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说，假设哈耶克说了一个话，是可以出版到中国。如果一个中国人说出哈耶克的话，甚至言辞更为温和，更不自由，也是无法出版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

1、翻译外文书籍，往往有一个潜台词，叫做“批判性阅读”，其逻辑是：“这是西方人的观点，我们要了解西方在想什么，以便知己知彼。” 这种语境下，书中的观点被视为“他者的思想”，并不代表中国出版方或中国读者的立场。它被了一层“学术引进”或“他山之石”的保护膜。

当中国作者表达同样的观点时，语境就变了。这不再是“他在想什么”，而是“我们在主张什么”。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本土作者的言论往往被视为一种“自己的观点”或对现实的直接介入。因此，审查机构对本土作者的要求是必须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不能有“杂音”。

2、西方作者谈论的概念（如自由主义、极权主义、宗教哲学等），往往基于西方的历史和语境。对于审查者来说，这种批判是“离岸”的，针对的是西方的历史或社会问题，因此具有一定的“脱敏”效果。

3、大部分涉及敏感话题的人文社科类翻译著作（如福柯、阿伦特、哈耶克等），其阅读门槛较高，甚至翻译故意晦涩难懂，受众主要局限在高校、研究所和知识分子圈层。审查机构通常认为，这个圈层的动员能力有限，且“思想免疫力”较强，让书出版不会造成社会层面的动荡（即“内部消化”）。中国作者用中文母语写作，更接地气，更容易引起普通读者的共鸣。

所以可以想见，如果写出来压根无法出版，谁会去写呢？所以大多都只能研究古人说过的，外国人说过的，而决不允许本国的当代人说些话。长期的审查环境会让学者在思考的起步阶段就下意识地设立“禁区”。当一个学者的头脑中时刻坐着一个“审查员”时，他的逻辑链条是不连贯的，他的想象力是受限的。

答:“为了突破美帝科技封锁，专利壁垒”

“为了产业升级，花更少的力赚更多的钱”

“为了获得中国人自己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

“为了防止被美欧卡脖子”

“为了当院士，光宗耀祖”

这些理由都很好，但唯独没有:

“为了探索宇宙真理，满足人类本真的好奇心”

试问:欧几里德写《原本》，是为了突破谁的壁垒？中世纪很多被教会迫害的天文学家，是为了得什么奖？一群中古人争论光是粒子还是波，是为了卡别人脖子吗？

这片土地，官本位思想渗入骨头

对官员犯错无限宽容

对科学家犯错无限苛责，非升即走简直是对中国科研的毁灭性打击

核心本质就是：官员负责管理，必然对自己极限宽容

A. 选一个世界级的难题，比如黎曼猜想或者一种全新的半导体物理机制。这东西可能这辈子都搞不出来，或者至少需要十年冷板凳，期间一篇论文都没有。
B. 选一个热门方向，比如现在的AI大模型微调，或者是某种新材料的排列组合。只要跟着国外的顶级组跑，人家出个架构，我改个参数；人家换个溶剂，我换个温度。虽然没有原理性突破，但稳赚不赔，一年能水三四篇SCI。

如果你选A，三年后你就失业了，房贷断供，老婆孩子跟你喝西北风。在这个体系里，选A的人不是烈士就是疯子，早就被淘汰出局了。剩下的全是选B的聪明人。

所以，中国学术界缺少那个能催生突破性创新的关键机制，其实就是：对失败的兜底机制，以及对低效率的容忍度。

别笑，我是认真的。

现在的科研管理，完全是KPI导向的。上面拨下来的经费，每一分钱都要你承诺产出。申请书里就要写好：我这三年要发几篇文，申请几个专利。

兄弟，这叫科研吗？这叫包工头接活。

真正的原创突破，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爱因斯坦搞广义相对论的时候，能承诺几年出成果吗？那个搞mRNA疫苗的卡塔琳·考里科，在出成果前被学校赶来赶去，连固定职位都没有，经费申请从来都不中，因为当时的评委觉得这方向“没前途”。

但在我们的体系里，这种“没前途”的项目第一轮就会被毙掉。因为评审专家也要看绩效，投给你的钱如果打水漂了，大家面子上都过不去。这就导致资金自然流向那些“看着肯定能出论文”的平庸项目。大家都在做“从1到1.1”的工作，没人敢做“从0到1”的冒险。因为从0到1，大概率是死在0.9的路上。

学术圈的贫富差距和山头文化太严重。

国内现在的资源分配，极度依赖“帽子”（杰青、长江、院士等）。一旦你戴上了帽子，经费多到花不完，甚至需要为了花钱而立项。而没有帽子的年轻人，连买试剂的钱都得扣扣搜搜。

这导致了什么？年轻人为了生存，必须依附于“大老板”。大老板为了维持地位，需要持续不断的产出。于是，大老板就成了包工头，年轻人成了搬砖工。

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异端思想是很难生存的。你的想法如果太超前，跟大老板的路线不一致，你觉得你能拿到资源吗？你敢反驳权威吗？

突破性创新往往来自于年轻人的“离经叛道”，但在现有的层级森严的实验室文化里，你要么听话干活，要么边缘化滚蛋。

你看历史上那些搞出大东西的人，牛顿也好，达尔文也好，或者是现在普林斯顿的那帮数学家，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闲。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去发呆，去思考那些看似毫无用处的哲学问题。

我们的科研人员在干嘛？在填表。

填报销单，填进度表，填中期考核，应付各种检查。我有一次去拜访一位很有潜力的教授，聊了一个小时，他接了三个电话，全是催材料的。他跟我苦笑说，他现在只有晚上十点以后才是科学家，白天是会计加行政文员。

