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内容远不及作者本人的经历有趣：

作者罗广斌此人在1961年时，已经凭借着《红岩》的出版在国内名声大噪。

而在六十年代末的全运会中，此君也是一马当先，表现异常活跃。当时被他盯上的目标之一就是时任重庆市文联副主席邓均吾，这位老诗人在1962年6月7日时曾发表了一首名为《观人画柳》的小诗：

老干长条倚碧霄
虬髯红拂入挥毫
金城柳是英雄种
岂向西风一折腰

就是这么普普通通的一首小诗，硬是被罗广斌解读出了其中的“险恶用心”。

这首诗第三句中的“金城柳”典出于桓温，是指他在西征北上途中看到当年种的柳树已经成围，而他统一中国的功业尚未实现，不禁泫然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结果就是这个典故，被罗广斌认定邓均吾是将东晋时的桓大将军拿来和转战大西北的彭德怀联系起来。而当时彭德怀已经被定性成了“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因此而诗写“金城柳是英雄种”，就说明作者是与彭德怀翻案之心暗通，作遥相呼应。

接着第二句诗也被揪出了“恶毒的隐喻”。

“虬髯红拂入挥毫”，是据唐传奇群雄中有位虬髯客，想与李世民争天下而没有得手，只好去海外称王，退出争夺前曾与李靖、红拂谈过：“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事之秋也。”

结果这句被批判是在影射1949年争天下失败而被赶下海的蒋介石，而台湾正好距北京数千里，蒋介石也正是在1961、1962年之交叫嚣反攻大陆，正好与虬髯客所预言的“得事之秋”暗相契符，因此邓均吾是在公开为蒋介石反攻大陆作舆论准备。

不过就在短短数月之后，随着风向突变，罗广斌自己的作品《红岩》竟然也被打成了“叛徒文学”，成了“绝对的大毒草”。而他本人也成了“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埋在山城革命造反派内部 的一颗定时炸弹。”

而他本人之前的经历也不断遭到他人的质疑，在组织审查中他被反复追问为何他能从大屠杀之夜皮毛未伤地安全出狱？这是不是和他的反动哥哥罗广文有关？他是不是以出卖组织得来的钞票才购得了自己的性命？

尤其是在1964年的最后一次审查中，组织上对他当年在看守所的表现视而不见，对他在大屠杀之夜率众越狱深表怀疑，仅仅勉强给了他一个“未叛党”的粗糙结论。^[1]

而正是因为这种过往经历令他的仕途上发展不顺，因此罗广斌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全运会中。

在重庆的12·4惨案发生后，罗广斌就在随后的追悼会上提出要坚进行抬尸游行。他呼吁和提醒815的各位同仁：

“火葬场有14具尸体，拿出来抬尸游行，不是打死的也不要紧，反正有打死的。抬出来我陪着游，不要怕抢，有我在，尸体就在。”

最后在罗广斌的一再坚持下，12月7日下午造反派们就在大田湾体育场搞了一出陈放有5具尸体的“烈士遗体展”。随后他又组织了“12·4惨案赴京控告团”，前往北京进行了一轮政治表演。

当时刚从北京返回重庆的罗广斌正春风得意，在2月1日那天，当友人向他开玩笑说道“人家说你野心很大，想当市委书记”时，他直接笑道：

听他们瞎说吧，我还嫌市委书记太小呢。^[2]

但他没料到的是，随着敌人的土崩瓦解，造反派自己就立刻开始了内斗的准备，以重庆12所大专院校学生为主体一伙人已经准备夺取815的大权，而经历有污点的罗广斌自然成了被“肃反”的对象。

而同时《红岩》的口碑也被重新定性为：

……《红岩》的问题极其严重，它是为叛徒们翻案，就我所知，解放前夕，四川省委、重庆市委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尤其是重庆地下市委全烂掉了、全黑了……罗广斌这个人是很坏的，他有个当反动军队的高级将领的哥哥。他就是被军统有意保护下来的，要不为什么渣滓洞、白公馆被囚禁的绝大部分人都被杀害了，他罗广斌却能好好地活下来?”

于是就在四天之后，一伙来自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人马就将罗广斌从市文联的家中绑了出去，囚禁在了位于马家堡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的一栋小楼上。

之后的五天内，没有人知晓罗广斌遭遇到了什么，后人只知道他在2月10日早上，从三楼窗户一跃而下、以头触地，当即获得了一个与自己德行相匹配的结局，当时在现场的某人还绘声绘色的描述了他的死状：

他的头颅从鼻梁起向上，正好裂为两瓣，很像美国科幻电影里机器人被砸开的头壳，碎脑荦荦可辨。朝上的半个脸，大眼犹谔然圆瞪，蹦之欲出，另一只眼则闭着，半个脸乱血纵横，脑浆、头发、碎皮……像机器头颅里崩出的散碎零件，绽得满阶满地，其状恐怖万端。^[3]

参考

1. ^《说不尽的罗广斌》.《红岩春秋》2000年第1期
2. ^《罗广斌悲剧发生前后》.重庆日报.2005年5月29日
3. ^《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

