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说：“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的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

他还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农村要“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

到1978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共有152.4万个。其中社办企业32万个，平均每个公社6个；大队办企业120万个，平均每个大队2个。全国已有98％的公社、82％的大队办了企业。全国社队企业总产值达550亿以上。社队企业工业产值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一点七。有的地区比重更高一些。如江苏社队企业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近百分之二十。浙江也是社队企业发展比较好的省份。

当时全国社队企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原煤为百分之二十，砖瓦、灰沙石和中小农具分别为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九十。社队工业已成为国营工业的重要补充，它既能生产许多配套的零部件和辅助设备，也能生产一些优质精密的产品。同时社队企业企业为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1978年全国社队企业职工2827万人，全年工资总额87亿元，平均每个职工年工资收入308元。　　

日本农村地区并不缺乏工业。由于农村地价便宜，日本很多大企业的工厂位于农村地区，而农村地区的中小工厂更是星罗棋布。

像山梨县这样的农业大县，农业产值也仅占10%左右。而从远郊地区到东京市中心上班和上学的人不到10%，多数人都实现了当地就业，这是日本注重实现“工业分散”的成果。

由于农田面积狭小，单靠农业收入有限，农户中往往只有老人务农，家里的青年人则在附近的公司或工厂上班。

《PRESIDENT》杂志2006年曾用巨大的篇幅全面介绍了日本各行各业的收入。虽不及棒球运动员（3743万日元）、律师（2101万日元）、牙医（1329万日元）和医生（1227万日元）的收入，但农民收入达到765万日元，高于国家公务员、上市企业员工、电脑程序员等许多职业。

在改革开放之前，在农村广泛建立的人民公社，比你想象的更优越。人民公社是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区域化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从理想化的角度上来说，它将包含一个社会全部的功能单位，比如农场、工厂、幼儿园、学校、研究所、医院、剧院等等，这些单位由公社统一组织和管理，在经济上统一运作。公社社员不需要到其它地方去发展，公社本身就提供了一个人发展所需要的全部条件。

新中国的建立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斗争策略的成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使用了这一策略。先在农村实行局部的社会主义制度，城市则保留资本主义模式。然后农村包围城市，达到逐步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未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将以人民公社为主体，城市被缩减到很小的规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当初“延安模式”的再次运用。如果中国首先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再联合第三世界，包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终达到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这就是过去那个时代的思想。

改革开放之后，一切就反了过来。城市快速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农村越来越衰败，土地越来越少，农民越来越变成城市居民。哪一种路线更正确，要让历史来判断了。

还是不太了解农村，你这什么主意，不是实行过了么？

1955年底，全国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合作化运动逐渐偏离合作经济的内含和特征，走上集体化的道路。1956年底，参加合作化的农户猛增到占全体农户的96. 3%，其中有87. 8%是完全实行集体所有制的高级社。到1958年，这种规模过大、公有化程度过高的高级社，又被 “一大二公” 的人民公社所取代。直到1978年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二十多年的农村集体化，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粮食。不就是题主所讲的，集体农场么？无耐，农民的积极性不高，生产力水平低，而不得不被承包制取代。现在，农民的土地依然是集体财产，可以使用可以转包，但不得买卖。将来农村土地真正属于农民，土地可以永久继承，也可以通过自愿的交易流转到有志于通过土地创造财富的人手里，土地利用率提高，土地可以让农民真正创造财富了!到那时，城乡差距缩小了，也就是民富国强之时。

中国在农业发展方面采取了多种政策和措施，包括推广农业现代化、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等，但并没有全面实行将种地的农民都变成农场工人的政策，这是因为以下一些原因：

1. 农业生产的多样性：中国地域辽阔，农业生产条件和地域差异较大。不同地区的土地、气候、水资源等条件各不相同，有些地区适合大规模农场经营，而有些地区则更适合小规模的家庭农业。因此，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农业经营模式。

2. 农村就业和生计问题：农业是中国农村地区的主要就业途径和生计来源。如果将所有种地的农民都变成农场工人，可能会导致大量农民失业，影响他们的生计和社会稳定。

3. 土地制度和产权问题：中国的土地制度对于农民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对土地拥有一定的使用权和承包权，这对于保障他们的权益和稳定农业生产具有重要作用。大规模的农场化可能会涉及到土地产权和使用权的调整，需要谨慎处理。

4. 文化和传统观念：农业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和传统基础。许多农民对土地和农业有着情感上的联系，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保持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

此外，消除城乡之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