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和刘的最后一次谈话，在人民大会堂，时间是1967年1月13日晚上。

整场谈话不到一个小时。

刘对那场运动十分不理解。他坚信“新民主主义路线”。认为中国太落后，要鼓励人们发家致富，发展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

他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政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中国未来绝不可能出现什么资产阶级，即使出现了，我们到时候再限制他们就是，这就相当于把猪仔养肥了再宰。

刘少奇是个坦诚的人，以上观点是他一如既往的真实想法。

建国初期，刘在天津职代会上，为了稳住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刺耳的论断。

比如，他说了“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而是太少。因为资本主义不发展，工人才痛苦”、“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资本家不是斗争对象，是联合对象”、“工人阶级是要作大事的，胸怀要大”等等。

50年代，山西省委提出农村出现的贫富分化的问题，刘并不认同，并对山西省委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他提出：

“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们发展到一定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比如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

有人问“党员成了富农怎么办？”

刘明确回答：

“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即使将来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

这场深夜谈话，刘少奇完全不能理解毛主席的想法，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这场运动”，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

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对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论”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

过了好一会儿，主席语重心长地说：

“认真地读几本书吧，德国人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人梅特里写的的《机械人》，值得一读。还有中国的《淮南子》。”

这三本书，前两本主要是批判“机械唯物主义”的。

机械唯物主义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却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解释世界，看不到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或者只是承认机械的联系和机械的运动，因而表现出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征。

比如少奇同志看到党员变富农时所说的“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就是十分机械的理解。

问题是大量党员发家致富，根本就不可能将他们开除出党，造成事实上的企业家党员。难不成把他们都开除不成？

再比如“资本”问题，资本绝不仅仅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物体，资本代表着一种“生产关系”，像病毒一样在整个社会蔓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会向上层建筑蔓延扩展。

资本一定会在党内寻找代理人，这个时候资本就已经变化了，权力也就已经变质了。也就是说，“资本”不是任人宰割的“静止的肥猪”，资本长大了就不是谁想收拾就能收拾的了的。

这也就是毛主席推荐刘少奇读《淮南子》的原因，其中蕴含的基本哲学思想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变化是无穷无尽的。毛主席认为，人类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一固定目标上，具体到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中国人，不可能人人都当老板，一定是大多数人靠劳动吃饭，极少部分人靠资本发财。

当资本染指政治、控制舆论、操纵房价、左右教育的时候，我们的党还怎么维护“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其实，早在和刘少奇深夜谈话前一年，毛主席就在井冈山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21世纪，凤凰卫视记者采访刘夫人：

“夫人，您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刘夫人沉思片刻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别人看不到、看不清事情的本质，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时候，他能够看到、看清楚本质，并且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毛主席是伟大的；少奇同志何尝不是坦诚的，亦可以说是倔强的。

历史开了一场玩笑，却影响了两个人的一生。

1922年8月，两个年轻人在长沙清水塘会面，他们一个是从俄国中山大学毕业回国的高材生，另一个则是领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干部，他们一个24岁，一个29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准备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当毛泽东领导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讨蒋通电》时，刘少奇也毫不犹豫的发动湖北工人纠察队和湖北总工会一起发出通电，和毛泽东进行呼应。

在大革命的低谷时期，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创办了我党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而刘少奇也在危难之中赶往天津，开始了在白区的工作生涯，在敌人的心脏处恢复和发展被敌人破坏的地下党组织。

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自豪地向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介绍说：“这是刘少奇同志，很早的党员，中央委员，党内著名的工人领袖。”

这样的场合，再配上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那自信和振奋的面孔，我们不由得为那段岁月而心生向往。

1937年，在少奇同志面对铺天盖地的压力，被别人指着鼻子的责骂时，毛主席挺身而出，明确指出：“少奇的报告，是基本正确的······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1939年，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称赞：“写得很好，很重要，应尽快发表。”

