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为不想全家被团灭，想给胡家留个后。

胡思杜（1921年12月17日～1957年9月21日），胡适儿子，1921年12月17日出生，生性好玩，因不好好读书，他在美国八年转了两所大学也未毕业，反而染上了不良恶习，终日不思进取，后来还拒绝跟父亲胡适去美国，坚持留在北平。

他父亲是哲学博士，他自己是一个念了两所大学都没毕业的人，高下立判，然后他居然还觉得自己的判断比他父亲强。

胡适本想着让儿子考清华北大等名校，可是儿子天天吃喝玩乐，成绩非常差，这般境况，恐怕儿子在国内是一般的大学校门都很难进入了，没办法，他只好安排胡思杜到美国留学（镀金）。

当时，胡适长子已经在美国留学了，学费非常高，为了缓解经济压力，胡适只能安排小儿子胡思杜去收费标准和学业要求低一些的教会学院就读，毕竟他学习成绩也不行。

教会学院的学生天天吃喝玩乐，很快胡适儿子也“沾染恶习”了，成绩也是一落千丈（本来就非常差），时常有科目挂红灯，最后以至于被遣返回国了。

当初，他在美国八年转了两所大学也未毕业连一张文凭都没有拿到，尽管如此，回国之后的他仍旧凭借着父亲的面子获得了不少面试的机会，但都没有通过面试。

这时，胡适终于相信自己这个儿子，是真的“不成器”了，于是，借着自己担任北大校长的身份，他将胡思杜安排到了北大图书馆做了管理员，也算让他能有个工作。

1949年，在危急关头，胡适打算带着儿子离开北平，然而胡思杜却坚决了态度、不愿离开，无论胡适怎么劝都没有用。

后来，他被迫宣布与父亲划清界线，还在1950年发表了《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言辞尖锐，锋芒直指父亲胡适，然而却于事无补。

胡适见到文章时说：“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

1957年，他被诬陷为“右派”分子，因为不甘受辱，上吊身亡，在二十三年后被平反昭雪。

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他哥哥胡祖望为其弟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 胞兄胡祖望泐石。”

胡思杜为什么不肯走，据说是胡思杜对父亲不满，不愿意他同行，父亲往东，他就偏往西。

反观另一个名人：萧光琰 (1920-1968) ,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博士,世界著名化学家, 1951年归国。

萧光琰女儿（1953——1968）

萧光琰的妻子甄素辉（？——1968）

萧光琰 (1920-1968) ，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博士，以后担任助教、助理研究员、研究员，还曾在美孚石油公司工作，后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

开创了我国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学研究领域的创建工作，曾领导并参加了催化叠合、催化裂化、固体酸催化剂等研究课题；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学术报告和论文29篇，对该所后来发展成为石油研究基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在他回国不到九个月的时候，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他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他只能呆呆地忍受了别人对他有思想反动、有卖国思想，回国是为了向上爬的指责。

他伤心极了，只能向亲人倾诉：“我冒险回国，谁知□不爱我，把我关在门外……对新中国，我有''失恋’的感觉，感到生活失去了重心和平衡。我感到前途悲观。”

从此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长期不能工作。

1968年12月11日惨死，终年48岁，不久，他的妻子和十五岁的女儿也都自杀。

萧光琰喜欢打网球，被他们说是醉心于贵族运动。

他们还说：“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回到中国？”

人们给他安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努力证明他是美国派来的特务，不仅囚禁了他，而且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三角带”等特制的刑具也派上了用场。

萧光琰当初把工作资料带回国，他们则说：“你能把你在美国用的资料带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

这个莫须有的问题萧光琰没办法回答，毕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萧光琰只能一死了之，1968年12月11日，萧光琰被迫“畏罪自杀”，年仅48岁，三天以后，萧光琰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也都被迫自杀。

几天后，人们发现了母女二人的尸体，她们紧紧地相拥，凄惨地告别了这个悲凉的世界。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萧光琰妻子甄素辉并不会讲中文，在美国，甄素辉已经有了收入非常高的工作。

