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政党制度起源和欧美国家是不一样的。

在欧美国家，现代意义的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或群体的利益诉求，为了最大程度上在选举和执政中取得优势地位而组织起来的。

在我国的历史上，由于守旧势力（也就是封建王朝）过强且依然把持着国家政治，政党最早组织起来是为了推翻旧国家而不是赢得选举，其自诞生之初就带有革命团体性质。这个矛盾点就像国父很早就说过的一段话：“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因而在近代历史上，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夹击下，我国的政党天然走上了一条和西方政党不一样的诞生和发展之路：以政党的组织形式推翻旧国家，再以政党的制度和观念组建一个新国家，“融政党于国家”，党与国家权力高度结合。

在近代的国家危机中，当最早一批精英试图现代化国家时，他们很快就发现我国状况和西方毫无可比性。

第一是基层治理组织的瘫痪。传统上州县以下的乡村地区，主要依赖里甲、里社等乡里组织，然而清朝末年，这种组织弊端丛生、腐败不堪，早已成为“新政”革除的目标之一。另一个可以依赖的地方士绅集团在科举制废除后也已经急速土崩瓦解。第二是自上而下的组织能力匮乏。清代管理机构的治理方式是伦理性的而非行政性的，官僚录用是诗文性的而非技术性的，统治取向是维持性的而非变革性的，主导社会的组织原则是分散化的而不是动员化的。“概言之，中国的组织状况看上去大不同于日本和俄国……中国人有时能在重大问题上成功地动员起来，但国家却从未认真地建立起组织构架，以便持久地积聚资源。”

在这样一个组织度低下的国家，任何革命者都会意识到“把国民组织起来”是革命的首要目标。时人论之为：“不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苟痛心疾首以四万万之水深火热为己忧者，皆听其入会，立一中国三千年来所未有之大党，其而后中国之元气，乃聚而不散，一而不纷，风霜不能侮，刀火不能侵，暴君民贼不能制，异国异族不能灭，非中国历史上一大盛事乎?”这种言论和历史事实都在表明：政党成为了救国建国的载体。

在推翻清王朝后，人们曾乐观地期待议会政治和政党时代的到来，但这份乐观很快就败在了袁世凯等政治强人之手。在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缓慢、专制势力强大、缺乏自主参政和政治妥协传统、内外危机日益深重的国家，政党政治并没有能够组织起国家完成现代化，某种程度上甚至产生了反作用。

无党政治依赖的君主制已经不复存在，多党制度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又不堪一击。在当无党和多党都相继被证明不可行之后，摆在国父这些人面前的道路也就只剩一条了：一个强有力且高度集权的列宁式政党。建立遍布全国的基层组织，动员起社会的一切力量，将政党渗透进整个国家的组织和运转当中，摆脱中国社会的低组织状态，完成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后来的历史，大家就都很熟悉了。

景跃进.《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有议会和选举，才有党派概念。

议会政治之前，人类实行封建君主制。帝王自己管行政，也自己管财政，不需要和党派讨论。

封建统治者不会无缘无故开议会。历史课本告诉我们，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是近代社会越来越复杂，消费标准不断提高，国家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国王——行政机构首脑的钱不够花了，召开三级会议加税。

所以议会最初的功能是管财政，平息纳税人的怨气。这些分散的议员，背后是全国纳税人，如果不授予否决权，他们根本不会来首都开会，听到加税的通知，直接就在家乡造反了——前议会时代的典型民意代表是李自成。

但是，如果议员始终分散表达意见，就不能主动提出行政计划，只能行使被动的否决权。

到了这个阶段，议员首先会发现，否决票的威胁只能避免最坏情况，很难表达具体观点。众所周知，“不哄我就离婚”的态度，对家庭里任何人都没好处。

其次，用试错法制定政策很麻烦，往往要来往几十次才能确定财政计划。一部分议员想到，可以联合起来，向行政机构提出反建议：“你这样提案我就会赞同”，节约双方交流时间。

第三，就算其他议员坚决反对你这一方的计划，最好的选择也不是眼看着否决票累积，而是让这些反对派联合起来，和你这一派各自推出代表，谈一个妥协计划。双方相互否决，对谁都不好。

类似的联合，第一天的形式可能是朋友圈，几个星期之后改名俱乐部，五年后人员稳定，自称派别，十几年后就是党了。

所以，“串联权”，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权力之一，仅次于投票权。

从全世界来看，无党制国家，一般只存在于君主制向现代国家过渡阶段，即允许纳税人代表拒绝行政首脑的计划，但提案和修改权，依传统归行政首脑。在中国，这个阶段就是清朝最后2年的资政院。

可以啊，德意志帝国在它的绝大部分历史上都是无执政党的。

帝国有议会也有政党，但政党并没有机会执政，因为帝国宰相的任免权不在帝国议会而在皇帝。皇帝的任命是一个人成为帝国宰相的唯一前提条件。皇帝对帝国宰相的反感和不信任也是他离开宰相府的唯一原因。帝国议会不但没有对宰相提出不信任案的权力，事实上按照宪法帝国议会也没有主动制订法律的权力。

