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在单干前，除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的少数极端年头，大部分时间也没有征粮队啊，不仅没有征粮队，还干部带头，上下齐心瞒产私分呢。倒是全面单干后没时间不长，征粮队倒又出现了……

所以说，当看到七十年代的农业统计数据时，您得心里有个数，记得还有个瞒产私分的系数呢。像知乎的 傻瓜乐力大爷就回忆他的知青下乡时代瞒产私分:

那时流行个词“瞒产私分”，就是胆大的生产队干部，秋收时故意少报产量，生产队全体社员各家各户都“多分点儿”，少交公粮。我们公社比较富裕的生产队基本都这样，只要做的“公平”人人有份，队里又没有“刺儿头儿”，到处瞎BB滥告状，就皆大欢喜，上头也都心明镜似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每年收获毛粮，晒干扬净后，生产大队要派干部（会计 革委会主任 委员啥的）专门盘查核产，队长会计陪着当场填表，上报公社。此时最能看出生产队长对村民的忠诚和手段。招待好了，社员就能多享点儿福。

著名作家梁左在其自传体小说《太平庄记事》里也生动描写了全体社员齐心合力瞒产私分的一个典型案例:

一队社员却一致嚷嚷着要分湿粮食。万有心里明白，便以“情况紧急来不及请示”为借口，私自做主在场上分了三万斤“湿麦子”。同时，场上自然也留出了百把斤“样品粮”，只等烘开后计算出损失，再把剩下的给大家补齐。分湿粮食的秘密就在这里：样品粮损失得越多，社员们能补到得也就越多——于是场院的这百把斤粮食几乎成了一队社员的人民公敌，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谁都想方设法来损失它——最后竟使每百斤粮食损失了整整十二斤!
这个数字，只有在麦子被水泡得发涨时才有可能出现，而一队的麦子其实不过刚刚被雨打湿，每百斤损失个斤把两的也就到头了。但事实俱在，天理昭然，队上自然还要按这个数字补给大家——实际上等于每分一百斤粮食就多给了十来斤!万有一共分了三万斤湿麦子，也就等于私分了三千斤粮食!而且此事做得毫无痕迹，因为在理论上这三千斤粮食根本不存在，只是那三万斤麦子中的水分而已!这样不仅私分了粮食，而且还隐瞒了产量，从而又减少了公粮派购任务，万有这便宜可占大啦!
此事传出，太平庄舆论哗然!二队三队社员群情激愤，齐声痛斥老万有坑害国家损坏集体毒害社员法不容留!一时间，大家纷纷来大队部揭发检举，先是谴责一队无法无天，次是表白本队守法奉公，最后要求不能让好人吃亏，要么利益均沾，要么大家拉倒。

而且瞒产私分不是一时一地，而是长期普遍现象，下面也有相关资料，可见统计:

倒是分田单干后，头几年想来还好，85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同时官僚数量大幅度增长，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交粮热情越来越低，这时征粮队可就又出现了，甚至连教师，干部都变成征粮队的成员，理由是你不去征粮（抢粮），就不发你工资。

看当年一位参加征粮队的乡村教师的回忆:

征收的过程中，由于基层管理、腐败浪费等各种因素，造成搭车收费、层层加码，农民不堪重负。比如村提留乡统筹等诸多收费，使得农村每户每人除了交国家的公粮外，还要另外多交出二三百斤粮食。

农民一年辛苦打下的小麦，把这些交完交足，所剩无几，有些甚至不够全年吃。所以乡镇在征收公购粮时，农民不愿交、不积极，有些甚至对抗着不交。乡镇为了征粮，除了对农民进行宣传引导外，有时还动用乡村干部、公安派处所干警、甚至学校教师到各村各户催交粮食。

记得那年学校已放暑假，乡上让全乡二百多名教师集中开会，动员组织大家利用两天时间，同乡村干部一起，到乡上多年来交粮难的康吴村、支家村，征收公购粮。尽管我们的老师心中不愿意，觉着这不是教师份内的事。再之和老百姓为交粮磨嘴嚷仗也有辱老师斯文形象。但是乡上给老师发工资，工资就在那老百姓各家的粮食中，不去不行啊……大家三五成群的跟着帮着乡村干部，把一袋袋麦子从农民家中扛出。这其中经历了关门、叫门、说好话、做工作等诸多艰难过程，拿下一户实属不易。从早到晚，坚守在村中。吃的喝的是乡上用车拉的馍头咸菜和开水。这种征收办法，还算文明。有些地方简单粗暴，组织人力在群众家里硬着抢。时有打架流血或人命事件发生，