1943年，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提出了一句话：“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毛主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而刘少奇同志则担任副主席。

然而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出现了分歧。

即便这样，在1959年的人代会上，毛主席依然支持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曾主动问起：

“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主席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然而，1961年的中央会议，刘少奇暗示了对“三面红旗”的不赞同。而毛主席向来对“三面红旗”看的很重，认为这是能够带领中国进入共产主义的必要手段，刘少奇的这一番话也就是挑明了他与毛主席之间的分歧。

1964年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春节军民联欢会

1964年政治局开会，小平对主席说：

“如果工作忙可不必参加。”

毛主席坚持要参加。刘少奇又加了一句：

“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一个不让参会，一个让参加却不让说话。

第二天，毛主席早早拿着党章和宪法坐到会场上，一开场就申明：

“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

毛主席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据说在场的许多军队将领都站出来为毛主席撑腰。

主席转身离开了会场。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他们的合作是中国人民大团结的需要，他们的分歧也是中国社会分化的必然。

1967年，毛刘的深夜对话，主席是坦诚的，少奇也是倔强的。我相信，他们都没有私心，他们都希望中国强盛，只是强盛的路线不同。

但是，今天看来，“肥猪”不听使唤。口子开了，还能收回来吗？

我更加相信教员的高瞻远瞩：

“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关于资料「链接：https://pan.xunlei.com/s/VNq2xSJ2ZVwS0oRu67kanW__A1?pwd=54p3#

是的

当年18个手印摁下去的小岗村

只用了40年就脱贫了 这时候北京奥运会才刚过去十年呢

1960年，开始精简城市人口后，约1600万城镇职工和4000万知识青年被赶到农村，这导致一种神奇的现在，在人民公社时期，我国农村人口和农村人口占比都呈上升趋势，这就是所谓的前三十年工业化的基础吗？

至于农业人口比例的下降，基本上是知青回城之后的事情了，农村总人口下降，都是新世纪的事情了，中国农村向来是人多地少的，要想提高农民收入，必须让农民进城，减少农村人口，农村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是谈不上什么致富的。

至于某些答主提到的051型驱逐舰，是以苏联56型平静级驱逐舰为母型研制，动力技术也是引进自苏联，反舰导弹原型也是苏联的P-15“白蚁”高亚音速战术飞航式反舰导弹，但是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引进的技术缺乏完整性，所以导致该项目延期了很长时间，到1975年才正式定型。

军方对该舰的评价是很低的，缺乏有效的防空、反潜火力，结构设计落后，防水隔舱少，机舱间缺乏防护，没有完善的空调设备与三防系统，通讯和电子设备落后，没有餐厅，居住性欠佳，通讯和电子设备也不行，基本属于战后初期的设计水平。

于是改革开放后，又从英法引进技术，捣鼓了好长时间，到1990年，这才搞出来了051G1/G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是湛江舰，1990年正式入列，这已经不能说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产物了。不过由于对051型的设计缺陷太多了，所以很快就转向研究新舰了。

然后研发的是052型驱逐舰，动力系统是美国的技术，后来改为采用乌克兰的技术，防空系统是俄国人帮忙设计的，这是现代级交易的一部分，所以052B型驱逐舰又被称为中华现代，真正全舰队完成国产化，都要等到2010年下水的052C型驱逐舰了，这时候人民公社已经解散三十年了。

其实1980年前后的中国海军，比阿根廷、巴西强不了多少，阿根廷、巴西都有航母，还有布朗海军上将级驱逐舰，尼泰罗伊级训练舰，虽然都是外国的技术，外国的核心零部件，运回国内组装的，甚至直接是在外国建造（改装）的，但是国内几艘驱逐舰也差不多，谁也别笑话谁了。

中国海军技术真正突飞猛进，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国家财力增强，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技术，然后在西方和俄罗斯、乌克兰技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这才有了现在的国防成就，这和人民公社有啥关系？