因为帝国的立法提案权属于“联邦会议”，虽然在帝国的历史上总有人把“联邦会议”看作是帝国议会的“上议院”，但事实上帝国议会就是帝国议会，它和联邦会议是两个机构。

按照宪法所有需要议会批准的政治事务，不管是立法还是征税、还是财政开支，帝国议会在制度上都只有点头摇头的权力。而没有主动提出“我们应该干这个或者干那个”的权力。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德意志帝国并不需要执政党。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一个风流的外交官、还是一个老派的普鲁士内政部官僚、还是天主教贵族，只要皇帝觉得他合适，他都可以上台执政。虽然他要真正统治，肯定离不开议会过半数票数的支持，但他并不需要某一个党派或者某几个党派跟自己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执政党、或者执政联盟。他也不需要在自己的班底里，留出几个职位给这些政党。

所以德意志帝国从1871年建立到1917年帝国行将崩溃之间的历史上，帝国宰相们都没有自己的政党，他们顶多会拉拢某些特定的政党，但不会让他们成为执政党。

帝国宰相们会为了每一个需要议会批准的问题去跟各个政党讨价还价。贝特曼-霍尔维格还天才的发明了爸一个政策拆成几部分，分别跟帝国议会讨价还价的办法。

当时他需要实现“扩充陆军”这个目标。如果是现代的政治家就会认为“扩充军备”是一个政策，在当时的法国人看来“扩充军备”也是一个完整的政策，所以他们为了“三年兵役制”在议会里、内阁里、内阁和总统府之间打得不可开交。

可想而知同样的问题搬到德国也肯定要出问题。但贝特曼-霍尔维格通过对法国人的观察发现，法国国内围绕兵役问题的斗争其实是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要不要三年兵役制，这看起来是问题的关键。但其实很多全情投入去反对三年兵役制的人其实内心深处并不关心三年兵役制，他们真正愤怒的是为了筹措三年兵役制所需要的经费而增税。

支持三年兵役制的人反对为了筹集必要的经费而引入累进所得税，反对三年兵役制的人却支持引入累进所得税，所以法国人为了兵役制和兵役制导致的增税问题打成了一团。

这时候德意志帝国的制度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贝特曼-霍尔维格阁下巧妙的把扩充军备所需要的法案分成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帝国引入累进所得税以此扩充帝国的财政收入。这个提案得到了左翼政党的支持，人们很愿意看到富裕阶层要交更多的税，于是在左翼议员的支持下增税案得以通过。

而一旦有了钱，帝国宰相马上拿出了一个用这笔钱扩充陆军的法案，这时候左派仔怎么反对帝国主义也白搭了，因为原本反对累进所得税的右派现在看到反正木已成舟税已经非缴不可了，那还不如把钱花到扩充军队上。于是在右翼议员的支持下，扩充军备这个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的目标被帝国宰相轻易实现。

德意志帝国这种不需要执政党的奇妙体制，令明治维新的元勋们心驰神往，尤其是伊藤博文侯爵对德意志帝国的超然政治充满向往。在帝国议会召开之前招待地方官的宴会上，伊藤侯爵表示日本应该像德国的俾斯麦那样“超越在政党的纷争之上”。

所以虽然伊藤博文很快就意识到这条路其实走不通，所以自己搞了政友会。但日本还是有过很多无执政党，仅仅依靠政党不来反对自己而执政的所谓“超然内阁”。

同样的即使推翻了帝国建立了共和国，因为《魏玛宪法》48条授予了总统以采取非常措置的权力，于是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上也有完全没有执政党得“总统内阁”，比如巴本先生的“男爵内阁”就在总数五百多席的议会里吃了一个四百五十多票的“不信任案”，不过巴本先生好歹还是议员，他之后组阁的施莱歇尔将军连议员都不是。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凡是议会的权力被约束得国家，凡是在议会之外有其他权威可以授权统治者立法、征税和支配税款的国家，执政党即使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但也绝不是什么统治的必需品。

政党制是先在宪政君主制国家里发展成熟，之后被共和制国家学习借鉴的。

世界上最早出现政党制雏形的国家是英国。在1678年至1681年的《排斥法案》危机期间，英国政治舞台上首次形成了对立的两个政治集团——辉格党（Whigs）与托利党（Tories），这标志着现代政党政治的萌芽。

“辉格党”一名源自 whiggamore，原意为“牧牛人”，最初是苏格兰人对苏格兰盟约派（Covenanters）的贬称。该派反对支持查理一世的效忠派（Royalists），并于1648年9月发动了“辉格莫尔袭击”（Whiggamore Raid）。在《排斥法案》危机中，辉格党主张将约克公爵詹姆斯（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排除在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王位继承之外；而托利党则反对此案。

“托利党”一词源自中古爱尔兰语 tóraidhe（现代爱尔兰语 tóraí），意为“亡命之徒”或“强盗”，词根 tóir 表示“追逐”。这一称呼最初用于指代被追捕的逃亡者，后被引申为对辉格党的政治对立面。

