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否认，中俄两个东方大国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包括着山水相连的漫长国界线，还包括着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影响和渗透。 最明显的例证便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何止是马克思主义，在“以俄为师”的岁月里，俄国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曾吸引过中国人关切的目光。其中，民粹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和悲剧命运有着逻辑上的致命影响。
俄国的民粹主义(Populism)萌芽于19世纪50年代，兴盛于70年代。当时，沙皇俄国已经腐朽不堪，俄国知识分子开始为自己的国家寻找出路。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有着不同的看法。西方派认为，俄罗斯应该走西欧的发展道路。而以赫尔岑、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完全不必走西欧资本主义的道路。俄罗斯只要能公平地分配土地，就能在村社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继承了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的“农民革命”理论，并试图把这些思想落实到实践行动之中。他们认为，只有俄罗斯可以、也应该给予人类新的文化内涵，给世界带来正确性的创造。为此，斯拉夫派强调俄罗斯民众的力量，把民众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并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改革，由此形成了民粹主义基本的价值观。
对此，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70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义者。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与同情。在70年代，忏悔的贵族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走到人民中间，为他们服务，并与他们汇合在一起。”“民粹派知识分子深入到人民中去，是为了和他们打成一片，教育他们，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①可以说，民粹主义在初期是带有启蒙色彩的，他们走到民众（主要是农民）中间，是出于“怜悯与同情”，是为了“教育他们，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
但是，在走向民间的过程中，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把俄国的农业村社组织和农民大众理想化，同时，出于一种原罪意识，他们贬低自身、贬低文化，带有强烈的忏悔心态。原罪意识本身是一种反省能力，是一种高尚人格的体现，这不但没有过错，而且还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是，这种忏悔和自责必须要有一个人格和精神独立的限度，超越了这个限度，就会走向负面。把广大民众理想化，认为大众代表着一种高尚的道德，这本身就带有空想色彩。以想象判断代替事实判断，这显然是错误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宣传提纲中说：“革命者应当彻底放下他们的贵族架子，永远变成一个农民、一个工厂工人……”他们甚至还极端地说：“如果有人提出同民众结合的要求，那么任何一个不穿粗呢外衣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坏蛋。”深受民粹主义影响的文学家托尔斯泰说：“如果资产者和贵族希望得救，那就让他们变成农民吧，因为惟有这样才有真正的意义；正义在于农民不剥削任何人，不危害任何人的生命，他们亲手给自己盖房屋、亲手做鞋子、亲手缝衣服、亲手养活自己。”巴枯宁在《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中说：“不要在科学上煞费苦心了，人们想以科学的名义把你们束缚起来，使你们失去力量。同这个世界相联系、作为这个世界的表现的科学，注定要灭亡。”克鲁泡特金说：“我们否认社会的最有益的进步运动是通过那些受教育比社会中其他人多得多的少数人的发展来完成的，我们绝不希望用社会的经费来培养这少数人；因此，我们既不需要大学也不需要学院，因为大学和学院都是用社会经费来维持的，除非社会每个成员无一例外地都能进入大学和学院……”②
民粹主义更致命的误区在于，在极力自我贬低和极力美化大众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根本无法担负起启蒙大众、教育农民、批判社会的人文使命。在当时的俄国，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明明是思想先知，他们不缺乏知识，也不缺乏可贵的献身精神，可是他们却一直没有教育农民大众的道德底气，没有那种传播知识、启蒙民众所需要的舍我其谁的勇气和气概。
二
为什么底气不足、缺乏勇气和气概？原因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出身”有问题。在当时，俄罗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出身于贵族，贵族和农民大众分属两个“阶级”，前者剥削后者。可以说，一些贵族子弟之所以能成为知识分子，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对农民大众进行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使得良心发现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愈加有了“原罪意识”，他们认为，自己的贵族出身是一种“罪”，以贵族的特权获取知识也是一种“罪”，最后，甚至知识本身也成了一种“罪”——至少是一种有罪的证明。所以，他们要贬低自身、贬低文化，以便尽快、彻底地走向民众，以实现“救赎”。别尔嘉耶夫评论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时说：“如果我（指民粹主义者）是一个贵族、商人、学者、作家、工程师、医生，我就不能感到自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只能把人民看作一支神秘的异己力量。他们是更高的真理承担者，我必须跪在他们面前。”这样的评论确实说透了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