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红岩》这本书挽救了川东地下党的口碑，因为某夫人讲过：“川东地下党叛徒太多，没一个好人。”

而在1948年《挺进报》案件中，叛变的地下党高层也确实太多了一些，比如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下川东工委书记涂孝文，甚至影响到了隔壁，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

反而这次事件中，中下层干部表现得具有非常高的气节，所以才有了《红岩》中值得歌颂的故事。

但从组织上来讲，一个《挺进报》案就让川东地下党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而且是来自领导层的叛变，这让中央不得不怀疑这个组织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和疑点。那么川东地下党领导层的任命和考核上是否也出现问题呢？否则很难想象，一个地下党组织会被特务组织以点带面的全面突破。刘、冉这样的人解放后自然被审判枪毙了，那么当初他们的上级领导，任命他们的人，授予他们职位的人，是否也该收到连带责任呢？

另外，即使在没有叛变，随后牺牲的烈士中，其斗行为也缺乏纪律性和斗争经验。比如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烈士在被捕后，轻易相信军统看守，企图通过感化看守将重要情报以书信的方式传递出去，最后看守将书信上缴，导致组织蒙受重大损失。虽然许建业烈士的主观上并未叛变，但实际行为却导致了更多的地下党同事被捕。

还有，《挺进报》案的起因也违背了地下工作的原则，在徐远举的自述中提到：

1948年3月的一天，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打电话叫我去，先把一封信交给我看，内有一份《挺进报》和给他的一封警告信。朱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得了，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说着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我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想策反老资格的朱绍良？还是向当局示威？《挺进报》的目的是在国统区宣传中央政策，传播解放战争胜利消息，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团结教育党员人民的使命。是秘密报刊，在社会民间传播，比如厂矿、学校等容易发展群众的地方，而不是大摇大摆的发给国民党核心部门。

换句话说，如果《挺进报》只是在民间传播，重庆国府当局估计也没有太多闲心来关注这个事情，当时川东地下党的斗争主要是在较为偏远的农村地区的武装暴动，徐远举没有朱绍良限期破案的压力，川东地下党组织就不会再1948年-1949年期间找到毁灭性的破坏，这一大批被捕的人，也许在重庆解放的前夕没有牺牲在狱中，而是为重庆解放接管争取到跟多的资源，挽救更多被国府当局破坏的工厂设施。

所以《红岩》一书着重描写了被捕的党员，在狱中如何坚贞不屈，坚持斗争，慷慨赴死的情节。但是仔细推敲《挺进报》案背后的逻辑，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读书研讨会，其中有位教授面对同学的提问时说：“我认为当代文学的东西都是垃圾。”

因为当时没有看过什么当代的文学作品，所以对这句话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触。但是近日我有幸拜读了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一书，我认为这位教授的观点是大错特错的，虽然当代文学作品里的某些思想有偏激夸大的成分，但是许多书中的革命斗争精神不得不令人动容，令人动容的思想怎能没有价值？

在《红岩》一书中，革命先烈的悲壮与牺牲以及那一句“愿把这牢底坐穿！”无不令人潸然泪下。因此我想从三个方面，即勇敢的大无畏精神、执着的爱党爱国精神和顽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三个方面讨论《红岩》中的战士们所表现出的伟大精神。

首先是勇敢的大无畏精神。《红岩》一书中最动人心魄也最感人至深的场景就是严刑拷打和壮烈牺牲。

如成岗被捕后，遭到的非人虐待：“冰冷的水泥磨石地面上，横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脚上还钉着一副沉重的铁镣。鲜红的血水，正从那一动也不动的肉体上往水泥地面滴落……”

江姐在十指被钉入竹签后，“鲜血从她血淋淋的两只手的指尖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滴。”

还有许云峰被抬进牢里时，“担架从牢门口缓缓抬过，看不见被破毯蒙着的面孔，只看到毯子外面的一双鲜血淋漓的赤脚。一副粗大沉重的铁镣，拖在地上，长长的链环在楼板上拖得当啷当啷地响……被铁镣箍破的脚胫，血肉模糊，带脓的血水，一滴一滴地沿着铁链往下涌流……担架猛烈地摇摆着，向前移动，钉死在浮肿的脚胫上的铁镣，像钢锯似的锯着那皮绽肉开的，沾满脓血的踝骨……”但是醒来后，却高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这种不畏惧肉体折磨的勇敢大无畏精神不得不让人叹服。

除此以外，对于这群英雄们而言，他们不畏惧肉体折磨更不畏惧死亡。

如齐晓轩在被扫射牺牲时蔑视冷笑：“子弹征服不了共产党人！”鲜血从弹孔中流出染遍了脚下的红岩。

又如许云峰在看到成岗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时，他的心在为陈岗的遭遇而滴血，也在为国民党的不自量力而感到好笑，他说：“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要千百万人的牺牲去换取的！为了胜利而承担这种牺牲，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骄傲和愉快！”共产党人从不畏惧死亡，因为我们用鲜血铺了一条通往光明的路，后继者千千万。

