
一、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共特性的理解
完全理解土地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气候风土人情各个方面虽然极为困难，但如对之不理解，要想采取适当的措施是不可能的。中国事变爆发的原因之一，往往被认为是日本对中国方面的立场和社会情况缺乏理解。当时，在中国建设统一国家的运动和民族自觉的风气已在兴起。但是，在很多日本领导人的头脑中，仍然看做是旧军阀时代的中国，对其新的动向并无确切的认识。
另一方面，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就战略战术而言，其巧妙的作用，并不是由于他们学习了马列主义，而是他们在中国风土人情及历史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而取得的。
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一方面与重庆政府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自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救国”的口号动员、引导民众，并以“民主联合政府理论”逐渐改造社会的政策，来掌握民心，从而不断扩大和加强了党的势力。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当然，这些措施并非所有民众都无条件赞同，但他们也万无一失地依靠强制力量来进行调整。尽管如此，所有这些作法都是适合其国家风土人情和民族性的。治安战的目的归根到底就在于争取民众。
与此相反，由于日本方面对中共在抗日势力中的地位及民族主义不够理解，因而长期未能掌握中共的这些实际情况。这也是由于中共的高度保密，使我方的调查研究工作极为困难。至1941年，方面军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于是编辑“剿共指南”通报全军。
此外，还有所谓“圣地”问题。无论日本或重庆方面都不想放置延安的陕甘宁边区于不顾，但由于政治、军事以及其它方面的制约，无法将其攻破，结果使它发挥了“圣地”的作用。时至今日，才充分认识到“圣地”在“解放战争”中对革命者是不可缺少的，陕甘宁边区所起的作用是太大了。
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因而，日本方面一度试图与中共进行交涉，或与完全无力控制中共的重庆政府进行交涉，以期取得妥协，但即使交涉成功，也不过是敷衍一时的办法，终究不能达到防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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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游击战术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整体，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惧我扰”的方针，与民众一道反复进行顽强的战斗。敌人的武装力量并不仅是正规部队，其周围有层层的民兵和拥护者。民众具有两面性，他们是要看彼我力量如何而决定去从的。因此形成难以分清敌军和民众、敌方和我方这些错综复杂的现象，这种情况同正规作战完全不同。
当时有关人员曾慨叹:“对付共军犹如割除根深蒂固的杂草，费尽力气毫无成效，真是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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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最后竟形成了只能保住所谓“点”和“线”的局面。这表明我方（日军)的军事力量直接影响到治安，同时也表明只靠军事力量扶持的政权的脆弱性。
另一方面，中共也大体上与我方同样划分为敌占区、中间地区、解放区，企图逐次扩大地盘。但其作法与我相反。他们首光进行政治战，组织群众，然后才行使武力。他们把治安战看作政治战。全力以赴进行政治工作。因此，其军事力量比之我方虽然处于劣势，却是逐步扩大了势力范围。
方面军实施的封锁战术，最初，在隔断和敌方地区的联系、实行经济封锁方面是取得了成果的。然而到头来仍以失败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