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是个好问题，但问题折射出的背后的权力逻辑，却是个好的话题。
首先得阐明一点——我们今天说的“中央集权”“大政府”“小政府”“联邦制”，都是同一个时代科技相近的不同国家的对比。是不能跨时代对比的。
换言之，如果拿昔日的秦王朝和今天的欧盟相比，后者的整体动员力、规划力以及控制力比前者强太多了。可你看到了，秦是我们定义的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而欧盟本质上是个松散的邦联。但是哪怕是松散的邦联，也能依靠更低的物质交流成本（交通网）、更快的信息交流方式（互联网）来达到快速动员、组织活动等一系列行动，动员力绝对能暴打哪怕是堪称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其实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古代王朝都是小政府，小到不能再小的那种）
这里其实揭示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在科技发展加持下，政府的公权力不是在缩小，而是在事实上的扩大。先进的生产力让政府的规划能力、调节能力、控制能力都大幅上升，进而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
最近发生了瓦格纳事变，但是大家思考一下，瓦格纳真的是军阀吗？我不否认现代军队可能会参与政变行动，但是军阀必须有独立的财政、武器来源，说白了是个小号的割据政权，独立王国。
瓦格纳明显不是，它也许能达到财富独立，但是它的武器装备没有再生的能力，必须依赖俄罗斯国防部和军火商。
但是题目又谈到了权力的约束，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了——
1.约束的是谁的权力？
2.又是如何约束的？
在西方和东方历史上，相同之处都是约束皇帝的权力。但是这约束不是你说一声“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其本质是贵族之间的相互夺权行动。
打个比方，西方最接近中国的形态是法兰克王国，可以这么说，法兰克王国是东方在西方的复刻，尤其是采邑制和独尊天主教。采邑制一改过去无条件分封臣子土地的习惯，而是只能颁发给效忠于皇帝的小贵族骑士阶级；天主教则是要将思想完全统一。这就是法兰克王朝，或者说查理曼帝国。
但是查理曼死后，帝国边疆遭到了多股势力入侵，东边斯拉夫人、东南匈牙利人（当时叫做马尔扎人）、阿拉伯人以及北部维京人的入侵。法兰克那地方有什么地缘优势？西、北、南三面环海，菊花随时冲着维京人；东边和东南（即南欧）是大平原，等着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入侵呢。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只能采取一个方式，号召天下诸侯豪杰，各州刺史太守相，允许他们独自招兵买马，联合起来镇压黄巾起义（划掉），防御边关，抵抗野蛮人的入侵。
你哪像中国，北边修好长城西边青藏高原，东边和南边确实是大海，问题是就日本和菲律宾那水平还想当海盗？只要守好北部长城内地各种内循环，皇帝根本没必要给其他贵族分权。
地缘上的劣势导致欧洲诸国根本没有统一大王朝概念，只有不停的安史之乱、黄巾起义、诸侯混战。没办法，这怎么集权，集权要求的是财权和军权的统一，那会儿又没有金税四期，怎么统一财政；军权就更别想了。
在中国历代王朝总会有一个奇妙的地方，那就是皇帝越强势的时候，中农群体也更强大。
中国的皇帝皇权拆解开来，就是由自耕农提供最多的人力资源与税收资源，由地主、贵族、地方宗族和文人群体组成了官僚阶级。
这是这样一个理论，即自耕农群体数量庞大时，皇帝的权力往往是强大的，因为自耕农，顾名思义，小农经济，原子化个体，不可能团结成强大的实权团体，贵族地主们不可能把他们合并在自己名下。因此中国古代的贵族并不强大，至少在历朝历代开年初期，因为自耕农数量庞大，贵族往往不占优势。
与自耕农经济对立的，是庄园经济，或者说类似于雇农制度，即以地主、地方贵族为主导的封建经济体，最大特点是在这些庄园内部存在农奴之类的群体，他们依附于地主和地方贵族，增强了他们的势力，而皇帝却征收不到足够的税进而衰落。
在东汉末年，各地财政其实是崩坏的状态，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中农大量破产成为贫农甚至是雇农，成为了各个世家大族的农奴；这些农奴一方面因为灾荒产生了大规模的黄巾军起义，造成了大规模的混乱；一方面增强了世家大族的财富力量，因为这些人都成了“荫户”；最后一方面，就是减少了朝廷的财政来源，导致中央集权走向了崩溃——
有多少呢。。。。。根据历史学者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中的推测，三国时期的“荫户”人口大约为1534万。占总人口比重已经有40%。这么多的荫户创造的就是强大的贵族专权。
从西汉开始的土地兼并，庄园经济就在中国一直发展，随着世家大族势力崛起，剥削的加剧，爆发了黄巾军农民起义，之后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战乱严重破坏了生产秩序，而自耕农群体是最最依赖生产秩序稳定的（和今天的城市市民阶级最最依赖稳定的经济秩序一个道理），于是自耕农加速衰落，创造了巨大的庄园经济体——魏晋门阀贵族
中国最接近欧洲的时刻并不是所谓的春秋战国，这是一堆国家；非要类似于英国的贵族共和制，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贵族。他们确实在一个国家框架下，但是皇权却是被架空的状态，贵族则实行议会共和制，选拔通过九品中正制垄断。
有趣的是，南北朝时代也是宗教权力上升的时代。
回到贵族和皇帝的内斗，尽管形成了门阀贵族，但南北朝也是战乱频发的年代，这对应的是英法百年战争——百年战争中，法国许多小贵族战死疆场，为了塑造更强大的军队，就必须依赖更强大的政治实体，而这个政治实体虽然还套着“贵族”的名义，但是其实际和“皇帝”无异。南北朝频繁的战争塑造的不是更细碎的地缘政治格局，而是塑造了下一个更强大的中央集权实体——隋唐。