如果早点解散人民公社是不是农民就可以早点富裕了？？？

凭什么早点富裕？天上会掉馅饼？

一个数据：

达到全国平均亩产近百公斤的中国，已经是农业社会巅峰，也触及了农业社会的天花板。

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第二个数据：

人民公社解体前后，全国平均亩产达到了两百公斤上下。

某些十指不沾泥，别说走田坎、见也没见过两条的人，一直在以“大跃进”来嘲讽人民公社，思维方式却和“大跃进”的思想基础一模一样：

只要老农有积极性，无限制地增加人力投入、按传统方法精管细作，密植深耕，就能无限地提高单产……

不知道：突破天花板是小农经济的自耕农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工业化和科技的帮助，再高的积极性、再精细的耕作，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也突破不了100公斤。

提醒一下：

农民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NPC”，点一个什么键就什么都知道了，明白了，学会了，使用了……如果没有基础教育体系、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等等……农民就无从知道、明白、应用新技术新品种；碎屑化的小农因为在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中极为弱势、极为脆弱，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投入+风险”与“预期收益”明显失衡，就会对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毫无兴趣。

解放后这段时期“恢复性”增长之后，因小农经济与体系协作的不兼容，当年的“小农经济”绝不可能有如此长远眼光，自觉自愿地勒紧裤带地“超前发展”供养一大批“小农”眼中的“闲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民技术员），自然也不可能有后来“两杂”等众多良种、技术的成功推广和应用。

单凭水利建设和“深耕”“密植”这些传统手段突破农业社会天花板绝无可能。

而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很多人都很容易犯一个错误，或者忽略一个关键：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是一个系统性工作。

所以，我的文章始终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

虽然现代农业实质上就是化学农业、钢铁农业，但是，我所讲的“农业的工业化”并不仅仅是某些人所理解的单纯农药、化肥、农机等的增长。“工业化”首先是一场社会革命，是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经济结构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其中不仅应包括农机农膜普及、良种推广在内的农科研发推广，农民识字率等等，对旧的农业农村体系（如宗族制度、地主制度等）的摧毁和破坏也必须列入其中；这些将直接决定新的农村组织结构、农业水平和产业结构。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个人认为，就中国而言，自1949年至今平均亩产增加的300公斤中，单纯化肥因素约占30%（±10%），单纯良种因素约占20%（±10%），单纯水利因素约占10%（±5%），单纯其它因素（包括高厢垄作免耕轮作预留行间套作肥水管理在内的耕作制度改革，和农药、农膜、农机等）10%（±5%），多因素综合作用（包括化肥、良种、水利、农膜、农机、农药、肥水管理耕作制度改革等）因素约占30%（±10%）。

所以

关于前三十年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不仅要谈水利、良种、农机、化肥……更要谈“农业的工业化”，谈“体系”。

谈水利时

我们不仅要谈红旗渠谈8.6万座水库、300多万公里大小河渠、16.5万公里各类堤防、220万口配套机井……还要谈“长藤结瓜”式灌溉体系，还必须谈“农田水利体系”在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时的巨大作用。

“长藤结瓜”农田水利工程体系始于白起渠，其微型模式首创于大寨——山头最高处是水源涵养林，围绕水源涵养林建集水沟，顶层蓄水池建在顶层梯田高处，集水进入顶层蓄水池用于旱时灌溉顶层梯田；顶层梯田雨水则汇集进入下层蓄水池用于旱时灌溉下层梯田……其要点在于引、提、蓄、灌、排结合，堰、渠、库、塘、管相连，因地制宜，灌区可大可小但灌区内所有水利工程和水源涵养林等均纳入一个体系内综合考虑。渠首似根，渠道似藤，灌区内的池（塘、库）好似结在藤上的瓜，因而被形象地称为“长藤结瓜”。这种模式非常适宜于无力或无法建水库和地形破碎的地区，经水利部总结并在黄土高原和山区丘陵区大力推广。

