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查阅了当年的一些资料，结果发现，一九五二年，中央有着明确规定，每乡脱产干部限定三人。即便是以后，扩大了乡的行政区划和设置机构，乡政府各委员会委员也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担任，均为不脱产人员。加上当时政令畅通，纪律严明，世风日上，脱产、半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大家基本上能上能下，能出能进，能官能民。可以说，从五十年代初直到八十年代初，乡镇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皆由县财政拨款，乡镇政府无权也无钱增设机构或供养编外“帮办”。就是在公社化时期，相当于目前乡镇一级的人民公社，实行的是政社合一的体制。当时，……、政、武装、经济合为一体，领导班子除了公社……委书记、公社主任、若干副职、武装部长、团委书记、妇联主任以外，便是“八大员”：农机管理员、畜牧管理员、水利管理员、农技推广员、林业管理员等。当时的农村机构还是非常精干的。
农村实行了“大包干”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在历时三年的“撤社建乡”的工作中，全国五万六千个公社改制为九万二千个乡镇。可是，人民公社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随着这种改制的结束，“集体经济”名存实亡，还由于乡镇机构和人员的迅速膨胀，以至失控，使得农民负担的问题不仅“浮出水面”，而且日益突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建立了乡镇财政，国家允许乡镇政府可将乡镇企业上缴的利润和管理费、各种集资和捐款收入以及各种罚款收入，都作为乡镇财政的自筹收入，这就为乡镇任意增设机构与人员，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的“三乱”打开了方便之门。
随着一系列“分权让利”趋向很强的改革措施以及“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的相继出台，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利益关系，于是那些拥有国家权力又“分兵把守”农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部门，便迅速成为既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盖的行为主体。我们的干部一旦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与民争利的事就不可避免了。
到了一九九〇年，仅由内阁各部委下达文件可以向农民征收的各种项目就高达一百四十九项之多！
上行下效。藩台各级部门由于利益的驱动，收费项目越来越多，收费范围越来越广，收费标准越来越高；县乡两级政府更是乘着上级众多部门收费的便车，加码收费。由于管理上没有约束与制衡，许多本来属于政府部门工作范围之内的事，为了收费获利，也都纷纷成立了专门的事业单位，并聘请“帮办”。
是谁消耗掉了农村改革的成果？——无限膨胀的机构和无限增加的官吏！
八十年代是燕京精简机构和人员分流工作力度最大的时期，但它又恰恰正是县乡机构和人员增长最快的时期。
我国在编的……机关干部，一九七九年是二百七十九万人，一九八九年则上升为五百四十三万人；其中上升最快，几尽失控的，当数县乡两级。县乡两级的机构与人员，在这种不断的精简之中至少增长了十倍！到了一九九七年，我国在编的……机关干部便达到了八百多万人，而增加的干部人数与同期国有企业下岗人数一百二十六万九千人大体相当；这期间县乡两级机构和人员的飙升更是空前的。

其次，按照燕京自己形容RO之后的农业干部队伍情况。

伴随着所谓的分田单干和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原本专项管理农业的队伍，反而农村作为市场上交易的物资,“无心抓农业，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到办工业、搞开发区等等热点上，而且有些连农村工作部，农经委和农业局等农业系统的干部，也无心管农业了，都去经商抓钱了。”，而且经商的热潮又导致了“而且这热那热之中，不少是直接损及农业和侵犯农民利益的，如大批农田被占，占用农业资金，向农民集资摊派等等。”

“无心管农业了，都去经商抓钱了。谁抓农业？谁管吃饭、穿衣？”

第五，干部队伍人心躁动，无心管农业。我们国家几十年来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抓”农业管农业的机构和体制。落实“农业为基础”，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全国从中央到各级机关，到农村基层，有一个庞大的干部队伍在为农业服务，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组织保证。RO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有了积极性，管理农业机构和干部的职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积极性变成了两个积极性。农民的生产和经营正在逐渐和市场联系、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也应看到建立新的农业经营运行体制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就目前的发展状况水平而言，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还需要……加强领导，需要有专门机构管，需要有大批的干部为农业的发展做工作。 1992年春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进入新的快速发展阶段，形势是很好的。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诸如各地相继出现了开发热、办工业小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第二职业热等等，在这股大潮中，干部经商热比1985年势头更凶，有的地方出现了市长上街卖衣服，局长练摊，干部纷纷“下海”、“跳海”。特别是夏季以后，撤并机构、精减干部的消息传开以后，连那些不动心的干部也坐不住了，火上加油，热上加热，遍及城镇边陲。这热那热之中，很少有农业热的。而且这热那热之中，不少是直接损及农业和侵犯农民利益的，如大批农田被占，占用农业资金，向农民集资摊派等等。更主要的是这支保证农业发展的干部队伍在转向。据我们了解，现在有些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无心抓农业，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到办工业、搞开发区等等热点上，而且有些连农村工作部，农经委和农业局等农业系统的干部，也无心管农业了，都去经商抓钱了。谁抓农业？谁管吃饭、穿衣？

最后，是关于农民外出工作的话题，根据潘毅先生《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活图景》中对于早期农民工的回溯来看，根本不需要解体公社就能外出工作，

在当时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还没有终结的情况下，最先跟随包工头外出的人都被称为“黑包工”。河北的许多老建筑工人都有过做黑包工的经历。黑包工时期工资的发放还是比较有保障，与建筑公司的正式工人待遇类似。今年55岁的张师傅就曾经做过黑包工，他提到，“我26岁的时候第一次出去打工，在石家庄，盖一座框架楼。跟小包工头出去的，各村的六个人合伙包的这个项目。那时候包工头少，坑、骗少。一开始的时候（建筑公司）给我们发肥皂、手套，按建筑公司的正式工人的待遇，后来就不行了，包工头都拿走了。”河北60岁的白师傅也提到，他在80年代早期做木工的时候，每个季度干完活就能拿到工资，从没受过骗，工地上还有劳保用品发放。“现在的包工头不行了，都坑人。我们那会儿还行，没有挨过坑。”

