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成书以前，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二十四史这样的历史编写方式在历史书写中占了上风，本来编年体和纪传体是传统史学的二体，编年体的始祖可以上推到孔子的《春秋》，但《春秋》太简略，难以为编年体立则垂范。据说是辅翼《春秋》的《左传》称得上是编年体的杰作，文章也写得好，但所记的仅是春秋史事，而且其作法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令人不知从何学起，因而自从司马迁以《史记》为纪传体立了规矩，挣了头脸，比它先出的编年体反而有点黯然失色，虽有荀悦的《汉纪》与袁宏的《后汉纪》，也没能使编年体有足够的底气与纪传体相颉颃。这一局面自《资治通鉴》横空出世才发生改变，编年体扬眉吐气，毫无愧色的与纪传体分庭抗礼，司马光也与司马迁被人称为“两司马”，他们的史学著作分别代表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最高成就。

既然《资治通鉴》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后世自然不乏有人以司马光的义例方法，自搜史料，续作新书。南宋李焘是得司马光长编法与考异法真谛的第一人，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上接《资治通鉴》的北宋九朝编年史，紧接李焘之书的有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是南宋高宗一朝的编年史。南宋二李堪称续写《资治通鉴》的翘楚，这两部史书也是后世续写《资治通鉴》著作中最接近原作水平的。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续作者是清朝的毕沅，他的野心很大，写的《续资治通鉴》是与司马光的书先后衔接的，但只写了宋元两朝，而且过于简略，水平在二李之下，更不用说达到和《资治通鉴》前后辉映的程度了。

如果想接续《资治通鉴》书写宋朝到民国这将近一千年的编年史，这个工程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因为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越往后越详细，原始史料越来越多，光是遴选工作就很不轻松。《资治通鉴》后面的隋唐五代史部分就比前面的战国秦汉部分详细得多，唐朝是宋朝之前的最后一个统一王朝，其史料丰富程度自然不是遥远的战国时代可以相比的，唐朝289年的历史在《资治通鉴》294卷的篇幅中就用了81卷，占了将近三分之一，这还是司马光及其助手做了大量筛选删减工作后留下的精华，战国也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在《资治通鉴》中只有区区五卷，有的年份由于史料缺失只得用“魏伐宋”这样三个字来概括，相比之下，《资治通鉴》在写唐朝初期玄武门之变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时就可以拿出将近半卷的篇幅，两相比较，其叙事密度可以相差十万百万倍。

以前面提到的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例，虽然只有北宋一朝历史，但是字数却超过了《资治通鉴》这样横跨一千三百多年的通史，即使不考虑历史越往后越详细事件越密集这个事实，就按相同的叙事密度，从北宋到民国这段历史编写成类似《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体通史，保守估计也要两三千万字的篇幅，这显然不是一般人或少数人可以完成的。

续通鉴版本还有不少呢。

宋元时期首先是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补校本，中华书局出过，这部重要在基本相当于当代史。然后主要的有元陈桱的《通鉴续编》和清康熙徐干学的《资治通鉴后编》，这两部应该没有单独出版过，但有四库本。集大成者是清乾隆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也出版过。至于如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等，现在肯定有电子化，但不做文献学大概没有读的必要。

明朝有夏燮的《明通鉴》，以质疑《明史》为基础所编，有一定对照意义，中华书局也有过出版。

清朝还真有几个版本的清通鉴，个人感觉主要是戴逸先生的《清通鉴》，当然是现代作品，山西人民出版社，算半文半白，质量还是有保证的。章开沅先生也有一部，岳麓书社，没看过不做评论。

民国不知道。。。

另外朝鲜王朝的《东国通鉴》和江户幕府的《本朝通鉴》与《续通鉴》某种程度上也算续书，毕竟编修者有比较明显的继承《春秋》和《通鉴》的倾向，应该没有在国内以非资料书的形式出版过。

有的。

《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清毕沅撰。

此书付刻未及半，毕沅生前仅初刻一○三卷，毕家因贪污遭籍没而止，书稿散佚，桐乡冯集梧买得全稿补刻成二百二十卷。

《续资治通鉴》跟《资治通鉴》有不少出入，续通鉴大量引用旧史原文，叙事详而不芜；仅有取舍剪裁，而无类似温公的改写熔炼，亦无“毕沅曰”等各家史论。

《续资治通鉴》作者虽挂名毕沅，然名家钱大昕、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黄仲则等均参预其事，此书实成于众人之手。