谈良种时

不仅要谈袁隆平和杂交水稻，还要谈全国三次水稻品种大更新，还要谈李登海和李振声，还要谈全国玉米、小麦、棉花、油菜等各作物的历次品种大更新；更应认真谈一下品种大更新和“良种良法配套”的基础——包括良种更新提纯推广体系在内的农技推广体系。

我亲手实施的验证试验也证实了：如果没有密度、肥水管理等耕作制度改革……等配套措施，杂交玉米对老品种并无太大优势；单以单株产量论，紧凑性品种大多还不如优秀老品种；如果没有生育期、肥水管理等耕作制度改革……仅有杂交水稻一个变量时，同样增产能力非常有限。

甚至——

还应谈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

我在包括制种在内的多年农村基层工作中就有所体会：如果是高中毕业生，对花期调控、去杂去雄等概念的理解领会，对新事物的接受、学习就要快得多。当然也有励志的例外，但个例代表不了现实。文盲在工业社会只能是累赘，学历高者成就高才是普遍、正常的现实。

甚至——还应谈农村基础医疗体系……

农村基础医疗体系（“赤脚医生”体系）除农村健康、防疫等方面的作用外，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与“农村基础教育体系”、“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等共同促进了农村社会工业化，冲击了旧思想旧观念，推动了社会组织结构、思想意识的转变。题外话：传统农业社会绝大多数农民若非征发、战乱、饥荒等迫不得已的情况，极为重土畏迁，如果没有思想意识的转变，民工潮也很难出现，且出现得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

如果“早点解散人民公社”，没有以上“农业的工业化”和“体系”，再高的积极性、再精细的耕作，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也突破不了100公斤。别说什么“是不是农民就可以早点富裕了”，即使完全不提取工业建设资金也未必能吃得上饭，更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基础和本钱。

不能割裂“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

所以

以“一间破房子，一两个老师”教学质量差，“赤脚医生”就是蒙古大夫草头郎中，水利工程就是草菅人命简陋不堪，“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就是农民瞎指导农民，“揶揄妄图拿公兔给母羊配种”……来攻击、指责前三十年的，不仅仅是穿上新买品牌衣服就指责幼时妈妈手缝衣服又丑又不合身的人品问题，而是既蠢又坏。

“一间破房子，一两个老师”就意味着一群孩子不再是睁眼瞎，物理化学生物课本那怕只是翻一翻，看看插图公式，也埋下了科学的种子。能一知半解、模模糊糊地知道医学和巫术是有区别的，知道喝开水讲卫生、生病生孩子要找赤脚医生，知道农药化肥良种农机是有用的，知道“科学”能够并且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创造了很多美好，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广阔无垠的，知道除了祖辈的生活方式之外还有其它生活方式，知道命运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就是乡村改变的潜在萌芽。甚至，如果其中有人能“知识改变命运”，即使只有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在极庞大基数之上也是非常多的科技人才来源；更关键的是，这些人又将反过来进一步催发其他“潜在萌芽”，积极、广泛、深层地推动原本落后封闭的乡村发展、改变。如果没有切身感受不能理解这些，可以去看看刘慈欣的《乡村教师》……这就是海量、普惠、“低质”的“农村基础教育体系”远远胜于少数精英教育之处。更何况，与长期拖欠工资（补贴）的8、90年代同层次乡村教育和现在的“快乐教育”相比，还未必算低质。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四级农科网”的基础——数百万不脱产、不领工资挣工分、来自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农民技术员确实就是指导农民的农民。虽然和赤脚医生一样是矮子中选高个，也有“关系”问题，也有受教育程度低、素质良莠不齐的问题；但也有推广者兼具生产者双重身份，在来源、身份和利益上的完全一致和相互沟通毫无障碍的优势；通过培训、组织、协作等体系建设实现了超常的价值和巨大的作用（个人价值如李登海，集体价值如将水稻播期提早了约1个月）。所以一旦体系崩溃后，他们就只是一些农技水平较高的农民，如果自己不主动学习迟早也会泯然众人；所以一旦体系崩溃后，如今每年仍在下达“农民技术员”培训任务却在农技推广上难见成效（例如90年代四川的“旱地改制”就基本算完全失败）。