由“出身”不好造成了底气不足，由底气不足造成了性格软弱，性格软弱就注定要寻找依附力量。民粹主义者依靠的对象自然就是农民大众，他们极力地讴歌劳苦大众，一方面是在弥补“罪过”，一方面也是在寻找未来的依靠。他们认为，罪恶的沙皇统治注定要终结，腐朽的贵族必将没落，只有农民大众才是未来俄罗斯的主人，他们要使自己迅速地溶入到人民之中。为此，他们不惜放弃贵族身份，放弃优雅、舒服甚至是奢华的贵族生活，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他们的这种奉献精神是真诚的，可贵的，他们要溶入民众之中、成为“人民”一员的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当献身到了失去自我的时候，所谓的人民往往也就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用放弃个人权利和尊严的方式去换取“人民”的接纳，以实现身份的转换，这显然是一条歧路。
民粹主义者讴歌“人民”，崇拜“人民”，但他们讴歌和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概念的“人民”，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他们反对权威，却容不得不同意见，甚至容不得“旁观者”。民粹主义者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 这样极端的逻辑对中国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对这一套耳熟能详。
对于民粹主义的危险性，当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是有所察觉的。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左派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米海依洛夫斯基就拒绝以人民和社会正义来争取自由。他写道：“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对于品尝了一般人类之树的果实，从而能够识别善恶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政治自由、良心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交流自由等更为诱人的了。当然，我们是期望这些自由的。”米海依洛夫斯基没有崇拜人民的心理，他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为“人民的利益”工作，但没有义务听取“人民”的意见。他完全没有努力使自己平民化。他把荣誉的工作和良心的工作加以区分，前者是劳动人民所从事的，应发扬光大；后者应当是享受特权的、受过教育的阶级所特有的。良心的工作是对社会罪恶的忏悔。③可惜的是，米海依洛夫斯基的声音当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从19世纪70年代起，民粹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热情的知识分子深入俄国各地农村，试图以通俗的语言鼓动农民革命。但是，民粹主义者忘我的牺牲精神和革命苦难气概并没有唤起他们认为“天生就是社会主义者”的农民的响应，广大农民不理解他们，甚至视他们为国家的敌人。在“到民间去”的运动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慷慨激昂地走上了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道路。具有极端革命色彩的“土地和自由社”、“民意党”成立了，民粹主义者策划了一次次暗杀沙皇及其大臣的行动。民粹主义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极端个人英雄主义的斗争方式使他们愈加脱离人民。民粹主义者在理论上的错误导致了实践上的失败，追随他们的无数青年无谓地死在沙皇的屠刀下，其中就包括列宁的哥哥。至19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民粹主义运动在俄国以失败而告终。
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俄国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清楚地注意到共产主义学说与民粹主义思想之间的差异。他们常常将共产主义与民粹主义揉在一起，对共产主义做出了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解释。李大钊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倾向。他所倾心的俄罗斯革命思想，是一个由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互助主义和民粹主义所构成的思想世界。《青年与农村》是李大钊民粹主义思想的代表作，文中写道——
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
……
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社会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还旅债，归还你们的乡土？
……
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里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④
青年毛泽东也曾经热烈向往过“半工半读”的生活，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曾说：“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 他曾经利用假期时间步行考察过农村。投身革命以后，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热情讴歌了那些革命的“痞子”，认为“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纪念文章，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后来他又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更是以经典化的语言，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最后阐述——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思想感情起了变化，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⑤