没有闲暇，就没有思考。没有思考，哪来的突破？大家都在赶路，没人看天。

功利主义的教育留下的后遗症。

这个点有点虚，但很重要。咱们从小受的教育，都在教你怎么“解题”，而不是怎么“提问”。我们太擅长在给定的框架下寻找最优解了。

比如做芯片，只要你告诉我架构是什么，我们的工程师能把它优化到极致，良率干到99%，成本压到最低。这是我们的强项。

但如果没人告诉你架构是什么呢？如果前面的路断了呢？

我们的顶级学霸，很多时候缺乏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傻气。我们太精明了，太懂得计算投入产出比了。而科学突破，往往是反直觉、反常识、反功利，甚至是反人性的。

那么，未来十年有没有戏？

说实话，如果不做伤筋动骨的改革，很难。

我们现在喊“卡脖子”，喊“基础研究”，但落地的政策依然是换汤不换药。还是在用搞工程的方式搞科学，用管流水线的方式管教授。

我们缺少的那个机制，不是更多的钱，也不是更的大楼。

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机制，允许一部分顶尖的头脑“不务正业”，允许他们十年不发一篇论文，允许他们拿着经费去搞一些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东西，并且在他们失败的时候，依然给他们体面的生活和尊严。

只有当我们不再逼着科学家去当会计、去当包工头，不再用数论文篇数来评价一个人的智慧时，那些改变世界的火花，才有可能在这些焦躁的灰烬中冒出来。

现阶段？咱们还是老老实实先把“工程化”做到极致吧，毕竟这也是一种本事。至于拿诺贝尔奖这种事，急是急不来的，什么时候大家不那么急着“赢”了，可能反而就赢了。

二，科学家一旦出现了失误，就很容易成为了敌特分子，被扣一堆帽子，被进行批判。杨振宁就像是重耳，他幸亏是人在外面，挽救了不少人，可他挽救不了所有人。

其实大家去看看钱学森当年写的文章，那种明显存在逻辑谬误的东西，他不得不写出来，这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简直就是精神上的巨大折磨。

中国科学界，何止是一个叶文洁呢？只是现实里没有三体罢了。

做算法的都知道，当你用梯度下降法去训练一个模型时，最怕陷入局部最优。现在的中国学术评价体系，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能够极其高效地收敛到局部最优的算法。

我们的评价指标，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引用率、项目经费、人才帽子。这些指标不仅是量化的，而且是确定性的。对于一个理性的科研人员来说，最理性的策略是什么？是做所谓的增量创新。

我在现有的框架上修修补补，把准确率从95%提升到95.5%，这是稳赚不赔的。我知道这个路径一定能出结果，一定能发paper，一定能结题。这叫由于路径依赖产生的确定性收益。

但是原创性突破是什么？它是你要跳出当前的那个坑，去寻找一个新的山峰。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模型Loss可能会先飙升，因为你打破了旧的平衡，而新的范式还没建立起来。

在这个跳跃的期间，你的论文发不出来，引用率为零，项目结不了题。在我们的体系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非升即走，意味着拿不到Tenure，意味着你的实验室要被关停。

现在的体系是一个高通滤波器，它把所有低频的、长周期的、高风险的信号都过滤掉了，只留下了高频的、短平快的、确定性的信号。

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大家都很忙，都很累，都在拼命赶KPI，但是所有人都在同一个低水平的维度上内卷。我们产生海量的论文，大多是填坑式的、验证式的，而不是挖坑式的、定义式的。

我举个真实的场景。我有一次去某顶尖高校招聘，遇到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博士生，做图神经网络的。聊得深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做更底层的数学原理探索，而是去刷SOTA（State Of The Art，当前最佳结果）。他苦笑着对我说，师兄，我要是三年不出成果，连讲师都留不下，哪有时间去想那些五年十年后的事情。

这就是死结。我们用一种追求确定性的管理制度，去要求一种本质上是高度不确定性的产出。这在逻辑上就是自相矛盾的。

二、 已经被异化的科研工分制

我们来深挖一下这个评价体系。现在的学术评价，越来越像我们互联网公司的KPI考核，甚至比那个还残酷。

量化考核的本质是信任成本的转移。因为管理层（或者资方）无法从专业上判断你的工作价值，所以只能依赖外部的量化指标。这在工业界没问题，因为工业界的逻辑是交付。代码写完了，功能上线了，用户量涨了，这是可观测的。

但是基础科学的逻辑是发现。发现往往是不可观测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无法证伪的。

当你把科研变成了记件工资，变成了工分制，科研人员的行为模式就被彻底异化了。

现在的学者，更像是一个项目经理。他们每天思考的不是由于自然界的哪个奥秘没解开而感到痛苦，而是为了下一个项目怎么申请、怎么凑够指标去评杰青、长江而焦虑。

这种心态的转变是毁灭性的。

做原创性突破，需要一种极度的专注和闲适。你需要有大把的时间去发呆，去犯错，去走死胡同。牛顿那是闲得无聊才去思考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当小职员的时候才有空搞相对论。

现在的中国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才俊，被各种表格、汇报、中期检查填满了。他们的时间被切得碎碎的，注意力带宽被完全占满。在这种高压和碎片化的状态下，人类的大脑只能进行应激性的反应，只能做熟练工种，绝对不可能进行深度思考。

我之前和一个做材料的大牛吃饭，他喝多了跟我吐真言。他说他现在最羡慕的就是那些可以不用管经费、不用管学生毕业、一个人安安静静做实验的日子。现在他手下几十号人，每天光是找钱养活这些人，就耗尽了他所有的心力。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销售，而不是一个科学家。