一旦体系崩溃后，不仅仅是上世纪80、90年代因政府财政困难和基层组织力大幅下降，小、微型水利工程无人管无人问的问题；不仅仅是群众“积极性高涨”后毁林、占湖、占河开荒，甚至屡有破坏水利设施，毁渠、毁塘、占（水）库“开荒”的问题；不仅仅是农田水利工程逐步失效破败，账面农机总功率（小型农机增加且转以运输为主）和账面灌溉面积仍在增加，抗灾防灾、稳产增产能力却锐减的问题……而是：即使在2003年确立“以工补农”政策、大力投资建设之后，大中小微各型水利工程资金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之后；农业生产上最抱怨的“五小水利”设施难建、难管问题却更为突出了，“长藤结瓜”等灌溉体系难以维持，“最后一公里问题”“农田水利毛细血管问题”成为最为严重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的小农经济天然就与“体系协作”不兼容；其实质是小农经济下农户经营的分散性、自我性，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背景下水利等农业设施和工作的不可分散性、公共性之间具有尖锐矛盾，农户土地过于分散细碎以致无法平衡利益、协调得失的问题。这个难题不是单纯由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几十次“组建专班排查整改”，或什么完善规章制度就能解决的；并且，不仅生产，民生方面如交通、饮水、卫生等基础设施也有相同的问题。

从农业农村发展而言，“包产到户”明显是失败的改革；只不过这个失败被国家整体改革的成功所掩盖，或者弥补了。

所以，同曾经的人民公社一样，“包产到户”同样是不合时宜，必须改革的对象。

春过雪消：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春过雪消：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为什么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农民的主体地位？

春过雪消：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春过雪消：农村的乡村振兴的根本怎么建设，农村的根本出路到底是什么?

春过雪消：为什么连续13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三农问题，但是农业却没明显的发展？

春过雪消：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春过雪消：就中国而言，近代到今最伟大的人是谁？

春过雪消：平常都说印度的缺点，有没有人普及一下印度的优点及优势？

春过雪消：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讨厌日本？单纯因为历史？

春过雪消：为什么一些人觉得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春过雪消：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一个政策或者法律，你会改变什么？

春过雪消：有哪些农业上的事实，没有一定农学知识的人不会相信？

春过雪消：中国整体的潜力有多大，尽头在哪里？

春过雪消：中美博弈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难道没有一个人发现，建立公社的原因本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建立人民公社之前，土改不过短短几年，就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分化

再重复一遍，建立人民公社之前，土改不过短短几年，就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分化。

你们难道没有注意到大佐们自己已经说过，集体化刻不容缓的一大原因：就是在土改分完田以后，没过短短几年，就发展出了大量的新富农、富裕中农，如果不通过集体化迅速遏制这种现象，任由他们发展下去，马上就会出现新的地主了。

这些所谓的新富农、富裕中农他们原来是什么人呢？他们原来都是无地的贫下中农，一无所有啊。

在土改分地之前他们是不是吃不饱饭呢？然后发生了什么呢？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了他们，也就是包产到户，那么他们是不是吃的饱饭了呢？答案是当然了，既然他们都已经成了新富农，那自然是不仅可以吃饱饭，而且我们的资料显示他们养起了牲口，有的还有了马车，甚至还有的开起了店铺、甚至雇佣别人当雇农。