这就是著名的知识分子“思想感情改造”论，至此，政党权力的介入使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丧失殆尽。中国知识分子由最初的思想启蒙者变成了“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思想”的人，当年是知识分子领导工农干革命，现在则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因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既然要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兵学习，知识分子原有的那些非工农兵的气质——包括优雅的举止、多愁善感的性格、丰富多彩的个性、细腻精致的审美情趣——就都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工农兵哪能这么“小资”？工农兵怎么能向“小资”学习？剩下的，就只有知识分子向劳苦大众靠拢了。于是，简单、通俗、朴素、粗犷直至粗糙、粗鄙成了“时尚”，“我是个大老粗”反倒成了一个炫耀语。至此，民粹主义者抬高民众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只是，民众的素质并没有真的提高——他们看上去很高，是因为知识分子在跪着。
知识分子跪倒了，他们日后的一切悲剧命运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跪倒的人所能做的事只有两件：歌颂与忏悔。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歌颂党、歌颂政府、歌颂领袖和英雄，到最后，文艺作品成了领袖思想的注释和政策的传声筒，知识分子本身也就成了被抽走灵魂的创造机器。因为不是工农兵，他们需要忏悔，为此，他们逆来顺受，甘做革命的“驯服工具”，老老实实地进行思想改造以加强自身修养，可是他们还是中了“阳谋”，成了“右派”，先是走进五七干校，接着是在文革中成了“臭老九”，被戴高帽，被揪斗，被游街。至此，民粹主义在“反智”的道路上走到了极致。知识分子成了罪人，知识本身成了一种罪过——“知识越多越反动”嘛！
四
民粹主义从19世纪50年代在俄国萌芽，到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极端化实践，其间经历过若干阶段，发生过若干悲剧性转换。分析民粹主义的几个发展阶段及相应的悲剧性转换，对今天的知识分子仍有警示意义。概括地讲，民粹主义在一百多年间，在中俄广袤的地域上，经历过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完成了以下几个悲剧性转换——
其一，从心灵忏悔到“走向民间”阶段。俄罗斯的贵族知识分子“起源于怜悯和同情”，开始关注广大的穷苦农民，并进而良心发现，有了原罪意识，这本来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高尚的情操，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当他们急切地付出行动，“走向民间”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时，民粹主义者思想上的自我反省转换成了行动上的“革命运动”，这就混淆了思想彼岸与现实此岸之间的界限。对知识分子而言，思想和行动之间的界限在很多时候是不可混淆的。对此，钱理群教授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人文学者必须小心地划清‘此岸’与‘彼岸’的界限，清醒地认识自己思想的彼岸性，即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认清思想的合理性并不就是现实的合理性，而绝不越位将彼岸理想现实（此岸）化。这自然不是说可以脱离（不关心）此岸现实，他的超越性关怀必须建立在现实关怀的基础上，而他的作用也是通过对现实进行的批判而实现的。……他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揭示现实人生、社会现存思想、文化的困境，以打破有关此岸世界的一切神话，绝不能越位变成直接的现实行动。”⑥理想是美好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尤其美好，但是，如果思想者不顾现实条件，不惜以极端的方式使自己的理想现实化，就会陷入乌托邦与暴力革命相结合的危险境地。在19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认为，只要能推翻沙皇，公平地分配土地，就能在村社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个乌托邦，他们不惜采用暴力手段，策划暗杀行为，不能清晰地区分理想彼岸与现实此岸之间的界限，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当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悲剧性的泥潭。英国的思想家保罗·约翰逊说：“警惕人文学者，尤其要警惕带有权力倾向的雅各宾式的人文学者。一旦他们和极端权力、极权主义相结合，他们就可能把他们的胡思乱想作为终极真理加强于人。那时，他们不是引导人走上迷途，而是强迫人走上‘正路’。” ⑦反观20世纪人类的重大灾难，无论是德国的纳粹主义还是日本军国主义，无不是在一个美丽乌托邦的旗帜下，以信仰和“为了理想”的名义去杀人，去制造灾难。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我们必须汲取。
