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说这个总结绝对是某些国人的臆想。西方社会真正的厉害之处，就在于社会结构上从不折腾，几千年来阶级分明。

贵族永远干贵族该干的事，平民永远干平民该干的事，社会分工一直都是明确的。

（ps：这里的贵族，包含了广义上的门阀、望族和乡绅等社会中层阶级，我便于通俗，一概用“贵族”代替。请不要在抠字眼了。。。）

我知道这个观点好像突破了很多人的常识。我尝试解答一下这其中的逻辑。

由于国内的教育，向来不爱讲事实，喜欢讲善恶的缘故。使很多人都喜欢，将凡是跟贵族沾边的一切都认为是坏的，跟平民有关一切都认为是好的。

草率地将两者对立起来，也就犯了归因谬误。所谓的阶级，本身是由客观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决定的，可每一个个体的行为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毕竟人性是相通的，贵族也有会真心向善的人，平民也会有乍富后恶贯满盈的人。

（ps：我看很多人在误解我替贵族洗白，其实我表达的更多是必然产生的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所谓血统和出身，不过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人造出来的政治概念，从不是真正的历史规律。还有的就是，纠正很多人被长期误导的观念，贵族从不是统治阶级，贵族从不是统治阶级，贵族从不是统治阶级，重要的事说三遍。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三元结构，贵族处于中间层。社会只有处于二元结构时，阶级间的利益才会直接对立。）

细化的来讲，贵族和平民的区别就是各自能量差异，带来的观感不一样。也就是说，贵族比平民更有能力去作恶而已。

而且贵族具有平民不具备的属性，那就是贵族阶层往往象征了一个社会的底层逻辑。因为贵族的形成，本就是一个社会的资源和生产资料集中化的体现。这就意味着贵族天生携带的基因，就离不开该社会特有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历史溯源，以及地理自然禀赋的影响。也就是说贵族的气质，通常也象征着国家的气质和秉性。就比如18-19世纪的俄国贵族在宫廷里不用母语交流，反倒用起法语，也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俄国积极向法国学习努力摆脱野蛮的时代需要。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来理解西方文明的贵族到底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

自公元5世纪克洛维国王皈依基督之后（ps:希腊罗马与当今西方文明并没有文明和血缘的直接关系），西方文明便开化了文明。比起中国在夏商时期便有统一国家来制定文明的价值观和规则纲领，西方文明肇始更像是以国家的名义组成了松散的部落联盟。由于联盟首领权力太小，文明水平太低，西方文明除了选择皈依基督来统一思想传道解惑，在政治上也选择保留了部落特色的长老制政治。即给每个部落功勋，都有一定的议政权。而这个政治习惯，也深刻影响了西方历史。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无论是封建王权，商业资本，即便贵族这个名词经常改名换姓，你仍能看到实为贵族的阶层影响了西方历史的方方面面。正如我前文所说，贵族阶层是由本土社会的资源差异所产生，那就意味着贵族很容易与本土产生利益纽带，与脚下的土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这一特性，对于有着相同利益的统治者来说，很自然能成为用于统治的帮手。所以你若留心西方历史，你会发现西方政权的统治者经常与贵族同心同力办事情。

比如西班牙国王想要大航海，王室却没钱，可西班牙贵族都愿意自掏腰包赞助皇室，因为他们知道国王发了财会分他们一杯羹。英国的伊丽莎白时代，国家还不够强盛，经常招安海盗旨在替英国政府收刮财宝，而替海盗们海上打掩护的很多都是英国地方贵族，因为他们知道国家强盛，迟早福泽会降到他们头上。而且不止封建贵族，新兴贵族资本家也不遑多让。普法战争，法国耻辱性的大败，不仅颜面尽失，还要面临50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不然就要被军事占领。当时的法国政府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最后是法国金融界商界花了3年筹集50亿法郎化解了这场浩劫。因为这些法国的资本家知道，自己能在国内赚得盆满钵满，全是法国政府的荫泽，若是被外族统治，那就完全任人鱼肉了。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也感受到了这种现象的古怪了。中国又不是没有达官贵人，为什么就达不到西方这种效果呢？而我讲述这个现象，恰恰是为了引出我的真实观点。那就是中国历史过早取缔了贵族阶层，使得中国的发展慢慢变得僵化死板。

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跟西方同等意义的贵族阶层，只是那已经是在汉唐时代。在汉唐时，朝廷打仗地方望族也是会慷慨解囊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东汉王朝都是地方望族扶助起来的。可在唐末以后，连年战乱，中华大地上原有的贵族差不多被清洗干净，按道理只要迎来和平时代，贵族阶层自然会再次繁衍出来。可这次和平时代的继任者，宋朝，却自作主张的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轨迹。

