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不得不提我最近看到的奇文《实现农业 “两个飞跃” 的实践探索和经验启示》：
任何制度创设都有一定的时效性。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标志的 “第一个飞跃” 之所以能在总体上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就在于它发挥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机制中 “分” 的作用，明确了土地的收益归属，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在 “分” 了以后，如果没有强大的 “统” 作为依托，没有综合开发、规模经营这些发展现代农业所必需的经济技术措施和服务体系，那就只能维持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很难取得新的突破。小岗村 “一年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进富裕门” 的现实，已经清楚地诠释了这一点。
“大包干”后的近十年，是小岗人的 “黄金岁月”。 村里几乎所有上点年纪的人一提起那几年的光景，总是一脸幸福的神情，“粮价高，负担轻，人人都是一身劲”。 在小岗人的记忆中，日子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渐渐难过起来的， “有吃的没花的，手头总是紧巴巴的”。其实，在这种感觉的背后，小岗人面临的正是传统农业生产只能解决温饱而不能带来富裕的现实问题。一方面，受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影响，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而粮食价格却增长缓慢， 这就造成了农业增产不增收的窘境。另一方面，“大包干” 后的多年间，小岗村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和带头人，既没有条件在土地承包到户的基础上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也没有能力吸引资金、 兴办一家像样的村庄企业，结果 “大包干” 的带头人只能固守在土地上，沿袭着几千年来一家一户、单打独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样虽然也能解决温饱甚至达到低水平的小康，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逐步实现全面小康、进而达到共同富裕就显得格外缓慢和沉重了。
南街村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村民的生活状况虽然也有所改善，但这不是土地承包到户的结果，而是村民发挥毗邻县城、具有经商传统的优势，利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鼓励和支持农民经营家庭副业， 增加个人收入，活跃农村经济”的政策，迅速恢复发展个体工商业的结果。 然而， 正是个体工商业的恢复发展， 给南街村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困难。当村民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后，风险大、 效益低的农业被冷落了。 面对刚刚承包到户的土地， 村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没有了， 种 “卫生田”，不施肥、不浇水、不管理的增多了，有的干脆把土地转包给亲朋好友， 更有甚者长期弃耕撂荒。即使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也遇到了集中统一经营时不曾遇到的特殊困难。正如有村民所说 “分完地，有些家的产量提高了，可多数家还不如从前。因为地里的活，你怪贴身，没那技术不行……就那一点地，家里啥农具都得有，你不添就没的使，可添了又不值。大队的拖拉机搁那儿闲着，后来改成了推土机；农机队有机器也用不着，因为地块太小，后来干脆解散了。”就这样，南街村在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农业不是获得了快速发展，而是陷入了全面萎缩的境地。同时，承包给个人经营的两个村办企业的发展也不理想。 群众给承包者干活，应该得到的工资不能兑现，白白辛苦一年 承包者应该上缴国家的税金、应该上缴集体的承包款都没有上缴，钱全装进了个人腰包；群众怨声载道，以为干部从中搞了鬼， 党支部的威信一落千丈。面对如此形势，王宏斌和南街村党支部一班人再次走到了 “分” 还是 “合” 的十字路口。
然后呢，作者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并不是消极被动的， 它对生产力有着能动的反作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小岗村之所以冒着巨大政治风险， 分田到户搞单干， 就在于人民公社的制度藩篱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后来，中央之所以肯定小岗村的做法并在全国推广，就在于家庭承包经营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可以容纳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南街村的发展也是一样。当家庭承包经营在全国农村刚刚推行、 大显成效的时候， 南街村却把村民承包的土地收归了集体， 原因就在于土地承包后南街村的农业不是变好了，而是变糟了；当全国不少农村的集体企业都在搞产权制度改革、由股份化而私有化的时候，南街村却依然坚持着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原因就在于集体经济最能适应南街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这就启示我们，新时代要补齐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四化同步” 最突出的短板———农业现代化，就必须根据农业生产力发展现状，适时调整农业生产关系。 “农业部调查表明，从我国资源禀赋和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一年两熟地区户均耕种五十至六十亩、一年一熟地区户均耕种一百至一百二十亩，就有规模效益。”但是，“ ‘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是我国许多地方农业的真实写照”。为改变农村土地过于分散的状况，这些年各地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不变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多种多样的农业经营新形式，实现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置并行，提高农业经营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的水平。
这下实用主义占领高地，小岗村和南街村辩证统一了。
相较于乏善可陈的小岗村，集体资本主义的标杆南街村其实更值得说道。冯仕政在他的文章《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中指出，南街村的发展一是靠靠外来劳动力：