这样的巨大变化发生在多长时间内呢？非常明确，从49年建国到58年公社化运动，满打满算，没有超过十年。也就是说，土改分田到户之后，短短不到十年时间，就可以让原来一无所有的贫下中农不仅吃饱了饭，而且养起了牲口、拥有了马车、店铺，甚至还搞起了雇佣劳动。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富裕起来了呢？难道是因为土改中他们分的地比别人多、比别人好吗？显然不可能，土改总体上还是很公平的，所有人都是在同样的基础上发展的。那么难道是因为这些人祖上就富有吗？这也不可能，他们很多人分到地之前，都是贫下中农，怎么可能有祖上的财产呢？那么难道是他们在富裕起来的过程中剥削了别人吗？我认为这也不对，既然大家都是分到了同样的地，怎么可能再进行剥削呢？

那么据说化肥、种子才是农业生产的第一生产力，那么难道是在建国以后的十年里，这些先富起来人有办法搞到比同村人更多的化肥、更好的种子吗？想想也不可能，毕竟当时的化肥工业根本都还没建立起来，大家都是用的相同的纯天然粪肥。

你看，土改实际上创造力一个这样的近乎完美的试验环境，大家互相之间既无土地多少的差异，也没有互相剥削，更没有科学技术上的区别，怎么有的人一旦分到地就迅速地富裕起来了呢？

就本问题而言，答案非常明确，根本不需要假设什么早点解散公社在。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在建立公社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相当富裕了起来。

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有的人富有了起来，有的人虽然同样分到了土地，几年过后日子还是很贫穷，甚至比分地之前更贫穷了！这也是历史事实。而这种贫富分化是不是不道德的，这才是争论的核心。既然别人是和你一样的条件分地之后富裕起来的，而你却很穷，他的富有是不是有原罪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这就不得不提我最近看到的奇文《实现农业 “两个飞跃” 的实践探索和经验启示》：

任何制度创设都有一定的时效性。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标志的 “第一个飞跃” 之所以能在总体上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就在于它发挥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机制中 “分” 的作用，明确了土地的收益归属，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在 “分” 了以后，如果没有强大的 “统” 作为依托，没有综合开发、规模经营这些发展现代农业所必需的经济技术措施和服务体系，那就只能维持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很难取得新的突破。小岗村 “一年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进富裕门” 的现实，已经清楚地诠释了这一点。
“大包干”后的近十年，是小岗人的 “黄金岁月”。 村里几乎所有上点年纪的人一提起那几年的光景，总是一脸幸福的神情，“粮价高，负担轻，人人都是一身劲”。 在小岗人的记忆中，日子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渐渐难过起来的， “有吃的没花的，手头总是紧巴巴的”。其实，在这种感觉的背后，小岗人面临的正是传统农业生产只能解决温饱而不能带来富裕的现实问题。一方面，受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影响，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而粮食价格却增长缓慢， 这就造成了农业增产不增收的窘境。另一方面，“大包干” 后的多年间，小岗村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和带头人，既没有条件在土地承包到户的基础上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也没有能力吸引资金、 兴办一家像样的村庄企业，结果 “大包干” 的带头人只能固守在土地上，沿袭着几千年来一家一户、单打独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样虽然也能解决温饱甚至达到低水平的小康，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逐步实现全面小康、进而达到共同富裕就显得格外缓慢和沉重了。
南街村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村民的生活状况虽然也有所改善，但这不是土地承包到户的结果，而是村民发挥毗邻县城、具有经商传统的优势，利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鼓励和支持农民经营家庭副业， 增加个人收入，活跃农村经济”的政策，迅速恢复发展个体工商业的结果。 然而， 正是个体工商业的恢复发展， 给南街村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困难。当村民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后，风险大、 效益低的农业被冷落了。 面对刚刚承包到户的土地， 村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没有了， 种 “卫生田”，不施肥、不浇水、不管理的增多了，有的干脆把土地转包给亲朋好友， 更有甚者长期弃耕撂荒。即使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也遇到了集中统一经营时不曾遇到的特殊困难。正如有村民所说 “分完地，有些家的产量提高了，可多数家还不如从前。因为地里的活，你怪贴身，没那技术不行……就那一点地，家里啥农具都得有，你不添就没的使，可添了又不值。大队的拖拉机搁那儿闲着，后来改成了推土机；农机队有机器也用不着，因为地块太小，后来干脆解散了。”就这样，南街村在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农业不是获得了快速发展，而是陷入了全面萎缩的境地。同时，承包给个人经营的两个村办企业的发展也不理想。 群众给承包者干活，应该得到的工资不能兑现，白白辛苦一年 承包者应该上缴国家的税金、应该上缴集体的承包款都没有上缴，钱全装进了个人腰包；群众怨声载道，以为干部从中搞了鬼， 党支部的威信一落千丈。面对如此形势，王宏斌和南街村党支部一班人再次走到了 “分” 还是 “合” 的十字路口。