萧光琰遇害时，甄素辉正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十几岁的女儿洛洛更是孤身一人、无人照料。

当天下午，他们找到她，严肃地宣布：“萧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

甄素辉并没有哭，只是称要见多日不见的女儿洛洛，几天后，人们发现了母女二人的尸体，被发现时她们的尸体还抱在一起。

1945年7月，作为民主人士的代表，傅斯年一行六人飞赴延安访问。见到故人，毛泽东非常重视，专门和傅斯年单独谈了一宿。

在延安期间，通过观察到的人和事，特别是和毛的近距离接触，傅斯年有着极为独特的见解，其观感与同行的黄严培、章伯均等人大易其趣，“梁山”“宋江”之慨就是一例。他此前就有“早识当年路本歧”的认知，这此行更加深了这一认知。

傅斯年和胡适两人相交30多年，亦师亦友，在学问和政治观点上步调一致、进退同步。回重庆后，傅斯年把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以及对毛的印象告知了胡适。

收到傅斯年的信，胡适没有放弃，仍欲勉力一试，于1945年8月24日发了一封电报给延安：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

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

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

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这是一封政治劝诫信。信中，胡适表达了他对民主政治的期待，以杰弗逊和英国工党的故事，勉励毛带领中共步入政党政治的框架，为中国带来和平，避免内战。这当然是他“无可救药的乐观派”作风在作祟，不过正代表了他的政治理想。

胡适没有收到任何只言片语的回复，其实也就是拒绝了，这预示着他的政治理想在延安这边绝无实现的可能。

于此，何去何从的问题于他也就毫无疑义了。

离开北平前，胡适曾说过：

美国人来了，有面包，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无自由；他们来了，无面包，无自由。

于是继续跟果党鬼混。好吃好喝好穿好住好玩供着，不爽吗？

这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为什么混不下，要离开呢？因为共军赢了，国军输了。

那胡适本人站队了没有？表面上是站国军这边了。

于是被列为战犯之一。没点政治影响力，是不配获此殊荣的。

伟人挽留不了他，批判他也就罢了，后来老蒋在日记里也骂他。

这就说明，此君的骨头是比其他文人要硬一些，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受国共两党的节制。

那思想皈依何处呢？自然是向往美国人的民主自由了。难怪老蒋骂他是文化上的买办，挟洋自重。

只是身逢乱世，一介书生，没有兵权。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当然，文人清高，可以昂起头来，这个领袖也不鸟，那个领袖也不鸟。

这是时代赋予大知识分子的特权。

毕竟两军交战，胜负未定之时，中间派，两边都是要拉拢的。只是大局一定，嘿嘿，你就是肃反的对象。

胡适的厉害之处就在这里，他预估到了。

为什么能预估到呢？

因为他是个人自由主义者，敏锐地看到了集体主义者精神上的洁癖聚拢到了一起之后，必然会秋后算账，以及各种肃反。

这在历史上是有迹可循的。

之前斯大林的苏俄如此，之后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也是如此。

这也是今人激赏他的地方。以至于拿他和湖人队的老舍作对比。

其实他在抗日战略的眼光上，水平也是在线的。不然凭啥让他去美国当大使？

作为曾经的低调俱乐部成员之一，汪精卫也难免要骂他了。

只是在美国，没有为老蒋拉来多少援助，倒是为自己搞了很多博士头衔罢了。

最后说一下，他为什么要利己要自由？

利己是人的本性，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表面利他，背后最终为了利己而损人。

至于自由，他说：

如果有人告诉你们，牺牲你们自己的自由，去争国家的自由，而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的是：争你们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国家的人格。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才建构起来的。