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认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此书编撰了自宋至明初的一段历史，包括了宋、辽、金、元四朝。

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止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共四百余年的历史，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衔接，也是对史学的一大贡献。

此书在目录上将辽、金、西夏三朝排斥在外，但实际上都写在此书中，并将辽、金二代的大事与宋史并重。

从宋史与元史的比较来看，写宋史较多，元史较为简略。

在书的本文之下分注考异，供读者参用。其缺点是多录入旧史原文，缺乏熔炼剪裁；有的内容及考异，也有不精详之处。

介绍参考古诗文网、度娘。

《资治通鉴》成书千年以来，之所以没有人再续写一部类似的巨著，原因是多方面的，且编著这样一部涵盖上接通鉴下至民国时期的史书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首先，《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经典之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它以编年体的形式，系统地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 1362 年的历史，内容丰富、详实，叙事条理清晰，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要想续写这样一部巨著，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在质量上与《资治通鉴》相媲美，这几乎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从《资治通鉴》成书到民国时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其间产生了海量的历史资料。要全面、准确地收集、整理这些资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价值，需要有专业的历史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才能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

其次，编写这样一部史书，需要作者具备极高的史学素养、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不仅要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深入的了解，还要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趋势，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还需要具备高超的写作技巧，能够将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生动地呈现出来，使读者能够深入理解和感受历史的魅力。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研究的方法和理念也在不断变化。在现代社会，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更加多元化，对史书的编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编写一部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史书，需要在继承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这无疑增加了编写的难度和挑战。

最后在说下成本，编写这样一部史书需要组建一支专业的团队，包括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编辑等，他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和编写工作。光收集、整理历史资料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包括购买文献、进行实地考察等。还有就是编写这样一部史书需要耗费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这期间需要持续投入人力和物力。在古代皇权社会，史官基本都是世袭，而当今社会需要各种认证和考核才能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最后完成编写完，还需要进行出版和宣传，这也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一个人太专注做学术性

而在当今社会，学术研究更加注重专业化和细分化，对于这样一部涵盖广泛历史时期的通史著作，可能难以得到足够的学术关注和支持。同时，社会大众对于历史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对于这样一部传统形式的史书，可能难以满足大众的阅读需求和兴趣。

所以，尽管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和记录从未停止，但要续写一部类似《资治通鉴》的巨著，从《资治通鉴》成书到民国时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这不仅需要巨大的投入，还需要有足够的学术能力和历史使命感。因此，至今没有人再续写这样一部史书。

实际上，在《资治通鉴》之后，确实有人续写了类似的历史著作，以延续其编年体叙事的方式记载后续的历史。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南宋李焘编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续写和补充。《资治通鉴》记述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历史，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则接续其后，详细记载了北宋时期，即从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开始（960年），直至宋钦宗赵桓时期的靖康之难（1127年）为止的历史。

该书以其内容丰富、史料详实著称，是研究北宋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全书共分为二百五十卷，李焘在编纂过程中，广泛搜集当时的各种史料，包括正史、实录、国史、野史、文集、笔记等，力求做到“宁繁毋略，宁拙毋巧”，以保证史事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续资治通鉴长编》不仅详细记录了北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事件，还保存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人物的描写也颇为生动，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此外，李焘在编撰此书时，还特别注重对史料的考异工作，对于同一事件不同史料之间的矛盾之处，他会进行详细的考证辨析，并在书中加以标注说明，这便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考异”部分，这一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史书的学术价值。

有啊，有很多种《续资治通鉴》，但是规模上与历史研究成果上，都无法与《资治通鉴》相提并论。再说了，《资治通鉴》的写作目的，是总结历史得失，北宋之后的历史明显没有司马光笔下的历史波澜壮阔，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也没多少，写起来也就没那么惊心动魄了。

有人续写哇，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但这些作品在篇幅、文笔、考证等方面与《资治通鉴》存在差距，未能达到同样的影响力。

因为有人续写过，我这里来说几个观点为什么很难达到同样的高度同样的影响力

1. 学术挑战：《资治通鉴》的学术价值极高，它不仅在编纂方法上有所创新，而且在史料的搜集、考证上也极为严谨。续写这样一部作品需要巨大的学术积累和深厚的历史功底，这对任何学者来说都是一大挑战。