明明对此正式化就能解决，那为什么又非要解体公社呢？按潘毅先生的分析，原因是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全会之后，燕京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并维持土地的承包权长期不变。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短短几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很快耗尽，包产到户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没有办法实现生产力水平根本性的突破，农民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逐渐荒废。农业的收入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始形成中国特有的民工潮。包产到户的改革原本是为了解放农村的生产力，结果却把农村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劳动力一步步逼进城市。
1980年代初，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改革，逐步“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计划经济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去调节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大力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推行“国退民进”的策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又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破铁饭碗，告别终身制，实行劳动合同制，作为国有企业的单位不再负责职工的社会福利，国有企业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向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导致大量国营工人的下岗，另一方面企业大量招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这样一来，一个具有资本积累性质的市场经济便逐步形成。
农村与城市的改革，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分割更为严重。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不得不进城打工，成为新兴工人阶级主体，另一方面国家依然维持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行政壁垒，制造出“农民工”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农民工”象征着一种时代的创伤，而这种创伤让农民工难以完成向工人身份的转变，为资本肆无忌惮地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社会基础。

那解体公社，把农民逼入血汗工厂之外，农村凋敝的相应后果呢？不需要承担了吗？是燕京承担，藩台承担，还是农民承担？这时候农友在哪？

更为关键的是，包产到户的改革实质是不过是在中国农村重新制造出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它虽然通过焕发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解决了集体体制下管理不善、激励不足等积弊，在短时期内快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但随着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格局的成型，小农经济的脆弱和无力马上就凸显出来。就此而言，正是包产到户的改革造成了日后中国农村长期不发展的困局。
首先，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农业生产效率很低。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是地少人多，目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3%，和美国等国家相差更远。包产到户以后，土地被进一步分割成小块儿，每户占有的土地数量有限，难以进行规模经营。以尧村为例，该村位于华北平原腹地，土地平坦开阔，非常适合大型机械化生产，但包产到户后，每个农户承包少则数块、多则十多块的零散土地，导致大型农业机械难以操作，也不利于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农产品质量控制。个体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非常有限，但为了经营这些有限的土地，每家每户都得准备农用机械和其它生产设备，造成投入上的巨大浪费，而那些没有能力购买农机具的农户，在基本的农业生产上都遇到很大障碍。这些因素都导致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取消人民公社后，国家政权从农村全面撤出，一方面农民有了更多自由空间，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农村基层政权涣散，软弱无力。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设计上具有“统分结合”的安排，但在实际操作中，只有“分”没有“统”，分散的农民缺少组织性，难以开展合作，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较大，需要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比如灌溉用的水渠、水库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不是一家一户所能都承担的，往往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进行建设和维护。农业集体化时期，国家集中人力物力兴建了大批农田水利设施，在农业的抗灾减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包产到户之后，这些水利设施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维护，年久失修，基本上被荒废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急剧下降。
其次，个体小农经济难以应对外部市场的风险。包产到户给了农户经营的自主性，理论上，农民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自主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是，在面对波动剧烈的市场时，小农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当生产的产品供过于求，造成价格下降、农民利益受损的情况下，生产者才有可能调整生产，因而市场调节总是具有滞后性。和工业产品的生产不同，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强、周期长等特点，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农产品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包产到户制造出的小农经济在迎接市场冲击、抵御市场风险方面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类似“多收了三五斗”一样的悲惨故事在80年代之后一再上演并非偶然。集体经济被取消之后，农民获得了自主种植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只能被市场吞没。
第三，包产到户后，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造成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民只能向城市提供附加值低的初级农村品。中国农产品的加工程度低，相应的附加值也低，农民从中获得的收益有限。农业的产业化经营需要资金、土地、技术等生产资料，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模式难以积累出足够的资本进行产业化生产，没有集体经济作为依托，农业的产业化经营难以实现。对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给出的良方就是实行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政府放开管制，为中外资本进入农业大开绿灯（周其仁，1995；党国英，2005）。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农产品收购、储藏、加工、销售等环节基本上被城镇的龙头企业所控制。这种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在本质上是外部资本对农村的控制，而不是农户在合作经营基础上形成的内生产业化，它只会导致农民依附于农业资本、沦为农业雇佣劳动者的结局。
在尧村，人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到头来连成本都弥补不了。农业的收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家庭的消费需求。家住尧村的窦师傅给我们算过这样一笔账：
种一亩小麦，最基本的投入包括浇水五次花费150元，化肥一袋花费150元。即使撇开人工方面的劳动投入不计，每亩地每年最少也要花费300元。按每亩的产量1000斤左右，每斤6角钱计算，收成是六百元。这样，每亩地的净收入只有300元。外出打工，一年干三季，每季按60天算，每天挣50元，一年收入就是9000元左右。
过去农民借以安身立命的土地早已经失去其作为生产资料的地位，从“生产田”转变成了“福利田”。更极端的情况是，因为种地收益减少，土地连“福利田”的功能也逐渐减弱，尧村的土地大量被抛荒。
总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本质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不可能走向富裕之路，而今天中国农村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温饱的范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村深深地卷入到市场化大潮之中，农民的生活严重地依赖市场与货币收入。1990年代以来，从大宗耐用消费品到柴米油盐这些关系到老百姓生计的日用消费品都已经彻底市场化了。人们对货币的依赖越来越强，没有钱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在失去了集体经济这一基础之后，原先由集体兴办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孩子上学要花钱，老人看病也要花钱，负担骤然加重。刚刚从饥饿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又因为对金钱的需求而被牢牢束缚住。尧村的老李如此讲述自己的处境:
“城市里不可能没有我们，城市把我们套住。家里没钱，小孩儿要上学，不出来怎么办？村子里从学生一毕业到50岁的人都出来啦，全家人都出来啦，和封建社会一样，给人家做小啦，我们养活人家，自己得养活自己。”
老李是个小包工头，他有四个孩子，两个上大学，两个上高中，四个孩子上学让老李肩上的负担异常沉重。一个大学生一年学费加生活费要一万多，普通农村家庭光靠种地那点收入根本承担不起。
一方面是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模式产出水平低，仅仅能够维持温饱水平，另一方面是市场化改革导致消费需求猛增，小农经济难以维持，结果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走进城市去另寻出路——这就是民工潮兴起的根本原因。在我们访谈的尧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外出打工，6000人口的村庄，就有1500人常年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平日里村庄了无生机。“希望的田野”、“月亮湾的笑声”，这些描述改革之初村庄生活的美丽图景昙花一现便不复存在。新自由主义抨击计划经济对农民的束缚，鼓吹自由，但新自由主义方案带给农民的自由最终被放任的市场所粉碎。面对强大的市场，个体农户根本无力对抗。从集体中“解放”出来的农民，还来不及细细享用那短暂的自由，便为了在市场时代生存，不得不走上外出打工的道路，“自由”地奔向城市，成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

