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啊，德意志帝国在它的绝大部分历史上都是无执政党的。
帝国有议会也有政党，但政党并没有机会执政，因为帝国宰相的任免权不在帝国议会而在皇帝。皇帝的任命是一个人成为帝国宰相的唯一前提条件。皇帝对帝国宰相的反感和不信任也是他离开宰相府的唯一原因。帝国议会不但没有对宰相提出不信任案的权力，事实上按照宪法帝国议会也没有主动制订法律的权力。
因为帝国的立法提案权属于“联邦会议”，虽然在帝国的历史上总有人把“联邦会议”看作是帝国议会的“上议院”，但事实上帝国议会就是帝国议会，它和联邦会议是两个机构。
按照宪法所有需要议会批准的政治事务，不管是立法还是征税、还是财政开支，帝国议会在制度上都只有点头摇头的权力。而没有主动提出“我们应该干这个或者干那个”的权力。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德意志帝国并不需要执政党。任何一个人无论他是一个风流的外交官、还是一个老派的普鲁士内政部官僚、还是天主教贵族，只要皇帝觉得他合适，他都可以上台执政。虽然他要真正统治，肯定离不开议会过半数票数的支持，但他并不需要某一个党派或者某几个党派跟自己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执政党、或者执政联盟。他也不需要在自己的班底里，留出几个职位给这些政党。
所以德意志帝国从1871年建立到1917年帝国行将崩溃之间的历史上，帝国宰相们都没有自己的政党，他们顶多会拉拢某些特定的政党，但不会让他们成为执政党。
帝国宰相们会为了每一个需要议会批准的问题去跟各个政党讨价还价。贝特曼-霍尔维格还天才的发明了爸一个政策拆成几部分，分别跟帝国议会讨价还价的办法。
当时他需要实现“扩充陆军”这个目标。如果是现代的政治家就会认为“扩充军备”是一个政策，在当时的法国人看来“扩充军备”也是一个完整的政策，所以他们为了“三年兵役制”在议会里、内阁里、内阁和总统府之间打得不可开交。
可想而知同样的问题搬到德国也肯定要出问题。但贝特曼-霍尔维格通过对法国人的观察发现，法国国内围绕兵役问题的斗争其实是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要不要三年兵役制，这看起来是问题的关键。但其实很多全情投入去反对三年兵役制的人其实内心深处并不关心三年兵役制，他们真正愤怒的是为了筹措三年兵役制所需要的经费而增税。
支持三年兵役制的人反对为了筹集必要的经费而引入累进所得税，反对三年兵役制的人却支持引入累进所得税，所以法国人为了兵役制和兵役制导致的增税问题打成了一团。
这时候德意志帝国的制度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贝特曼-霍尔维格阁下巧妙的把扩充军备所需要的法案分成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帝国引入累进所得税以此扩充帝国的财政收入。这个提案得到了左翼政党的支持，人们很愿意看到富裕阶层要交更多的税，于是在左翼议员的支持下增税案得以通过。
而一旦有了钱，帝国宰相马上拿出了一个用这笔钱扩充陆军的法案，这时候左派仔怎么反对帝国主义也白搭了，因为原本反对累进所得税的右派现在看到反正木已成舟税已经非缴不可了，那还不如把钱花到扩充军队上。于是在右翼议员的支持下，扩充军备这个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的目标被帝国宰相轻易实现。
德意志帝国这种不需要执政党的奇妙体制，令明治维新的元勋们心驰神往，尤其是伊藤博文侯爵对德意志帝国的超然政治充满向往。在帝国议会召开之前招待地方官的宴会上，伊藤侯爵表示日本应该像德国的俾斯麦那样“超越在政党的纷争之上”。
所以虽然伊藤博文很快就意识到这条路其实走不通，所以自己搞了政友会。但日本还是有过很多无执政党，仅仅依靠政党不来反对自己而执政的所谓“超然内阁”。
同样的即使推翻了帝国建立了共和国，因为《魏玛宪法》48条授予了总统以采取非常措置的权力，于是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上也有完全没有执政党得“总统内阁”，比如巴本先生的“男爵内阁”就在总数五百多席的议会里吃了一个四百五十多票的“不信任案”，不过巴本先生好歹还是议员，他之后组阁的施莱歇尔将军连议员都不是。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凡是议会的权力被约束得国家，凡是在议会之外有其他权威可以授权统治者立法、征税和支配税款的国家，执政党即使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但也绝不是什么统治的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