2. 工作量巨大：《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量极为庞大，涉及大量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文献。续写一部同样规模的通史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这对个人来说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文言功底：《资治通鉴》以及其续作通常使用文言文撰写，而当代学者的文言功底可能无法与古人相媲美，这增加了续写的难度。

4. 史学发展：随着史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现代史学更加注重专题研究和理论创新，而不是单纯地编纂大型编年体史书。

5. 市场需求：出版社和学者可能认为这类专业书籍市场需求有限，经济效益不高，因此缺乏推动续写的动力。

《如果我是一位历史研究者》

如果我是一位历史研究者，若要我续写这部巨著，那可真是让我犯了难。

首先，宋代以后，史料的海量就像是历史版的“海洋深处”，我得变身为一名潜水员，潜入这无垠的文献之海，去寻找那些隐藏的宝藏。这不仅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更是一场与睡魔的斗争。尽管如此，也许终我一生都不够吧。

接着，从北宋到民国，历史的长河波涛汹涌，事件错综复杂，这编纂工作简直比攀登珠穆朗玛峰还要艰巨。我需要的不仅是历史学养，更得有“穿越”时代的超能力。从北宋到民国这段历史，如果按照《资治通鉴》的体例续写，保守估计也需要两三千万字的篇幅，这显然不是一般人或少数人能够完成的工程。

而且，随着学术趋势的演变，历史学者们似乎更偏爱“小而美”的专题研究，而不是“大而全”的通史编纂。这让我不禁感慨，难道历史学者们也开始追求“简约生活”了？

实际上，历史上已有人尝试续写《资治通鉴》，如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但这些作品并没有达到与《资治通鉴》同等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此外，史学体例的创新就像是一场“时尚秀”，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就是那引领潮流的“设计师”。这让我思考，是否也应该来一场史学界的“时尚革命”？

政治环境的变化，对历史编纂工作的影响，就像是天气对航行的影响一样，不可预测。《资治通鉴》的编纂初衷与后续时代的需求差异，让我不得不感叹，历史学者有时也得成为“心理医生”，理解不同时代的心声。

最后，学术评价的多样性，让我认识到，历史学者们其实也都是“美食家”，对于历史著作的口味各有偏好。这让我在编纂时，不仅要做“大厨”，还得成为“调酒师”，试图调和各种口味。

所以，综上所述，你让我如何去续写它？

司马光等人编写《资治通鉴》是极为严谨的，从搜集史料到全书定稿，分为编写丛目、长编和定稿几个步骤。丛目，就是长编的提纲。长编，就是《资治通鉴》的草稿，依照丛目顺序，把同一事项下的资料全部检出，相互参照比较，错综铨次，修饰文字，用大字写成正文；至于歧异不同的记载，则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下，并说明所以取舍的原因。长编要求宁繁勿略，要充分占有史料。最后对长编删削繁冗，考订异同，锤炼文字，写成定稿。

读史有智慧，读史有学问，读史有心得。 唐太宗李世民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明兴衰。 历史博大精深，细腻品味善于钻研的人们一旦掌握了其精粹，就能在人生的事业中如鱼得水，畅行无阻。 处处留心皆智慧，处处留心皆学问，时时品味皆心得。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说的是与时推移，时间变了，但为人处世之道却是亘古不变。本书从历史的各个角度分析，观点新颖，并没有被某些历史结论和历史现象蒙蔽，重新分析，实事求是的总结出自己的心得。

杨震门生虞放、陈翼诣阙追讼震事；诏除震二子为郎，赠钱百万，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远近毕至。有大鸟高丈馀集震丧前，郡以状上。帝感震忠直，诏复以中牢具祠之。议郎陈禅以为：“阎太后与帝无母子恩，宜徙别馆，绝朝见，”群臣议者咸以为宜。司徒掾汝南周举谓李郺曰：“昔瞽瞍常欲杀舜，舜事之逾谨；郑武姜谋杀庄公，庄公誓之黄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绝，后感颍考叔、茅焦之言，复修子道；书传美之。今诸阎新诛，太后幽在离宫，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将何以令于天下！如从禅议，后世归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群臣朝觐如旧，以厌天心，以答人望！”郺即上疏陈之。

这是今天刚读到的资质通鉴的一段，欢迎大家评论。

首先，我们要知道《资治通鉴》的编修背景。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十月，时任翰林学士的司马光为宋神宗进读《通志》，神宗觉得此书非常重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其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当面赐给司马光，令其“候书成后写入”。

