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觉得左友都该感谢万里，如果不是他挑了小岗村这么一个人才辈出的村子，赤裸裸展现小农经济的缺点，搞到分田问题上，一堆小右市民闪烁其辞、避重就轻，翻来覆去就是不谈他们本该热爱的小农经济和小农经济典型的小岗村。
我只补充一个地方，现在舆论上开始避重就轻，说农业改革，是减轻公社干部的供养成本，又促进农民外出打工。
首先，按国内的研究，农民需要供养的成本相较公社时期反而上升了。
我们查阅了当年的一些资料，结果发现，一九五二年，中央有着明确规定，每乡脱产干部限定三人。即便是以后，扩大了乡的行政区划和设置机构，乡政府各委员会委员也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担任，均为不脱产人员。加上当时政令畅通，纪律严明，世风日上，脱产、半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大家基本上能上能下，能出能进，能官能民。可以说，从五十年代初直到八十年代初，乡镇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皆由县财政拨款，乡镇政府无权也无钱增设机构或供养编外“帮办”。就是在公社化时期，相当于目前乡镇一级的人民公社，实行的是政社合一的体制。当时，……、政、武装、经济合为一体，领导班子除了公社……委书记、公社主任、若干副职、武装部长、团委书记、妇联主任以外，便是“八大员”：农机管理员、畜牧管理员、水利管理员、农技推广员、林业管理员等。当时的农村机构还是非常精干的。
农村实行了“大包干”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在历时三年的“撤社建乡”的工作中，全国五万六千个公社改制为九万二千个乡镇。可是，人民公社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随着这种改制的结束，“集体经济”名存实亡，还由于乡镇机构和人员的迅速膨胀，以至失控，使得农民负担的问题不仅“浮出水面”，而且日益突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建立了乡镇财政，国家允许乡镇政府可将乡镇企业上缴的利润和管理费、各种集资和捐款收入以及各种罚款收入，都作为乡镇财政的自筹收入，这就为乡镇任意增设机构与人员，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的“三乱”打开了方便之门。
随着一系列“分权让利”趋向很强的改革措施以及“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的相继出台，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利益关系，于是那些拥有国家权力又“分兵把守”农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部门，便迅速成为既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盖的行为主体。我们的干部一旦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与民争利的事就不可避免了。
到了一九九〇年，仅由内阁各部委下达文件可以向农民征收的各种项目就高达一百四十九项之多！
上行下效。藩台各级部门由于利益的驱动，收费项目越来越多，收费范围越来越广，收费标准越来越高；县乡两级政府更是乘着上级众多部门收费的便车，加码收费。由于管理上没有约束与制衡，许多本来属于政府部门工作范围之内的事，为了收费获利，也都纷纷成立了专门的事业单位，并聘请“帮办”。
是谁消耗掉了农村改革的成果？——无限膨胀的机构和无限增加的官吏！
八十年代是燕京精简机构和人员分流工作力度最大的时期，但它又恰恰正是县乡机构和人员增长最快的时期。
我国在编的……机关干部，一九七九年是二百七十九万人，一九八九年则上升为五百四十三万人；其中上升最快，几尽失控的，当数县乡两级。县乡两级的机构与人员，在这种不断的精简之中至少增长了十倍！到了一九九七年，我国在编的……机关干部便达到了八百多万人，而增加的干部人数与同期国有企业下岗人数一百二十六万九千人大体相当；这期间县乡两级机构和人员的飙升更是空前的。
其次，按照燕京自己形容RO之后的农业干部队伍情况。
伴随着所谓的分田单干和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原本专项管理农业的队伍，反而农村作为市场上交易的物资,“无心抓农业，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到办工业、搞开发区等等热点上，而且有些连农村工作部，农经委和农业局等农业系统的干部，也无心管农业了，都去经商抓钱了。”，而且经商的热潮又导致了“而且这热那热之中，不少是直接损及农业和侵犯农民利益的，如大批农田被占，占用农业资金，向农民集资摊派等等。”
“无心管农业了，都去经商抓钱了。谁抓农业？谁管吃饭、穿衣？”
第五，干部队伍人心躁动，无心管农业。我们国家几十年来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抓”农业管农业的机构和体制。落实“农业为基础”，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全国从中央到各级机关，到农村基层，有一个庞大的干部队伍在为农业服务，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组织保证。RO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有了积极性，管理农业机构和干部的职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积极性变成了两个积极性。农民的生产和经营正在逐渐和市场联系、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也应看到建立新的农业经营运行体制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就目前的发展状况水平而言，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还需要……加强领导，需要有专门机构管，需要有大批的干部为农业的发展做工作。 1992年春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进入新的快速发展阶段，形势是很好的。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诸如各地相继出现了开发热、办工业小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第二职业热等等，在这股大潮中，干部经商热比1985年势头更凶，有的地方出现了市长上街卖衣服，局长练摊，干部纷纷“下海”、“跳海”。特别是夏季以后，撤并机构、精减干部的消息传开以后，连那些不动心的干部也坐不住了，火上加油，热上加热，遍及城镇边陲。这热那热之中，很少有农业热的。而且这热那热之中，不少是直接损及农业和侵犯农民利益的，如大批农田被占，占用农业资金，向农民集资摊派等等。更主要的是这支保证农业发展的干部队伍在转向。据我们了解，现在有些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无心抓农业，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到办工业、搞开发区等等热点上，而且有些连农村工作部，农经委和农业局等农业系统的干部，也无心管农业了，都去经商抓钱了。谁抓农业？谁管吃饭、穿衣？