至于单干后是"吃饱饭了"，可付出的代价是教师却发不出工资了，老年人开始普遍自杀了，农村的合作医疗，防疫形势大倒退了，农民负担空前加剧了，……如下文，是九十年代的学者调查，可供参考

1.“如今村民生活怎么样？”一位村民说：“比过去好多了。”“好在什么地方呢？”“吃饱穿暖了”，另一个说：“如今比过去自由了。”
2.“如今农民抱怨最多的是什么？”其中一个村民说：“农民负担太重”，大家似乎都同意他的说法。“农民负担怎么个重法？”他们说：“去年夏粮人均上缴236斤，秋粮缴款，人均四五十元。光这两项人均就得上缴250元左右，还要出劳动义务工。农村用电，也越来越贵，如今每度电要一元多。”其中一个中年妇女说：“如今学费越来越贵，还让不让农民的子女读书？！”
3.“如今农民最痛恨的是什么？”他们很快对这一问题作出一致反应：“乡、村干部太腐败了。”我又问：“你们怎么知道乡村干部腐败呢？”其中一个说：“怎么不知道呢！县、乡干部以检查工作为名，经常坐着轿车到乡里、村里大吃大喝。一个村一年被吃掉几万，甚至十几万并不稀奇。他们不是在吃老百姓的血汗钱吗？”他们所指的干部腐败，主要指的是乡村两级干部的公款吃喝行为。一位年长的村民说：“如今中央政策是好的，但一到下面，就给搞坏了。”
4.“如今农民最担心的是什么事情呢？”经过一番议论，形成了一个大家都同意的看法：“如今农民最怕的是生病。”一是没钱治病，医疗费用实在太贵了。二是家里主要劳动力一旦病倒，谁来种地。
在中原各地乡村，问同样的问题，很可能得到相同的回答。

网左们老拿“分田单干户富裕不了”说事，中国人均耕地本就极少只有1.3亩左右，还有很多山区、旱地为主，再怎么种都不可能富裕，单干后粮食不用全部上交公社。最最多解决温饱，但是一亩地产值连一家子衣服都买不起，问题根本不是“单干不行”，而是中国农民太多、地太少，养活自己都难，种地哪有进城打工赚钱快？所以真正合理的路径是减少农业人口、让农民进城工作，不是像毛左那样妄图把几亿人永远锁在农村搞集体化自嗨。说白了，在他们眼里，农民不是个职业，而是一种身份，像种姓制度一样不能变。哪怕你已经进城当工人、做律师、送外卖，只要户籍是农村，他们就非要叫你“农民工”。他们说到底不是为了让农民富，而是想拿农民当集体主义的工具——要你种地养城里人、搞献身精神，自己却从不种一粒米。他们吹集体化，说可以“降本增效”，可真要讲效率，制造业才最需要集体化，你怎么不让大家进市里，哪怕是县里，或者沿海大厂？非要村村办厂、户户搞公社，这不纯粹是玩死农民吗？说白了，他们根本不在乎农民穷，只在乎自己的意识形态爽。他们不是要农业更好，而是要农民别乱跑，留在农村，供他们用、供他们怀旧。所谓“村镇企业办厂”，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左人鼓吹“集体工业化”“就地就业”，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经济逻辑上完全站不住脚。首先，村里没技术、没人才、没资本，这是摆在眼前的硬伤。没有工程师、没有现代管理、没有设备更新能力，办什么厂？资金成本高、贷款渠道极差，还不如沿海私企随便拉一笔融资来得快。左人天天嚷嚷“搞工业”，请问你打算拿什么来搞？是用红头文件印钞机，还是靠支部书记的人情担保？其次，村镇缺乏产业链、缺乏配套。制造业不是一锤子买卖，它需要完整的上下游支撑、原材料采购、零件加工、物流运输、仓储分销、售后服务一整套体系，而这一切，农村几乎为零。你村里连一条像样的货运干道都没有，工厂原料怎么进来？产品怎么出去？你真以为工业是大锅饭能端出来的？

再说物流和运输，你村里那点山路土路、靠摩托车驴车拉货的地方，怎么跟珠三角、长三角那种铁路港口公路成网的产业园比？运输成本一高，产品还没卖就赔光了。更别说不同地区之间隐形关税、地方保护、准入门槛，村厂刚出村口，就被大厂碾得粉碎。

