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十六字方针的原始史料，和最早出处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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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级安排是肯定的。
地下党时管几十、几百人的xx省委书记，能跟解放后的正牌省委书记相提并论么？
控制使用也是正常的。
因为这当中必然有对方的暗子，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是地下斗争中的常态。任何一个国家对情报人员的使用都是如此。
就地消化和逐步淘汰就有点扯了。这明明是针对旧政权留用人员的政策。
这个所谓的十六字方针，基本上是断章取义，把两类人并在一起说了。
原因很简单，白区党再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同志，不可能有淘汰一说的。
除非是在刚解放时，某些地下党员因为时局原因，连升n级，坐上了远超出自身能力的高位（比如某政府单位，有一个或几个身为普通职员的地下党，解放时就可能被任命为该单位中高层甚至负责人）。如果是这类人员，说逐步淘汰（从领导岗位上），也是很正常的。
总之一句话，没看到文件全文之前，你看到的这十六字只是别人希望你看到的。比如原话“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和别人想让你看到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完全是两回事。
发布于 2022-07-29 19:51・IP 属地云南查看全文>>
金银妖瞳 - 106 个点赞 👍
“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这“十六字方针”怎么看都是针对新解放地区原国民党系统留用人员开出的政策。
1、新政府对原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下层人员是宽大的，愿意降级留用，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专长。
2、大量国民党政府、学校和公营事业职员不被原地遣散，有利于新解放地区的稳定接收。
3、这些旧社会人员的思想不是进步的，更不是革命的，他们本身是需要被改造的，他们并不符合新政府对政府和各项事业从业人员的期待，不可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标准，是注定要被淘汰的。
在解放战争中，随着战场上节节胜利，原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片得到解放。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新解放地区如何治理，其中就包括原国民党及其附随组织及人员如何处理的问题。
比如原国民党政府管理下的许多民生事业的从业人员。
这些人许多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在国民党时管理电厂、自来水厂、民用的电报局，在学校当老师，像这些基层公营系统的工作人员，有几个基本的特点：1、属于旧社会人员，本质上是受国民党反动当局委任、指派，充当维持国民党统治所必须的基本运营工作的。2、他们并非国民党核心人员，主要为国民党下级人员或非国民党的一般技术人员，实际上他们也是被解放的人员。3、他们长期工作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为国民党工作，经历上、思想上是落后的，有些甚至直接间接参加过国民党当局对人民的压迫活动。
但是，作为被解放地区的被解放人员，他们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被赶回老家的。一是他们的知识技术仍然可以为新政府所用。二是新解放地区各层级机关及各项事业不可能都由共产党和解放军派驻干部来直接管理。党和军队在地方留用的干部，除政府公安局等核心部分非换人不可，其他公营事业一般用入驻工作小组的方式实现对旧社会人员的监督工作和思想改造。三是这些人毕竟思想是未经改造好的，让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是做不到的，这些公家事业迟早还是要被人民所直接掌握。
所以对这些人才会有“降级安排，控制使用”的政策，原来当电厂经理的，降级任用，更多作为技术专家在入驻的工作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维持社会运转。
也只有对他们，才会有“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政策。
对于不受信任的潜伏回归人员，是不可能就地留用的，因为一个潜伏人员如果变节了，他在当地的谍报网是隐藏在当地社会各界的，要防止他利用谍报网发挥负面作用，反而一定要把他调离原来熟悉的地区和社会关系。
此外，潜伏在国民党城市的地下党，一般是不会太多的。
像南京这样的地方，也不过就是两千人的样子，这些人不可能因为南京解放了就安排到各单位去当领导，更不可能直接掌握所有岗位。
许多地下党人员解放后直接在公安系统工作，从潜伏人员马上转变到反潜伏工作当中，这不能说党对他们是不信任的。
就算按照党的纪律，潜伏回归人员的任用一般的不会成为某核心机构的一把手，也不至于明着“降级使用”。
连高级起义将领在明面上也能任个级别很高的非核心机构副职，甚至是正职，比如傅作义就当了首任水利部长。