马克思在《宣言》中也说：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

因为胡适否定的是中国整体，而不是单纯否定共产党。他其实既不鸟共产党，又不鸟国民党。

或者说，连李大钊，陈独秀，都是胡适给引上历史舞台的。只要能否定中国，胡适也不在乎你是什么路子。他甚至认为 ‘苏俄’（有面包）都比中国土棍强。

而且了解毛的人，应该知道真正刺激毛的，其实不是‘共产党来了没有自由没有面包’，反而是‘苏联人来了没有自由但有面包’这句。

中共建国初期对胡适的极力否定，大概这句吹捧苏联人有面包的话，才是真正戳中泪点破防的关键。

因为这句话‘承上启下’，确立了中国人应该是世界鄙视链最低端的群体。

一等美国人，二等俄国人，三等亲美中国人，四等亲俄中国人，五等中国地主土棍，六等中国无产。

国民党的总设计师是蔡元培，基本政治底色，其实是‘官绅政治’。

另一个对立面当然是‘集权政治’。

蔡元培给国民党设计的政治生态，儒家地主乡绅，配资本买办，技术崇洋。

李光耀其实也是接近这种觉悟。阎锡山也是这种思路。只可惜山西和西方没有直接接壤的地方，所以只能上智下愚，上面搞威权政治，下面依靠宗族乡土认同维持。

北大（78级）学生，在1982年‘获得自由’以后，第一个给蔡元培立铜像，还得到官方首肯，背后原因慢慢体会。

反正中国80年代新兴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后都和给蔡元培立铜像的群体闹翻了。那些78级学生，很多都已经‘位极人臣’了。

只有低端左，和别有用心的小品客，才认为清华北大都是洋奴代表。

清华北大那些出国再也不回来建设祖国的，真的要感谢人家八辈祖宗了。那些都是好人。人家要回来，艾跃进这种只能去大学烧锅炉了。

还有青年知识分子，总是把政客的口号，和学术价值混淆。

学术价值是：海纳百川，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政治博弈，是左当权，右被转正的时候，右当然要喊自由。等右等当权，真让左自由，右就完蛋了。所以右当权的时候，自己当权从来不给别人活路的左，开始要言论权了。

胡适离开大陆，并不是真正显示他聪明的地方。

他对中国人最大的影响，是离开中国人圈子以后，不死心，又回到中国人圈子里，重新操盘中研院，把蒋介石新聘请的帝师钱穆给排挤了。在意识形态上，刨了中国台湾人重返传统文化的根。

大陆网民，多执着于国共恩怨，来评价胡适。站的太低，看不到真正的风景。

另外，说胡适智商高的人，其实并不知道还有一个比胡适智商更高的人，就是他的文盲老婆江冬秀高。

这不就是常规操作？民国大陆31所国立大学，校长润了14个，留下17个，而且北平、南京的学校润的比例更高。

1945年7月，作为民主人士的代表，傅斯年一行六人飞赴延安访问。见到故人，毛泽东非常重视，专门和傅斯年单独谈了一宿。

在延安期间，通过观察到的人和事，特别是和毛的近距离接触，傅斯年有着极为独特的见解，其观感与同行的黄严培、章伯均等人大易其趣，“梁山”“宋江”之慨就是一例。他此前就有“早识当年路本歧”的认知，这此行更加深了这一认知。

傅斯年和胡适两人相交30多年，亦师亦友，在学问和政治观点上步调一致、进退同步。回重庆后，傅斯年把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以及对毛的印象告知了胡适。

收到傅斯年的信，胡适没有放弃，仍欲勉力一试，于1945年8月24日发了一封电报给延安：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
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
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
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这是一封政治劝诫信。信中，胡适表达了他对民主政治的期待，以杰弗逊和英国工党的故事，勉励毛带领中共步入政党政治的框架，为中国带来和平，避免内战。这当然是他“无可救药的乐观派”作风在作祟，不过正代表了他的政治理想。

胡适没有收到任何只言片语的回复，其实也就是拒绝了，这预示着他的政治理想在延安这边绝无实现的可能。

于此，何去何从的问题于他也就毫无疑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