最可笑的是，左人一边说“集体化有优势”，一边却在制造业这种最依赖规模化的行业鼓吹“分散村镇企业”，这不就是自相矛盾的笑话？你不集中搞产业集群，却指望每个村子都能“土法上马”出一个“乡办中车”？真当工业化是种白菜吗？从资金到技术，从成本到运输，从产业链到市场，从人才到管理，村镇企业全线崩盘，没有一项具备竞争力。所谓“集体化工业”根本就是骗农民不出村的套子，用落后的“村办厂”把人圈在低效的经济牢笼里，不让他们进城、不让他们流动，只为满足左人“看上去很红”的集体幻想。

所谓“村镇企业”“公社办厂”，放在今天就是彻底的神经病发言。全国8亿农民，哪来的资金、哪来的财力？哪家村能凑出建厂的钱？又有几个村能撑得起工资、设备、原材料、仓储、运输这一整套开销？左人这帮人就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活在自己那点“人民公社梦”里出不来。

农民人均就那一两亩地，种地都买化肥都要精打细算，收入靠天吃饭，教育医疗都要省着用，指望他们每个村投资自己办企业、办厂子？请左人回答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的钱全都给你够吗？简直痴人说梦，全国七八亿农村户籍，50万个行政村，全世界的财富给你用加起来都不够，你哪来的钱？办厂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一个村动辄几千万上亿投资起步，你村里拉一车白菜还要看市场价波动，凭什么能搞出“村办中车”“公社芯片厂”？

更荒唐的是，哪怕你真砸下钱来，设备、技术、原材料、市场渠道一样都没有。村镇一没有产业链，二没有物流网络，三没有人才储备，四没有品牌和竞争能力，这不是工业化，这是“集体败家”。而且要知道，全国那么多贫困地区连基本供电供水都不稳定，有些村镇一年都没几次像样的长途货车进出，你办个厂是打算用牲口拉材料吗？你这是工业革命还是回到中世纪？说白了，这帮左人根本不在乎农民有没有能力，他们只是把“公社”“集体”当成一种象征性的意淫工具。管你穷死苦死，只要旗帜鲜红、口号响亮，他们就能自慰得很舒服。这不是发展农村经济，这是妄图把农民继续钉死在贫困的土地上，当永远的“革命燃料”。所以总结一句话：全国8亿农民没资金、没条件、没可能搞村村办厂，左人这一套全是反智谋杀式“土共幻想”。不是落后，是故意要把农民锁死、榨干、圈养。

九十年代中国经历了好几场严重水灾，北到黑龙江松花江嫩江，南到长江淮河两广珠江，受灾范围和人数累计超过 3亿，全超过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可全国并没有爆发饥荒，粮食供应基本稳定，社会秩序也未大乱。为什么？因为那时粮食已经不再被全部强制上交人民公社，而是农民有自留，有余粮；因为农户有存款，有抗风险能力；因为家里锅碗瓢盆没被拉去炼钢，基本生活物资还在；更因为社会已经有大量民营企业，能迅速捐物资、送粮送衣、支援灾区。

如果那时还延续人民公社体制，继续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继续砸锅炼钢、消灭个体经济、统购统销，那样的灾情下恐怕饿死人的数量，绝对比三年大饥荒还要多得多，这才是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带来的韧性——它救了无数人的命。正是改革后保留了私产、市场调节和企业灵活调配，才避免了一场全国性灾难。灾难不可避免，但制度决定后果的极限。

一是那个时候子女多，加上做农活，重体力劳动，粮食消耗量大，只要粮食有一点点缺口，日子就非常难过。分田到户很重要的一点是允许人们在小范围内迁徙，以及生产力的部分解放。

说人话就是子女少的人家接济子女多的亲戚，如果去村口情报中心打探情报，高频词就是某某人是某某家喂的，或者某某人到某某家做女儿/儿子，然后就是各种家长里短。我爸和我妈在同辈里面，算弟兄姊妹少的，我有一个干姑姑，一个干舅舅。逢年过节都会过来。

加上那会儿政策放开，有门路的人会开点小工厂、小企业，面对如此富余的劳动力，只要包吃就有人肯做，我姑姑就是在个乡办企业做事很麻利，被媒人打听到了，说某某家出了个好女儿，加上只有两弟兄，都在读书，不会分家，要不了什么彩礼钱。（那个时候两弟兄算人丁稀少的哈哈哈哈）

再后面的故事就比较枯燥了，90年代后，拖家带口的出去打工。加上我们那边有两项祖传手艺，一个是做面包蛋糕这样的“果子”，另一个是做眼镜，不少人举家族之力，出去做生意，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不少人赚了不少钱。

