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说这个总结绝对是某些国人的臆想。西方社会真正的厉害之处，就在于社会结构上从不折腾，几千年来阶级分明。
贵族永远干贵族该干的事，平民永远干平民该干的事，社会分工一直都是明确的。
（ps：这里的贵族，包含了广义上的门阀、望族和乡绅等社会中层阶级，我便于通俗，一概用“贵族”代替。请不要在抠字眼了。。。）
我知道这个观点好像突破了很多人的常识。我尝试解答一下这其中的逻辑。
由于国内的教育，向来不爱讲事实，喜欢讲善恶的缘故。使很多人都喜欢，将凡是跟贵族沾边的一切都认为是坏的，跟平民有关一切都认为是好的。
草率地将两者对立起来，也就犯了归因谬误。所谓的阶级，本身是由客观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决定的，可每一个个体的行为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毕竟人性是相通的，贵族也有会真心向善的人，平民也会有乍富后恶贯满盈的人。
（ps：我看很多人在误解我替贵族洗白，其实我表达的更多是必然产生的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所谓血统和出身，不过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人造出来的政治概念，从不是真正的历史规律。还有的就是，纠正很多人被长期误导的观念，贵族从不是统治阶级，贵族从不是统治阶级，贵族从不是统治阶级，重要的事说三遍。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三元结构，贵族处于中间层。社会只有处于二元结构时，阶级间的利益才会直接对立。）
细化的来讲，贵族和平民的区别就是各自能量差异，带来的观感不一样。也就是说，贵族比平民更有能力去作恶而已。
而且贵族具有平民不具备的属性，那就是贵族阶层往往象征了一个社会的底层逻辑。因为贵族的形成，本就是一个社会的资源和生产资料集中化的体现。这就意味着贵族天生携带的基因，就离不开该社会特有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历史溯源，以及地理自然禀赋的影响。也就是说贵族的气质，通常也象征着国家的气质和秉性。就比如18-19世纪的俄国贵族在宫廷里不用母语交流，反倒用起法语，也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俄国积极向法国学习努力摆脱野蛮的时代需要。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来理解西方文明的贵族到底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
自公元5世纪克洛维国王皈依基督之后（ps:希腊罗马与当今西方文明并没有文明和血缘的直接关系），西方文明便开化了文明。比起中国在夏商时期便有统一国家来制定文明的价值观和规则纲领，西方文明肇始更像是以国家的名义组成了松散的部落联盟。由于联盟首领权力太小，文明水平太低，西方文明除了选择皈依基督来统一思想传道解惑，在政治上也选择保留了部落特色的长老制政治。即给每个部落功勋，都有一定的议政权。而这个政治习惯，也深刻影响了西方历史。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无论是封建王权，商业资本，即便贵族这个名词经常改名换姓，你仍能看到实为贵族的阶层影响了西方历史的方方面面。正如我前文所说，贵族阶层是由本土社会的资源差异所产生，那就意味着贵族很容易与本土产生利益纽带，与脚下的土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这一特性，对于有着相同利益的统治者来说，很自然能成为用于统治的帮手。所以你若留心西方历史，你会发现西方政权的统治者经常与贵族同心同力办事情。
比如西班牙国王想要大航海，王室却没钱，可西班牙贵族都愿意自掏腰包赞助皇室，因为他们知道国王发了财会分他们一杯羹。英国的伊丽莎白时代，国家还不够强盛，经常招安海盗旨在替英国政府收刮财宝，而替海盗们海上打掩护的很多都是英国地方贵族，因为他们知道国家强盛，迟早福泽会降到他们头上。而且不止封建贵族，新兴贵族资本家也不遑多让。普法战争，法国耻辱性的大败，不仅颜面尽失，还要面临50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不然就要被军事占领。当时的法国政府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最后是法国金融界商界花了3年筹集50亿法郎化解了这场浩劫。因为这些法国的资本家知道，自己能在国内赚得盆满钵满，全是法国政府的荫泽，若是被外族统治，那就完全任人鱼肉了。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也感受到了这种现象的古怪了。中国又不是没有达官贵人，为什么就达不到西方这种效果呢？而我讲述这个现象，恰恰是为了引出我的真实观点。那就是中国历史过早取缔了贵族阶层，使得中国的发展慢慢变得僵化死板。