其二，从知识分子的个人反省到政党的政策性阐述阶段。民粹主义从俄国传到中国，最初仅限于知识分子个人反省、忏悔这个层面上，五四时期，鲁迅先生《一件小事》中的道德反省就是一例。在这个阶段，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是自愿自发的，是真诚的也是朦胧的，一方面，他们看到了劳苦大众道德高尚，知识分子在皮袍下面有自己的“小”，应该向大众学习；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劳苦大众愚昧、麻木的一面，这又要求知识分子要负起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的任务。这两者原本是结合在一起的，以文学形象而论，民众道德高尚的一面体现在《一件小事》中车夫的身上，而民众愚昧、麻木的一面则体现在阿Q的身上。可是到了后来，由于政党力量的介入，民粹主义以文化政策的方式被确定，这时，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之间的关系变得无比清晰——知识分子必须仰望大众，口气不容置疑，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这其实是没有分清个人权利与政权需求之间的严格界限，政权需求已经严重越界，侵犯了私人的精神空间，尤其是知识分子思想自由的神圣权利。至此，“人的忏悔”转换成了“忏悔的人”，词序的颠倒意味着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空间的彻底丧失，在“人的忏悔”阶段，知识分子是以一个站立者的姿态在审视、反思，他们的头颅是高昂的，脊梁是挺直的，虽然他们的判断不够清晰，但人格和精神都是独立的，自主的；可在“忏悔的人”阶段，知识分子是跪倒在劳苦大众脚下的，他们的头颅不得不低下，脊梁不得不弯曲，此时的他们是不能自主的，他们只能以跪倒的姿态忏悔自身的罪孽，同时讴歌“人民”的伟大。
其三，在政权结构内，民粹主义也经过一个从策略性表述到原则性规定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几乎全是知识分子，可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先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可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要依靠劳苦大众，特别是广大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为此，知识分子就得“走向民间”，向民众宣传革命。在发动民众的初期，主要是知识分子影响大众，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宣传，中国的劳苦大众哪里会懂得“无产阶级革命”、“布尔什维克”之类的政治术语？然而，为了消除劳苦大众与共产党组织之间的隔阂，知识分子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宣传上强调“劳工神圣”，强调劳动人民“最崇高”，“最可爱”，“最具有革命性”。这些抬高民众的说法在当时是一种手段，一种策略，可是，随着革命队伍的壮大，劳苦大众出身的人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劳苦大众成了革命的主体力量，知识分子成了点缀。与之相对应，民众的思维方式、接受水平、审美情趣甚至是生活方式——民众话语——成了革命的主流语言，而知识分子话语则日益边缘化。至此，最初的策略性表述被固定下来，成了政党的原则性规定。在这个过程中，革命知识分子使用的手段也随之转换成了革命的目的。
策略转化成了原则，手段转化成了目的，乍一看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弄假成真的事实在太多了。许多人在读书之初是要立志做学问的，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地考试，考来考去，学习的目的也就逐渐变成是为了考试，为了拿学位，为了评职称。对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学位、职称、学衔不但是一种诱惑，有时分明就是一个个的门槛。跨越一个个的门槛成了治学的必经阶段，这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让自己的目标在手段处止步，也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原则在现实的策略性应对中迷失了方向。
让我们再回到民粹主义的话题。民粹主义之所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俄中两国都发生了悲剧性的转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丧失。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精神独立和人格独立既是他们最宝贵的人生品格，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自主判断和自由言说是他们对社会最重要的贡献。有了这些，他们足可以挺直脊梁，高昂头颅，无愧天地，根本用不着自责，更用不着靠抬高别人、贬低自己来“赎罪”；可是，如果丧失了这种独立性，他们即使低头忏悔，即使受苦受难，也无法拯救自己——悲剧在丧失独立性的那一刻就已注定。这，或许就是民粹主义悲剧之路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警示。
注释
①参见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102——103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②转引自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21——2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③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113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④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51——152页，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⑤《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5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钱理群《世纪末的沉思》10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⑦（英）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封底语，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