建议看一个从土改、合作化、集体化最后到改开一直在研究中国农村、农民、农业的美国农业专家，中国人民的朋友韩丁说话：

那位当年“我保证”只要搞上三五年“个人富，集体富”的“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此时再谈起“大包干”的三句话——“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更是苦不堪言 ：“想不到后来的麻烦就出在这三句话上，上面刮下来的‘三乱风’（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没有一项不打着国家和集体的幌子，后来就没法‘缴足’、‘留够’了”，村里“五保户”、贫困户、优抚对象的救济款、补助款“无法兑现”，村干部的工资“没有着落”，严宏昌这位“大包干”带头人也只能靠老婆孩子养活（《中国农民调查》第 441—442 页）。

每次看到农民单干了几千年也没富这种论调，我都有点绷不住。

左人永远意识不到，人均就那么点地，你再怎么折腾，上限在那里。

集体化和单干，都不能使农民富起来。

单干唯一的优势就是卸掉了农民只能种地的农奴枷锁，以及对自己种出来的东西，有了一定的支配权。

你再怎么为集体化招魂，不过是纯属臆想，太幼稚了。

你们自己完全可以把你家亲戚都聚拢起来，实行一大二公的模式啊。

农民都忙着摆脱面朝黄土的命运，你们倒好，老乡们，快回来种地啦，只要大家一起报团，好日子马上就来啦。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两斤观音土一喂就老实了。

能啊，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毛岸英的农业老师吴满有就是靠“单干”富起来的。

他和母亲是逃荒到的延安，身无分文。

边区政府给吴满有分了土地，他没有要好地，而是要了200亩山地，并且把还待在老家的三个弟弟也都叫到了延安。

因为吴满有肯干、能干、会干，不到10年时间，吴满有家已经拥有了700多亩土地。

家里不但雇了四个长工、两个放羊娃，还养了十几个头大牲口、上百只羊。

他致富不忘挖井人，不仅年年超额缴纳公粮，还主动购买边区发行的债券。

因此，他被边区授予了生产模范的荣誉称号，李得胜同志还让自己的长子毛岸英住到吴满有家，和吴满有情同吃同住同劳动，让吴满有当毛岸英的农业老师。

单干不能致富的话，吴满有是怎么在不到十年时间，从浑身上下没有一毛钱的难民变成坐拥700多亩土地，十几头大牲口、上百头羊，雇佣了四个长工两个放羊娃的“新富农”的？

ps：有趣的是吴满有拥有700多亩土地和十几头大牲口，雇佣了四个长工两个放羊娃，只算富农；而广东江门鸿文三妹15.6亩地，成分算地主。

2011年春节前，陈锦堂去新会档案局査找一名曾是老游击队员的越南华侨资料，顺查鸿文三姐的档案记录，在表格处理意见一栏中，写着“不法地主，斗死”；田产一栏只有“十五亩六分”土地。

同样，现在左壬吹嘘的前三十年的分配政策，如何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个观点也是修的，多劳多得本质上就是承认人的工作能力有高有低，必然会导致体力强、能力强、工作勤奋的工人或者农民获得大量的财富，一旦他们获得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必然会雇佣他人工作，富农、地主和资本家不就又回来了吗？

在左壬们看来，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左壬的社会就是要吃大锅饭，要严格限制工资差距，让所有人保持贫的状态，才是左壬们真正的理想社会，任何的分配差距最后都有可能导致贫富差距，两级分化，最后导致劳动人民从左壬们的天堂跌入地狱。

还有现在非常常见的，给高水平运动员、世界冠军、破纪录的运动员以物质奖励，这也妥妥的是资本主义，是将高水平运动员特殊化，使其高踞于工农兵之上，忘掉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以便把运动员引向资本主义邪道，充当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鼓吹锦标主义的第二个谬论是“破纪录多给奖”。胡说什么：“物质刺激还要一点罗！”“运动员技术补贴不是资本主义，更不是修正主义。”这是资产阶级的腔调。他们大搞“物质刺激”，采取了“给奖标准”、“等级制度”、“技术补贴”等名目繁多的资产阶级收买政策，给“尖子”运动员特殊待遇，使他们脱离工农兵，高踞于工农兵之上。他们妄图以物质刺激为手段，驱使运动员只顾一己之私利，忘掉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以便把运动员引向资本主义邪道，充当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以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现在提倡的让农民发家致富，一直在讨论的加班费问题，在前三十年根本不存在的，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思想，妥妥的修正主义；我在之前的问题下就提到过，前三十年的先进典型是什么样的？