1714年，随着乔治一世即位、汉诺威王朝在英国登上王位，以及1715年托利党支持的詹姆斯党起义（Jacobite Rising）失败，辉格党得以稳固统治，并开启了被称为“辉格党至上时期”（1714—1760）的年代。1715年起，辉格党完全控制政府，将托利党人清除出行政、军队、国教会、司法体系及地方政治等关键职位。

辉格党的首位重要领袖是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他自1721年至1742年间主掌政务，被后世视为英国的“首位首相”。其继任者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于1743年至1754年延续辉格党执政，使英国在事实上成为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

jingguan然而，到18世纪60年代初，托利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实体几近消亡。直至1760年乔治三世登基并重新允许托利党人参与政务，该党方才复兴。新的托利党在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领导下重新崛起，后又由第二代利物浦伯爵罗伯特·詹金森（Robert Jenkinson, 2nd Earl of Liverpool）继任。

1783年4月，辉格党领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出人意料地与老对手诺斯勋爵（Lord North）结成联盟。 这场震古烁今被视为“极不自然”的政治联合，被称为“福克斯—诺斯联盟”（Fox–North Coalition）。联盟虽吸纳了部分托利派成员，但其核心仍属辉格党阵营。它虽于当年短暂执政，却在同年12月因乔治三世与上议院的联合反对而垮台。国王随即任命查塔姆伯爵之子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为首相。

自此，英国政治格局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两党制雏形——一方是代表国王与政府的皮特派（Pittites），另一方则是被驱逐下台的福克斯—诺斯联盟及其支持者。两派在议会中形成长期对峙，标志着英国由旧式派系政治向近代两党竞争体制的转变。

1831年大选中，辉格党以推动选举改革为主要纲领赢得议会多数，而托利党则坚决反对。1832年《人民代表法》（Reform Act 1832）废除了大量“腐败选区”（其中多数由托利党掌控），导致托利党在同年选举中仅获175席，实力大减。

此后，托利党在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领导下开始向现代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转型。皮尔于1834年发表《坦沃思宣言》（Tamworth Manifesto），确立了保守主义的改革方向。但1846年他推动废除《谷物法》（Corn Laws），引发党内分裂。由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与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领导的派系最终发展为现代英国保守党，其成员至今仍常被称为“托利党人（Tories）”。

我们了解到了英国如何创造出来两党制，仅一个案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偏颇，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二个确立了政党制的国家是哪一个？答案是比利时。1831年比利时宪法颁布。

«Il n’y a point de classes dans l’État. Tous les Belges sont également admissibles aux fonctions civiles et militaires, sous les seules réserves établies par la loi.»
“国家内无等级之分。所有比利时人在法律所设例外之外，平等地有资格担任民事及军事职务。”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est garantie; il ne pourra être établi de censure ni de cautionnement.»
“出版自由受保障；不得设立预先许可或保证金。”
«Tous les Belges ont le droit de s’assembler paisiblement et sans armes, en se conformant aux lois qui peuvent réglementer l’exercice de ce droit; mais sans être obligés d’obtenir d’abord une autorisation. Cette disposition ne s’applique pas aux réunions à l’air libre, qui sont soumises uniquement à la réglementation de la police.»
“所有比利时人有权和平集会且不携带武器，遵守可能规定此项权利行使的法律；但不得被事先要求取得许可。此规定不适用于露天会议，露天会议完全受警察规制。”
«Les Belges ont le droit de s’associer; ce droit ne peut être supprimé par mesure préventive.»
“比利时人有结社的权利；该权利不得被任何预防性措施所剥夺。”

在宪法保障之下，比利时社会逐步孕育出政党制度的土壤。独立初期，政治舞台主要由自由派（Liberals）主导。1846年前后，自由派力量实现组织化，正式成立了自由党（Liberal Party），标志着比利时政党制度走向制度化的第一步。

1863、1864与1867年召开的马林天主教大会（Malines Congresses），将教会、慈善机构、工会及地方“天主教圈子（cercles catholiques）”紧密结合。至1868—1869年间，这些地方组织逐渐汇合，形成了具有全国性组织形式的天主教政治运动，并最终演变为1869年后正式成立的天主教党（Catholic Party）。马林大会不仅推动了天主教政治动员的制度化，也为后来兴起的“社会天主教（Social Catholicism）”奠定了思想与组织基础。

1879年，自由派政府推动的世俗化教育法（loi scolaire de 1879）引发天主教势力的强烈反弹。教会通过其广泛的社会网络组织抵制与动员信徒抗议。最终，天主教势力在188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并重新掌权。这场“教育战争（Guerre scolaire）”不仅强化了教会的基层组织能力，也使比利时社会的党派分裂深深扎根——城市与乡村、教会与自由派之间的对立成为政治常态。

1885年，工人阶级政党比利时劳工党（Parti Ouvrier Belge / Belgische Werkliedenpartij, POB/BWP）成立，拥有自有刊物《Le Peuple（人民报）》及完善的工会体系。随后，该党通过多次大规模罢工推动选举改革，尤其是1893年的全国总罢工，迫使政界让步，引发了关于男性普选权、比例代表制与多票制废除的广泛讨论。此后的一系列改革（尤其是1919年后）逐步确立了更加民主的选举制度。