宋朝的政治制度设计初衷，是充满畸形的，是一种对五代乱局的应激反应。由于五代时期“城门楼换大旗”频率太高，宋朝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安全，选择一劳永逸的治理国家。武将爱造反，那就降低武将的权重，压低军队的地位。而放在政治上，为了新兴朝廷的话语权，坚决执行全民科举制，希望人人都来考科举。

这个举措，看似实现公平公义的良策，除了利于宋朝政权的片刻安宁，实则是祸害我们民族千年的毒计。

首先是社会体系臃肿和社会价值嬗变。在宋朝之前，并不是人人都向往考取功名的，人生变现的通道有很多，可以从军，可以游商，也可以当地方望族的幕僚。而宋朝的政策，让上升通道变得异常狭窄，不仅官僚体系变得臃肿，就连本该是“各自精彩”的社会价值也在向“唯有读书高”的偏执靠拢。

其二是掏空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人人都科举，也就意味着本该扎根于社会的人才全都被虹吸到朝廷，连带着那些优质的社会资源也被吸附到中央，留下的将寡兵微的社会基层根本无力为社会提供新发展的可能性，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活力。

最后当然是断绝了民间自发性形成贵族的可能。贵族本该是社会资源差异自发性形成，该有客观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来决定，如今这些环节全都被朝廷剥夺，取而代之的是由官职大小来评判社会等级的新规则。而恰恰是这种体制的产生，让中国在邪路上一去不复返。因为统治者虽然多数时候和贵族有着共同利益，但彼此之间是合作关系。贵族也可以能依靠自己的实力，跟统治者“提提意见”，这也就让国家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不死板。而宋朝来的这一招，让朝廷不用担心任何社会力量的声音，在朝廷得势时没有任何社会群体值得被嘉奖拉拢。而在朝廷危难时，也没有任何势力能提供协助。这也让政权治理陷入怪圈，你宋朝看似在享受无尽权力，同时也在承担无尽的的义务。这也是为什么终宋一世，国力总是萎靡不振的真正原因。

而且正因宋朝的短视，也产生了为祸中国千年的政治团体——文官集团。贵族阶层会为统治者和国家分担压力甚至“抛头颅洒热血”，是因为这片土地与他们休戚与共。而文官们普遍爱专研权谋办事却是雷声大雨点小，也是因为他们与这片土地的利益纽带太少。

科举制度决定了，你能成为这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不用下基层积累社会人脉，不用搞研究提升专业能力，你只用利用好这个制度你就能飞黄腾达。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文官）本该是服务社会的团体，他们的利害相关却不与管辖的土地产生直接联系，而是由朝廷拟定的职位考核决定起落。这种古怪的现象，也就让官僚很难与这片土地的悲欢感同身受，让他们狂热的就只是科举带来的官僚制度。

正因为享受于制度不享受于土地，文官们对政权的忠诚度也是极低的，给谁当官不是当呢，价高者优先。这也就是宋明以降，文官投敌叛国当汉奸的现象屡见不鲜的真正原因。

当然，我所罗列的例子和理论，都是宏观上的历史。而放在历史中的细节来看，无论是贵族，还是官僚，都不是褒义词，他们所具有的社会能量，只要想来作恶，随时都会是老百姓头上的巨石。可这种阶级压迫，真的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吗？我的态度其实是无所谓。以前用土地多少来衡量阶级，现在用金钱来衡量阶级，我相信在赛博时代也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来衡量。因为社会资源永远无法饱和，那就会自发性形成阶级。

而我们真正要计较的是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宏大叙事不是必要的，但每天不吃喝拉撒是不行的。一个国家只要能为国民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上层人物的日常是如何拨云诡谲那就由他们去吧。

举个例子，时至今日，日本在社会价值层面依然是封建国家。极端男权主义，门阀政治严重，甚至天皇的老婆都是巧取豪夺来的。可无论我们在政治生态层面和社会人文层面给日本贴上多么落后的标签，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日本长期都是世界最发达经济体之一，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老龄化和最多“死宅”的国家之一。能达到以上现象，政治形态咋样不重要，经济发展水平才重要。

说明统治维稳从来不是多么复杂的环节，你只要搞好经济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没多少人关心政治上那些蝇营狗苟。也证明了从来没有所谓的制度优势，经济发展才永远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要素。