早在宋神宗即位前，庆历年间就有范仲淹、富弼等人组织庆历新政；神宗在位期间，也有王安石组织变法。可见，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时期，北宋社会正处在变与不变的矛盾之中。司马光虽是不支持变法的保守派，也依旧受这个动荡政坛的影响。

后世的一些史学家，在社会动荡时期，也有一些历史著作流传于世，如明清之际王夫之的《宋论》、抗战时期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等等

首先，续写的难度真的很大。《资治通鉴》的史料之丰富、 内容之广泛，都使得续写需要极高的史学功底和才华。而且，要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很多人可能都是望而生畏，不敢轻易尝试。

其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关注点也在不断变化。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和当下事件，对于历史的研究和续写可能就不再是热门话题了。

最后，虽然没有人再续写一部《资治通鉴》，但是关于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却从未停止。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如纪录片、电影、书籍等，来回顾历史、反思历史，从而汲取经验和教训。所以，虽然没有人再续写《资治通鉴》，但是历史的传承和发扬却一直在继续。

与北宋苦斗：南唐后主不只会作词

冷兵器研究所

当大宋王朝的大军如潮水般涌入金陵的城墙，南唐后主李煜正从噩梦中惊醒。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国破家亡，一旦归为臣虏，这责任又是否该由他承担？

说到宋灭南唐之战，其实宋军并不轻松，前后耗时一年有余，其中，宋军屯兵金陵城下即达一年之久，《续资治通鉴长编》更是有这样的记录：“（开宝八年秋七月辛未）时金陵未拔，帝以南土卑湿，秋暑军多疫，议令曹彬等退屯广陵，休士马，为后图。”也就是说，宋军甚至一度想要撤军，但最终坚持下来，才完成了这一场艰苦的灭国之战。对比有剑阁天险依凭的后蜀，也不过两三个月就被灭。我们这才惊觉，或许我们真的小看了李煜。

李煜早年即以柔仁好佛著称，但他却有一个强势的长胸李弘冀。李弘冀才干突出，心狠手辣，在设计逼迫其父李璟废除皇太弟李景遂的继承人之位后，尚不放心，派人把李景遂毒杀。

《南唐书》上说：“从夹广颡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文献太子恶其有奇表，从嘉避祸，惟覃思经籍。”人们往往认为李煜全然不慕权势，只因为李弘冀猝然病逝才不得不当了皇帝，有道是：“作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然而，李煜既然有李弘冀这样的兄长，又怎敢显示自己有心于权势？唯有流连山水，寄意诗佛，才能免去如叔父李景遂一样的下场。以此便说李煜做君主全不上心，必然片面，事实上，李煜在继位之后，作为实在不少。

当南唐中主李璟在病榻上离世时，交给李煜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对湖南马楚和福建闽国的失败战争本就折损了南唐的国力，后周世宗柴荣的进攻更是夺取了南唐肥沃富庶的淮南之地，歼灭了南唐十万以上的野战之军，战争结束后，南唐财殚力痡，经济接近崩溃。更可怕的是，占据东方苏州和两浙的吴越国是南唐的世仇。吴越钱氏不但不知唇亡齿寒之理，反而一直奉行与北方夹击南唐的国策。腹背受敌，疆土大蹙，南唐国势危如累卵。

李煜继位之后，以巧妙的政治手腕与北宋周旋，积聚抵抗力量。建隆三年（962年），李煜遣使入贡，赵匡胤放归之前淮南战役中俘虏的南唐士兵数千人，这批老兵后来成为抵抗北宋时的重要力量。乾德六年（968年），南唐境内大旱，李煜又以巧妙的外交手段，从北宋求取米麦十万石，缓解了境内的危机。吴越国与南唐为敌，争夺控制漳、泉两州的小军阀清源军。在清源军两次政变当中，李煜都通过要求政变胜利者将失败者送到金陵的方式来控制局面，维持清源军对南唐的附属关系。

军事上，李煜在各城高筑墙垣寨垒，广积钱粮金帛，厉兵秣马，重建了李璟时代遭到摧毁的水军很陆军。在与北宋决战前夕，南唐野战兵力恢复到15万以上。李煜重视军事，亦注重提拔人才，尤其重视选拔人才的公正和公平。乾德二年（964年），李煜命吏部侍郎韩熙载主持贡举，录取进士王崇古等九人，又命徐铉复试，并亲自命题考核。开宝五年（972年）二月，内史舍人张佖主持礼部贡举，录取进士杨遂等三人。清耀殿学士张洎称张佖遗漏了很多人才，李煜便命张洎对落第之人进行复考，又录取王伦等五人。直至南唐亡国的开宝八年（975年）二月，李煜还举行了南唐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张确等三十人。李后主所用的人才中，卢绛善战，屡挫宋军，陈乔、张洎善谋，为南唐构造防御体系，韩熙载、徐铉等也堪称一时名臣。李煜麾下人才济济，可谓知人善任。

