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模式
任何数字，不是打游戏的时候程序后台给你生成运算出来的。而是现实的利益碰撞出来的。实际上你在某些更原始的材料里知道，很多统计数字都是上报-讨价还价-定论-上报-讨价还价-向下施压-讨价还价-定论 而产生的。歉收而多报数字，丰收而少报数字都是常见的。
在当时（征收多少粮食=数字要人命）的地方，数字只能在县级档案里，而非全国大图表里才能搞懂是怎么回事
要注意，时间节点问题。A生产的时间、B交粮的时间、C消费高峰的时间，是不重合的。
当我（公社干部）要多刷产量数字给县里，来为被表彰/提拔进县城，刷政绩的时候。权力的小小任性，那是有权不用枉做官。
换句话说，农民在A时间，并不能知道B时间我（公社干部）会交上去多少粮食，而导致他们在C时间粮食不够吃只能吃杂合面。这是个负反馈。
但这种任性也是有限度的，当真的需要交粮食给县里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实际了（从一次博弈到多次博弈）。
农民同样在多次博弈中学聪明了。既然A时间不决定能吃到多少粮食。你在B时间斗争，才能保住口粮，那为什么不在A时间节点少花点力气，养足力气精神在B时间节点和征粮官大战三百回合呢
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
1970-1978年，名义粮食产量从大约4400多亿市斤，增加到大约6000多亿市斤。但是统购征粮的完成目标始终堪堪完成755亿斤，70年代数次试图增加区区10亿市斤（50万吨）的征粮，但一直不成功。
如果大家研究每个县的数据会发现是参差不齐的。但全国总量上却稳定了。这是因为政治压力-绩效动机，征粮到这个程度，大家都会 那边多点这边少点 “差不多得了”。
农民吃不饱、国家也征不到更多粮食来供应工业，妥妥的内耗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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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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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在A时间，由不能知道B时间我（公社干部）会交上去多少粮食，而导致他们在C时间粮食不够吃只能吃杂合面。
变成了
我（农民）在A时间，就能知道B时间我（农民）需要交上去多少粮食定数，而决定我（农民）自己在C时间能吃到多少粮食，产生的正反馈激励。
大包干后直接结果是内耗损失极大减少， 剩余粮食 急剧增长，农民给国家的粮食，从755亿斤，在几年内就增加到2900亿斤，而且本来可以更多，是国家粮库装不下，出现农民卖粮难了。（1984年国家粮库装不下的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是1951年土改分田完成户户单干的第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