许多潜伏人员以各种身份潜伏在国民党统治区，可能是修车的，可能是卖报的，可能是老师，可能是学生，他们在原政府系统根本没有级别，谈何降级？即使在共党的系统内，他们也不可能被党内降级。比如原来一个情报小组的组长，都未必是某个级别的党委委员，解放后党要在新解放地区发展健全党的组织，对他们的任用能比解放前还低吗？
动动脑子。
“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是在接收广阔的原国民党统治区域时，对原国民党非核心人员和非国民党员但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非核心机构工作的人员的宽大政策。
不至于一解放他们就失业，造成社会动荡，公共事业停摆。
把这些“十六字方针”张冠李戴到潜伏回归人员身上是显然不符合逻辑的。
就常理来说，在新解放地区的形形色色的人员里，共党还远远轮不到对原地下工作人员不信任，因为对原国民党及其附随组织人员更特么的不信任啊。
编辑于 2022-07-10 00:47・IP 属地广东查看全文>>
侃夫子 - 69 个点赞 👍
我也许能猜出这个谣言最早的来源，这是乌有的双石在几年前就写过的辟谣文章。
根据我简单的检索，百度展示的搜索结果提到这16字方针的，并没有早于2012年的。因此我认为这应该就是这个谣言的来源。
三个系统之间的斗争被很多学者用来解释、梳理建国以来十数年的政治运动脉络。但唐突地套用这个模式也许并不明智。
双石对这篇文章的论点大概梳理一下，如下：
原文观点 双石的驳斥 地下党的情报工作在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如同一个棋手完全知道对手要怎么下，下哪里一样，“没有不赢的道理” 地下党并非全员从事情报工作，原文在此有隐晦的试图塑造落难功臣形象的企图，同时，情报上的胜利并非是决定性的因素 为了突出军队是南京战役胜利的主因，官方冷处理了地下党的功劳，夸大了军队的作用 军队本身就是“解放的主因” 农村干部和军干部生活上“农民意识化”，进入城市后迅速腐化，但同时又排挤城市派，质疑其忠诚 刘明昭在此后迅速展开了整风运动，且领袖随后就在七二全会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并不是两个系统的集体决议，个人操行的腐坏不能理解为两个系统对一个系统的迫害 陈修良支持对两个系统放映戏剧《闯王进京》，激怒了两个系统，导致两个系统展开了对陈修良乃至一个系统的有组织迫害 拿“闯王腐化”或太平天国腐化来象征、劝诫干部进程之后要注意不被浮华遮眼是领袖以及其他高级干部的常用讲法，要激怒也等不到49年 南京37个军管会领导成员只有5个是地下党 南京总共也就2000多个地下党员，五人的其中一人还是市常委，如果按比例论比其它两个系统都高 城市地下党员的规模本身不足以快速撑起新解放地区的干部队伍（接管南京就需要1.5万名干部，而地下党员通常不会影分身之术），且无改造、肃反与党群工作之经验。况且被视为干部后备军的知识青年群体本身大多就是城市出身，如果两个系统真的要排挤城市系统，则根本不可能去培养城市出身的知识青年 某华东书记在讲话中将两个系统比作“大儿子”，一个系统比作“小儿子”，后者不拥护前者就是不老实，吹响了对一个系统进行迫害的号角 《忠诚与老实》一文中现已查不到这种说法，而且解放战争中军队与农村力量本身就是占主导的 领袖在渡江战役时期的军事文书最少，只有一份。说明他彼时心不在此，已经在考虑如何针对城市系统。 《同意三月底或作战的计划（1949年2月21日）》、《东北野战军先出两个军迫近汉口钳制白崇禧部（1949年2月11日）》、《第四野战军主力应于四月一日前完成出发准备（1949年3月17日）》、《第四野战争军先头两个军的任务（1949年3月20日）》、《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的理由（1949年4月14日）》、《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针渡河上面》（1949年4月16日）、《必须争取渡江一举成功（1949年4月17日）》、《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1949年4月18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1949年4月22日）》、《要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1949年4月27日）》、《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1949年4月30日）》《推迟占领杭州上海的时间（1949年5月3日）》、《占领吴淞嘉兴的等地应注意的问题（1949年5月6日）等 沿用最近几年才披露出来（？）的十六字方针，地下党系统立刻再度被打入地下，被进行了系统性的迫害 十六字方针不知所云，时间范围均不明朗。且陈修良在55年还担任了浙省宣传部副部长，直到57年被错误打倒。假如两个系统在49年就因为一部戏剧决定迫害陈修良，为什么要等个七年她升职加官了才动手？ 这篇文章的观念大概整理完毕了。
再来谈谈这十六字方针，我认为正如很多朋友讲到的，这十六字方针如果是用在国民党留用人员身上的，则毫无突兀之感。毕竟本文的重点不在这里，所以暂且讲一件事就作罢：一些留用人员在留任后仍然利用自己的职权大搞官僚主义、排挤农村干部，导致天津三个税务局干部自杀。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板子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当事的两个留用人员一个被通报，另一个则是开除。因此所谓的“逐步淘汰”假若是真的，也并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事。
