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何机智的离开了？

有些人大谈胡适所见如何“透彻”、“超前”，其实也不然。

就以反赤、反苏、反阶级斗争、反计划经济、捍卫私有制、守护“宪政”等项而言，国家主义派在这些问题上之“所见”岂非又远超曾一度支持国民革命、表态愿意“为劳农专制牺牲一点自己（的自由）”的胡适先生吗？

这里可略举一人，以便诸君膜拜。此人就是闻一多。原来早在北伐时期，闻君便已加入反赤阵营、组织武力反对“赤魔”矣：

1925年12月，日军出兵阻止郭松龄进攻张作霖，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CCP的推动和带领下，北京掀起了反日进兵运动。国家主义派为蹭热度，便提出“反日俄进军东省”的伪命题以对抗之，实则不过造谣以蹭热度而已。后来成为中托少数派领袖的郑超麟曾撰文批驳之：

其手法，略与1940年代KMT领导之反苏运动、今日知乎上之反苏运动相类。

未几，国家主义派又无视在俄华侨多支持布党、参与红军之事实，提出所谓“反俄援侨”问题，召集反苏大会，闻一多、罗隆基等参与主持：

北伐军兴，蒋介石甘为“赤魔”之马前卒，上述国家主义派诸君又与章炳麟等投奔主张联省自治之孙传芳，集结兵力以对抗之，后失败：

后来，闻先生又继续反对蒋介石，最终为蒋介石所暗杀。此事大家在中学课本上都已知道了。

如是观之，则章炳麟、闻一多、罗隆基、何公敢、谭慕愚诸君，其“所见”之“透彻”、“超前”又远超胡适。虽然如此，以其逻辑上溯言之，追捧叶赫那拉氏亦可，又何况衮衮诸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