这些变革使工人阶级政党正式进入国家政治体系，比利时自此形成了由天主教、自由派与社会主义（Catholic–Liberal–Socialist）三大政治阵营构成的稳定格局。至19世纪末，比利时的多党制度正式确立，并成为欧洲最早实现“三大支柱”（trois piliers）政治结构的国家之一。

再紧接着的国家顺序里，是荷兰、瑞士、丹麦、美国和瑞典。然后才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有人可能会问：法国大革命时期，不就有雅各宾派、吉伦丁派、费约南派等政治派系吗？为什么法国不能算作第二个政党制国家呢？

这是因为这些派系主要存在于议会内部或政治俱乐部形式的政治团体中，而非制度化的政党。它们组织松散、寿命短暂、随时可能瓦解，而且缺乏全国性组织、党员制度和选举制度的支撑。例如，1794年恐怖统治结束后，雅各宾派瞬间被彻底清除。总体而言，雅各宾派、吉伦丁派、费约南派基本依赖个人影响力和俱乐部网络，而非全国化的选举体系。

即便是在波旁复辟和七月王朝时期，出现了自由派与保王派的政治对立，但仍属于议会内部的政治团体，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议会选举受财产限制，缺乏普遍参与和全国性党组织，因此这一阶段只能被称作“派系竞争”，而不是政党制。

真正的多党制要等到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灭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后。此时，男性普选制度逐步完善（1871年法案），全国性政党开始形成，例如共和派、激进共和派、保守派、天主教党等。政党之间可以轮替执政，议会对政府形成制衡，自此法国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党制国家。

我上面说那么多，又是英国，又是比利时的。我想论述什么呢？我想说的是，政党制度为什么会诞生？为什么君主国们热衷于将国家权力分配到各个团体手中，允许他们的存在？

政党的前身往往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而是宫廷派系、贵族集团或思想联盟。在议会君主制初期，议会中的议员开始根据政治立场、经济利益和宗教信仰分化成不同集团。这些派系起初只是王权内部的竞争者，并非反君主，而是围绕“谁应当影响国王”展开斗争。随着国家从“宫廷”变成“国家机器”，君主发现自己再也无法通过个人恩宠来处理一切，如税收、殖民地事务、工商业管理、军队扩张……而社会阶层的多样化，地主、商人、工人、知识分子各有诉求。于是，需要中介力量来整合社会意见、在议会中形成可控多数、使统治合法化。政党正是这种中介。在没有政党的时代，社会冲突往往以暴乱或叛乱形式出现。政党制度将这种冲突“吸收进体制”。

君主会选择通过合法化政党活动来换取体制的延续。这是一种“制度化的让步”——不再独裁统治，而是与社会妥协以求长治久安。君主可在多个政党间“平衡”势力，维持自己的仲裁权，若政党间相互牵制，王室反而稳坐中枢，政党内的斗争转移了对君主的直接敌意。
这就是为何很多“立宪君主制国家”（如英国、西班牙、瑞典、比利时）仍然保留国王，但将实权分配给政党议会体系——君主退居象征地位，却因政治中立而得以长存。
政党制度的哲学基础来自启蒙思想：

洛克、孟德斯鸠提出权力制衡；
卢梭提出“主权在民”；
政党被视为“公共意志的代表”形式之一。

从此，“君主”不再是唯一代表国家的人，而是“国家象征”；“政党”成为社会意志的组织化表达者。这便是欧洲政党制度的由来。

那么如今有没有可能存在不必须有“执政党”的国家呢？这得看我们如何定义无执政党？如果你把“执政党”定义为在议会里占多数并负责日常组织，那俄罗斯有执政党——统一俄罗斯。但如果你把“执政党”理解为独立主导国家政策和权力分配的核心机构，那么俄罗斯并不是由政党体系主导——真实核心是总统与其权力网络。

统一俄罗斯党没有意识形态，没有明确的纲领，但有两个目标——保住执政权和牢牢掌控主要资金来源——预算。
— 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2010 年

2003年，政治学家弗拉基米尔·别雷称统一俄罗斯党为“泥足巨人”，因为他认为该党力量的主要来源是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权力的依赖。一些政治家认为，统一俄罗斯党已经或正在变得类似于苏联共产党。《华尔街日报》在评论2007年国家杜马选举时写道，尽管反对派的竞选活动被叫停，其出版物也被没收，但统一俄罗斯党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却在克里姆林宫控制的电视频道上获得了“大量的播出时间”。《华尔街日报》还写道，政府官员向下属和大型企业的董事施压，要求他们投票支持统一俄罗斯党；一些指控称，公司管理层指示员工在将选票投入投票箱之前，先拍照留存。据《纽约时报》记者克里斯蒂亚·弗里兰 (Chrystia Freeland) 的文章称，“我们从1996年就知道俄罗斯不是民主国家。现在我们知道，俄罗斯也不是由一个政党、一个精神等级制度或一个王朝控制的独裁政权。这是一个由一人统治的政权。”俄罗斯一位著名的独立经济学家说：“没有政党。所有政治都围绕着一个人。