发布于 2022-07-19 23:07・IP 属地广东查看全文>>
寻道人 - 27 个点赞 👍
更一下：讲点个人的判断，此十六字批示或许有，但可能仅仅是个案，并不代表党和国家整体的方针政策。
为何这么说，因为我身边就有个实例。沈如淙，嘉兴地区抗战初期入党的老地下党员。老人家现在还健在，建党一百周年的时，曾作为嘉兴的党员代表上过新闻联播。他是我好兄弟的亲爷爷，我对下文所述内容真伪有完全的把握。
建国初期，嘉兴市的干部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三野的南下干部，原四明山游击队成员以及嘉兴地区的地下党员。从老人家的履历以及我了解的一些情况看，三个山头彼此之间确实存在鄙视链。大致而言，基本是四明山游击队的看不上地下党的，地下党的看不上南下的。虽然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成功也不意味着对革命者的加官晋爵。但考虑到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因素，彼此之间以参加革命的年限及所作贡献来互相攀比，进而对现实待遇存在微词也是正常现象。以后来曾任嘉兴市人民医院院长的某人为例，其当年是作为三野某部担架队的队长在嘉兴转业的。从另两个山头的角度，对其担任人民医院院长一职有看法并不难理解，但考虑到三野在解放整个华东地区所起的作用，有此待遇也并非完全说不过去。再以沈如淙同志建国后的履历来看，除了十年动乱时期受迫害打击不论，基本是以所任政府一把手、同级党组织二把手的脚步逐级往上，最后以市政协主席一职离休的。
另外我还必须指出一点，解放前的地下党组织并不同级于解放后的党组织。例如不能因为解放前任某市地下党委书记，解放后任该市党委的部长就认为是降级使用。
首先明确一点，如果仅仅针对题干作答， 的叙述应该是该问题下目前最全面、最客观的回答。
其次针对其他人的回答，我想作几点补充。
一、根据现有材料，若存在该“十六字方针”，则其应为某人针对某份材料的批示文字，并非正式的文件。它能代表某人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但是否曾经其他领导圈阅，能否代表中央该问题上的态度，是否是党和国家自上至下统一贯彻执行的政策，这点还需要考量。由于我国的保密制度，在现有的条件下，只能说该批示无法被确认，但也不宜完全否认。
二、基于前一点，很多回答认为该“十六字方针”的适用对象是建国后的留用人员，是犯了最基本的逻辑错误。连该方针是否存在都不能确认，又从何而论其适用对象？是否这些答主心中都以默认了该方针的存在？但即便该方针存在，目前提到该方针的材料里，适用对象都很明确是指潜伏在白区的地下党员。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的留用人员里，还有相当部分是政治面貌没有对外公开的地下党员。
三、基于该方针在目前条件下无法被确认，最好的研究方法是尽量多地搜集像陈修良这样具有一定级别的，拥有白区潜伏经历的地下党员的材料，对他们在建国以后的人事经历、政治待遇等做全面广泛的研究，看一下他们的遭遇是否与该方针相符？或者相符的比例大约是多少？级别过高或者过低的地下党员，可能都不太能说明这个问题。
编辑于 2022-07-21 11:38・IP 属地上海真诚赞赏，手留余香还没有人赞赏，快来当第一个赞赏的人吧！查看全文>>
祥和居主人 - 12 个点赞 👍
我从长辈那里听到的说法是口头指示，但宗旨都是靠边站。
说起来很残酷，但地下党员自己内心很明白，一旦解放了，新的局面来临了，自己工作的作用是必然急剧下降的，而且特殊工作方式决定了，很多工作信任很难再建立与巩固。
在残酷的地下斗争中，各种手段都必须混合运用，为了解放事业有时可以说不择手段，但有意无意之间有些红线是被突破的；很多地下党员是紧急情况下临时发展的，其中不少人是考虑当时的局势，带有投机倾向的；甚至不排除个别地下党人员是否带有任务进来卧底。等等，各种特殊情况都有。
总之，地下工作者在解放以后所处的信任环境是尴尬甚至难堪的，但真正睿智的地下党员内心是做足了思想准备的，真正坚贞的地下党员是准备好了为此做出牺牲的。他们后半生也确实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只能等彻底老去后，才能盖棺论定，予以褒扬，但也于事无补了。
有人会说不划算，牺牲太大，与艰苦卓绝的工作不相称，确实如此。但是一个真正道德高尚的人，是不会太计较这些的。当民族与国家的使命降临的时候，他们仍然会义无反顾地消失在黑夜里。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要对这些伟大的灵魂在解放后的奉献，深深地鞠躬。
编辑于 2022-07-10 22:47・IP 属地美国查看全文>>
Burgundian - 3 个点赞 👍
我认为这个是扯淡。用反证法：
一、高岗倒台就是因为他说白区党红区党，说白区党势力大，但是对革命贡献不大。这个话不利于党的团结。如果那时白区党已经被淘汰或受控制使用，高岗估计想都想不到这个。
二、白区党，别的地方我没有史料，至少四川的，上海的、北京的，是受重用的。建国后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自上海、北京的白区党。
编辑于 2022-07-13 19:33・IP 属地北京查看全文>>
昌哥红茶 - 0 个点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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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静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