对百姓，李煜亦可谓善抚有德。继位之后，李煜便下令减免税收、免除徭役，与民生息；取消李璟时设置的诸路屯田使，将各郡屯田划归州县管辖，将屯田所获租税的十分之一作为官员俸禄，称为“率分”。此项政策推行后，既增加了赋税，又可使百姓安心耕作，免受官吏的骚扰。

南唐后期钱荒严重，为使货币流通良性循环，乾德二年，李煜颁布铁钱，规定每10钱，铁钱六枚并铜钱4枚发行。因铜钱逐步废除，商人多以十个铁钱换一个铜钱出境，朝廷不能禁止。为挽救铁钱的流通，李煜诏令铁钱以十当一，与铜钱并行流通。五代之时，由于铜资源缺乏，铁钱往往为各国所用。由于铁贱铜贵，商人便能私铸铁钱取利，以铁钱套取铜钱，这很容易造成经济崩溃。

然而铁钱以十换一，商人能从中谋取的利润有限，而朝廷因铸钱数量大，却能从中获得一笔庞大的铸币收入。铁钱和铜钱共同流通，又缓解了市面上货币缺乏的困境，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李煜治理的十多年间，南唐经济发展稳定 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物阜民丰。可见李煜政府对于铁钱有一套严密精细的监管制度，发行量经过科学的计算，且对伪造铁钱的行为有着严格的打击措施。

江南之地历来富庶繁华，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经过李煜的经济改革，商业、手工业大兴，国家从中也获得了可观的赋税收入，国库充盈。尽管经过漫长艰苦的抗宋战争，南唐在亡国后，各郡蓄积的铜钱累计仍达64万缗之多。

除了经济改革之外，李煜也着意于土地改革，但改革的负责者李平和潘佑无辜丧命，却成为后主心中永远的痛。南唐土地买卖十分频繁，以致土地兼并日趋激烈。李煜继位后，任用潘佑，潘佑又荐道士李平，李煜令李平掌管司农寺，恢复井田制，创设民籍和牛籍，劝农耕桑，希望借此缓解国难。

新制颁行后，因其触犯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激烈抵制与反对，连此前力荐潘佑的徐铉也上书诋毁潘佑。百姓也多有不便，改革遂以失败告终，但亦取得一定成果，缓解了土地矛盾，增加了政府收入。前代的井田制度具体如何已不可考，潘佑、李平度井田改革，显然绝非照搬周礼，而是以抑兼并为旨。后世王安石变法，也受到潘佑思想影响，足可证潘李二人的变法有可取之处。然而反对力量毕竟汹汹，外部又有强敌环伺，李煜虽知变法之利，面对内外压力，也不得不诛杀潘佑、李平。南唐亡国之后，李煜曾长叹曰：“当初我错杀潘佑、李平，悔之不已！”

随着北宋相继平定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脖子上的绞索逐步拴尽。李煜因未曾出兵支援这些国家或者进攻北宋以牵制，而历来受到诟病。然而，江南兵客场作战素来疲弱，李璟时代攻打湖南和闽国的惨败都是明证，选择防御反击未尝不是正确的策略。统治的最后几年，李煜采纳了陈乔的意见，“称疾不朝”，这似乎给了北宋出兵的口实。然而不能预知未来的李煜，自然不知道开宝九年（976），雄武一世的宋太祖赵匡胤会在49岁的壮年突然去世。

在李煜和他的谋臣们看来，北宋统一天下在即，引诱北宋进攻，再坚壁清野，凭借长江天险坚守，若能获得一场防御反击战的胜利，反倒能给南唐再换取数十年喘息之机。然而，考进士不第的文士樊若水叛逃北宋，为宋太祖献上设浮桥于采石之策，大大降低了北宋的进攻难度。不过到了此时，南唐仍非彻底绝望，因为曹彬所部孤悬长江以南，也是深入腹地，如果遭到上游援兵打击而崩溃，整支北宋讨伐大军将轰然瓦解。