统一俄罗斯党（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更像是“围绕普京个人建立的权力机器”，而不是独立的政党。它没有鲜明的意识形态，不靠基层民众热情维系，而靠的是行政资源、官僚体系和国家媒体。换句话说，它是“普京体制的政党外壳”，而非体制本身的核心。

所以如果普京去世，统一俄罗斯党面临三种可能命运：

1. 被继任者接管并继续使用——如果有明确的政治继承人（比如像梅德韦杰夫那样的人物）顺利接班，党可能会继续存在，作为“延续性”的象征。
2. 内部派系分裂——如果权力真空出现，各地方寡头、情报系统、军方、教会甚至地区势力可能各自拉拢统一俄罗斯的不同派系，党名还在，但实质瓦解。
3. 被新的政治机器取代——历史上类似的情况很多，例如苏联解体后“苏共”崩溃、叶利钦建立新政党体系。新领导人可能重组一个“新时代的统一党”。

如果普京去世后真的出现权力真空，那统一俄罗斯党极可能会进入一种“外壳空存、灵魂消失”的状态。党表面上会继续存在。官媒会强调“稳定”“继承普京遗志”。党内高层（如梅德韦杰夫、沃洛金等）会暂时维持运转，以防体系崩盘。但实际内部已经开始互相试探，像是安全机构（FSB）、军方、地区寡头、东正教会等力量都会跑出来争夺国家控制权。一旦没有统一的“最高调解者”，党内派系化就会暴露。各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会以“统一俄罗斯”的名义继续行动，但实际上各自为政。类似于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末期仍然存在，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实际统一性。随着新政治集团崛起（军方或是“安全体系”（силовики）），统一俄罗斯党很可能被边缘化或被新政党吸收。名字可能还在，但它会变成一个“纪念性符号”而非权力核心。

虽然说如今俄罗斯的权力高度围绕总统与其忠诚网络集中；俄罗斯精英更愿意保留能直接分配资源与特权的制度，而不是引入一个潜在的、可能成为“超党派仲裁者”的君主。把权力让渡给“君主”对如今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百害而无一利。

如今俄罗斯民众对于君主制并不是十分热切，尤其如今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领导权处于分裂状态，并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候选人承担这个职责。缺乏可接受且统一的王位继承人或政治符号。现存的若干君主主义小党、团体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且主要角色并不积极推动、也没法形成跨精英联盟去实现体制转型。

但是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假如说中央权威崩塌、甚至导致出严重的内战或俄罗斯国家解体，在“重建国家秩序”时，俄罗斯寡头精英可能会考虑君主作为统一的象征或凌驾于众党派之上的仲裁者。在权力过渡期，现有或上台的新强人（如某位“胜出者”或军人领袖）也可能宣布或安排一位君主（象征性或有一定权力）以获得传统权威与保守派支持，而此时君主则不是作为仲裁者，而是被视为“体制内合法化”工具。

如今在俄罗斯最为活跃的，便是罗曼诺夫家族的玛丽亚大公，她作为上一代罗曼诺夫家主“法理上的皇帝弗拉基米尔三世”唯一的女儿，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后裔。基里洛派称其为“法理上的全俄罗斯女皇玛丽亚一世”。

玛丽亚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恢复君主制，并且“随时准备响应人民的号召”。

在 2018 年的一次采访中，她对自己的角色理解如下：

俄罗斯皇室认为，维护皇室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承，并竭尽所能加强俄罗斯的民族、宗教和公民和平与和谐，是其主要目标。原则上，我们不参与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我们相信，合法世袭君主制的理念，能够维系与俄罗斯数百年历史的鲜活联系，并将社会视为一个团结的大家庭，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仍然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可行选择。但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就目前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的条件并不适宜恢复君主制。目前，我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促进慈善事业；参与社会和平进程；复兴和传承传统，保护国家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巩固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基础；以及帮助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并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树立俄罗斯的正面形象。

作为俄罗斯皇室的首领，玛丽亚·弗拉基米罗夫娜得到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和一些社会政治组织（特别是“俄罗斯君主主义社会运动”、“俄罗斯帝国联盟秩序”、“全俄社会运动‘为了信仰和祖国’”和“全俄公共组织‘俄罗斯贵族后裔联盟——俄罗斯贵族大会’”）的承认，以及未被承认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当局和部分外国君主主义社群的承认。

2011年12月22日，未被承认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总统伊戈尔·斯米尔诺夫签署了《关于俄罗斯皇室在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地位的法令》。根据该法令，在自称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境内，俄罗斯皇室被承认为一个独特的历史机构，但不具备法人资格，其职责包括参与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公民的爱国主义和精神道德教育、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德涅斯特河沿岸社会的传统。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她一直访问俄罗斯帝国的前领土，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她开展与教会和儿童慈善相关的项目；尤其是在 2010 年，她向圣彼得堡卡尔波夫卡的圣约翰修道院捐赠了十字架碎片，向沙皇村的叶卡捷琳娜 大教堂捐赠了圣凯瑟琳圣髑碎片……。