南街村企业大量雇用外来劳动力。从现在掌握的数据来看 早在1985年 即重新集体化后的第二年 南街村集体企业就开始雇用外工；到1990年 外工开始超过内工（即南街村籍工人），此后两者的比值越来越大（参见邓英淘等1996：53）。在2000年调查时，南街村约有外工8073人，而内工只有1789人，二者之比值约为4∙5；外工中83∙1％从事体力劳动6∙7％从事营销、办公室职员、保安等服务性工作6∙9％从事技术工作（其中4∙9％为初级技术人员），从事部门副经理、车间副主任以上管理工作的只有2∙5％。刘倩（2004：50）的调查也显示，南街村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部门经理、车间主任正职以上干部只能由村民或荣誉村民担任。截至1999年1月1752名南街村籍职工中40％担任车间主任以上管理职务 其余本村籍职工要么从事如业务员等收入较高的工作 要么从事比较轻闲的工作 如仓库保管员、治安员、门卫等 绝少在一线从事体力劳动。
表2显示的是1996—1999年南街村村民和外工的收入分配情况。从中可见外工的月均工资非常低 分别只有174、187、186、262元。单论工资，外工甚至高于内工（相应年份分别为152、160、165、195元）。但南街村的分配模式是“低工资、高福利” 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福利上而不是工资上。如果加上福利部分 外工与村民的收入差距马上显现出来：村民分别是外工的2∙3、2∙6、3∙3、2∙3倍（见表2）。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收入差距并不等于外工与村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一是这一收入差距中未计入住房。南街村虽然也给外工提供6人或8人一间的集体宿舍 但条件比起村民公寓来说要差得多。二是村民及其子女还免费享受医疗、教育等多种集体福利 而外工则无权享受。这些福利虽不体现为收入 但却是生活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靠银行贷款：
南街村经济高速增长的另一个动力来自银行贷款。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 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笔者了解到南街村6个年份的银行贷款情况。比较一下南街村在这6年的银行贷款、总产值和利税就可以发现（见表3）：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此外，前面表1已经指出，南街村“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只有全国的48％ “每百元营业收入占用的流动资金”却超过全国22％。这些事实都说明，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
其实 银行贷款对南街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南街村本身也不否认。早在1988年 南街村就利用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了基础。王宏斌回忆说：由于当时“抓住了信贷资金，发展了集体经济，我们南街才有今天的繁荣”。1992年，王宏斌甚至在临颍县“奔小康”先进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号召“不要怕贷款” ，“上二年社会上有这种说法：‘光看南街发展 甭看南街贷款’。的确，南街是靠贷款发展起来的，没有银行贷款，就没有南街的今天……我想同志们要有心把村办企业发展起来必须得破除小农意识 不要怕贷款。”
这里有几个点值得说一下。
其一是外来劳动力的低工资，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部门对全国农民工工资调查资料，1998年农民工平均月工资587元，折算成年收入约为7000元，同期，南街村开出的工资仅为其三分之一不到。然而南街村依然不断劳动力进入南街村工作，作者认为，这是因为青年农民工需要一个社会化的准备过程：
这些正是与“见习劳动力”身份相符的人口学特征。这样一些“见习劳动力” 由于年龄尚小、未婚 自己没有妻儿需要负担，父母对其获取收入的期望亦较低，故“愿意”也能够忍受奇低的工资。2000年调查证实，只有10∙4％的父母非常希望或比较希望子女在南街村挣钱以补贴家用53％的家庭期望“一般” “比较低”或“很低”的达到36∙6％。对很多家庭来说 送子女到南街村打工 主要目的还是让其完成本该在学校里完成的预备社会化 而不是挣钱。显然 这样一种以成长而不是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见习劳动力”。
一旦长大便要立家，立家便要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为挣钱而工作 南街村这份低收入的工作便不再适合他们 于是离开南街村成为必然的选择。这又造成了南街村外工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高流动率。从南街村劳资处提供的数据来看，在1996—1999年，外工每年要流失1/3到1/2。虽然流失率非常高 但南街村的劳动力结构和工资结构并不会因此而维持不下去 因为 第一，农村庞大见习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南街村总能招到足够多的工人 以填补流失的劳动力的空缺；第二，南街村的主要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如面粉、方便面生产等），工人稍加培训即可上岗，既不会因培训而增加费用，也不会因之而耽搁生产。
在这里南街村无疑扮演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跳板”，而这样的角色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历程中应该相当普遍。
另一方面，是南街村的“低效问题”。作者认为南街村能得到巨额贷款主要是因为沾领导视察的光，所以银行舍得给南街村贷款。但是如果南街村自己没有“造血”能力，也玩不转贷款，只会把银行和自己吃垮。对于“低效”问题，其实作者自己就给出了答案：
南街村在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比如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9年办南街村高中投资3000万元，等等。以南街村的经济表现和贷款使用方向，从商业角度来看，银行连续多年向南街村大规模放款让人非常费解。
作者认为这“难以理解”，但这恰恰说明了南街村为何“低效”，如果我们换一个说法——“地方债”，是不是就更好理解了？没错，无论是剥削外来劳动力，还是贷款驱动，南街村走的是和中国各地方城市异曲同工，但是略有自己特色的城市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在今天一些人将南街村对小岗村视为集体化对分田单干的胜利，但从更本质而言，是城市对农村的胜利——“小岗村”们负责输送劳动力，而“南街村”们负责接收。不过，南街村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快车也的确离不开再集体化初期的积累，这不可不谓历史的讽刺。
直至今日这种对比依然很明显。
北大荒集团入关小岗村土地流转，还整上了“红色旅游贷”：
南街村则开始了网红直播带货：
发布于 2024-07-10 12:56・IP 属地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