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困难源自于政府的“大政府之梦”，只要财政好转，“大政府之梦”就复活。

政府大包大揽，政府兜底之类就是政绩，优越性。

自房地产高涨以来，政府各部门的临时工（如辅警，网格员等）增长了多少？

包括各种形象工程。

房地产退潮，一切裸泳，留下一堆债务。

现在回过头想想当年仇和主政宿迁时为什么卖医院，卖学校，也是财政没钱，断臂求生。

一旦财政好转，将之批得一无是处。

现在可能又要走这条路了。

这一轮的“谁的孩子谁抱走”，恐怕是中央有意收回当年税制改革后的一部分财权，某公当年大概率也没想到卖地能卖那么多钱，而且上涨的速度太快，等回过神来已经来不及反应了，在当年房地产热火朝天的时候想把这项收回，那阻力肯定极大。

现在好了，地卖不动了，工资又发不出来，地方只能向中央求救，求救就得有个求救的样子，该交回去的东西就得交回去了。这波明确说了要给地方政府“注入流动性”，说白了就是给钱，那总不能白给吧。

我一两年前的一个回答说过，现在省级行政机关，其实已经完全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省级是农业时代的遗存，当前工业信息化社会的经济布局，都是以市为核心重新拼盘，比如南京都市圈里面就包含了安徽的市县，而苏州又在上海都市圈里，成渝辐射的是整个西南，深圳成了湖南省会。中间再横着几个省级行政机关，实际是在降低效率。

不仅如此，省级的立法、司法、财税等等功能其实在当前社会都起的大部分是负面作用，这里不展开，减少这一级起码能减少大量财政支出。采用市（郡）县两级行政制，主要财政支出均由中央拨款，将会非常高效，也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这一步目前看肯定还是远景，短期难以实施，但逐渐弱省强市，提高转移支付的精准性，我看不会很远了。

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中央希望地方财政在经历了这几年矛盾彻底激化、已影响正常运转和经济发展之后，能有触底反弹。

当下地方财政有这几个困境。

第一困境是收入跟不上支出。

2024年地方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约4.8万亿元，较2021年峰值8.7万亿元下降45%，近乎腰斩，2025年前10月仍继续下滑7.4%。

这部分收入一直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大幅缩水直接让地方财政紧巴巴的。

同时，地方税收增长又很乏力，没法把这缺口补上。

2025年前10个月，地方常规的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只涨了2.1%；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同比还跌了3.3%。

但花钱的速度就不一样了，以上两块支出同比增长了1.2%和7.3%！

也就是说，收入的增速及不上支出的增速。

这是因为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一税两费”，虽然属于地方，但规模仅约1万亿元。而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这些税，是中央和地方一起分成，地方能拿到的份额很有限。

地方没有那种长期稳定、自己说了算的税种，收入增长就陷入了停滞。

第二种困境是“三保”支出高，挤占了发展经济的资金。

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是基层财政(县、区、乡镇/街道) 的硬性要求。

在收入下滑背景下，这部分刚性支出的占比持续攀升，而用于基建、产业扶持的资金占比持续降低。

部分乡镇和区一级甚至出现拖欠工资的现象，影响到了基层的运转。

这就出现了“保运转，还是保发展”的两难问题。

第三种困境是事权的下放。

很多区县财政自给率不足30%，也就是说，区县自己赚的钱，还不到支出的3成。就算加上中央给的转移支付，还是无法覆盖所有支出。

中央和省级还下放大量事权，却未赋予足额的财力，常要求地方自己凑资金，进一步加剧了基层的资金压力。

总结一下就是，靠土地出让收入弥补基建支出的模式已经彻底结束，而新的财源又尚未形成，有些地方政府不敢谈发展，能保持正常运转就不错了，根本谈不上带动企业和居民积极地投资和消费。

估计这时中央再不介入，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

短期来看，最紧迫的是注入流动性。光靠地方自身，估计只会进入死亡螺旋。

长期来看，首先是健全地方税体系，让地方拥有稳定自主的财源。比如之前多次提到的消费税改革，至今尚未推出，落地能否更快一些？

其次，适当将事权上收。将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跨区域基建等事权上收至中央和省级，降低地方的支出责任。同时取消那些让地方凑资金的违规要求，避免“上级决策、下级买单”的不合理情况。

第三，地方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已超10万亿元，问题是使用效率真的够高吗？地方应当确保精准、高效地投向“三保”和关键领域，让每一笔钱都能发挥出作用。

最后，化债要更精准了。既要推进隐性债务置换，也要聚焦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可以通过展期、降息、盘活存量资产等方式，但必须严禁再新增隐性债务。

有些地方财政已经到了生死边缘线上了，明年开始真的要下决心改变了。

地方财政困难，主要是过去十几年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累积下来的债务，这些债务现在连利息还起来都很困难。因为当时是允许借债发展，所以各地肯定就会想方设法把允许的债务额拉满，同时很多地方还会突破债务限额，搞隐性负债。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债务问题，首要是把账算清楚。哪些是允许搞的负债，哪些涉及违法犯罪贪污腐败，哪些是隐性负债要出文件定性等等。把账算清楚以后，一是不允许再借债，二是中央直接发低息国债置换地方债，就可以让地方政府轻装上阵了。

以后长远来看，很多财政关系都需要调整。因为我国主要在生产环节征税，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的集中度是越来越高的。一个地区的一座工厂可以管大半个世界的需求，那么这个地区的财政就会很富裕，而全国其他地区的财政必然就会失血。所以将来可以预见：一是户籍制度肯定要进一步放开，哪里生产哪里就聚集人口，哪里就负责这些人口的生老病死；二是城市发展的限制会进一步放宽，因为市场配置资源肯定是哪里效率最高就去哪里，如果政府强行干预，那最后得到的结果必然就是全社会福利受损；三是税种调整，可能会更多从消费端征税，减少从生产端征税，同时房地产税也会开征，先从豪宅和多套房持有者开始；四是更多的服务会全国一盘棋由中央直接插到底，比如教育部门可能回到垂直管理的体系。

地方财政困难将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现在只是把这个问题凸显出来，真正要想解决，必须在转移支付和地方自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为什么说是长期和结构的？关键就是人口减少和资本富集效应的相互作用。地方财政越差的地方，治理结构问题就越大，人口留不住，资本不愿意来。但是，那一摊子还得维持，财政状况只会更加恶化。

而打破这一循环的方法，就是要给政策，给能自适应的政策。

比如，人口少了，地租成本就应该降下来。这样土地集约化经营就更有条件。可以通过地租级差拉动一些产业。但现在的配套政策，根本不愿意承认市场化需求。结果就是地租优势根本无法转移成为真实生产力。

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好搞工业，更不用说高科技产业。哪些地方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要看先天条件的。有些地方完全可以搞农业产业化，或是专心发展第三产业。

拉斯维加斯的搞法，当然可以批判，但这就是一种思路。一个地方要有自己的赛道，一窝蜂就只能内卷。

还有就是大而全的架子，在人口流失严重的地方，实在没有必要。这个完全可以借鉴根据地时期的办法，抓住核心就可以了。

转移支付当然必不可少。但这个是有上限的。还是需要一些地方自治，鼓励地方自己想办法，找出路。多试一试总是好的。补充一点，三资三化不是出路，金融绝对不能放开给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