三、 工程思维对科学思维的降维打击

这可能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我们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积累了强大的工程能力。高铁、桥梁、大坝、登月，这些都是工程奇迹。

工程的逻辑是什么？是目标明确，路径清晰，资源堆砌，大力出奇迹。我们要造原子弹，原理都知道了，剩下的就是把人关在一起，给足钱和设备，死磕出来。

这种路径依赖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科学突破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搞定。

于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科研攻关，也是搞大兵团作战，搞揭榜挂帅，搞攻坚战。

但是，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是反共识的，是个人的，是偶然的。

mRNA疫苗技术的突破，最早就是Katalin Kariko一个人的执着，当时所有人，包括资助机构，都觉得这方向没戏，她甚至因此被大学降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组织方式，这种边缘化的、长期不出成果的项目，早就被砍掉了。

我们现在的科研导向，过分强调有用。每一个项目申请书，都要你写应用前景，写经济效益。

可是真正的颠覆性创新，在刚出来的时候，往往看起来是没用的，甚至是荒谬的。激光刚发明的时候，被称为是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数论在密码学应用之前，被认为是纯粹的智力游戏。

当我们用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工程思维去做基础研究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做技术追赶，而不是科学突破。卡脖子是因为别人已经有了，我们没有，这叫已知目标的求解。而原创突破是未知目标的探索。

用已知目标的解题思路去搞未知探索，这就好比你让一个百米赛跑的冠军去跳芭蕾舞，肌肉记忆都不对。

四、 缺乏容错率的社会文化

再往深了说，这就涉及到文化层面了。我们的文化里，对失败的容忍度极低。

在硅谷，一个创业者失败了，大家会觉得他有了经验，下次投资人还敢投。在我们的科研体系里，一个项目如果失败了，如果你拿了几百万经费最后告诉国家说这条路走不通，那你以后基本就别想再拿项目了。

这就导致了大家报喜不报忧，甚至造假。更重要的是，它导致了选题上的极端保守。

为了保证结题，我一定选那个我有八成把握做出来的题目。那些只有一成把握，但是一旦做出来就能改变世界的题目，没人敢碰。

真正的创新是伴随着巨大的浪费的。

你想想自然界的进化，成千上万次的突变，绝大多数都是畸形的、有害的，只有极少数碰巧适应了环境，引发了物种的爆发。如果你要求每一次突变都是有益的，那进化就会停止。

我们的科研资金管理太精细了，精细到买个酱油都要打报告。这种对资源使用的道德洁癖，恰恰扼杀了创新所需的冗余。

如果不允许浪费，如果不允许失败，那就不会有伟大的成功。我们需要一种机制，允许一部分人拿了钱十年不干活，最后可能什么都弄不出来，但只要有一千个人里出了一个图灵，这笔买卖就是划算的。

可惜，我们的审计制度、我们的舆论环境，都不允许这种浪费。

五、 唯上与唯权威的学术江湖

学术圈也是个江湖，甚至是个更封闭的江湖。

原创性突破往往意味着对现有权威的挑战。在西方的学术体系里，虽然也有学阀，但总体上有一种叛逆的传统。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但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下，尊师重道是底色。在学术圈，圈子文化、山头文化依然严重。

年轻人的帽子、经费、职称，掌握在大佬手里。这就导致了年轻人必须依附于大佬，做大佬喜欢的方向，不仅不能挑战大佬的观点，还要帮大佬把他的理论圆得更漂亮。

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是创新最大的敌人。

我见过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回国后为了生存，不得不加入某个大团队，干着给大老板搬砖的活。慢慢地，他们的锐气被磨平了，思维被同化了，最后也变成了大老板的复制品。

当一个学术体系变成了一个论资排辈的名利场，那些真正具有反叛精神、具有异质思维的人，就会被自然淘汰。而这些人，恰恰是最有可能做出颠覆性创新的。

回到你最后的问题：我们到底缺了哪一个关键机制？

我认为缺的是基于概率的非共识资助机制。

现在的资助机制是基于共识的。专家评审，大家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这看似公平，实则平庸。因为真正的颠覆性创新，在早期往往是反直觉的，是大多数人看不懂或者反对的。

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机制，允许少部分资源（比如10%-20%）完全不看KPI，不看过往业绩，不看同行评审，甚至专门投给那些非共识的、疯狂的想法。

这就像风投。风投知道投十个项目九个会死，但他们依然会投，因为活下来的那个带来的回报足以覆盖所有成本。

我们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经在尝试做一些改革，比如原创探索计划，比如鼓励从0到1。但是这种改革在庞大的官僚惯性面前，推进得很艰难。

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形成？

我是谨慎乐观的。

第一，资源的溢出效应。 当我们把所有容易做的题目都做完了，当低垂的果实都被摘光了，内卷到极致的时候，总会有一部分人被挤压到无人区。

第二，人才结构的代际更替。 现在回国的这批年轻人，很多是在国外顶级实验室受过完整训练的，他们的视野和品味是有的。当这批人逐渐掌握了话语权，或许会带来一些改变。

第三，企业界的介入。 像华为、阿里、腾讯这样的巨头，开始意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并设立了像达摩院、青源会这样的机构。企业的评价体系相对灵活，可能会成为一条鲶鱼。

但是，要实现真正的爆发，我们需要三个硬性条件：

1、去行政化，把科学家从填表中解放出来，让专业的人管专业的事。
2、长周期考核，把考核周期从一年三年拉长到五年十年，甚至终身教职后不考核。
3、建立多元的价值坐标，让那些只攻克一个难题但没发论文的人，也能获得体面的收入和尊严。