然后呢，作者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并不是消极被动的， 它对生产力有着能动的反作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小岗村之所以冒着巨大政治风险， 分田到户搞单干， 就在于人民公社的制度藩篱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后来，中央之所以肯定小岗村的做法并在全国推广，就在于家庭承包经营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可以容纳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南街村的发展也是一样。当家庭承包经营在全国农村刚刚推行、 大显成效的时候， 南街村却把村民承包的土地收归了集体， 原因就在于土地承包后南街村的农业不是变好了，而是变糟了；当全国不少农村的集体企业都在搞产权制度改革、由股份化而私有化的时候，南街村却依然坚持着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原因就在于集体经济最能适应南街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这就启示我们，新时代要补齐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四化同步” 最突出的短板———农业现代化，就必须根据农业生产力发展现状，适时调整农业生产关系。 “农业部调查表明，从我国资源禀赋和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一年两熟地区户均耕种五十至六十亩、一年一熟地区户均耕种一百至一百二十亩，就有规模效益。”但是，“ ‘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是我国许多地方农业的真实写照”。为改变农村土地过于分散的状况，这些年各地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不变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多种多样的农业经营新形式，实现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置并行，提高农业经营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的水平。

这下实用主义占领高地，小岗村和南街村辩证统一了。

相较于乏善可陈的小岗村，集体资本主义的标杆南街村其实更值得说道。冯仕政在他的文章《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中指出，南街村的发展一是靠靠外来劳动力：

南街村企业大量雇用外来劳动力。从现在掌握的数据来看 早在1985年 即重新集体化后的第二年 南街村集体企业就开始雇用外工；到1990年 外工开始超过内工（即南街村籍工人），此后两者的比值越来越大（参见邓英淘等1996：53）。在2000年调查时，南街村约有外工8073人，而内工只有1789人，二者之比值约为4∙5；外工中83∙1％从事体力劳动6∙7％从事营销、办公室职员、保安等服务性工作6∙9％从事技术工作（其中4∙9％为初级技术人员），从事部门副经理、车间副主任以上管理工作的只有2∙5％。刘倩（2004：50）的调查也显示，南街村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部门经理、车间主任正职以上干部只能由村民或荣誉村民担任。截至1999年1月1752名南街村籍职工中40％担任车间主任以上管理职务 其余本村籍职工要么从事如业务员等收入较高的工作 要么从事比较轻闲的工作 如仓库保管员、治安员、门卫等 绝少在一线从事体力劳动。
表2显示的是1996—1999年南街村村民和外工的收入分配情况。从中可见外工的月均工资非常低 分别只有174、187、186、262元。单论工资，外工甚至高于内工（相应年份分别为152、160、165、195元）。但南街村的分配模式是“低工资、高福利” 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福利上而不是工资上。如果加上福利部分 外工与村民的收入差距马上显现出来：村民分别是外工的2∙3、2∙6、3∙3、2∙3倍（见表2）。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收入差距并不等于外工与村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一是这一收入差距中未计入住房。南街村虽然也给外工提供6人或8人一间的集体宿舍 但条件比起村民公寓来说要差得多。二是村民及其子女还免费享受医疗、教育等多种集体福利 而外工则无权享受。这些福利虽不体现为收入 但却是生活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靠银行贷款：