西方文明最厉害之处不是驯服公权力，而是驯服了一批从未到过西方，完全不了解西方的人，让他们相信那是地上天国。

已知拜登的竞选费是5亿多美元

拜登于202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此时已经78岁了

已知美国总统的年薪为40万美元

算他能连任一次，干八年一共是320万美元的年薪

这还是税前

所以一个年近杖朝之年的老头

花了5亿多美元为了一个年薪40万的岗位

拜登背后的金主驯服公权力是来做慈善的么？？？？？

公权力是为维护和增进公益而设的权力。它来源于私权力，是私权力实现的手段与保障。

要驯服公权力，就必须奴役私权利。

西方文明最厉害的地方是驯服了人民，定义了民主。

民主可以分为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两者通常很难同时高分。（这个西方同时包含美苏德）

1.经济民主。

对比体制民主度，最真实的办法就是比同gdp下的购买力。

同样都是1000块钱人民币，在不同的国家能买到多少东西。

越多物质分配上越民主。

2.政治民主

人民是否拥有投票权，媒体是否可以被操纵。人民是否掌握大部分生产资料。

以人民拥有投票权，但是媒体可以被操纵为前提条件。

举个简单的例子，媒体如果可以被操纵，你就可以通过以钱换票的模式，依靠给媒体钱，扩大影响力，获得更多票数。

如果没钱给媒体，由于难以扩大影响力，穷人几乎无法从政。

表面上看是投票选举，实际上是比富大赛。实质上这种民主是资本专政。没钱就不配从政。

还有第二种是苏式的，说生产资料是公有的，那我能不能从企业里拿走属于我的一部分呢？

不行。

只有企业亏损了，需要国民承担风险了，这个时候才找你。

只有付出，没有回报。

3.看国家的国民喜欢跟什么国家比，更强的还是更差的。

比如说中国人均gdp是1.27万美元，如果国民总是喜欢拿1.27万人均和3-7万美元人均的国家比，说明潜意识里认为确实存在对比空间，换句话说体制确实有优势。

如果是拿1.27万美元和2000美元人均的对比，说明体制很烂。只敢和比自己差的比。

举个实例好了。

拿美国来讲，油管上有个美国博主做的视频，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政府对自己老百姓这么好？视频里对比了北欧，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德国。评论区一堆吐槽阿美福利不如以上几个国家的。

美国官方通常也会扬长避短，比如说主动和1 2万美元人均的国家对比，然后大量派人去这些国家拍纪录片。甚至会和一万美元不到的国家对比。

再拿美国举个例子。美国1970年的时候gdp只有5200美元人均。而70年代的普通人生活是比现在好的。换句话说美国5200-7万美元人均的发展过程中，后续的6,5万美元和普通人无关，发展没有惠及百姓。

如果真是一个民主国家，这种现象不可能吧？

发展有有没有惠及百姓最好的指标是什么，就是看老百姓生活变差了还是变好了。

通常是70年到2023年。中国百分99的家庭，生活的都比70年代的时候好，说明发展确实惠及百姓了。

问题不是个好问题，但问题折射出的背后的权力逻辑，却是个好的话题。

首先得阐明一点——我们今天说的“中央集权”“大政府”“小政府”“联邦制”，都是同一个时代科技相近的不同国家的对比。是不能跨时代对比的。

换言之，如果拿昔日的秦王朝和今天的欧盟相比，后者的整体动员力、规划力以及控制力比前者强太多了。可你看到了，秦是我们定义的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而欧盟本质上是个松散的邦联。但是哪怕是松散的邦联，也能依靠更低的物质交流成本（交通网）、更快的信息交流方式（互联网）来达到快速动员、组织活动等一系列行动，动员力绝对能暴打哪怕是堪称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其实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古代王朝都是小政府，小到不能再小的那种）

这里其实揭示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在科技发展加持下，政府的公权力不是在缩小，而是在事实上的扩大。先进的生产力让政府的规划能力、调节能力、控制能力都大幅上升，进而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

最近发生了瓦格纳事变，但是大家思考一下，瓦格纳真的是军阀吗？我不否认现代军队可能会参与政变行动，但是军阀必须有独立的财政、武器来源，说白了是个小号的割据政权，独立王国。

瓦格纳明显不是，它也许能达到财富独立，但是它的武器装备没有再生的能力，必须依赖俄罗斯国防部和军火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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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题目又谈到了权力的约束，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了——

1.约束的是谁的权力？

2.又是如何约束的？

在西方和东方历史上，相同之处都是约束皇帝的权力。但是这约束不是你说一声“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其本质是贵族之间的相互夺权行动。