创新不是规划出来的，创新是生长出来的。

我们现在做的，是拼命施肥、浇水、修剪，恨不得拔苗助长。但也许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把那层厚厚的水泥地撬开，让野草和鲜花自由地生长。

哪怕长出来的是毒草，那也是生命力的证明。

这需要巨大的勇气，不仅是科研人员的勇气，更是管理者的勇气。

我们现在太急了。每个人都想在自己的任期内看到成果。但是种树的人，往往是吃不到果子的。

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做一个默默的种树人，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什么时候中国的诺贝尔奖级成果就会井喷。

这不仅仅是一个制度问题，这是一个关于时间观和价值观的哲学问题。

这个局，难破，但必须破。

因为留给我们吃人口红利和工程红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以上，能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出国前我以为中国社科落后了20年，出国后我发现实则落后了80年，1940s/1950s美国政治学的一些文章是当代中国很多所谓的政治学家没能力写的。不仅是意识形态问题，也是能力问题。

中国实际上是看不上做技术搞研究的，现在这样搞无非是被洋人奇淫技巧打出ptsd了而已。

现在这个社会无非是一场成功的洋务运动而已。

在49之前，中国的遗传学家基本都有留美、留欧背景，其中也不乏在摩尔根实验室学习、研究、得过博士学位的（比如李汝祺、谈家祯等人）。

他们回国后大都在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已为中国遗传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建国后，李森科的《论生物学现状》一文在中国大量印行，成为大学生物系和农业院校的必读文件。

苏联伪生物学家纷纷应聘来华传播伪生物学。1952年，中国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遗传学家们都受到了批判。

这一年6月29日，《人MR报》发表了题为《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批判“反动的”、“唯心主义的”摩尔根学派，严厉指责“当前我们生物科学的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各大学中生物科学各部门基本原封不动，旧生物学的观点仍然贯穿在课程的各个方面”，勒令“要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生物科学的各个部门”、“从批判旧生物学、旧遗传学工作中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

从这一年秋季起，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被取消，遗传学研究全部被停顿，而改以伪生物学研究取代。遗传学家们虽然一般仍留在原单位，但全部被改行从事其他方面的教学或研究工作。遗传育种材料被销毁，试验田被铲除。

甚至直到1955年，李森科在苏联已遭到批评，而在中国仍然对之视若神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先骕在这一年出版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因对李森科“创造性达尔文主义”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被全部销毁。

1955年10月底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胡研究员受到了政治批判。

1956年4月 ，传来了李森科辞职的消息。这时候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指定在遗传学领域树立“百家争鸣”的榜样。

于是在1956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在青岛召开了约一百三十人参加的遗传学座谈会。

遗传学家和米丘林主义者在这次会议上一起讨论遗传学问题，至今仍被视为“百家争鸣”的典范。

这次会议，如其名称所表示的，并非一次学术讨论会，而是座谈会，更确切地说，是一次遗传学家向米丘林主义者普及遗传学的基本常识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许多人，在发言之前都声明自己是外行，从其发言内容看，倒也并非谦虚。童第周、朱洗等实验胚胎学家对基因学说还有所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生物个体发育过程中的基因调控机制也只是近十几年来才研究得比较透彻，在当时还一无所知。

但是，会上米丘林主义者对遗传学的攻击，即使是按当时的水准，也是极其低下的。他们全然不懂基因型和表现型、后天获得性和自然选择的区别，不具有遗传学的基本概念。

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奚元龄竟然还用细菌的抗药性来证明后天获得性的正确，不知道早在四十年代微生物遗传学实验就已证明了那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即使是遗传学家们由于已多年被禁止从事遗传学工作，各种遗传学期刊自49年起就被停订，对国际遗传学的进展也大多不了解。

在整个座谈会中，只有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德宝提到了在三年前华森和克里克就已做出的DNA双螺旋结构这一划时代的发现，还不忘小心翼翼地声明“并不能算作定论，我们对于DNA的构造知道得还很有限”。

除了漠视科学事实之外，米丘林主义者从发言中还表现出逻辑思维混乱、没有掌握科学方法，根本就不具有从事科研的能力。

比如华南农学院教授王仲彦在长篇介绍了他们做的“无性杂种”证明米丘林学说的实验之后，承认还存在缺点，“（１）没有原种对比，科学性不够。（２）所观察的对象仅为外部性状，外部性状是容易变异的，对遗传性的影响如何尚须深入研究。”

他不知道，这两点就使他的实验毫无价值，没有对照的实验，不仅是“科学性不够”，而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科学性”。

难怪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竞雄认为“论争的焦点，还在于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不仅只是事实，还包括实验材料、方法、结果的解释以及科学定义等”。

然而整个会议中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米丘林主义者几乎一致地认为遗传学的发展恰好证明了米丘林学说的正确。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何定杰说，用于证明DNA是遗传物质的肺炎球菌实验正好证明了后天获得性能够遗传，至今也不明白他是如何推导出这个结论的。

对于这些在现在看来极其可笑甚至可以说相当无耻的论调，当时的遗传学家们又是怎么反应的呢？

除了李竞雄教授敢于针锋相对地、极其正确地指出米丘林学派“抹煞了一百多年来生物科学发展的事实，而回到一百多年前去了”，其他遗传学家都采取了一种回避、退让、调和的态度。

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李汝祺跟他的“师弟”、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谈家祯说要“走中间路线”，会上走中间路线的人的确不少，像“孟德尔和米丘林学派都有片面性，应该截长补短，互相补充，融合起来，希望我们遗传学成为一门创造性的科学”之类的骑墙说法出自几乎每个发言者的口中，若不查其师承，难以认定他们是遗传学家还是米丘林主义者。

