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政党制度起源和欧美国家是不一样的。
在欧美国家，现代意义的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或群体的利益诉求，为了最大程度上在选举和执政中取得优势地位而组织起来的。
在我国的历史上，由于守旧势力（也就是封建王朝）过强且依然把持着国家政治，政党最早组织起来是为了推翻旧国家而不是赢得选举，其自诞生之初就带有革命团体性质。这个矛盾点就像国父很早就说过的一段话：“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因而在近代历史上，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夹击下，我国的政党天然走上了一条和西方政党不一样的诞生和发展之路：以政党的组织形式推翻旧国家，再以政党的制度和观念组建一个新国家，“融政党于国家”，党与国家权力高度结合。
在近代的国家危机中，当最早一批精英试图现代化国家时，他们很快就发现我国状况和西方毫无可比性。
第一是基层治理组织的瘫痪。传统上州县以下的乡村地区，主要依赖里甲、里社等乡里组织，然而清朝末年，这种组织弊端丛生、腐败不堪，早已成为“新政”革除的目标之一。另一个可以依赖的地方士绅集团在科举制废除后也已经急速土崩瓦解。第二是自上而下的组织能力匮乏。清代管理机构的治理方式是伦理性的而非行政性的，官僚录用是诗文性的而非技术性的，统治取向是维持性的而非变革性的，主导社会的组织原则是分散化的而不是动员化的。“概言之，中国的组织状况看上去大不同于日本和俄国……中国人有时能在重大问题上成功地动员起来，但国家却从未认真地建立起组织构架，以便持久地积聚资源。”
在这样一个组织度低下的国家，任何革命者都会意识到“把国民组织起来”是革命的首要目标。时人论之为：“不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苟痛心疾首以四万万之水深火热为己忧者，皆听其入会，立一中国三千年来所未有之大党，其而后中国之元气，乃聚而不散，一而不纷，风霜不能侮，刀火不能侵，暴君民贼不能制，异国异族不能灭，非中国历史上一大盛事乎?”这种言论和历史事实都在表明：政党成为了救国建国的载体。
在推翻清王朝后，人们曾乐观地期待议会政治和政党时代的到来，但这份乐观很快就败在了袁世凯等政治强人之手。在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缓慢、专制势力强大、缺乏自主参政和政治妥协传统、内外危机日益深重的国家，政党政治并没有能够组织起国家完成现代化，某种程度上甚至产生了反作用。
无党政治依赖的君主制已经不复存在，多党制度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又不堪一击。在当无党和多党都相继被证明不可行之后，摆在国父这些人面前的道路也就只剩一条了：一个强有力且高度集权的列宁式政党。建立遍布全国的基层组织，动员起社会的一切力量，将政党渗透进整个国家的组织和运转当中，摆脱中国社会的低组织状态，完成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后来的历史，大家就都很熟悉了。
景跃进.《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