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最厉害之处就是做到了对公权力的驯服，比如驯服了记者会上拉稀的拜登，怎么理解？

做到了对公权力的驯服确实了不起，但这绝不是西方文明“最厉害之处”，至少得在后面加一个“之一”。

在一个巨大的利维坦里浸淫了几千年，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强大的公权力是自上古以来的默认设定，而走向现代就是一步步去约束和削弱利维坦。可惜，这仅仅是中国的特殊历史造就的特殊印象，对于绝大多数文明——包括西方来说，强大的公权力并不是“自古以来”，反而是近代以来的造物。对于绝大多数文明（包括今天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走向现代化最大的阻碍恰恰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有资源动员能力的、高效的中央政府。因此，马基雅维利这么个为君主出谋划策的会被视为现代政治理论的开启者，霍布斯这个鼓吹专制的会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洛克固然伟大，但是我们要知道洛克是站在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的肩膀之上的，正如卢梭站在洛克肩膀之上，而马克思站在卢梭肩膀之上一样。

因此，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

西方文明（在制度层面）最厉害之处就是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公权力（英法绝对君主制的建立）之后，又成功地驯服了公权力（英美法革命），并通过赋予公权力更高合法性（代议制民主）的方式，构造出了一个规模比有史以来的政府都要庞大、动员能力比所有政权都要强的（光荣革命后英国的征税能力冠绝全欧，法国大革命更是催生了恐怖的动员体制）、庞大的、却受律法约束的利维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