如果说这是碍于情面不好当面发生冲突，那么会后的总结文章也一样试图调和。谈家祯教授会后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我认为米丘林提出的定向培育理论，标志着人类控制和改造生物类型的崇高愿望，可能把遗传学、甚至整个生物学的发展方向提到更高的阶段。”“从摩尔根学派最近开展的有关细胞质遗产和微生物定向变异的初步研究成果来看，摩尔根学派不是同米丘林学说的基本精神没有一点共同的基础的。”

其实当时上面的的既定政策，就是在“百家争鸣”的口号下让两家和平共处。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在致开幕词时，已指出“苏联的科学精神”和“米丘林学说”是碰不得的：“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中还不能很好地领会苏联的科学精神”、“几年来我们虽然学习了米丘林学说，因为体会不深，在研究上和教育上主要根据李森科学说来进行工作和教导学生”，而这次会议的用意，就是要解决“过去摩尔根学说被批判了，不敢介绍；现在李森科学说也被批判了，更觉得无所适从”的尴尬。

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随后发言，为整个会议定下了基调：“遗传学的两个学派应该互相学习，互相补充。”

会议的目的，看来是达到了。按照童第周先生在闭幕词所言，这次座谈会一致认为：“摩尔根学说的研究和米丘林学说的研究，都应当发展，都应当扩大它们的领域。本着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十二年内达到国际标准的共同目标，各学派之间互相学习，互相批评，这对于遗传学的发展，不但没有妨碍，相反地将会起很大的作用。”

像李竞雄教授这样的“极端”分子的不平之鸣，也就只是整个会议中个别的不和谐声音。《人MR报》在会后发的报道《一个成功的学术会议》批评这些“极端”分子说：

有个别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曾经要求会议作出我们遗传学应该按照摩尔根学派方向发展的结论，认为只有采用摩尔根主义的方法才能在十二年内赶上遗传学的国际水平；认为在高等学校中应该只讲授摩尔根学派的细胞遗传学等。这些看法，受到其他科学家，包括一些摩尔根学派科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和‘百家争鸣’的精神不符的，是和实际情况不符的。”

这种“百家争鸣”一直持续了下去，六十年代遗传密码的破译、七十年代克隆技术的发明都没能结束这种局面。到了八十年代，遗传学已进入分子时代达三十年之久，被定为“米丘林生物学”研究基地的四川大学生物系还出了一本《米丘林遗传学》的教科书。

诺贝尔奖-菲尔茨奖-图灵奖-马耳奖-克拉福德奖-沃尔夫奖-拉斯克奖……，霍尔堡奖-约翰克拉克奖-伯格鲁奖-肖克奖……，安徒生奖-雨果奖-格莱美奖-奥斯卡奖-拉古纳奖-普利策奖……。

可惜的是，真实榜单寂寥，默默无人。

这可是两万两千名贝贝啊，能坐满一个北京工人体育场，是怎么回事? 他们都跑哪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答案是：标准化教育！

统一的课程设置，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标准答案，统一的考试试卷，统一的行为范本，统一的品行评价，……统一的学校设置，统一的授课规定，统一的教学进度，统一的教材课本，统一的教师考评指标，统一的校长考核……。

当一个兴趣异常的孩童，天天喜欢昆虫或青蛙，带到教室后，老师会怎样处理?

当一个厌学逃课的小学生，喜欢手工摆弄各种小制作，家长老师会怎样对待?

当一个咿呀好唱的女娃，不按音乐教师的演示要求，自己更改音调高歌，怎么办呐?

当一名中学生在数学考试题上，用一种投机取巧的解法时，老师一个怎样打分?

当一名平时成绩出色的中学生，高考意外落榜，学校是否会坚持推荐或录取他?

当一名大学生严重偏科，单科优异，但某一两科试卷零分时，是否允许毕业?

当研究生录取选拔时，一名数学拔尖考生的政治背景不符合要求时，是否录取?

当博士答辩现场，博士生发言指出评审专家们有错误时，是否会拒绝授予他学位?

“……”

答案是：一律讨厌！通通淘汰！

妥妥的“天才逆淘汰筛选机制”！

标准化教育，就是天才绞肉机！天才灭割机！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再到硕博研究生……，一个七级分梯过滤器，将22000名天资聪慧，秉性异常的幼种，一级一级地，按过滤筛眼规格，一批一批地，打成另类，筛出殿堂，扔到体系外。最后成为烂泥狗屎。

十几年前，曾网传一个笑话，说爱因斯坦、牛顿、法拉第、图灵四个人，重新托生在中国，最终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最多点赞的回答：爱因斯坦偏科严重，考不进大学，后来打工谋生；牛顿虽然特长突出，因不符学位资格，最后在中学教课，业余做民科；法拉第严重缺乏专业学历，装订工干成印刷厂老板；图灵性格孤僻古怪，品行考核差评，被逐出殿堂，从此流浪江湖。

就说一个方向：方法论 methodology。你读了三年专搞学术研究的硕士后，除了“拟合”，或者叫一元线性回归，还知道多少种定量 quantitative 分析方法？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定性 qualitative 分析方法”也可以出论文？定性分析又有几大类？

比如现在中学的课外阅读材料《江村经济》，从头到底就没多少数据。费孝通凭什么拿 LSE 的博士学位？知道他用的 methodology 叫什么？调查过程中要注意点啥，才能避免自己成为扭曲信息的罪魁祸首？

你说我从来就是一招鲜：拟合，照样发英文论文嘛。这个就像道家理论比喻的，你站着只需脚下几寸地。但如果把周围都挖成万丈深渊，你还能站得稳吗？你的学术本领太“干”了，“没用的”你是一点都没去“水”。怎么“突破”？