2005 年 12 月 1 日，其代表向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提交了一份声明，要求平反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他们于 1918 年被处决，是政治镇压的受害者；在多次拒绝满足该声明的要求后，2008 年 10 月 1 日，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主席团做出了一项决定，决定平反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同年 10 月 30 日，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决定平反尼古拉二世皇帝及其家人的 52 名随行人员。

2009 年 6 月 28 日，她的使馆馆长亚历山大·扎卡托夫宣布了罗曼诺夫皇室希望返回俄罗斯的愿望；她的律师解释说：“我们讨论的是恢复皇室的地位。皇室自1917年以来一直处于流亡状态。鉴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地位，它本可以更深入地参与俄罗斯社会生活。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地位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它是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公共组织，但它参与所有公共活动，并拥有权威和影响力。” 针对这一说法，俄罗斯东正教会公共组织互动事务部部长弗谢沃洛德·查普林表示：

当然，像俄罗斯东正教会这样的宗教组织的地位显然不适合皇室。但与此同时，通过与当局和社会对话，皇室可以在俄罗斯找到一种存在的形式。 ”

2012 年 4 月 25 日，巡逻舰“智者雅罗斯拉夫”号在俄罗斯皇室首领玛丽亚·弗拉基米罗夫娜女大公的赞助下移交。

2013年，她领导了一系列在俄罗斯国内外举办的公共、慈善、文化和科学活动，以纪念罗曼诺夫王朝建立400周年。她还担任了享有盛誉的纳斯列季耶文学奖的赞助人。该奖项由俄罗斯皇室与俄罗斯作家联盟于2013年联合设立，旨在发掘献给俄罗斯、其数百年历史和爱国主义的优秀作品。创作爱情诗、哲学诗和公民诗的诗人也有机会获得提名，但前提是他们的作品必须具有真正的艺术性。每年年底，奖项提名者的作品集将出版，并由俄罗斯图书商会注册，再由商会分发给各大国家图书馆。 2013 年 7 月 16 日，俄罗斯东正教圣主教公会决定：“注意到罗曼诺夫王朝成立 400 周年庆典的盛况，并感谢俄罗斯皇室首领玛丽亚·弗拉基米罗夫娜女大公参加为纪念这一日子而举办的活动” 。

她支持俄罗斯联邦吞并克里米亚。2018年，为纪念克里米亚半岛加入俄罗斯帝国235周年，玛丽亚·弗拉基米罗夫娜和她的儿子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访问了克里米亚。5月28日至6月3日，他们访问了辛菲罗波尔、塞瓦斯托波尔和费奥多西亚。此外，6月2日星期六，在访问刻赤期间，皇室成员驾驶一辆俄罗斯制造的拉达·拉格斯汽车驶过克里米亚大桥，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亲自驾驶。但是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含糊其辞，表示皇室不认为自己有权表达政治立场（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因为“没有完整的信息可以做出公正的判断，而不会造成无意的伤害” 。

除此之外，她与俄罗斯高官们来往密切，玛丽亚大公尤其已经与普京总统周围的新俄罗斯精英阶层达成了某种默契。她不仅颁授罗曼诺夫家族的历史王朝勋章，还颁发部分新设立的勋章，例如她父亲于1988年创立的“圣米迦勒总领天使勋章”（Order of Saint Michael the Archangel）以及她本人于2010年创立的“圣阿纳斯塔西娅女士勋章”（Ladies’ Order of Saint Anastasia），授予那些与罗曼诺夫家族和俄罗斯东正教关系密切的人士，其中包括安全强力派人物（Siloviki）与俄罗斯寡头。

她甚至更进一步，将这些人“晋升为贵族”——也就是说，这些人通常在生平或文化上与传统俄国贵族毫无关联，反而多与苏共（CPSU）或克格勃（KGB）有历史联系，而他们在当今往往拥有极大影响力。

不过，这些人通常被授予的是俄罗斯贵族体系中最低的等级，而这一等级传统上并不附带贵族头衔，仅授予家族纹章。在沙皇俄国时期，与英国类似，某些勋章的授予本身就意味着被纳入“个人贵族”（有时甚至是“世袭贵族”）的行列：例如获得各勋章的大十字级（Grand Cross），或圣弗拉基米尔勋章、圣乔治勋章的各等级（以及当时晋升高级军衔）都可能带来此种地位。

据称在2007年，玛丽亚曾将俄罗斯国内安全局（FSB）前局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普京最亲密的心腹之一、也是被认为可能的继任人选——授予贵族身份。帕特鲁舍夫本人在一次采访中也称，联邦安全局的成员是“我们的新贵族”，因为他们具有奉献与忠诚的精神。

除了尼古拉·帕特鲁舍夫以外，俄罗斯海军中将奥列格·贝拉文采夫、前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陆军上将阿纳托利·克瓦什宁、俄罗斯总检察长顾问纳塔利娅·波克隆斯卡娅等高官被玛丽亚大公授予贵族（或勋章）。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谢尔盖·阿克肖诺夫、娜塔莉娅·波克隆斯卡娅和亚历山大·杜金等政治人物公开支持恢复君主制。而尼古拉·帕特鲁舍夫至少被认为是君主制的同情者，寡头康斯坦丁·马洛费耶夫是君主制运动的支持者；他创立并资助了双头鹰协会，并且是玛丽亚大公儿子格奥尔基大公婚礼的伴郎。