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跟西方同等意义的贵族阶层，只是那已经是在汉唐时代。在汉唐时，朝廷打仗地方望族也是会慷慨解囊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东汉王朝都是地方望族扶助起来的。可在唐末以后，连年战乱，中华大地上原有的贵族差不多被清洗干净，按道理只要迎来和平时代，贵族阶层自然会再次繁衍出来。可这次和平时代的继任者，宋朝，却自作主张的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轨迹。
宋朝的政治制度设计初衷，是充满畸形的，是一种对五代乱局的应激反应。由于五代时期“城门楼换大旗”频率太高，宋朝统治者为了政权的安全，选择一劳永逸的治理国家。武将爱造反，那就降低武将的权重，压低军队的地位。而放在政治上，为了新兴朝廷的话语权，坚决执行全民科举制，希望人人都来考科举。
这个举措，看似实现公平公义的良策，除了利于宋朝政权的片刻安宁，实则是祸害我们民族千年的毒计。
首先是社会体系臃肿和社会价值嬗变。在宋朝之前，并不是人人都向往考取功名的，人生变现的通道有很多，可以从军，可以游商，也可以当地方望族的幕僚。而宋朝的政策，让上升通道变得异常狭窄，不仅官僚体系变得臃肿，就连本该是“各自精彩”的社会价值也在向“唯有读书高”的偏执靠拢。
其二是掏空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人人都科举，也就意味着本该扎根于社会的人才全都被虹吸到朝廷，连带着那些优质的社会资源也被吸附到中央，留下的将寡兵微的社会基层根本无力为社会提供新发展的可能性，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活力。
最后当然是断绝了民间自发性形成贵族的可能。贵族本该是社会资源差异自发性形成，该有客观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来决定，如今这些环节全都被朝廷剥夺，取而代之的是由官职大小来评判社会等级的新规则。而恰恰是这种体制的产生，让中国在邪路上一去不复返。因为统治者虽然多数时候和贵族有着共同利益，但彼此之间是合作关系。贵族也可以能依靠自己的实力，跟统治者“提提意见”，这也就让国家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不死板。而宋朝来的这一招，让朝廷不用担心任何社会力量的声音，在朝廷得势时没有任何社会群体值得被嘉奖拉拢。而在朝廷危难时，也没有任何势力能提供协助。这也让政权治理陷入怪圈，你宋朝看似在享受无尽权力，同时也在承担无尽的的义务。这也是为什么终宋一世，国力总是萎靡不振的真正原因。
而且正因宋朝的短视，也产生了为祸中国千年的政治团体——文官集团。贵族阶层会为统治者和国家分担压力甚至“抛头颅洒热血”，是因为这片土地与他们休戚与共。而文官们普遍爱专研权谋办事却是雷声大雨点小，也是因为他们与这片土地的利益纽带太少。
科举制度决定了，你能成为这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不用下基层积累社会人脉，不用搞研究提升专业能力，你只用利用好这个制度你就能飞黄腾达。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文官）本该是服务社会的团体，他们的利害相关却不与管辖的土地产生直接联系，而是由朝廷拟定的职位考核决定起落。这种古怪的现象，也就让官僚很难与这片土地的悲欢感同身受，让他们狂热的就只是科举带来的官僚制度。
正因为享受于制度不享受于土地，文官们对政权的忠诚度也是极低的，给谁当官不是当呢，价高者优先。这也就是宋明以降，文官投敌叛国当汉奸的现象屡见不鲜的真正原因。
当然，我所罗列的例子和理论，都是宏观上的历史。而放在历史中的细节来看，无论是贵族，还是官僚，都不是褒义词，他们所具有的社会能量，只要想来作恶，随时都会是老百姓头上的巨石。可这种阶级压迫，真的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吗？我的态度其实是无所谓。以前用土地多少来衡量阶级，现在用金钱来衡量阶级，我相信在赛博时代也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来衡量。因为社会资源永远无法饱和，那就会自发性形成阶级。
而我们真正要计较的是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宏大叙事不是必要的，但每天不吃喝拉撒是不行的。一个国家只要能为国民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上层人物的日常是如何拨云诡谲那就由他们去吧。
举个例子，时至今日，日本在社会价值层面依然是封建国家。极端男权主义，门阀政治严重，甚至天皇的老婆都是巧取豪夺来的。可无论我们在政治生态层面和社会人文层面给日本贴上多么落后的标签，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日本长期都是世界最发达经济体之一，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老龄化和最多“死宅”的国家之一。能达到以上现象，政治形态咋样不重要，经济发展水平才重要。
说明统治维稳从来不是多么复杂的环节，你只要搞好经济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没多少人关心政治上那些蝇营狗苟。也证明了从来没有所谓的制度优势，经济发展才永远是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