最后，是关于农民外出工作的话题，根据潘毅先生《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活图景》中对于早期农民工的回溯来看，根本不需要解体公社就能外出工作，
在当时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还没有终结的情况下，最先跟随包工头外出的人都被称为“黑包工”。河北的许多老建筑工人都有过做黑包工的经历。黑包工时期工资的发放还是比较有保障，与建筑公司的正式工人待遇类似。今年55岁的张师傅就曾经做过黑包工，他提到，“我26岁的时候第一次出去打工，在石家庄，盖一座框架楼。跟小包工头出去的，各村的六个人合伙包的这个项目。那时候包工头少，坑、骗少。一开始的时候（建筑公司）给我们发肥皂、手套，按建筑公司的正式工人的待遇，后来就不行了，包工头都拿走了。”河北60岁的白师傅也提到，他在80年代早期做木工的时候，每个季度干完活就能拿到工资，从没受过骗，工地上还有劳保用品发放。“现在的包工头不行了，都坑人。我们那会儿还行，没有挨过坑。”
明明对此正式化就能解决，那为什么又非要解体公社呢？按潘毅先生的分析，原因是
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全会之后，燕京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并维持土地的承包权长期不变。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短短几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很快耗尽，包产到户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没有办法实现生产力水平根本性的突破，农民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逐渐荒废。农业的收入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始形成中国特有的民工潮。包产到户的改革原本是为了解放农村的生产力，结果却把农村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劳动力一步步逼进城市。
1980年代初，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改革，逐步“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计划经济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去调节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大力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推行“国退民进”的策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又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破铁饭碗，告别终身制，实行劳动合同制，作为国有企业的单位不再负责职工的社会福利，国有企业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向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导致大量国营工人的下岗，另一方面企业大量招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这样一来，一个具有资本积累性质的市场经济便逐步形成。
农村与城市的改革，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分割更为严重。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不得不进城打工，成为新兴工人阶级主体，另一方面国家依然维持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行政壁垒，制造出“农民工”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农民工”象征着一种时代的创伤，而这种创伤让农民工难以完成向工人身份的转变，为资本肆无忌惮地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社会基础。
那解体公社，把农民逼入血汗工厂之外，农村凋敝的相应后果呢？不需要承担了吗？是燕京承担，藩台承担，还是农民承担？这时候农友在哪？
更为关键的是，包产到户的改革实质是不过是在中国农村重新制造出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它虽然通过焕发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解决了集体体制下管理不善、激励不足等积弊，在短时期内快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但随着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格局的成型，小农经济的脆弱和无力马上就凸显出来。就此而言，正是包产到户的改革造成了日后中国农村长期不发展的困局。
首先，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农业生产效率很低。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是地少人多，目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3%，和美国等国家相差更远。包产到户以后，土地被进一步分割成小块儿，每户占有的土地数量有限，难以进行规模经营。以尧村为例，该村位于华北平原腹地，土地平坦开阔，非常适合大型机械化生产，但包产到户后，每个农户承包少则数块、多则十多块的零散土地，导致大型农业机械难以操作，也不利于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农产品质量控制。个体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非常有限，但为了经营这些有限的土地，每家每户都得准备农用机械和其它生产设备，造成投入上的巨大浪费，而那些没有能力购买农机具的农户，在基本的农业生产上都遇到很大障碍。这些因素都导致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取消人民公社后，国家政权从农村全面撤出，一方面农民有了更多自由空间，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农村基层政权涣散，软弱无力。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设计上具有“统分结合”的安排，但在实际操作中，只有“分”没有“统”，分散的农民缺少组织性，难以开展合作，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较大，需要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比如灌溉用的水渠、水库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不是一家一户所能都承担的，往往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进行建设和维护。农业集体化时期，国家集中人力物力兴建了大批农田水利设施，在农业的抗灾减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包产到户之后，这些水利设施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维护，年久失修，基本上被荒废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急剧下降。