纳塔利娅·波克隆斯卡娅是狂热的东正教信徒，2017年3月，她声称在辛菲罗波尔（Simferopol）的一尊尼古拉二世沙皇铜像上出现了“流出香膏（圣油）”的奇迹现象。同年2月，波克隆斯卡娅发起运动，要求禁止上映电影《玛蒂尔达》（Matilda），理由是影片对尼古拉二世沙皇（已被俄罗斯东正教会封圣）与芭蕾舞女演员玛蒂尔达·克谢辛斯卡娅（Matilda Kshesinskaya）之间情史的描绘具有“亵渎性”。4月，她发布了一份长达39页的报告，试图通过各种理由指控影片“侮辱信仰”，其中甚至声称这段历史上确有记载的恋情“不可能存在”，因为在报告作者的观点中，克谢辛斯卡娅“长相太丑，不可能吸引沙皇的注意”。

波克隆斯卡娅还主张，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的退位在法律上无效。后来，在2020年的一次采访中，波克隆斯卡娅回顾了这场争议。她表示：

我的看法是，没有必要让圣徒在大众面前被描绘成负面形象。尼古拉二世已经被俄罗斯东正教会和海外东正教会封为圣人。而我本人对他有一种特殊、个人的敬意。但那时，我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认为自己有权告诉别人：这个是罪，不要犯；这个可以看，那个不行；这个美，那个不美。这是我的错误。我承认，我错在以为自己有权去规定、去强加自己的看法。

除此之外，俄罗斯东正教会是玛丽亚大公坚定的后盾。自1917年以来，基里洛派的俄罗斯皇位宣称者都与俄罗斯教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弗拉基米尔·基里洛维奇大公与许多俄罗斯境外东正教会的主教是私交甚笃的挚友。上海及旧金山的圣约望（马克西莫维奇）主教是一位坚定的正统派，在他主持的每一次礼拜仪式中都会纪念法理上的皇帝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和弗拉基米尔·基里洛维奇，并撰写了一部关于俄罗斯皇位继承制度起源的重要论著。从1917年君主制覆灭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历任俄罗斯境外东正教会首席主教都正式承认基里尔皇帝和弗拉基米尔大公为皇室首领。

2003年，莫斯科及全俄罗斯宗主教基里尔一世在玛丽亚·弗拉基米罗夫娜55岁生日的贺信中写道：

您是俄罗斯女大公的化身：高贵、睿智、慈​​悲，并且对俄罗斯怀有真挚的爱。尽管您身处异乡，却依然积极参与俄罗斯的各项事务，在俄罗斯取得胜利时欢欣鼓舞，在俄罗斯遭遇困境时感同身受。令人深感欣慰的是，即使在当今的历史形势下，您依然在精神和道德价值观以及俄罗斯人民数百年传统的基础上，为提升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做出重要贡献。俄罗斯东正教会始终是俄罗斯人民历史记忆的守护者，并将一如既往地与俄罗斯皇室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

2013年3月，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基里尔（Patriarch Kirill）在一次采访中发表了一段引起广泛关注的讲话。

在被问及“罗曼诺夫家族的后裔是否对俄罗斯王位拥有合法继承权”时，牧首回答道：

“关于您问题的第二部分：正如您所说，罗曼诺夫家族后裔对俄罗斯王位的继承主张是否合法？我想立即指出——并不存在这样的主张。今天，没有任何罗曼诺夫家族的后裔声称对俄罗斯王位拥有权利。
但是，在玛丽亚·弗拉基米罗芙娜大公女及其子格奥尔基的身上，罗曼诺夫王朝的传承得以保留——这并非指俄罗斯帝国王位的继承，而仅仅是历史上的延续。”

牧首进一步指出：

“我必须由衷地感谢这一家族以及许多其他罗曼诺夫成员，他们在当今为祖国生活所作的贡献。
玛丽亚·弗拉基米罗芙娜支持许多有益的倡议，她访问俄罗斯，会见民众，并嘉奖那些在社会中有杰出贡献的普通人。
我记得在斯摩棱斯克地区，有一位年迈的农妇，因为在战争和战后艰难时期帮助了许多人，而被提升为贵族。
因此，这个家族的文化贡献，至今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显而易见。”

如今玛丽亚大公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目前的关系密切、友好、相互支持，在玛丽亚大公在俄罗斯的活动中，也处处能看到东正教会的影子。

因此说假如有一天俄国重新建立君主制，我并不会感到意外。虽然目前看来不可能，但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政党并非一夜之间凭空出现，而是从宫廷派系、利益集团和思想结社中逐步制度化而来。英国与比利时的历史路径清楚地表明：当议会权力扩大、社会利益多元化并且选举规则被普及化时，国家就需要一种把分散的诉求组织起来、在议会内外形成可识别的政治代理人的机制——这正是政党的功能所在。君主在面对日益复杂的财政、行政与社会问题时，主动允许并容纳这些中介组织，既是“制度化让步”，也是将政治冲突纳入可管理轨道、以换取长期统治稳定的一种理性选择。