再到我懂事后，乡下通了水泥路，读书不要钱，种地呢，公家不仅不收你钱，还补你钱。有些老人，国家还发钱给你。还有有农技员下乡，告诉你现在种什么行情好，有哪些谷种产量高。

如果在老人家的视角来看，分田政策开始，他们从顿顿萝卜红薯稀粥，变得吃饭管够，再到儿子辈不管有没有出息，都打工能养活自己，又听说有人做生意发了财，看到谁谁家盖了两层小洋楼，到自己快走不动的年纪，村里通了水泥路，小孙子\孙女读书不要钱，看病可以报，乡里还会有干部下来，告诉你什么谷种收益高，要怎么打药，怎么施肥。你作为前半生都活在战乱中的平民百姓，再看到今天的生活，那些耳边听得政治概念，开始变得触手可及，作为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你会怎么想？我小学那会儿，天天听到老人说，感谢政府，共产党好。

当然这中间不是没有问题，观感最坏的还是计划生育，真的扒房牵牛，抓着怀孕的人去打胎。加上当时治安不好，总会听到哪家哪家人，打架死了或者坐班房。

现实生活不是玩文明六，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进步过程，中间我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但就是在各种阵痛中慢慢解决，有些解决了，有些没解决。分田到户也不是魔法咒语，没有哪个政策会把粮食塞到人民肚子里。

但政策不能限制人民，至少不能自己吃着国内顶级大厨做的定制饭菜，做火车去全国各地修的行宫发号施令，脑满肠肥，以整自己的下属为乐，还要头眼昏花的把粮食送给阿尔巴尼亚。

在这片土地上，肉食者只要好话说尽，声嘶力竭的讲着空泛的口号，手段越狠，就有越多人源源不断的崇拜。把真正在维持这个体系的正向力量忘之脑后，甚至恶语相向。

真应验了那句老话

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关于农民们觉得单干和公社哪个好这个问题其实从公社化运动之初就已经有答案了

1957年起全国各地的退社风潮：

1956年4月2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12月，全国农村96.3%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初级社者占农户总数的8.5%，高级社者占87.8%，意味着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但是在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变过程中，由于相当多的初级社还来不及巩固，就匆匆忙忙地转为高级社，甚至还有未经初级社阶段，而直接由互助组进入高级社；再加上经营管理、干部作风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引发了1956年底至1957年春部分地区农民闹退社闹粮食的事件^[1]。

比如1957 年 4-5 月，浙江省仙居县发生大规模的闹退社事件，全县 33 个乡镇有29 个乡镇先后发生闹事活动，入社农户的比例从占全县总农户的 95%下降到 16%，甚至引起乐浙江省委和中央的高度关注^[2]。由于 1956 年粮食减产 20%和 1957 年粮食供应按三定标准减少 20%，农民们对于政府和合作化的不满情绪逐渐高涨。 由于干部不良作风、 信用社贷款和口粮分配等具体问题，一些农民率先起来闹事。基层干部沿用以往的镇压思想，想要通过压制的手段巩固合作社。

闹事发生后，浙江省委和仙居县委反思总结事件发生的教训。由于整风运动的进行， 接受浙江省委命令到仙居县处理闹事事件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杨心培将官僚主义视为仙居县闹事活动的根本原因，仙居县委接受了这一论述。问题在于省委和仙居县委对于官僚主义的具体认识不太一致： 仙居县委将出现官僚主义的责任笼统地归咎于所谓的“老县委”，而将矛头指向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省委则将责任归咎于主持县委工作的副书记、县长李延新。最终浙江省委的认识主导了事件的发展，省委逐步改组县委领导班子，将李延新的权力架空。与此同时，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摆在县委领导面前的任务。 随着反右运动的进行，政治氛围再次变得紧张， 由县长李延新主持的原县委提出的谨慎恢复农业合作社的观点遭到严厉的批判。新县委在省委的领导下，大肆抓捕闹事积极分子，扫清恢复合作社的绊脚石。自此，仙居县农业合作化再次回到“正轨”。