杨景媛那篇论文，搞过点学术的都去嘲笑过几句。但是，喷格式的多，喷方法论的凤毛麟角。方法论喷得最好的，是一个澳洲硕士，就是国内说的全球最水的水硕。我自恃学过点方法论，也不得不承认跟他有差距。人家还是授课硕，居然把一众三年制学硕往后甩了几条街。

昂起脖子喷别人“水水水”，关起门来还行得通。出去读博士，还不是从 M. Phil 过程开始。这个体系的每个细胞就这水平，而且相互抱团已经形成自我肯定的共识了。怎么突破？

你觉得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

基础研究基本上是美、日、欧做出来的，也就是第一篇论文都是他们发的。

中国仗着体量大，监管弱，效率高，可能第2-第1000篇论文里有一半以上是中国发的。

这个模式对于中国现在屡试不爽，从工业到医学再到军事。

自然没动力去做基础研究突破。

202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颁给调节性T细胞的开创性工作，使得很多生物医学界人士觉得看不懂：怎么大领域还没颁过奖，就发小领域？免疫调节的分子和细胞通路众多，为什么专挑调节性T细胞？本文作者深追调节性T细胞的研究历史后，通过该领域走了整整十年的弯路揭示出今年生医诺奖工作乏人注意的独特深刻之处，并借此分析，妨碍中国产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的原因还有什么因素是没有被充分关注到的？

撰文 | 周大鹏（同济大学教育部病原体与宿主相互作用重点实验室）

202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发给了美国科学家玛丽·布伦科（Mary E. Brunkow）、弗雷德·拉姆斯德尔（Fred Ramsdell）和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表彰他们在调节性T细胞的开创性发现。

调节性T细胞能够防止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机体自身，从而避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免疫学上称为免疫耐受），但是在肿瘤患者身上，调节性T细胞却会促进肿瘤生长，因为它会抑制“免疫监视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免疫监视细胞是免疫系统中的“哨兵”和“巡逻兵”，识别并清除异常细胞（如癌细胞或病毒感染的细胞），维持机体的健康。

因为已经有很多讲解调节性T细胞功能和意义的出色的科普文章，本文则从科学探索的源头介绍科学家们在发现调节性T细胞的过程中曾经走过的弯路，并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呈现研究方法的选择有多么重要——不同研究方法会在相关科学的发现中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上百家实验室缘何关门

早期免疫耐受的研究，始于麦克法兰·伯内特（Macfarlane Burnet）提出的克隆选择学说，即免疫细胞在发育阶段会把自身反应性的克隆删除，导致中枢免疫耐受。按照这一理论，人在出生前，免疫系统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能够产生数以百万到千万计、具有随机受体的免疫细胞克隆，它们来源于同一个原始祖先细胞，具有完全相同的受体。在发育阶段，这一随机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能够识别并攻击自身正常组织成分（自身抗原）的克隆。中枢免疫耐受是免疫系统在发育早期进行的一场“内部集训”，主要任务是删除那些能攻击自身组织、可能引发自身免疫病的克隆，从而确保免疫系统能够区分“自我”与“非我”。

这一理论在1960年获得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但是科学探索远未结束，才刚刚开始，因为中枢免疫耐受理论并不能解释人在出生后免疫细胞会在人患病的情况下对自身组织的杀伤，说明有部分自身反应性的免疫细胞逃逸了中枢免疫耐受。那么怎么解决这些“漏网之鱼”带来的“敌我不分”呢？

1960年代，巴茹·贝纳塞拉夫（Baruj Benacerraf）提出免疫应答的遗传基因控制理论，在此基础上，理查德·格森（RichardGershon）等科学家在1970年代提出抑制性T细胞并“发现”了在机体出生后发挥免疫抑制的遗传位点，这一位点上的基因为 I-J“基因”。表达 I-J基因的T细胞则命名为抑制性T细胞（Suppressive T cells）。

围绕 I-J 遗传位点，上百家课题组产出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谁能发现发挥免疫抑制的I-J基因，就可以指导人类防治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夺去香港女演员周海媚生命的系统性红斑狼疮），也可能研发出克服癌症患者免疫耐受的更有效的治疗药物。

然而，当时他们使用的研究方法是观察不同品系的小鼠在抗原免疫时产生抗体应答的强弱。今天回顾下来，显然产生抗体应答的影响因素太多，不但包括遗传学位点，而且包括机体的健康状态、机体肠道菌群、机体神经系统的调节等等。一个常识就是人们接种疫苗时，医护人员会询问健康情况，有感冒、发烧、腹泻等症状者，一定要暂缓接种，因为这些非遗传的因素会导致抗体应答的失败。

I-J基因研究的致命伤在于其研究方法选取了高度复杂的表型（抗体应答的强弱）作为衡量指标。在研究方法经不起推敲的情况下，大量研究人员像大合唱一样支持 I-J，这一遗传位点得到了主流免疫学届的广泛认可，大量有志青年纷纷加入，竞相追逐免疫学“皇冠上的明珠”。这种通过复杂表型反推单一遗传位点的方法，在当时基因测序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导致了科学界巨大的群体性偏差。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基因测序技术发明后，测序仪器和技术的引领者、著名的莱诺·伊·胡德（Leroy E.Hood）组织研究生对 I-J这个遗传位点进行了全部基因测序和分析。大失所望的是，在分析了每一个DNA片段后，他们发现I- J遗传学位点根本没有什么功能基因。这一令人惊讶的结果导致了上百家从事I-J研究的实验室关门，因为他们之前积累的所有“研究基础”全部不存在了，除了极个别在NIH工作的不需要申请经费的科学家，多数I-J研究者毅然踏上了新的人生道路。四十年后，莱诺·伊·胡德和复旦大学合作，创办了《表型组学》（Phenomics）杂志，其动机可能也源自对于疾病表型复杂性的深刻切身体会。

