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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十六字方针的原始史料,和最早出处在哪里?

克莱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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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许能猜出这个谣言最早的来源,这是乌有的双石在几年前就写过的辟谣文章。

根据我简单的检索,百度展示的搜索结果提到这16字方针的,并没有早于2012年的。因此我认为这应该就是这个谣言的来源。

三个系统之间的斗争被很多学者用来解释、梳理建国以来十数年的政治运动脉络。但唐突地套用这个模式也许并不明智。

双石对这篇文章的论点大概梳理一下,如下:

原文观点 双石的驳斥
地下党的情报工作在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如同一个棋手完全知道对手要怎么下,下哪里一样,“没有不赢的道理” 地下党并非全员从事情报工作,原文在此有隐晦的试图塑造落难功臣形象的企图,同时,情报上的胜利并非是决定性的因素
为了突出军队是南京战役胜利的主因,官方冷处理了地下党的功劳,夸大了军队的作用 军队本身就是“解放的主因”
农村干部和军干部生活上“农民意识化”,进入城市后迅速腐化,但同时又排挤城市派,质疑其忠诚 刘明昭在此后迅速展开了整风运动,且领袖随后就在七二全会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并不是两个系统的集体决议,个人操行的腐坏不能理解为两个系统对一个系统的迫害
陈修良支持对两个系统放映戏剧《闯王进京》,激怒了两个系统,导致两个系统展开了对陈修良乃至一个系统的有组织迫害 拿“闯王腐化”或太平天国腐化来象征、劝诫干部进程之后要注意不被浮华遮眼是领袖以及其他高级干部的常用讲法,要激怒也等不到49年
南京37个军管会领导成员只有5个是地下党 南京总共也就2000多个地下党员,五人的其中一人还是市常委,如果按比例论比其它两个系统都高
城市地下党员的规模本身不足以快速撑起新解放地区的干部队伍(接管南京就需要1.5万名干部,而地下党员通常不会影分身之术),且无改造、肃反与党群工作之经验。况且被视为干部后备军的知识青年群体本身大多就是城市出身,如果两个系统真的要排挤城市系统,则根本不可能去培养城市出身的知识青年
某华东书记在讲话中将两个系统比作“大儿子”,一个系统比作“小儿子”,后者不拥护前者就是不老实,吹响了对一个系统进行迫害的号角 《忠诚与老实》一文中现已查不到这种说法,而且解放战争中军队与农村力量本身就是占主导的
领袖在渡江战役时期的军事文书最少,只有一份。说明他彼时心不在此,已经在考虑如何针对城市系统。 《同意三月底或作战的计划(1949年2月21日)》、《东北野战军先出两个军迫近汉口钳制白崇禧部(1949年2月11日)》、《第四野战军主力应于四月一日前完成出发准备(1949年3月17日)》、《第四野战争军先头两个军的任务(1949年3月20日)》、《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的理由(1949年4月14日)》、《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针渡河上面》(1949年4月16日)、《必须争取渡江一举成功(1949年4月17日)》、《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1949年4月18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1949年4月22日)》、《要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1949年4月27日)》、《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1949年4月30日)》《推迟占领杭州上海的时间(1949年5月3日)》、《占领吴淞嘉兴的等地应注意的问题(1949年5月6日)等
沿用最近几年才披露出来(?)的十六字方针,地下党系统立刻再度被打入地下,被进行了系统性的迫害 十六字方针不知所云,时间范围均不明朗。且陈修良在55年还担任了浙省宣传部副部长,直到57年被错误打倒。假如两个系统在49年就因为一部戏剧决定迫害陈修良,为什么要等个七年她升职加官了才动手?

这篇文章的观念大概整理完毕了。

再来谈谈这十六字方针,我认为正如很多朋友讲到的,这十六字方针如果是用在国民党留用人员身上的,则毫无突兀之感。毕竟本文的重点不在这里,所以暂且讲一件事就作罢:一些留用人员在留任后仍然利用自己的职权大搞官僚主义、排挤农村干部,导致天津三个税务局干部自杀。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板子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当事的两个留用人员一个被通报,另一个则是开除。因此所谓的“逐步淘汰”假若是真的,也并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事。

发布于 2022-07-19 23:07・IP 属地广东
寻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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