李煜的整体战略部署说得上应对得当，可圈可点。他以金陵为正面，抵御北宋猛攻，江西、苏南为两翼，分北宋兵势。在宋攻南唐过程中，极少有城池投降，且各城都有水陆军寨夹峙，绵延如群星，宋军必须逐个军寨地缓慢争夺，战事因此旷日持久。南唐名将卢绛率军激战于秦淮水寨，更是多次挫败宋军攻势。

开宝八年五月，李煜发现自己任命的金陵防御总指挥皇甫继勋勾结北宋，消极抵抗，于是斩杀皇甫继勋，亲自主持防御事务，上城鼓舞士卒。与皇甫继勋一起被诛杀的还有其侄皇甫绍杰，但李煜没有株连他们的家人，“皆赦其妻子”。同年六月，李煜得知润州危急时，尚能派卢绛率军从金陵出击，援助润州，可见李煜对于战局有着全局把握，在宋军全面合围之前，金陵城防御体系仍然十分完备，尚有余力出击。可惜润州城已是摇摇欲坠，守将刘澄对战事缺乏信心，开城降宋，这一重镇的丢失令南唐的防御战越发艰难。

《宋史.潘美传》记载道：“又破其城南水砦，分舟师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战棹，以防他变。美闻诏即徙军。是夜吴人果来攻砦，不能克。”又有《曹彬传》记载：“先是，大军列三砦，美居守北偏，图其形势来上。太祖指北砦谓使者曰：“吴人必夜出兵来袭，尔亟去，令曹彬速成深沟以自固，无堕其计中。”既成，吴兵果夜来袭，美率所部依新沟拒之，吴人大败。”南唐虽然战败，但史料也显示出此战的激烈艰险，以至于名将曹彬、潘美也不足以完全掌控局面，还需要宋太祖遥控点拨，才能抵御在李煜的亲自领导下战斗意志极高的南唐军的出城奇袭。南唐军的奇袭当然不止一次，直到城陷前夕仍然“夜遣兵数千，持炬鼓噪来犯我（即北宋）师”。

虽然宋军在长江南岸占领了许多城池，但其水军未必能阻挡鄱阳湖的朱令赟水军南下驰援金陵。然而，在赵匡胤的牵制下，朱令赟迟迟不敢行动，直到润州丢失之后，才率水军数万，号称十五万入援金陵。宋将王明望之生畏，急报宋太祖，要求尽快制造大船，抵抗南唐水军。

但就在这时，宋太祖展示出了过人的战略判断能力，指出现在造船远远来不及，朱令赟部行动迅捷突然，己方水师未曾全面集结，不是朱令赟对手，一旦朱令赟到达金陵城下，金陵之围将被解。于是宋太祖亲自命令王明在洲浦之间多立长木，如同船帆、桅杆一般，朱令赟怀疑有埋伏，因此逗留多日，失去了将分散在江面上巡弋的北宋水军各个击破的宝贵时间。

宋军水师全面集结后，虽以小船居多，却有数量优势，指挥官更是宋军名将刘遇。激战之下，朱令赟势蹙，于是放出准备好的纵火船，以猛火油柜火烧宋军，竟一度使宋军不支。然而风向突变，火势反烧，南唐水军不战自溃。朱令赟被烧死，战棹都虞候王晖等被俘，宋军大胜，获得兵器数以万计。

金陵失去了最后的希望，但李煜等人依然坚持抵抗。之一次夜袭失败后，宋军名将潘美趁南唐军士气低落，亲冒矢石，于黎明率军爬城发动袭击，主帅曹彬率军随后进攻，终于破城。金陵失守后，还发生了极为惨烈的巷战，呙彦、马承信、马承俊等将领力战而死。宫城被围之后，备好柴薪准备自焚殉国的李煜，终究还是下不了那个决心，率众臣出降谋主陈乔则拒绝投降，自尽殉国。

多次打败宋军的南唐名将卢绛，则成为南唐的“姜维”。金陵沦陷后，卢绛撤退到歙州，坚持抵抗，试图联结闽中，再兴南唐，宋军猛攻不能下。直到李煜亲自作书招降，卢绛方才入汴京，但随即因声称：“惟知我主李氏而已，岂能识汝赵氏为何如人也”而被宋太祖处斩。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亡国之后，李煜的词更上一个台阶，写国破家亡，越发有感染力，但每一首都成为他的催命符，尤其是当宋太祖逝世，心胸狭隘的宋太宗赵光义继位之后。