坂口志文的突围

在I-J基因被证明不存在后，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顶着极大的压力，对“抑制性T细胞”的理论进行了修正。

坂口志文发现，小鼠淋巴结和脾脏中有一小群特殊的 T 细胞。它们的细胞表面同时带有CD4和CD25两种特定的分子“标签”。当时这些标签本身的意义还不清楚，但正是这一外在特征，让他得以将这类细胞区分出来，并进一步发现它们具有抑制免疫反应的重要作用。坂口志文发现，如果把这群同时表达CD4和CD25的T细胞从表达CD4的 T细胞中删除之后，注射到没有胸腺（T细胞发育必需的场所）的小鼠身体里，只表达CD4的T细胞会诱导严重的自身免疫病；如果把这群表达CD4和CD25的T细胞注射到没有胸腺和T细胞的小鼠，则不会导致自身免疫病；最为惊讶的是，把同时表达CD4和CD25的T细胞和删除这群细胞的外周T细胞混合之后注射到没有胸腺和T细胞的小鼠，会抑制只表达CD4的T细胞诱发的自身免疫病，并且有剂量效应。这个非常干净的实验明确证明了同时表达CD4和CD25表面标志的T细胞具有免疫抑制功能。吸取之前“抑制性T细胞”的教训，坂口志文把这群T细胞命名为调节性T细胞。

提出调节性T细胞的理论并发现这一细胞亚群，使得坂口志文毫无争议地成为调节性T细胞之父。调节性T细胞的功能并非无差别的免疫抑制，而是区分敌我的特异性免疫耐受。调节性T细胞在胸腺发育过程中识别了自身组织抗原，在外周再遇到自身抗原时被激活，并抑制其他免疫细胞，彻底挑战了当时“识别自身抗原的T细胞在胸腺（中枢）被删除”的传统观点。

而2025年得奖的美国科学家玛丽·布伦科（Mary E. Brunkow）和弗雷德·拉姆斯德尔（Fred Ramsdell）之所以能够成功发现调节性T细胞产生的遗传学机制，显然是采用了更严谨、更可靠的小鼠品系 Scurfy。

这两位企业科学家的目标是治愈自身免疫性疾病，采用的研究工具是Scurfy小鼠。这是一个雄性小鼠发病的品系，其致病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由于雄性小鼠仅有一条X染色体，该基因缺陷会完全表达，导致其免疫系统攻击自身器官，引发严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因此这些小鼠只能存活数周。

Scurfy小鼠的疾病有非常明确的遗传方式：该疾病只影响雄鼠，并且是由母鼠传递的。这是典型的X连锁隐性遗传 模式。这意味着致病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雌鼠有两条X染色体，如果只有一个拷贝突变，它们是健康的携带者。而雄鼠只有一条X染色体，如果这条X染色体携带突变，就必然会发病。这个初步观察将搜寻范围从整个基因组大幅缩小到了X染色体。

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广泛使用之前，怎样在小鼠X染色体上找到Scurfy小鼠的准确位点呢？

这里要介绍一下遗传连锁分析技术，就是遗传学家们已经给小鼠的染色体像尺子一样标注了遗传标记，为了寻找疾病位点在哪个遗传标记附近，可以让患病小鼠和一个健康小鼠（但是来自不同的小鼠品系）繁殖产生很多后代。因为品系的不同，这两种小鼠的染色体尺子上的遗传标记是有差异的，打比方说基因是一个个具有不同功能的人，附近的遗传标记就像一个个人的汽车牌照。在染色体尺子的同样位置，不同品系小鼠的基因如果有不同，比如小鼠毛发的颜色不同，和毛发颜色基因相关的遗传标记（汽车牌照）也是不同的。同一染色体在不同品系小鼠杂交的时候会有来自父系和母系的染色体交换的现象，但是当两个遗传标记靠在一起很近的时候，就很难发生交换，遗传学上称为连锁。我们把致病基因比作变成罪犯的人，把染色体尺子上的遗传标记比作汽车牌照，那么距离罪犯最近的遗传标记就像和疾病（有罪犯）一起出现的汽车牌照。在科学家分析了很多后代成员后，发现罪犯们总是和一个特定的汽车牌照一起出现，就可以确定距离罪犯最近的遗传标记（位点）。

在遗传位点附近进行逐个基因排查后，两位科学家终于在2001年找到了突变的致病基因——FoxP3。在人类身上，这个基因突变会导致遗传学疾病 IPEX综合症，即免疫失调-多内分泌腺病-肠病- X连锁综合症。对FoxP3的这一发现将自身免疫疾病的复杂表型首次从基因层面与特定的调控分子紧密连接起来。

然而，他们当时并未完全了解这个基因的具体细胞学角色。最终，是坂口志文在2003年将这两项独立发现联系起来，他证明FoxP3基因正是调控他于1995年所发现的调节性T细胞发育与功能的主控基因。这标志着该领域从细胞发现进入了功能与机制的系统解析阶段。

二十年后，测序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使得患者的全基因组测序费用降低到两万人民币，可以很容易发现 FoxP3 突变这样的遗传学疾病。但是这颗免疫学“皇冠上的明珠”，在测序仪器和技术发展初期，依靠正确的研究方法就得以早早地发现，并极大推动了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癌症的防治。

调节性T细胞为什么值得一个诺奖？

讲到这里，也许质疑者仍然会问，调节性T细胞的这段跌宕的发现之旅真的就是医学意义上排名靠前、值得获诺奖的最重要的因素吗？针对调节性T细胞的抗体药物和细胞药物目前还处于研发初期，并未达到疗效显著获得批准上市的阶段。

