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何机智的离开了？

1945年7月，作为民主人士的代表，傅斯年一行六人飞赴延安访问。见到故人，毛泽东非常重视，专门和傅斯年单独谈了一宿。

在延安期间，通过观察到的人和事，特别是和毛的近距离接触，傅斯年有着极为独特的见解，其观感与同行的黄严培、章伯均等人大易其趣，“梁山”“宋江”之慨就是一例。他此前就有“早识当年路本歧”的认知，这此行更加深了这一认知。

傅斯年和胡适两人相交30多年，亦师亦友，在学问和政治观点上步调一致、进退同步。回重庆后，傅斯年把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以及对毛的印象告知了胡适。

收到傅斯年的信，胡适没有放弃，仍欲勉力一试，于1945年8月24日发了一封电报给延安：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

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

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

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这是一封政治劝诫信。信中，胡适表达了他对民主政治的期待，以杰弗逊和英国工党的故事，勉励毛带领中共步入政党政治的框架，为中国带来和平，避免内战。这当然是他“无可救药的乐观派”作风在作祟，不过正代表了他的政治理想。

胡适没有收到任何只言片语的回复，其实也就是拒绝了，这预示着他的政治理想在延安这边绝无实现的可能。

于此，何去何从的问题于他也就毫无疑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