一天两顿饭，吃的都是粗粮不说，还是冻了大半天，里面带冰碴的“冰碴饭”，年轻人们不爱吃这种“冰碴饭”，自己凑钱、凑粮票，从山下的招待所买了油饼和麻花吃，不行；新华社的记者加班工作误了饭点，到山下买炸油饼，也不行，都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典型。

年轻人和新华社记者的钱又不是偷的抢的，粮票也都是正经渠道攒起来的，山下的招待所里的油饼麻花也都是合法在卖的，为啥老百姓买来吃就犯了天条，是忘记了艰苦奋斗精神，耽误了支援国家建设呢？

很多人想不通这一点，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

按照集体化支持者的说法，他们的农业机械化已经到了胜利的黎明前夜，马上就要完成了，结果分地把机械拆了毁了，对吗？

那么按照这个推论，机械化普及，耕地却又没有增长，那么农业人口应该下降才对，机械节约人力嘛。

那么农业机械被拆毁，农村人口应该进一步增长才对，机械毁了，耕地面积不变，农业生产效率骤降，应该需要更多劳动力才对，可结果呢？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盲流”诞生了，耕地面积减少、机械化普及，农村人口居然暴增了60%，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那么答案就很清晰了——土地集中导致了恐怖的人力浪费，以亿为计算单位的劳动力被困在了农村，不到十五亿亩土地困住了八亿一千万人口，平均每人只有1.8亩土地，活在赤贫线上一点都不奇怪。

海量的人口淤积在土地上，不但掐死了农业机械化的生存土壤——农机把人要干的事情干了，那有如何呢？多余的劳动力还是在农村蹲着，机械化既没有解放劳动力，也没有让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得到提升。

甚至小农经济的生存土壤都不具备，什么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嘛，人均一点八亩还想自给自足？没天下大乱就不错了。

所以分田单干的最大意义，其实是为农村这个巨大的压力锅开了一个小缝，给了年纪轻、胆子大、善于钻营的那一批能人以机会，而不是自己在压力锅里瞎琢磨。

其次是把社队这个财政包袱分包到了“户”，分田到户、自负盈亏嘛。

分田是个伟大的开始，它的目的就不是发展农业，而是缓慢的调动农村这个巨大的人力池，并在二十一世纪初彻底放开人口流动限制，配合外资和土地财政，实现了经济腾飞。

最开始是统购统销下的承包制，种植还是有各级经营主体统一规划，比如某个区域只能终止棉花、玉米等，而粮食的产出也最终由兵团统一购买。农业生产中需要的种子、机械、化肥、水资源等由经营主体提供，年底轧差结算。

这个体制运行了约20年，导致了一些问题，包括（1）官僚化：早期兵团下的团-连都是经营主体，其管理层需要管理一线生产，大部分是农业技术出身；而承包之后，管理主要是分配，出现大量专业从事管理工作的领导。（2）腐败：经营的后果大部分由承包户个人承担，而分配权力却在管理层，必然诞生腐败。比如种子等生产资料的价格，比如好田、差田等不同规格土地的分配，比如结算价格的上下浮动。在连队基层这些要素每一个都会影响数千块的经济性。（3）市场化弱；基于统购统销政策，兵团给出的收购价格往往和市场价格有一定偏差。在市场价格低的年份，给与一定托底。在市场价格高的时候，承包户就不太愿意统购统销，而是会“走私”；拉到外面去卖。所以在粮食收购的时候，兵团在各主要道路是设卡的。承包户会认为兵团耽误他们赚钱。

到2018年前后，大约是有一批沿海地区援助过来的干部；看到上述的现象，认为好解决，只要照抄包产到户就能搞定；于是在兵团实施了几年的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具体是，兵团不再统购统销了，农户自己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完全市场化。

大约到2022年，仅仅几年就没有动静了。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农户根本没有能力完成独立的农业经营。

兵团是大农业，土地承包面积大。一般按照条田来承包，一个条田就是200-300亩；大一点的承包户可以做到上千亩。带来以下问题（1）高投入、高产出。大农业的特征就是重资本，新疆作为私营经济较差的省份，承包户实际上没有持续投入的能力。（2）生产资料困境。早先生产资料是统供统销，价格不提，产品质量是有保障的。分田后，种什么由承包户决定，那么生产资料自然也是自行购买。那几年吃亏上当的案例多了去了，市场化是存在大量虚假信息和坑蒙拐骗的，单一农户没有办法建立完善的供应链。（3）销售难。大农业产量大，销售难度也大。新疆还有个运输成本高的问题。单一农户很难自行完成销售。如果卖给兵团，又回到统供统销。（4）经济作物缺乏竞争力。本质上分田单干让农民富裕，主要靠经济作物，而不是主粮。在沿海地区发家致富的农民基本上就是依靠这一点。他们距离城市比较近，可以就近销售。新疆完全没有这个优势，再高端的经济作物也覆盖不了几千公里的运输成本。同时新疆的劳动力成本也高，经济作物机械化程度低，往往需要大量手工劳动。

最终宣告完蛋。

23年开始，兵团开始搞高标准农田建设。把一个团几万亩土地整体发包，承包方也是本地组建的国有农业经营公司；然后当地农民就近给大集体打工。整体承包引入了无人机等先进农业技术，走的是大规模农业的路数，大大提高了农业效率。于是新疆又回到大农业路线。同时，整体承包的方式切割了管理和经营，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治理结构。