其次，个体小农经济难以应对外部市场的风险。包产到户给了农户经营的自主性，理论上，农民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自主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是，在面对波动剧烈的市场时，小农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当生产的产品供过于求，造成价格下降、农民利益受损的情况下，生产者才有可能调整生产，因而市场调节总是具有滞后性。和工业产品的生产不同，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强、周期长等特点，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农产品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包产到户制造出的小农经济在迎接市场冲击、抵御市场风险方面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类似“多收了三五斗”一样的悲惨故事在80年代之后一再上演并非偶然。集体经济被取消之后，农民获得了自主种植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只能被市场吞没。
第三，包产到户后，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造成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民只能向城市提供附加值低的初级农村品。中国农产品的加工程度低，相应的附加值也低，农民从中获得的收益有限。农业的产业化经营需要资金、土地、技术等生产资料，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模式难以积累出足够的资本进行产业化生产，没有集体经济作为依托，农业的产业化经营难以实现。对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给出的良方就是实行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政府放开管制，为中外资本进入农业大开绿灯（周其仁，1995；党国英，2005）。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农产品收购、储藏、加工、销售等环节基本上被城镇的龙头企业所控制。这种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在本质上是外部资本对农村的控制，而不是农户在合作经营基础上形成的内生产业化，它只会导致农民依附于农业资本、沦为农业雇佣劳动者的结局。
在尧村，人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到头来连成本都弥补不了。农业的收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家庭的消费需求。家住尧村的窦师傅给我们算过这样一笔账：
种一亩小麦，最基本的投入包括浇水五次花费150元，化肥一袋花费150元。即使撇开人工方面的劳动投入不计，每亩地每年最少也要花费300元。按每亩的产量1000斤左右，每斤6角钱计算，收成是六百元。这样，每亩地的净收入只有300元。外出打工，一年干三季，每季按60天算，每天挣50元，一年收入就是9000元左右。
过去农民借以安身立命的土地早已经失去其作为生产资料的地位，从“生产田”转变成了“福利田”。更极端的情况是，因为种地收益减少，土地连“福利田”的功能也逐渐减弱，尧村的土地大量被抛荒。
总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本质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不可能走向富裕之路，而今天中国农村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温饱的范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村深深地卷入到市场化大潮之中，农民的生活严重地依赖市场与货币收入。1990年代以来，从大宗耐用消费品到柴米油盐这些关系到老百姓生计的日用消费品都已经彻底市场化了。人们对货币的依赖越来越强，没有钱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在失去了集体经济这一基础之后，原先由集体兴办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孩子上学要花钱，老人看病也要花钱，负担骤然加重。刚刚从饥饿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又因为对金钱的需求而被牢牢束缚住。尧村的老李如此讲述自己的处境:
“城市里不可能没有我们，城市把我们套住。家里没钱，小孩儿要上学，不出来怎么办？村子里从学生一毕业到50岁的人都出来啦，全家人都出来啦，和封建社会一样，给人家做小啦，我们养活人家，自己得养活自己。”
老李是个小包工头，他有四个孩子，两个上大学，两个上高中，四个孩子上学让老李肩上的负担异常沉重。一个大学生一年学费加生活费要一万多，普通农村家庭光靠种地那点收入根本承担不起。
一方面是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模式产出水平低，仅仅能够维持温饱水平，另一方面是市场化改革导致消费需求猛增，小农经济难以维持，结果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走进城市去另寻出路——这就是民工潮兴起的根本原因。在我们访谈的尧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外出打工，6000人口的村庄，就有1500人常年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平日里村庄了无生机。“希望的田野”、“月亮湾的笑声”，这些描述改革之初村庄生活的美丽图景昙花一现便不复存在。新自由主义抨击计划经济对农民的束缚，鼓吹自由，但新自由主义方案带给农民的自由最终被放任的市场所粉碎。面对强大的市场，个体农户根本无力对抗。从集体中“解放”出来的农民，还来不及细细享用那短暂的自由，便为了在市场时代生存，不得不走上外出打工的道路，“自由”地奔向城市，成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