打个比方，西方最接近中国的形态是法兰克王国，可以这么说，法兰克王国是东方在西方的复刻，尤其是采邑制和独尊天主教。采邑制一改过去无条件分封臣子土地的习惯，而是只能颁发给效忠于皇帝的小贵族骑士阶级；天主教则是要将思想完全统一。这就是法兰克王朝，或者说查理曼帝国。

但是查理曼死后，帝国边疆遭到了多股势力入侵，东边斯拉夫人、东南匈牙利人（当时叫做马尔扎人）、阿拉伯人以及北部维京人的入侵。法兰克那地方有什么地缘优势？西、北、南三面环海，菊花随时冲着维京人；东边和东南（即南欧）是大平原，等着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入侵呢。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只能采取一个方式，号召天下诸侯豪杰，各州刺史太守相，允许他们独自招兵买马，联合起来镇压黄巾起义（划掉），防御边关，抵抗野蛮人的入侵。

你哪像中国，北边修好长城西边青藏高原，东边和南边确实是大海，问题是就日本和菲律宾那水平还想当海盗？只要守好北部长城内地各种内循环，皇帝根本没必要给其他贵族分权。

地缘上的劣势导致欧洲诸国根本没有统一大王朝概念，只有不停的安史之乱、黄巾起义、诸侯混战。没办法，这怎么集权，集权要求的是财权和军权的统一，那会儿又没有金税四期，怎么统一财政；军权就更别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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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代王朝总会有一个奇妙的地方，那就是皇帝越强势的时候，中农群体也更强大。

中国的皇帝皇权拆解开来，就是由自耕农提供最多的人力资源与税收资源，由地主、贵族、地方宗族和文人群体组成了官僚阶级。
这是这样一个理论，即自耕农群体数量庞大时，皇帝的权力往往是强大的，因为自耕农，顾名思义，小农经济，原子化个体，不可能团结成强大的实权团体，贵族地主们不可能把他们合并在自己名下。因此中国古代的贵族并不强大，至少在历朝历代开年初期，因为自耕农数量庞大，贵族往往不占优势。

与自耕农经济对立的，是庄园经济，或者说类似于雇农制度，即以地主、地方贵族为主导的封建经济体，最大特点是在这些庄园内部存在农奴之类的群体，他们依附于地主和地方贵族，增强了他们的势力，而皇帝却征收不到足够的税进而衰落。

在东汉末年，各地财政其实是崩坏的状态，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中农大量破产成为贫农甚至是雇农，成为了各个世家大族的农奴；这些农奴一方面因为灾荒产生了大规模的黄巾军起义，造成了大规模的混乱；一方面增强了世家大族的财富力量，因为这些人都成了“荫户”；最后一方面，就是减少了朝廷的财政来源，导致中央集权走向了崩溃——

有多少呢。。。。。根据历史学者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中的推测，三国时期的“荫户”人口大约为1534万。占总人口比重已经有40%。这么多的荫户创造的就是强大的贵族专权。

从西汉开始的土地兼并，庄园经济就在中国一直发展，随着世家大族势力崛起，剥削的加剧，爆发了黄巾军农民起义，之后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战乱严重破坏了生产秩序，而自耕农群体是最最依赖生产秩序稳定的（和今天的城市市民阶级最最依赖稳定的经济秩序一个道理），于是自耕农加速衰落，创造了巨大的庄园经济体——魏晋门阀贵族

中国最接近欧洲的时刻并不是所谓的春秋战国，这是一堆国家；非要类似于英国的贵族共和制，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贵族。他们确实在一个国家框架下，但是皇权却是被架空的状态，贵族则实行议会共和制，选拔通过九品中正制垄断。

有趣的是，南北朝时代也是宗教权力上升的时代。

回到贵族和皇帝的内斗，尽管形成了门阀贵族，但南北朝也是战乱频发的年代，这对应的是英法百年战争——百年战争中，法国许多小贵族战死疆场，为了塑造更强大的军队，就必须依赖更强大的政治实体，而这个政治实体虽然还套着“贵族”的名义，但是其实际和“皇帝”无异。南北朝频繁的战争塑造的不是更细碎的地缘政治格局，而是塑造了下一个更强大的中央集权实体——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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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具体到欧洲各国，这就是个一言难尽的历史了。

英国并未诞生过强大的中农群体，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从15世纪一直走到19世纪，这种土地兼并运动创造的是强大的新贵族，新贵族自然会和英王博弈争抢权力；但是同时期的法国因为农业条件好得多，中农数量众多，塑造了强大的法国皇帝。

12世纪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国很多农奴积极参与市场交易，积累了一定量的财富，通过赎买自己获得了自由身。此外战争导致了大量的土地荒废，农奴不断开垦新的土地，积累财富，形成了大量的自食其果的自耕农。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封建王权和宗教权力之间的博弈开始加强，13~14世纪西欧封建制走向繁盛，封建领主开始愈发频繁地镇压农奴，扩大农奴数量，将大量的荒地开垦为良田。