其次是执着的爱党爱国精神。我一直认为作为中国人最应该拥有的便是“爱党爱国”精神，这是每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而这种精神在《红岩》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重庆的国民党当局疯狂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的形势下，本人认为“斗争”与“忠诚”二词最能体现出共产党人对党对国家的热爱。

小说里多次运用对比手法表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与“忠诚”之精神。

首先是正反派的对比。小说里的反派也是叛变者甫志高在面对国民党的刀枪和妻子被抓住的威胁时，选择了投降于国民党，因为他的叛变导致多名正义有志的共产党人入狱。

而江姐即使遭受酷刑折磨也不肯透露一个字；成岗被注射药物也未多说一句话；许云峰在多次威胁下也未有一步动摇；华子良为保守党的秘密装疯卖傻忍辱负重……

然后是共产党人对待革命者和反动派的态度对比。他们对于认可的革命者友好善良，甚至愿意用生命为同志们铺出一条撤退逃跑之路；而对反动派们，他们积极抗争、从不屈服于强大势力。

如小说中的老头子，“细声回答，微弱的语音，拖得很长很长，他慢慢地说：‘水――留――给――伤――员――’”又如他们为了继续进行革命，愿意一碗碗地干咽快馊的米饭；但是为了给龙光华同志的牺牲一个体面，所有人绝食以死斗争。

其次是对话上的对比。小说中国民党高层明争暗斗、勾心斗角，钱权美色无所不用。他们真正在乎的不是他们所属的党派，而是他们的地位与权力，如此政党如何能够统一全国？

与之相对应的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信党、爱党，忠诚是他们最好的勋章。他们忍辱负重、踏实能吃苦，丝毫不被美色、权利、金钱所诱惑，正如诗歌所唱的那样：“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

最后是诗歌文字上的对比。小说里，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里架着电网的高墙上，写着端正的楷体大字：

“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

认明此时与此地，

切莫执迷……”

又一处高墙上，一笔不苟地用隶书体写着黑森森的字：

“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

而在狱中的墙上被叶挺将军用血用指甲刻上这样一首伟大的诗: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因为我们忠诚于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拥有信仰。在信仰里，我们看到了光的痕迹，因此我们愿忍辱负重、我们愿与黑暗斗争。后辈可饮我血，可踏我躯，向着光明深处前进。

最后是顽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红岩》这部小说的基调可以说是灰暗悲壮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狱外步步小心、面面谨慎，随时要忍受家人不得见、友人相离别之苦。

在狱中，不仅要忍受阴暗潮湿、缺水少食的恶劣条件，而且要经受严酷的刑罚，除此以外还要防范特务的出卖。但是在这般恶劣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也能苦中作乐。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革命者们在狱中过春节的情景：许云峰打头给每个狱中同志送新年礼物、同志们集体写对联并取笑看守人等等，虽在狱中，但依旧充满希望与生命之活力。

除此以外，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小说其他细节也有体现。如狱中一位同志诞下一名女婴，虽然她的父亲在斗争中牺牲，她的母亲也死于难产，但是没有人因为她的出生而产生负担，反而因为她的出生而感受到了希望和未来，狱中的同志们都是她的父母，许云峰为她起了名字“监狱之花”。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中国共产党人依旧苦中作乐，对于任何灾难，他们都用一种顽强不屈、积极向上的精神对待之。这种精神就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使共产党人有着很大的弹性。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寓意着：永远不会被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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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斌、老舍、丁玲、季羡林、姚桐斌……

这些被目田派和“告别革命派”不断复读的名字，越来越变成了一只只回旋镖，扎在了“宜粗不宜细”上。

随着west9的成员们逐渐老去，比如六年前小山东的“病逝”。很多事姑且不论当年谁对谁错，最少可以讨论了。你再怎么宜粗，也拦不住年轻人追求知识的好奇心。

当然，应该没有人觉得west9是对的，讨论的只是其他派的做法是不是对的，分派来看对错有没有意义，这样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未来像这样天真的孩子会越来越少：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上看，CR和对CR的反思批判，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实践。用了二三十年时间，走完了欧洲启蒙以来两百年的路，把一个民族内心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全面暴露出来并予以重创。

从此以后，不管你是讲“两个凡是”，还是讲“黑猫白猫”，都得接受整个民族的质疑和监督。老百姓谁也不信——大家太知道怎么回事了，从P打司令部，甚至从更久远的“扩大化”，到落实政策、抓“三种人”，一幕幕活剧展现在了人民的眼前，点燃的野火，开闸的洪水，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控制的。

这场运动展示了这个八亿人口的民族，无论对外对内，都有破釜沉舟、时日曷丧的决心，警示着每一个后来的统治者。

也许中国和苏联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政治斗争中，中国选择了全民参与、全民表达、最后全民为自己负责，而苏联选择了厂卫政治，所以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其实就是谭嗣同那句话，列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而能成者。CR已经是流血最少的了。不把社会结构里蕴藏的应力释放干净，不在生死关头把每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暴露在阳光下，社会是没法往前走的。

我觉得那个人选择这些做法，虽然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但对未来多少是料到了一点点的。让我们重温他的话：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