仙居县委曾提出： 为了有计划有把握地打击敌人，全县下半年分三批打击。采取搞一批再搞一批，此起彼伏、波浪式的战斗。九、十月份组成第二批打击，重点是挖掘幕后敌人，有组织的敌人，和打击粮食投机，大体安排； 十一、二月份搞第三批，对残余历史反革命的打击进行一次补课，同时深入一步，挖掘隐藏的现行反革命。 三批合计，预计下半年全县需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 400-500 人（包括已逮捕的126 名在内）。要求反革命犯占 60%以上，除批准逮捕 158 名外，拟再捕 300 名左右。其中：侦破纠合性反革命组织（包括和平党，浙南游击第一支队）拟捕 60-70名，有复辟活动或其他破坏活动的反动会道门分子拟捕 20 名左右，有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包括刑满释放再犯罪的）拟再捕 100 名左右，历史反革命分子拟捕 30-40 名。抗粮抗税投机，破坏统购统销及农业社内的贪污犯拟捕 50 名左右，盗窃犯、赌头赌棍及其他犯罪分子等拟捕 40 名左右。杀 20-30名，此外对最不够捕办但需管制的依法管制起来。需要戴回帽子的经原批准机关批转带回帽子。对进行粮食投机活动的，充分发挥法庭力量，根据其犯罪程度和经济情况，依法予以没收或罚款等处理，以配合群众斗争。对游手好闲，违法乱纪、不务正业、不需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劳动教养，或其他行政处罚。

这次的抓捕对于闹退社为首分子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仙居县政府对于闹事的首要分子纷纷处以重刑，如大路村有 2 名闹事首要人被捕，并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 2新路村也有 2 名闹事者被捕，其中一名后来再也没有回来。 由此开始，仙居县农民通过轰轰烈烈的暴力抵抗获得的自主地位逐渐得而复失。

农民闹退社成功之后， 不满情绪得到宣泄，群体性的暴力抵抗也随之散去。此时， 改组后的仙居新县委改变政策，大肆抓捕闹事为首分子，采取强制、激进的方式恢复农业合作社。面对政府的强力镇压，失去领导者的农民只能重新回到合作社中来。 据 9 月 14 日统计，已恢复的农业合作社达到 546 个，入社农户有34953 户，占总农户的 56.44%，其中下各区占总农户的 73.5%，城关镇有 83.5%，田市区有 60.1%，南峰区有 50%，横溪区有 44.45%，朱溪区有 42%。 1到 1957 年底，入社农户就恢复到占全县总农户的 90.4%。1955 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将仙居县的农民哄进了高级社。

与此同时，受到永嘉县包产到户政策的直接影响，仙居县很多合作社实行这一政策。但是“天时”变得很快，随着中央和浙江省委对包产到户政策的批评，仙居也放弃包产到户的政策。 1956 年仙居县因灾荒粮食产量下降 21%， 于是县委领导决定粮食供应按三定标准扣除 20%。因此农民们的生存权受到很大的威胁。在这一背景下， 一些在农村拥有动员能力的人开始组织农民起来反抗不合理的农业合作化政策。 在这过程中，普遍性的暴力成为农民们最大的凭借。面对这一情况， 究竟该如何进行处理， 仙居县委领导和乡社干部产生了意见分歧。

前者受到中央最新政策的影响， 将之视为人民内部矛盾，想要以“批评——团结——批评”的方式处理；基层干部直面农民的暴力冲撞，本能地就冠之以反革命行为的帽子，想要用强行镇压的手段进行处理。 仙居县委的不得不为——遵循zy的指示减少捕人的数量，和基层干部的不得不为——采取措施处理日渐垮掉的农业合作社， 最后反而使得农民闹退社风潮愈发高涨。直到最后，仙居县委不得不贴出“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通告，以平息这场风波。1957 年春仙居县的农民闹退社事件， 本来是反思检讨仙居县农业合作化进程的一次机会。 县委领导也因此提出了很多更为务实的建议和看法。 他们批判以往通过分摊指标和强迫命令的做法实现的农业合作化造成的严重问题，因此对于重新恢复农业合作化，持非常谨慎的立场，希望通过自愿入社的方式，以农业合作社在生产上的优越性吸引农民再次入社，减少行政上的强制命令。 但这些反思在强大的省委指示面前， 由于不合时宜， 迅速沦为批判的对象。

6 月之后，随着反右运动的进行，政治氛围变得更加紧张。 浙江省委领导明确提出对缓慢的合作化恢复进程的批评意见。 在改组仙居县委领导班子后， 立即采取大规模的抓捕行动，使得农村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力量彻底消失，使得仙居农民拼命斗争的成果毁于一旦。

参考

1. ^1956—1957年农民闹社闹粮事件_党史频道_人民网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206/c85037-26521396.html
2. ^1957年仙居县闹退社事件研究_石再一 https://m.doc88.com/p-80629173592168.html

公社时期没有征粮队，因为你种的粮食都归公家，根本不经你的手，要什么征粮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