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红岩》这本书挽救了川东地下党的口碑，因为某夫人讲过：“川东地下党叛徒太多，没一个好人。”
而在1948年《挺进报》案件中，叛变的地下党高层也确实太多了一些，比如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下川东工委书记涂孝文，甚至影响到了隔壁，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
反而这次事件中，中下层干部表现得具有非常高的气节，所以才有了《红岩》中值得歌颂的故事。
但从组织上来讲，一个《挺进报》案就让川东地下党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而且是来自领导层的叛变，这让中央不得不怀疑这个组织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和疑点。那么川东地下党领导层的任命和考核上是否也出现问题呢？否则很难想象，一个地下党组织会被特务组织以点带面的全面突破。刘、冉这样的人解放后自然被审判枪毙了，那么当初他们的上级领导，任命他们的人，授予他们职位的人，是否也该收到连带责任呢？
另外，即使在没有叛变，随后牺牲的烈士中，其斗行为也缺乏纪律性和斗争经验。比如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烈士在被捕后，轻易相信军统看守，企图通过感化看守将重要情报以书信的方式传递出去，最后看守将书信上缴，导致组织蒙受重大损失。虽然许建业烈士的主观上并未叛变，但实际行为却导致了更多的地下党同事被捕。
还有，《挺进报》案的起因也违背了地下工作的原则，在徐远举的自述中提到：
1948年3月的一天，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打电话叫我去，先把一封信交给我看，内有一份《挺进报》和给他的一封警告信。朱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得了，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说着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我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想策反老资格的朱绍良？还是向当局示威？《挺进报》的目的是在国统区宣传中央政策，传播解放战争胜利消息，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团结教育党员人民的使命。是秘密报刊，在社会民间传播，比如厂矿、学校等容易发展群众的地方，而不是大摇大摆的发给国民党核心部门。
换句话说，如果《挺进报》只是在民间传播，重庆国府当局估计也没有太多闲心来关注这个事情，当时川东地下党的斗争主要是在较为偏远的农村地区的武装暴动，徐远举没有朱绍良限期破案的压力，川东地下党组织就不会再1948年-1949年期间找到毁灭性的破坏，这一大批被捕的人，也许在重庆解放的前夕没有牺牲在狱中，而是为重庆解放接管争取到跟多的资源，挽救更多被国府当局破坏的工厂设施。
所以《红岩》一书着重描写了被捕的党员，在狱中如何坚贞不屈，坚持斗争，慷慨赴死的情节。但是仔细推敲《挺进报》案背后的逻辑，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