改变这一历史进程的，是英法百年战争。长时间的战争导致封建领主不断被消磨损耗，按照法国的法律，农奴是不能服兵役的，导致军事实力越来越差；而当贵族因为战争衰落后，就必须让皇帝站出来领导局面。于是，在战争、经济推动下，王权迅速膨胀，底层农奴不断得到解放成为自耕农，进而成为优秀的常备军和雇佣军。传统贵族却走向了衰落。
这一历程一直走到了15世纪，大量农奴获得了自由民身份，农奴制在法国可以说是名存实亡，小贵族也大量消失。

大革命时期，温和的君主立宪派发布了“八月法令”，但是有关封建制的制度基本上谈了跟没谈一样——法国大革命时期人口有近3000万，至少有1500万是农民；但是这1500万中只有100万是真正意义上的农奴，还有大约100万是富农，其他是自由民但又不“彻底自由”（因为封建领主还把持着一些诸如磨坊、打猎和矿产之类的盈利权），八月法令只是把100万农奴变成自由民，对大多数农民没啥意义。

英国的中央集权是先由贵族推翻国王建立了贵族议会共和制，然后基于贵族议会和伦敦工业城的核心地位进而渗透各地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度。

在英国形成这一套制度时已经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其国家的动员力战斗力都远超同时期的清王朝。

但法国不是，法国工业化大发展的年代有两个，第一个是拿破仑时期，第二个是拿破仑他侄子那个时代——

时间走到了拿破仑帝国时期，这一时期，拿破仑非常注重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法国工业化帮助不小——
以军工为牵头带动各路工业化

实行关税保护，使得本国工业顺利发展
对外战争大规模扩大市场和获取原材料

实行各种政府补贴政策来保证法国工业化进行。
但是拿破仑时期由于大量的年轻人口被征用于军队，城市缺少工人阶级，而且法国处于常年战争，本国的煤炭之类的资源也是依赖进口，工业化并没有多强，顶多算是修了几个工业园。

拿破仑之后，法国虽然恢复了君主制，但是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情是——法国不折腾了，不折腾就有发展的机会。由于法国农业比英国农业发达的很，导致以自耕农、手工业者（尤其是王室奢侈品手工业者）为核心的中产阶级非常保守，不愿意主动接触工业革命；再加上地理上法国大量工业资源是依靠外国进口实现的，殖民地市场又被英国人大量抢走，法国民族工业一直是磕磕绊绊走到了1850年才看到些合适的样子。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是法国工业化最典型的一个时期，农村生产力得到提高，人口增加，但是劳动力需求却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而减少，富农和农场主大量购买土地，破产的自耕农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变成了城市的工人阶级。

与此同时，作为皇帝的拿破仑三世积极推动国家进行工业化，扩建巴黎城区面积，扩建工业园区，以极低的利息贷款等手段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在波拿巴统治的20年中，通过国家的干预，法国“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法国的冶金业、纺织业和交通业都得到迅速的发展，煤、铁的产量增加了2倍，钢的产量增加了8倍多，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从此以后，“国家干预”基本上成为了法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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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透过历史，我们就能看到，过去的所谓的“西方对公权力的束缚”根本就是对皇权的束缚（很讽刺的是实际上只有英国和美国走完了这一套，而法国硬是束缚到最后发展出来现在的民选皇帝制度，美其名曰“半总统制”），但皇权衰落后这些权力不过是又流向了贵族阶级，其实这也符合一个常见理解——权力不会陷入真空，它只会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权力和责任永远是相互搭配的，没有承担责任的权力迟早会被夺走；没有权力是承担不了责任的。当初那些贵族们得到了封地，其责任就是作为军队统帅镇守边疆。

所以很多人的论述存在一个自我矛盾式的错误——在客观上来看，今天的政府公权力就是在膨胀，现在中美等国还要讨论对跨国资本征税，但某些人却得出了“公权力被驯服”这个唯心结论；在客观上，公权力的驯服依靠的是分权，对中央权力的削弱是依靠地方权力上升，但是以百年为尺度，今天各国的中央财权都是上升的，比过去要有更强的统御力。

这里得说一下，以上的观察都是以百年为尺度，如果以十年为尺度，确实会出现短期政策调整下政府权力的萎缩和膨胀；但是在更长的尺度上，影响权力膨胀的核心因素依然是生产力的发展，毕竟权力运作说白了就是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要分清主次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