南街村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个动力来自银行贷款。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 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笔者了解到南街村6个年份的银行贷款情况。比较一下南街村在这6年的银行贷款、总产值和利税就可以发现（见表3）：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此外，前面表1已经指出，南街村“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只有全国的48％ “每百元营业收入占用的流动资金”却超过全国22％。这些事实都说明，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
其实 银行贷款对南街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南街村本身也不否认。早在1988年 南街村就利用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了基础。王宏斌回忆说：由于当时“抓住了信贷资金，发展了集体经济，我们南街才有今天的繁荣”。1992年，王宏斌甚至在临颍县“奔小康”先进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号召“不要怕贷款” ，“上二年社会上有这种说法：‘光看南街发展 甭看南街贷款’。的确，南街是靠贷款发展起来的，没有银行贷款，就没有南街的今天……我想同志们要有心把村办企业发展起来必须得破除小农意识 不要怕贷款。”

这里有几个点值得说一下。

其一是外来劳动力的低工资，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部门对全国农民工工资调查资料，1998年农民工平均月工资587元，折算成年收入约为7000元，同期，南街村开出的工资仅为其三分之一不到。然而南街村依然不断劳动力进入南街村工作，作者认为，这是因为青年农民工需要一个社会化的准备过程：

这些正是与“见习劳动力”身份相符的人口学特征。这样一些“见习劳动力” 由于年龄尚小、未婚 自己没有妻儿需要负担，父母对其获取收入的期望亦较低，故“愿意”也能够忍受奇低的工资。2000年调查证实，只有10∙4％的父母非常希望或比较希望子女在南街村挣钱以补贴家用53％的家庭期望“一般” “比较低”或“很低”的达到36∙6％。对很多家庭来说 送子女到南街村打工 主要目的还是让其完成本该在学校里完成的预备社会化 而不是挣钱。显然 这样一种以成长而不是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见习劳动力”。
一旦长大便要立家，立家便要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为挣钱而工作 南街村这份低收入的工作便不再适合他们 于是离开南街村成为必然的选择。这又造成了南街村外工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高流动率。从南街村劳资处提供的数据来看，在1996—1999年，外工每年要流失1/3到1/2。虽然流失率非常高 但南街村的劳动力结构和工资结构并不会因此而维持不下去 因为 第一，农村庞大见习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南街村总能招到足够多的工人 以填补流失的劳动力的空缺；第二，南街村的主要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如面粉、方便面生产等），工人稍加培训即可上岗，既不会因培训而增加费用，也不会因之而耽搁生产。

在这里南街村无疑扮演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跳板”，而这样的角色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历程中应该相当普遍。

另一方面，是南街村的“低效问题”。作者认为南街村能得到巨额贷款主要是因为沾领导视察的光，所以银行舍得给南街村贷款。但是如果南街村自己没有“造血”能力，也玩不转贷款，只会把银行和自己吃垮。对于“低效”问题，其实作者自己就给出了答案：

南街村在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比如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9年办南街村高中投资3000万元，等等。以南街村的经济表现和贷款使用方向，从商业角度来看，银行连续多年向南街村大规模放款让人非常费解。

作者认为这“难以理解”，但这恰恰说明了南街村为何“低效”，如果我们换一个说法——“地方债”，是不是就更好理解了？没错，无论是剥削外来劳动力，还是贷款驱动，南街村走的是和中国各地方城市异曲同工，但是略有自己特色的城市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在今天一些人将南街村对小岗村视为集体化对分田单干的胜利，但从更本质而言，是城市对农村的胜利——“小岗村”们负责输送劳动力，而“南街村”们负责接收。不过，南街村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快车也的确离不开再集体化初期的积累，这不可不谓历史的讽刺。

直至今日这种对比依然很明显。

北大荒集团入关小岗村土地流转，还整上了“红色旅游贷”：

南街村则开始了网红直播带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