宋太宗逼淫小周后可能是后世捕风捉影的传言，但牵机药之事较为可信。当“春花秋月何时了”的词句传到赵光义的耳中后，他就认为李煜的性命不能再留，毕竟，江南百姓依然怀念李煜。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李煜毒发死于北宋京师。李煜死后，江南百姓怀念不已。到南宋时，陆游写《南唐书》，评价说：“后主天资纯孝……专以爱民为急，蠲赋息役，以裕民力。”千年之后，李煜的诗魂仍在中华大地上飘荡。南唐遗臣潘慎修对宋真宗的奏对，也许能给他一个公允的评价：“先是，江南旧臣多言李煜暗懦，事多过实。真宗一日以问慎修，对曰：'煜或懵理若此，何以享国十余年？' ”

李煜是个一流的词人，也是合格的皇帝，哪怕他也有佞佛之类的缺陷，也有错杀猛将林仁肈这样的过失，但面对分久必合的昭昭天命，身为小国英主，做得已经不差了。

——摘自新世界出版社《军事里的中国史》一书。

有一部啊，我就有一部，清代人写的，《续资治通鉴》。

有，续资治通鉴和明通鉴

感谢邀请！最近我花了一些时间慢慢的度资治通鉴，也同时写了一些心得。想要续写资治通鉴，明朝搞了永乐大典，清朝搞了四库全书，但是这个更多的是国家文化集权层面的事情，而非有系统的历史梳理和文化专著。司马光在宋朝担任正国级干部，可以调动足够的人力物力，持续十几年完成资治通鉴的编写，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全力支持，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全，后面1000年的时间里，元朝并非正统，明朝延续了元朝的高压政治，满清更是文字狱横行，这样的巨著再也没有成书的环境。

再一个司马光成书，起于三家分晋，截止于五代乱世，一共1362年，已经具足充分的案例，并且参考了足够多的史料，再续写一部，从文学价值，学术价值，从政参考的价值都不可能超越前作，毕竟1362年，已经足够揭示人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各种各样的情境下，人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所以资治通鉴就是一本人类说明书，不仅足够揭示中国人，大概率也能够揭示外国人的底层运行逻辑。

宋朝作为中华文明文治的顶峰，我们何其幸运中华民族出现了司马光，这样有过人的才华，并且自身具足从政的经验，对学问，对历史，对政治，对人性，都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充分认知，并且愿意付出自己十几年全部的心血，投入到这本流传千秋万代的大书中，所以我们才幸运的有了资治通鉴，真的希望大家都能有时间去读一读它，绝不至于没有收获，绝不会浪费你的时间。

当时人资料虽有，但没有那么好的待遇和才情，只能望洋兴叹；后人虽有好的待遇和才情但没有那么多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资料，想写也只能续写。但现在据续写的看来一般没有那么好的待遇和才情。

后人是有写的。王船山《读通鉴论》，就是在这部书的基础上点评历史。

历史厚重，以中国之大，中华文之㡳蕴，中华出现一些优秀之人不意外。只是这类事，肯定是当代人创作，200年后才有像样读者。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其编纂工程浩大，涉及的历史时期广泛，对于编纂者的史学功底和编纂能力都有极高的要求。虽然《资治通鉴》成书已千年，但至今没有人再续写一部类似的作品，我认为有以下原因：

1。。编纂难度极大：《资治通鉴》的编纂需要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广泛的历史知识，同时还需要对历史事件有深入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这样的编纂工作需要极高的学术水平和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这种编纂工作量很可能要终其一生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在如今快节奏的社会很少有人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

2。。历史文献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历史文献已经散佚或失传，这给编纂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即使有一些历史文献得以保存下来，但由于历史记载的局限性和主观性，编纂者也很难对历史事件进行全面、客观、准确的描述和评价。就是想写也没办法写，历史不是小说，没有充足证据是不能随便编的，不然一不小心你就篡改历史了。

3。。学术研究的多元化：随着历史学科的发展，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元化和专业化，不同的学者对于历史事件的看法和解释也存在差异。因此，编纂一部类似《资治通鉴》的通史作品需要得到广泛的学术认可和支持，而这在当今学术界并不容易实现。没人认可会被骂死，有能力写的认为吃力不讨好，不愿意写。