但是具体到欧洲各国，这就是个一言难尽的历史了。
英国并未诞生过强大的中农群体，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从15世纪一直走到19世纪，这种土地兼并运动创造的是强大的新贵族，新贵族自然会和英王博弈争抢权力；但是同时期的法国因为农业条件好得多，中农数量众多，塑造了强大的法国皇帝。
12世纪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国很多农奴积极参与市场交易，积累了一定量的财富，通过赎买自己获得了自由身。此外战争导致了大量的土地荒废，农奴不断开垦新的土地，积累财富，形成了大量的自食其果的自耕农。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封建王权和宗教权力之间的博弈开始加强，13~14世纪西欧封建制走向繁盛，封建领主开始愈发频繁地镇压农奴，扩大农奴数量，将大量的荒地开垦为良田。
改变这一历史进程的，是英法百年战争。长时间的战争导致封建领主不断被消磨损耗，按照法国的法律，农奴是不能服兵役的，导致军事实力越来越差；而当贵族因为战争衰落后，就必须让皇帝站出来领导局面。于是，在战争、经济推动下，王权迅速膨胀，底层农奴不断得到解放成为自耕农，进而成为优秀的常备军和雇佣军。传统贵族却走向了衰落。
这一历程一直走到了15世纪，大量农奴获得了自由民身份，农奴制在法国可以说是名存实亡，小贵族也大量消失。
大革命时期，温和的君主立宪派发布了“八月法令”，但是有关封建制的制度基本上谈了跟没谈一样——法国大革命时期人口有近3000万，至少有1500万是农民；但是这1500万中只有100万是真正意义上的农奴，还有大约100万是富农，其他是自由民但又不“彻底自由”（因为封建领主还把持着一些诸如磨坊、打猎和矿产之类的盈利权），八月法令只是把100万农奴变成自由民，对大多数农民没啥意义。
英国的中央集权是先由贵族推翻国王建立了贵族议会共和制，然后基于贵族议会和伦敦工业城的核心地位进而渗透各地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度。
在英国形成这一套制度时已经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其国家的动员力战斗力都远超同时期的清王朝。
但法国不是，法国工业化大发展的年代有两个，第一个是拿破仑时期，第二个是拿破仑他侄子那个时代——
时间走到了拿破仑帝国时期，这一时期，拿破仑非常注重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法国工业化帮助不小——
以军工为牵头带动各路工业化
实行关税保护，使得本国工业顺利发展
对外战争大规模扩大市场和获取原材料
实行各种政府补贴政策来保证法国工业化进行。
但是拿破仑时期由于大量的年轻人口被征用于军队，城市缺少工人阶级，而且法国处于常年战争，本国的煤炭之类的资源也是依赖进口，工业化并没有多强，顶多算是修了几个工业园。
拿破仑之后，法国虽然恢复了君主制，但是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情是——法国不折腾了，不折腾就有发展的机会。由于法国农业比英国农业发达的很，导致以自耕农、手工业者（尤其是王室奢侈品手工业者）为核心的中产阶级非常保守，不愿意主动接触工业革命；再加上地理上法国大量工业资源是依靠外国进口实现的，殖民地市场又被英国人大量抢走，法国民族工业一直是磕磕绊绊走到了1850年才看到些合适的样子。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是法国工业化最典型的一个时期，农村生产力得到提高，人口增加，但是劳动力需求却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而减少，富农和农场主大量购买土地，破产的自耕农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变成了城市的工人阶级。
与此同时，作为皇帝的拿破仑三世积极推动国家进行工业化，扩建巴黎城区面积，扩建工业园区，以极低的利息贷款等手段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在波拿巴统治的20年中，通过国家的干预，法国“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法国的冶金业、纺织业和交通业都得到迅速的发展，煤、铁的产量增加了2倍，钢的产量增加了8倍多，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从此以后，“国家干预”基本上成为了法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标志。
但是透过历史，我们就能看到，过去的所谓的“西方对公权力的束缚”根本就是对皇权的束缚（很讽刺的是实际上只有英国和美国走完了这一套，而法国硬是束缚到最后发展出来现在的民选皇帝制度，美其名曰“半总统制”），但皇权衰落后这些权力不过是又流向了贵族阶级，其实这也符合一个常见理解——权力不会陷入真空，它只会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权力和责任永远是相互搭配的，没有承担责任的权力迟早会被夺走；没有权力是承担不了责任的。当初那些贵族们得到了封地，其责任就是作为军队统帅镇守边疆。
所以很多人的论述存在一个自我矛盾式的错误——在客观上来看，今天的政府公权力就是在膨胀，现在中美等国还要讨论对跨国资本征税，但某些人却得出了“公权力被驯服”这个唯心结论；在客观上，公权力的驯服依靠的是分权，对中央权力的削弱是依靠地方权力上升，但是以百年为尺度，今天各国的中央财权都是上升的，比过去要有更强的统御力。
这里得说一下，以上的观察都是以百年为尺度，如果以十年为尺度，确实会出现短期政策调整下政府权力的萎缩和膨胀；但是在更长的尺度上，影响权力膨胀的核心因素依然是生产力的发展，毕竟权力运作说白了就是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要分清主次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