所以，哪怕是沿海，农民富和单干都没太大关系；基本上是靠乡镇企业、外出打工、经济作物者/旅游业这三件法宝，和农业生产效率本身关系不大。要放到出口导向、城市化等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去理解。而在新疆这个完全没有上述经济支撑的地方，单干=死亡。

某只小动物以"歪曲捏造对方观点"的手法来骗高赞，未免有点令本左齿冷。小动物歪曲捏造的手法很简单:"集体化农村就是要把农民绑在土地上种地，就要导致吃观音土"，真是哈哈了。

某些傻孩子们是不是根本不知道一件事，毛主席当年就明确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因为机械化能提高农业效率，节省农村劳动力进行更有效的工业建设，能够将农业和工业直接紧密连接起来。《毛泽东传》说的很清楚:

关于机械化问题，他（毛主席)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件事要用十年时间来做。他要求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试制新式农具。还说：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也包括在机械化之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傻孩子们当然更不知道一件事，1965年，华西村的集体企业发展初具规模，报告送到中央，毛主席对此报告的批语是:“这是农村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

1965年，江苏省江阴县的华西大队，也就是今天的华西村，在党支部书记吴仁宝的带领下，集体企业发展已小有规模。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室对此写了个报告，呈给中央各领导。只有毛主席在阅读后沉思良久，做了批示：“这是农村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

　　1975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发表《伟大的光明 灿烂的希望》。标题就引用了毛泽东在1965年的那句批示，副题为《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头版右边还配发了题为《满腔热情地办好社队工业》的评论。
　　文章分四个小标题展开，分别是：公社要办工业，公社能够办工业，公社办工业的道路，社队工业作用巨大。

傻孩子们再也不知道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社队企业的飞速发展:

1958年，在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必须办工业”的号召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办公社工业的群众运动。1960年代，社队企业被大量精简，绝大多数靠“共产风”建立起来的社队企业关停并转。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高潮，社队企业也随之有了新发展。1971年至1976年，6年间全国社队企业工业总产值由77.9亿元上升到243.5亿元，涨幅超过212.5%。“对于江苏地区而言，到1978年底，已办各类企业7.2万多个，其中工业企业5.2万多个。以无锡县为例，到1976年无锡县共有县办、社办、队办工厂1800多个。其中县办的135个，社办288个，队办的1400多个，工业产值为解放初期的28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3%。

据统计，1978年中国社队企业共有150万个，企业工人有280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9.5％，近30％的公社和大队收入来自社队企业。

而社队企业在八十年代更名为乡镇企业后，仍然一度保持迅速发展，就地吸收农业人口，使农民工不必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抛家舍业去沿海城市打工，避免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把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乐的合不拢嘴，这更是傻孩子根本不知道的，傻孩子们只知道造谣"搞集体农村就是不让农村搞工业，就是要把农民死死绑在土地上，只让他们种地":

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这种情况持续发展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今年已经过了五个月了，这五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百分之二十几。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50%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往城里跑，而是建立了大批小型、新型的乡镇……

当然，我可以料想，某些农友傻孩子们会叫唤:"你说集体化时期鼓励农村农民搞工业，怎么农村还没有全面普及社队企业"?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傻孩子，电游玩多了，以为农村当时的生产力，搞工业是按按键盘鼠标就能全面展开普及的吗？

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后面还有一句话是自负盈亏，这政策是为了甩包袱，把农村这个需要支出的包袱甩掉，但税收照旧，变成不承担责任，只享受权利的存在。

80-90农村从组织变成了一个一个的个体，刚开始的两年，zf提高的粮食收购价格和公社的残余，让农民过了比较不错的两年，但这两年因为货币超发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际上也没有占多大的便宜。

至于说外出务工讨生活，那可没机会，首先你人去了，就被赶走，第二也没那么多工作。80-90的这十年始终处于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双轨制，官倒中，尤其是末尾还整了一个价格大闯关，可以说80-90的这十年改革全部失败，从政治到经济组织内部处处在埋雷。

在一个生活于世贸秩序中的人看来，无论是六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的平均生活质量，都是低劣到绝不可接受的。在那些早已经丧失了内部演化动力的文明边缘地区，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提升并不取决于其内部的左翼或者右翼改革，只取决于它们与世界中心的距离。如果能够融入世界贸易秩序，即使是左翼执政，也可以在短短二十年内取得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比如中国；如果采取极端保护主义，保护本土落后低效产能，不积极融入世贸秩序，即使其拙劣的移植了英格兰议事规则，最后也仍然会停留在粪坑国家的状态，比如印度。

朝鲜和古巴的极端贫困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其内部精英并非没有做出改变现状的努力。朝鲜在2012年前后就开始了缓慢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允许小规模创业活动；2016年左右允许出售部分国有企业股份，企业管理者可以自主招聘、拉拢投资、扩大经营。古巴在2011年之后允许180种职业脱离国家控制，允许个人注册成为企业主，2013年尝试设立经济特区，2019年部分承认私有财产。但是朝鲜与古巴的改革结果如何呢？如果不能说彻底失败，实际上也是收效甚微，古巴经济一直在不稳定中运行，2021年后因疫情更是全面恶化，朝鲜2020年之后原地倒车，停止了改革进程，到现在实行全国统一价格管制体系，现代化改革基本停滞。

对于这些弱小民族而言，在不融入世贸秩序的前提下，它们进行的任何改革尝试，都是徒劳的，无论是左翼改革还是右翼改革。要提升这些地区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唯一正确的选择是成为英美秩序的外接器官，出口大量廉价商品，像蚊子一样偷偷吸食英美的秩序血液，吸得英美内部也出现大量底层失业人口。