不必讳言，也存在所谓“没有真正执政党的”政权：权力可能高度个体化（如个人影子政权）、或被国家机器与行政资源所掩盖，使政党成为工具而非权力核心。俄罗斯的现实恰好提醒我们：名义上的大党和实质上的治理核心可以并不重合；当权力围绕某一位领导人与其网络集中时，传统意义上的“执政党”角色就会被削弱或空洞化。历史也告诉我们：一旦缺乏制度化的替代机制，权力过渡与政体变动就更易陷入动荡。

因此，对“国家是否必须有执政党”的回答应当是有条件的：在民主与宪政框架下，稳定而合法的权力运作几乎总依赖于某种政党化的力量——无论是单一政党、轮替的两党、还是以党派为基础的联合政府。相反，名义上“无执政党”的体制，若没有其他成熟的制度中介（例如独立的公务员体系、法治与强有力的约束性宪章），往往会以个体化的权力集中、高度依赖行政资源或隐性利益网络为代价，长期来看更不利于政治稳定与民主参与。

归根结底，政党并非君主或精英的天赋礼物，而是现代国家为解决“谁来代表、谁来决定、如何和平替代”这一政治基本问题而发展出的制度性答案。能否存在没有执政党的“健康国家”，取决于该国是否有其他可信、可替代、并被广泛接受的权力分配与利益表达机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党仍然是实现政治整合与合法化最有效的工具。

当然存在了，实际上，早在15年前，人民网就曾经发文，介绍过有哪些无党制国家。

世界上没有政党的国家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或者君主制、贵族制国家，没有民主政治的框架而不允许政党存在；另外一种是虽然有基本的民主框架存在，但是由于国家太小而无需政党存在。

目前为止，全世界一共有10个无党制国家，其中有8个君主制国家，主要集中在穆斯林国家，分别是巴林、阿曼、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沙特，以及政教合一的梵蒂冈与太平洋小国图瓦卢。

另外还有两个共和国，分别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帕劳。

而像很多人印象中的君主专制国家，比如文莱和斯威士兰，其实是有政党的，但是没有执政党。文莱虽然其文莱人民党被苏丹宣布为非法组织，并且司法权完全被苏丹本人接管，但是文莱人民党并未消亡，虽然很少活动，但是组织关系依旧存在。

君主专制国家斯威士兰，虽然自1973年以来，就实行政党禁令，但是其境内依旧存在一个政党——斯威士兰共产党，该党是斯威士兰的一个不受当局认可的共产主义政党，政治立场为左翼。

2011年4月9日，该党成立于南非姆普马兰加省卡姆鲁什瓦。该党主张推翻斯威士兰国王姆斯瓦蒂三世的专制独裁统治以及君主制，成立斯威士兰共和国。

除了上述国家以外，还有一些地区也没有政党，比如加拿大的西北地区和努纳武特地区。

英国迄今为止依旧占领的福克兰群岛，即阿根廷马尔维纳斯群岛、根西、皮特凯恩群岛、圣赫勒拿岛、阿森松和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

澳大利亚的圣诞岛与科科斯（基林）群岛与 诺福克岛。

挪威的斯瓦尔巴由挪威国王委任的总督管理，也没有政党。

新西兰的纽埃现在没有政党，但是以前有政党，托克劳则一直没有政党。

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其实也没有政党，只有政治团体，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都没有执政党。澳门所谓的立法会参选组别只是临时性质，政治组织平时都以社团形式进行活动。

除了上述这些国家以外，类似我国香港和澳门这种有政党或政治团体，但是没有执政党的国家，对其政治制度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无党制民主，又称无党派民主，是一种代议制制度。

最早的古希腊民主就属于无党派民主，有资格的选民自行投票决定法律而不是选举出代表。

罗马共和国的公职选举也是无党派的，尽管元老院中出现了平民派与改革派等非正式的派系。

实行无党制民主的国家和地区，会定时举行普选，但没有政党参与选举。有时，为了避免影响他人的决定，或制造一种不确定的气氛，可能会禁止进行助选甚至讨论候选人。

无党制可能是法律上的，这意味着政党要么被完全取缔，要么被法律禁止参加特定级别的政府选举，这种国家的立法机构通常只具有咨询功能，因为它们可以对行政部门提出的法律进行评审，但却不能自己制定法律。

还有一种情况，即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样的法律，但没有政党，就属于事实上的无党制国家。历史上，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利坚联盟国，就属于这种情况。虽然该国有参议院和众议院，却没有政党，在其短暂的五年时间里，先后换了三面国旗。

另一种情况则是，国家法律虽然禁止成立政党，但是执政者及其同盟会自动组成一个类似政党的政治团体，历史上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就属于这种情，其领导的利比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是利比亚事实上的执政党。

还有一些国家，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导致现阶段属于非正常状态，也是事实上的无执政党。比如军政府治下的缅甸，以及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以及名义上独立于格鲁吉亚，实际上在俄罗斯控制下的阿布哈兹，以及军事政变下的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还有国家陷入崩溃，总统被黑帮杀死的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