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朝鲜的富裕一定是板上钉钉了！因为金正恩已经指出“最近为了提高农场员的生产欲望， 在分组管理制中实施了圃田担当责任制”
“圃田担当责任制”把 “分组”再细分为3-5名成员,并让他们承包一定的农地进行耕耘。从种植到收割以及碾米,均由承包农田的农民独立完成,并按其收成扣除应该上交国家的部分,剩余产品全部归于农民。
相信不久之后，我们就能在朝鲜的教科书上看见
圃田担当制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把土地长期包给各分组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农民形象地说：“交够国家的，留足农场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热烈拥护圃田担当制，生产欲望大大提高，农业连年获得丰收。
在中央的支持和倡导下，圃田担当制逐步在全国推开，到主体某年，已基本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圃田担当制的实行，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带来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均有很大提高。随着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农村乡镇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为农民致富和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不开玩笑了，问题是你解散了公社，农民也没有富裕啊？所谓先富起来情况是这样的
由于價格上漲和市場自由化，高家村大多數人家的日子都比以前寬裕了些，但即便這樣，種田並不能讓這個地區的農民真正富裕起來。高家村只有一戶人家真正過上了富裕的生活，但他家的錢不是靠種田賺來的。他叫高漢正，高漢正本不是高家村人，1967年他隨母親改嫁到高家村並改姓“高”。高漢正獲得了親叔叔的幫助，通過叔叔在景德鎮的關係，得到一些建築合同。作為包工頭，他使用廉價的農村勞動力，靠吃差價賺錢發了大財。1991年，他在高家村建起了一幢三層的高大住宅，造價約七萬元人民幣。房子是鋼筋水泥結構，有寬大的玻璃窗，朝南的、可供夏天乘涼的大陽臺。這是高家村有史以來的第一幢高大建築，高家村的人為他們的養子感到十分驕傲，說他為村子掙了面子。曾經除了捉弄人便一無是處的逃學頑童，現在卻成了村裏的重要人物，在所有隆重的宴席上，他都會被請去坐貴賓席。
官田村委會由徐家村、曹家村和高家村組成，村委會裏最富裕的家庭並不從事農業生產。除了徐醫生，還有兩位富人是徐國華和徐先真。徐國華有錢，是因為他經營著當地的農藥化肥買賣，代政府賣化肥農藥給農民。他有權決定賣什么、賣給誰、以什么價格賣。他可先以某種價格從公家購得這些寶貴的商品，再以另一種價格把它們賣給農戶。他能肆無忌憚地這麼做，不但因為徐家村在這三個村子中勢力最大，而且還因為本地當權者對他的生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是徐先教的兒子，而徐先教是鄉政府的副鄉長。
徐先真的致富方式和他的同村老鄉大同小異，他為政府經營著一家棉花收購站。徐先真在公社時期是一位棉花質量評級員。80年代以來，商業化和私有化政策使得他壟斷了本地的棉花業務，當村民向國家出售棉花時，他們的棉花必須被評出一個等級，因為不同等級的棉花有不同的售價。唯獨他有權力對出售棉花進行評級，因此，在購買棉花時，他可以將棉花定成偏低的等級，而在出售給國家時，他又可以拔高棉花的級別，以高價賣給國家。
而且解散公社后，还扩大了农民的负担，便利了基层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
我们查阅了当年的一些资料，结果发现，一九五二年，中央有着明确规定，每乡脱产干部限定三人。即便是以后，扩大了乡的行政区划和设置机构，乡政府各委员会委员也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担任，均为不脱产人员。加上当时政令畅通，纪律严明，世风日上，脱产、半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大家基本上能上能下，能出能进，能官能民。可以说，从五十年代初直到八十年代初，乡镇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皆由县财政拨款，乡镇政府无权也无钱增设机构或供养编外“帮办”。就是在公社化时期，相当于目前乡镇一级的人民公社，实行的是政社合一的体制。当时，……政、武装、经济合为一体，领导班子除了公社……委书记、公社主任、若干副职、武装部长、团委书记、妇联主任以外，便是“八大员”：农机管理员、畜牧管理员、水利管理员、农技推广员、林业管理员等。当时的农村机构还是非常精干的。
农村实行了“大包干”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在历时三年的“撤社建乡”的工作中，全国五万六千个公社改制为九万二千个乡镇。可是，人民公社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随着这种改制的结束，“集体经济”名存实亡，还由于乡镇机构和人员的迅速膨胀，以至失控，使得农民负担的问题不仅“浮出水面”，而且日益突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建立了乡镇财政，国家允许乡镇政府可将乡镇企业上缴的利润和管理费、各种集资和捐款收入以及各种罚款收入，都作为乡镇财政的自筹收入，这就为乡镇任意增设机构与人员，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的“三乱”打开了方便之门。
随着一系列“分权让利”趋向很强的改革措施以及“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的相继出台，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利益关系，于是那些拥有国家权力又“分兵把守”农村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部门，便迅速成为既垄断权力又追求利盖的行为主体。我们的干部一旦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与民争利的事就不可避免了。
到了一九九0年，仅由国务院各部委下达文件可以向农民征收的各种项目就高达一百四十九项之多！
上行下效。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由于利益的驱动，收费项目越来越多，收费范围越来越广，收费标准越来越高；县乡两级政府更是乘着上级众多部门收费的便车，加码收费。由于管理上没有约束与制衡，许多本来属于政府部门工作范围之内的事，为了收费获利，也都紛紛成立了专门的事业单位，并聘请“帮办”。
是谁消耗掉了农村改革的成果？——无限膨胀的机构和无限增加的官吏！
八十年代是中国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分流工作力度最大的时期，但它又恰恰正是县乡机构和人员增长最快的时期。
我国在编的党政机关干部，一九七九年是二百七十九万人，一九八九年则上升为五百四十三万人；其中上升最快，几尽失控的，当数县乡两级。县乡两级的机构与人员，在这种不断的精简之中至少增长了十倍！到了一九九七年，我国在编的党政机关干部便达到了八百多万人，而增加的干部人数与同期国有企业下岗人数一百二十六万九千人大体相当；这期间县乡两级机构和人员的飙升更是空前的。
到了九十年代情况甚至演变成，逼出了农村的马列主义者重走革命老路
发布于 2024-07-09 18:53・IP 属地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