但考虑到窗口期已经过去，英美被吸食的心神不宁，主播倾向于认为印度、朝鲜、古巴等国家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它们可能会永远停留在愚昧贫穷的状态中，前途一片黯淡。

农民有了自己的地，他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花在耕田上，在此基础上少收点税，比如我国于2006年取消农业税，农民就会把自己的生活水平情况归咎于自己，或者命运，老天，而不是政府

知乎里有个话题是讨论1975年河南驻马店大水溃坝问题。我们这里2013年也发了一场大水。本来水库都快见底了，但是短短几天下了64个西湖的雨量。城区大半被淹没。车，车开不了；电，电停了。手机没电了那就是没电了；任何行业都瘫痪；除了自行向周边转移，也就坐等外部世界的支援，什么也做不了。也就是说，面对天灾，我们人类非常渺小无力。

我不明白的是，时至今日，还有人相信靠天吃饭，面对天灾束手无措的农业靠积极性会有大的成绩？还有人相信分田单干，增加积极性是粮食增产，所谓吃饱饭的决定性因素？

很简单，打个比方，有个老板办厂，年赚千万，也就是一天赚一万；而你在他厂里打螺丝，假设发挥最大的积极性，苦干猛干，十二小时赚五百（事实是员工赚钱太多的话，老板会把单价减下来）。显然，双方赚钱结果之差异，主要取决于其它因素，积极性所起的作用很小。

农业，如果没有大兴水利、化肥农药、种子改良、农业机械等其它因素，你无论怎么有积极性，上限就在那里；漫长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亩产就那么一点波动，就是证明！

人均一亩多地，不管是单干，一起干，机械化干，都不可能让农民富裕，听得懂吗？？

美国只有200万到350万农场主（底下有q老墨工人的，算上老墨工人750万，直接算一千万吧，记住这是一个中国同等耕地存量的国家）。

日本一亿人口，只有150万到200万农民。

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700万平方供养2000万人口。

而我国随便一个省份都是什么量级（全是山的贵州塞了4000万人口），？？？？？？？？？？

或者更进一步，对于一个人多地少的传统社会来说，无论什么手段，都不可能让大部分农民作为农民富起来。农业生产率是有上限的，再怎么折腾也突破不了土地承载能力，同时，在农业经济里，小农经济从人均效率上来说也是比集约化农场要低许多的。

让农民富，唯一的方式，就是让大多数农民不再当农民——让他们进城，让他们离开土地从事工业，同时减少农村的土地压力，提高农村剩余人口的人均土地面积。除了美国这个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乎无限土地供给的奇葩，其他工业化国家都是走的这条路：英国是大地主把自耕农消灭掉赶到城里当工人，中国则是先靠社队和乡镇企业，后靠农民工进城，完成了大多数人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只谈生活资料，不谈生产资料，目的还是生产资料。

一亩地离开了生产力的托举，努力有用吗？先富带后富的隐藏话术就是私有化，分田单干就成了必然。

中国五千年的富人还少吗？富人一多，穷人就是指数级的变多，多少穷人才能供养一个富人？

所谓的改革开放，唯一正确的就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先富带后富就是扯淡，掩盖的就是生产资料的大转移。

至于地怎么处理，这不正好方便别人承包嘛，最后人家收的多了就能连成片，连成片了就能开启机械自动化喽，生产效率超级提升啊

你就说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人富了，生产效率也提升了吧（乐）

此事在历史书中亦有记载

没有经过前30年的人大谈集体经济的问题，许多都是想当然的胡说八道。做为经历者告知读者，绝大多数农村并没有禁止家庭养鸡，养猪，少量的羊，真实的历史养鸡解决零花钱，书费，学费，农民称鸡屁股银行.解决不少问题。养猪不仅不限制，还受鼓励，那时没有大养猪场，都是收农民的猪供应城镇。还獎励饲料，农民养猪不单是吃肉买钱，还要积肥，没多少化肥，猪粪是最大的肥源，生产队拉农民的猪粪，是按马车给记工分的。什么公社化是战时体制，不能认同。体制不让农民吃飽，更是诬灭。试问除三年困难时期出身人口减少外，前30年人口发展到十多亿，飢锇的农民如何能大批生育，如何能修建8万多座水库，治理大江大河，主要是人力而为？应鼓励说出历史真象。

实行集体农业和致富不致富没有任何关系！

实行集体农业和致富不致富没有任何关系！

实行集体农业和致富不致富没有任何关系！

实行集体农业的唯一目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改善农民生活那是顺带的事情。

能改善当然最好，如果改善不了也请农民群众多理解。这件事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不然就是反革命分子。

以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著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农村问题提纲》为例：

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是在农村消除资本主义因素，把个体农民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从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中永远解放农民，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旧生产关系的束缚中完全解放农业生产力。我们根据实例教育和自愿的原则，依靠党和国家的强有力的领导和帮助，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从而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的农业制度无论是比之于个体农民经济，还是比之于资本主义农业制度，都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它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创造了可能性。

看到了吧，金日成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农民和农业问题是在农村消灭资本主义因素。而集体农业制度的优越性本身不需要讨论。

“社会主义就是比资本主义好”难道还需要特意论证一下吗？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表现在反对从外部侵入的敌对分子和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的破坏活动的斗争中，还表现在反对农民意识中的旧思想残余的思想斗争中。不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不在他们中间加强思想斗争，就不能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保卫这一制度免受敌人的侵害。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在这个制度下，从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劳动人民为共同的目的和利益而互相紧密团结，同志式地密切合作，自觉地积极地进行劳动。不提高农民的思想水平，就不能在农村发挥出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的优越性，因而也就不能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和技术，不能迅速发展农村的文化。
农民的思想意识并不会因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提高了生活水平就自然而然地得到改造。当然，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为消灭产生旧思想的经济基础，用新的思想武装农民创造了社会的和物质的条件。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民意识中的旧思想残余，尤其是小私有者的劣根性依然会长期存在，一旦放松了思想工作，它就会复活，就会进一步滋长起来。只有通过长期耐心的教育和不断的斗争，才能把农民的思想意识完全改造过来。

