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成书以前，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二十四史这样的历史编写方式在历史书写中占了上风，本来编年体和纪传体是传统史学的二体，编年体的始祖可以上推到孔子的《春秋》，但《春秋》太简略，难以为编年体立则垂范。据说是辅翼《春秋》的《左传》称得上是编年体的杰作，文章也写得好，但所记的仅是春秋史事，而且其作法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令人不知从何学起，因而自从司马迁以《史记》为纪传体立了规矩，挣了头脸，比它先出的编年体反而有点黯然失色，虽有荀悦的《汉纪》与袁宏的《后汉纪》，也没能使编年体有足够的底气与纪传体相颉颃。这一局面自《资治通鉴》横空出世才发生改变，编年体扬眉吐气，毫无愧色的与纪传体分庭抗礼，司马光也与司马迁被人称为“两司马”，他们的史学著作分别代表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最高成就。
既然《资治通鉴》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后世自然不乏有人以司马光的义例方法，自搜史料，续作新书。南宋李焘是得司马光长编法与考异法真谛的第一人，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上接《资治通鉴》的北宋九朝编年史，紧接李焘之书的有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是南宋高宗一朝的编年史。南宋二李堪称续写《资治通鉴》的翘楚，这两部史书也是后世续写《资治通鉴》著作中最接近原作水平的。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续作者是清朝的毕沅，他的野心很大，写的《续资治通鉴》是与司马光的书先后衔接的，但只写了宋元两朝，而且过于简略，水平在二李之下，更不用说达到和《资治通鉴》前后辉映的程度了。
如果想接续《资治通鉴》书写宋朝到民国这将近一千年的编年史，这个工程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因为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越往后越详细，原始史料越来越多，光是遴选工作就很不轻松。《资治通鉴》后面的隋唐五代史部分就比前面的战国秦汉部分详细得多，唐朝是宋朝之前的最后一个统一王朝，其史料丰富程度自然不是遥远的战国时代可以相比的，唐朝289年的历史在《资治通鉴》294卷的篇幅中就用了81卷，占了将近三分之一，这还是司马光及其助手做了大量筛选删减工作后留下的精华，战国也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在《资治通鉴》中只有区区五卷，有的年份由于史料缺失只得用“魏伐宋”这样三个字来概括，相比之下，《资治通鉴》在写唐朝初期玄武门之变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时就可以拿出将近半卷的篇幅，两相比较，其叙事密度可以相差十万百万倍。
以前面提到的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例，虽然只有北宋一朝历史，但是字数却超过了《资治通鉴》这样横跨一千三百多年的通史，即使不考虑历史越往后越详细事件越密集这个事实，就按相同的叙事密度，从北宋到民国这段历史编写成类似《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体通史，保守估计也要两三千万字的篇幅，这显然不是一般人或少数人可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