至于编纂一部上接通鉴下至民国的通史作品需要投入多少，这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回答。因为这样的编纂工作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具体投入多少取决于编纂者的学术水平、编纂规模、编纂周期、出版渠道等多个因素。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编纂工作需要巨大的投入和长期的努力。

虽然没有人再续写一部类似《资治通鉴》的通史作品，但历史学科的研究和编纂工作一直在进行。许多学者和机构都在致力于编纂各种类型的历史文献和著作，以推动历史学科的发展和进步。

编年体史书虽被人诟病，难以纵向直观历史事件，但是我认为编年体史书更加花费编者心血。

如果说看纪传体史书可以体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迈，而看编年体史书就会产生“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的感慨。两者各有千秋。

上图《续资治通鉴》可以一看

标榜自己续写资治通鉴的多了去了，具体名目其他回答都说了

我只是想说提问之前还是稍微百度一下比较好，这种问题随便都能搜到答案，问问AI也行

这本书作为中国古代史书中的经典之作，确实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它编纂于宋代，由司马光主持，是一部汇编了从周代到五代的历史资料的通史。这个问题涉及到历史文化、社会环境以及文学创作等多个方面的因素。

编写一部类似的通史需要极大的学术功底和历史研究能力。《资治通鉴》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在于其内容的丰富和详尽，更在于其编纂者司马光等人对历史资料的挑选、整理和解读。现代人要编写一部类似的通史，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及深厚的历史学基础。

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治通鉴》所涵盖的历史时期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这些历史时期与现代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现代社会的历史研究者更倾向于专注于某一特定时期或主题的研究，而非像《资治通鉴》那样全面地梳理整个历史过程。

现代历史研究的方法、观点和理论也与古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历史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新阶段，不再是简单地编纂历史资料，更注重对历史背后的原因、影响和意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解读。

《资治通鉴》之所以成为独一无二的经典，除了其本身的历史价值外，也与当时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以及编纂者的学识和品质密不可分。虽然现代社会也有历史学家不断努力，但要再次编写一部像《资治通鉴》那样的巨著，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历史、重建学术基础，并付出巨大的精力和时间。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一部极富盛名的编年体史书，由司马光主编，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的历史。续写《资治通鉴》需要极高的史学素养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同时现代史学研究方法和视角也与古代有所不同，加之已有大量其他史书和研究填补了后续历史，因此目前没有出现广泛认可的续写版本。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毕沅《续资治通鉴》、夏燮《明通鉴》、戴逸《清通鉴》了解一下。

不是有个续资治通鉴吗？

从宋太祖写起，只写了一个朝代的历史。

某某选集1-7卷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资治通鉴》这部千秋史册已经屹立在历史的长河中整整一千年。司马光及其团队以无比坚韧的精神和精湛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然而，在这漫长的十个世纪里，为何无人能继其辉煌，续写另一部传世之作呢？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治通鉴》的伟大之处。它不仅仅是一部记载了中国上起周朝，下至五代十国期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的大全式编年体通史；更是一部熔铸了无数智慧与思考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库。司马光通过精心筛选史料，深入剖析历代兴衰成败的原因，为统治者提供了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

但何以在这之后的一千年间，尽管历朝历代都有才子佳人涌现，却未能有一部可以媲美甚至超越它的作品出现呢？

一是因为后人的学术环境发生了变化。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以及科举制度的变化，士人们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诗文、经义等领域，对编撰综合性大型史书的关注度相对减少。

二是技术条件限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古代没有现代印刷术的帮助，书籍复制极为困难，庞大的资料收集工作不仅耗时耗力，而且极其考验人力物力财力。因此即便有人有意撰写类似的作品，也可能因这些客观因素而难以实现。

三则是受到《资治通鉴》本身的影响。作为“二十四史”中的巅峰之作，其所达到的高度几乎让人无法望其项背，也使得后来之人畏惧于挑战这一巨著的地位。

总的来说，《资治通鉴》之所以在过去的一千年里未被续写，是因为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虽然时代变迁，新的著作层出不穷，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站在《资治通鉴》这个巨人肩膀上的产物。每一代人都可以从这位前人的经验中汲取营养，不断推进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这本厚重的经典之时，或许我们应该不只是感慨万千，而是应该带着敬仰之情继续前行，让历史之光照亮我们的未来之路。也许在未来某一天，会出现一部足以与《资治通鉴》比肩的新作——那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期待的事情之一。

续资治通鉴了解一下

有啊，人教版的。

我印象清朝毕沅就组织编过续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