为了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对农民进行改造和教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刻也不能忘记。

最后，关于“致富不致富”这个话题再多说几句。

从“集体农业可以致富”就可以看出当今网络左派们的堕落。反复强调富不富，置阶级斗争于何地？

不是“因为集体农业能致富→所以我们要搞集体农业”。

而是“因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必须搞集体农业”。

至于“集体农业能致富”，这根本就是一个无需讨论的话题。

更何况，要是“集体农业不能致富”，那你就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吗？那你成什么了？有奶就是娘？抓老鼠的黑猫黄猫？

不过考虑到金日成同志说这些话的时候，是朝鲜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国内定于一尊。对他来说，有些事情确实是理所当然而无需多言。

而当今网络左派只能敲键盘，对反对者无能狂怒，只好咒怨“革命之后杀你全家”。所以总是强调“跟我们走，我们给你更好的生活”也就可以理解了。

金选

我劝你多读

PS：要分清楚三提五统是90年代开始的 因为积累大量国企债务，财政开支减少 只能允许地方额外征收杂税。这个问题是进入WTO获取大量外部投资 加速城市化后才解决的。

能不能富裕 不可能

因为农业产值就是那么低 你无论怎么雕花都不可能富裕。

想要富裕就要城市化 减少农民数量。

比如旺座有个论调，只有集体化才能促进粮食产量。才能阻止贫富差距云云。

我举个我们隔壁日韩和台湾地区的例子 就可以知道区别了

日韩和台湾地区是怎么做的呢 因为外部环境

周边国家也怕外部局势影响下 也怕小农阶层不稳 导致社会撕裂

所以他们在第一波土改后 也有各种后续手段，

第一，政府财政长期补贴粮价，实际就是政府对农产品市场实行指导性干预，同时对土地买卖设下种种限制

第二，低廉价格提供化肥 种子 农业机器 农具等。想要单独经营就要高价购买，借此捆绑小农。

但是这套模式后面也有问题 有两类人不满

城镇化高速发展下 当城市居民占了多数后 ，城市纳税人和农业半毛钱关系没有，却要为农业补贴埋单，当然不高兴，

还有在过去第一次土改后经验中逐渐经营的好的农户 想要扩大土地基数来经营 也不满被限制

然后第二波土改

最先是日本 然后韩国台湾后续也是差不多 参考的是明清江南永佃制

小农产权不动，鼓励经营权寻租。往小地主，大佃农的方向引导。产权保留，意味着至少有份铁板租保底，小农脱农之后，无负担进城打工等等。专业户获得土地经营权可以搞集约化农业，而且租约可以继承转让买卖，实际上等于田皮地主。田骨佃农

既可以加速城市化发展 减轻城市居民负担 也避免一批小农反贫 导致社会动荡 专业化也能扩大经营

看清楚区别了吗 人家的集体化改革目的是加速城市化发展 减少农民数量。

那我们呢。

来看看数据好了

1960年城市化率低于1978年

1960年城镇人口1.3亿 1978年城镇人口1.7亿 增长4000万

1960年农村人口5.3亿 1978年农村人口7.9亿 增长2.6亿

（PS：这还是送了接近2000万知青下乡的结果）

算上城镇自己出生人口 20多年城市0发展

折腾20多年还是要走上日韩发展城市的老路

旺座的公社集体化本质是为了输出歌名服务的，而不是为了经济发展服务的。

城市人口多了。就没办法轻易对外援助了。搞世界歌名了

为什么那么愤恨 还有一个原因

1980年代其实并没有进行大规模市场化，甚至国企福利还大量提高了，很多今天旺座嘴里的国企工人待遇其实大多是1980年后才有的

最重要一点旺座愤恨的原因是 虽然市场力度没那么大

但是拆解了先军模式 放弃输出歌名，减少对外援助 退回到1957年之前

这才是旺座最愤恨的

先说结论：不能，但是能让农民活得稍微好一点，并且有利于后面的大规模工业化——这才是让农民（相对于之前）“富起来”的关键。

另外，之前的“大集体”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在于一个很多人没有提到的点：不允许退出。

此事在林教授的《解读中国经济》中亦有记载。

在技术政策方面，1962年以前，采取一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制度安排，因此只能以规模经济提高产量，不断扩大农业合作的规模。1962年后，不再迷信规模经济，开始重视开发和利用良种、化肥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并在70年代喊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口号。

在农业绩效方面，从1952年到1978年，农作物的平均增长率是2.5%，谷物（即粮食）的平均增长率是2.4%，而同期中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大约2%，也就是说粮食增长只比人口增长快0.4%，按人均粮食占有量计算，1978年与1952年相比只增长了10%（见表）。这一增长概念形象一点来讲，也就是当时我们上大学的男生每人一顿饭多吃了几口，可以说生活水平改善极为有限。

1978-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出现到全面推广的几年间，农业增长速度由原来的2.9%提高到7.7%，快了两倍多，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也比以前快了一倍。同时，因为从70年代开始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由原来的2%下降到1.3%，这就意味着人均粮食的增长速度还要更快，打下了后来中国粮食生产“丰年有余基本自足”的基础。总之，在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业的发展绩效确实大大提高了，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通过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也可以看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作用。从1978年到1984年，以总增长为基数100进行计算，各种投入要素的增加（如土地、化肥、机械化、劳动人口等）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4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制度变迁)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47，无法解释的剩余为7。7年内农业增长了42%，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大约为20%。