在笔者本科教学使用的人民卫生出版社第8版《医学免疫学》教材上，除了调节性T细胞，还介绍了外周免疫耐受的其他机制，包括免疫细胞的克隆失能——免疫学家马克·詹金斯（Mark Jenkins）和罗纳德·施瓦兹（ Ronald Schwartz）发现的免疫细胞在刺激信号不完整的情况下发生的功能失活状态，学界有人认为也是值得授予诺贝尔奖的工作。

笔者认为，诺贝尔奖评委会今年把奖授予外周免疫耐受的调节性T细胞，和大量临床医学单细胞测序发现有关，尤其是在患者肿瘤组织和自身免疫病变组织的单细胞测序数据大量涌现之后，支持了调节性T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相互作用的功能。如果不是井喷的几千篇测序文章支持，也许诺贝尔奖评委会还会再观望十年，如果出现百亿美元品种的针对调节性T细胞的药物，说不定获奖人选会有变数。

在从0到1的发现之旅上，一个不受关注但致命的因素

每年的诺奖季都会引发诸多反思，很多人追问，为何我国的科研土壤还没产出“坂口志文”？

有人从文化品质层面去找原因，认为我国学术界缺少独立自主的长期主义精神，自甘做从1到100（下称“1-100”）的工作，以换取短期的“自然指数”、“影响因子”，然后结题交差。但是笔者想指出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部门分割。

比如，二十年前我国同时期开始的测序工程，在有测序能力，也买得起小鼠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去测Scurfy小鼠？因为我国最顶尖的测序人员缺少玛丽·布伦科和弗雷德·拉姆斯德尔的跨部门有效沟通的能力，测序的做测序，遗传的做遗传，不可能形成深度合作关系。但是这一条路线是笔者更关注的路线。

西方科学家也特别擅长借助工业化的威力进行大规模地毯式排查的研究范式。在通过测序找到FoxP3基因之后，即使没有坂口志文，总会有人发现表达这个基因的T细胞，因而发现调节性T细胞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没有测序的验证，坂口志文就始终找不到打开调节性T细胞发育的关键开关，无法从分子和信号转导机制解释这类细胞的真正功能，所以笔者倾向于认同测序工作在今年的诺奖工作中的作用是更加重要的。这个测序工作已经被评奖列为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测序工作之列，也是跨部门合作的典范。玛丽·布伦科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分子遗传学训练，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接受了免疫学训练。欧美科学家跨部门合作的习惯和基因，促进了对 Scurfy疾病位点的测序工作。笔者认为，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在博士毕业后，发表了一系列探索外周免疫耐受机制的研究工作，始终围绕这个从0到1（下称“0-1”）的问题在探索，这一点起了主要领导作用。

在玛丽·布伦科和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发现了 FoxP3基因后，日本政府按照文部科学省《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战略部署，通过资助各种突出调节性T细胞的学术活动，帮助坂口志文扩大影响力，鼓励CNS正刊和子刊井喷了数千篇在临床患者组织中发现调节性细胞的测序文章 。而且日本自己不投入，在激烈的全球经济和科技战争中消耗他国资源。例如在2020年8月9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向全球发布了一份关于科学技术创新的报告“Japa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2022”，称赞无论是在论文数量还是高质量论文上，中国现在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均超过美国，位居世界首位。通过鼓励中国为日本投入1-100，让他人举国测序支持坂口志文，再达到以战养战的功效。

从笔者的视角来看，我国生物医学领域当前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是对工业化思维与系统工程方法论的理解与应用不足。在科研实践中，常见的是学术领袖以个人力量推动某一研究方向的规模化，但这种推动往往缺乏系统性和深度整合，与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所体现的深度协作存在差距。相比之下，国内在短平快、“产出高”的方向上，如纳米、结构生物学、信号转导、测序、化学合成等领域往往各自为阵，形成“规模第一”的研究群体，但缺乏整体战略和系统协调，组织的主要是虚头巴脑的假“交叉学科”：领导者脱离科研一线，青年骨干疲于奔命忙于绩效考核，没有条件达到攻克0-1问题的深度整合。这并非能力问题，而是科研体系在方法论上的薄弱。

如果只选拔解决从1-100问题而不是攻关0-1问题的选手，通过这种竞技模式产出的，显然是最善于为局部利益夺取资源、并且占用其他部门资源的选手，对于产出0-1问题所需要的复杂系统，则起破坏作用。1-100工作的自然指数越高，对外国人创造0-1突破性发现的支持越高。而今年上述三位诺奖得主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根本提都不提那几千篇支持自己拿奖的1-100的论文，客观上也没法致谢。这些1-100的文章也没有给产业带来什么贡献，一窝蜂在卷的是仿制欧美已经获批的药物，没有可以抄的调节性T细胞的药物。

如果我们对比由国家强力整合最顶尖力量联合攻关、在纪律上不允许谁算计个人名利得失的青蒿素（523工程）、糖丸疫苗这些示范项目的投入，和过去二十年山头林立、以考核帽子、项目、规模为导向的万亿投入后拿不出0-1产出的事实和数据，真相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我们的文化土壤是“枪打出头鸟”，那么出于自我保护，大家都要避免成为“主意与本事不相符”的异类。而钱学森所强调的系统论，则是现代科学中基础而关键的方法论，对推动长期、可持续的科研创新至关重要。相信当纠正了方法之后，我国肯定还是能够再次做出有诺奖水准的0-1的突破性重大发现的。

注：本文封面图片来自版权图库，转载使用可能引发版权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