1978年，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对粮棉收购价格进行了改革，并承诺全收，但由于粮食的连年增产造成政府的粮食储备越来越多，有的地方甚至要借用小学教室来存放粮食，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和浪费。因此从1985年开始将统购改为订购，政府与单家单户的农民订立收购合同，价格按照“倒三七”的比例，即30%按照原来的统购价，70%按照超购价计算，这样新的订购价就低于原来的超购价，而且超过订购的部分还要“随行就市”以市场价格出售。这一政策的转变对于政府来说是甩掉了一个财政补贴的包袱，但对于粮农来说因为粮食边际价格下降，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也就随之下降。相应的，其余蔬菜、水果、畜产品等农产品的市场则放开，价格相对上升。在这种比价变化下，农民将粮食生产转向其他农产品生产，因此才会造成1984—1987年的粮食产量下降。

到了90年代末，“三农问题”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高度重视的问题。对“三农问题”的一般说法是“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这三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纳为一个，就是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问题。

首先，如果仔细研究中国的农业，就会发现农业生产不是主要问题。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农业生产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6.2%。这个速度从实证的角度无论横向与纵向比较都是相当高的。从理论上看有一个简单的规律可以参考：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能够长期维持3%的增长，就是很可喜的成绩。这个数字计算的根据是，一般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不超过2%，因为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相当小，有的接近于0，所以农业增长只要比人口增长高出一个百分点，基本上就能够满足国内需求。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即使是在1998-2003年这段被认为是“三农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农业增长速度也达到了4.3%，而同期人口增长只有1%，远远超过了农业增长比人口增长快1%的标准。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中“农业真危险”的说法至少对到目前为止的农业生产情况来说并不准确。

“农村真穷”和“农民真苦”指的其实都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我们要看到“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与改革前相比，从1978年到1984年，农村的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达到了13.9%，是城市人均收入增长的两倍，这是非常高的。从1984年以后，农民的收入虽然还在增长，但与城市收入比较起来就会显得较慢。从1985年开始，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收入增长速度反过来超过了农村，因此就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见表6.3）。因此农村的“穷”是与城市相比的结果而不是与农村过去相比的结果。

生产力水平的衡量依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虽然我国在1962年以后引进了很多现代科技的成果，比如开始使用化肥、拖拉机，推广现代的良种（中国是最早推广矮杆水稻、小麦的国家，而且推广的面积是最大的），但是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却一直没有恢复，直到1984年全面推行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展个体经营，生产率才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

从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开始，农业产出增加了很多，生产率也提高得相当迅速。但是1953年开始推行从个体生产变成集体生产时，农业生产率也增加得非常快。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1953年到1958年，是从个体转变为集体，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从1978年到1984年，是从集体又恢复到个体，农业生产率依然提高了。下面我将通过分析这一现象和农业危机的联系，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农业合作社不论在风险的承担上，还是在生产的组织上，都具有规模经济。但这种规模经济实现的一个难题就是农业生产的监督困难，因此要让一个农业合作社能够维持下去，就需要每个人进行自我监督。然而总是有一些人，对休闲的偏好比别人高一点，努力也就比别人少一点，这时如果没有办法对这些人进行惩罚，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不努力干活。这时，差别就出现了。在农业合作社中，自愿的原则是非常关键的。1956年人大会议通过了组织章程，农民所提供的土地、农具全部归公，但是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在这种政策的前提下，当合作社里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努力干活时，生产率就会下降，平均收益水平就会低于单干时的水平，这时那些愿意努力干活的人发现留在合作社里越来越不划算，就会想要退出合作社。这种退社的自由一方面对努力干活的人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权利，另一方面对偷懒的人来讲也是一种实质的威胁。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不努力干活而造成人员不断退社，最终导致合作社的解散，不好好干的人也必须回去单干，这样就永远得不到规模经济的好处，一时的偷懒导致规模经济的永远损失实在是得不偿失，如果能让不努力干活的人预见到这一点，就能有效地防止这些人偷懒。

“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到了1958年的人民公社组织章程就不见了，至少在中国的农业文件中，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都不准包产到户，即不准单干。所以，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博弈的过程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所有人退出公社的自由都被剥夺了以后，合作社的解散或能干的人退出就已经不再是一种威胁，那么不愿意努力的人就会继续偷懒，而且对努力干的人来说因为退社已经不成其选择，所以也就会不再努力干活。这是因为在这场没有人退出的一次性博弈当中，对每个人来说不努力干才是理性的选择。因此当越来越多的人都不努力干活时，生产力水平就会变得很低。

即使在1962年大量引进现代科技以后，生产力水平还是比1952年的水平低20%左右。也就是说，在这一不利的事实面前，假说还是照样成立的。其他的假说虽然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却无法解释为什么1958年开始的生产力水平下降直到1984年才恢复。

公社解体的好处是允许农民离开农村，不做农民。让九亿农民的中国变成城市化率超过60%的中国，这才是最大的仁政。

我们这些从农村里出来的都知道，没几个农民是热爱土地的，没几个农民是想要下一代做农民的，不做农民才是对农民最大的好。

在某人嘴里，农民出来打工反而成了分田单干的罪状。我看在王佐种姓制里，农民永远是农民，最多是让农民过得好点，不存在不做农民的选项。

富不过三代，毛主席在寻乌调查里就解释了。地主家60亩地，如果有两个儿子，分家后每家就30亩了，如果每户还只有两个孩子分到第三代，每户也就7.5亩。还不算三代父亲自留地的。分田单干的产量撑死就那么多，人畜吃完还能剩多少，农药化肥生产资料一算，一年就是混个饱。压根就没有见过分田单干后纯种田富起来的（除了分田后也有大面积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