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人文社科类领域，在出版界有一个奇葩的规定。
就是同样一个观点，如果是西方人说出来，是可以翻译到中国出版。但是如果是中国人说出来，是不允许出版的。也就是说在审查机构中，翻译的自由度大于中国人自己写的自由度。
譬如说，假设哈耶克说了一个话，是可以出版到中国。如果一个中国人说出哈耶克的话，甚至言辞更为温和，更不自由，也是无法出版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
1、翻译外文书籍，往往有一个潜台词，叫做“批判性阅读”，其逻辑是：“这是西方人的观点，我们要了解西方在想什么，以便知己知彼。” 这种语境下，书中的观点被视为“他者的思想”，并不代表中国出版方或中国读者的立场。它被了一层“学术引进”或“他山之石”的保护膜。
当中国作者表达同样的观点时，语境就变了。这不再是“他在想什么”，而是“我们在主张什么”。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本土作者的言论往往被视为一种“自己的观点”或对现实的直接介入。因此，审查机构对本土作者的要求是必须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不能有“杂音”。
2、西方作者谈论的概念（如自由主义、极权主义、宗教哲学等），往往基于西方的历史和语境。对于审查者来说，这种批判是“离岸”的，针对的是西方的历史或社会问题，因此具有一定的“脱敏”效果。
3、大部分涉及敏感话题的人文社科类翻译著作（如福柯、阿伦特、哈耶克等），其阅读门槛较高，甚至翻译故意晦涩难懂，受众主要局限在高校、研究所和知识分子圈层。审查机构通常认为，这个圈层的动员能力有限，且“思想免疫力”较强，让书出版不会造成社会层面的动荡（即“内部消化”）。中国作者用中文母语写作，更接地气，更容易引起普通读者的共鸣。
所以可以想见，如果写出来压根无法出版，谁会去写呢？所以大多都只能研究古人说过的，外国人说过的，而决不允许本国的当代人说些话。长期的审查环境会让学者在思考的起步阶段就下意识地设立“禁区”。当一个学者的头脑中时刻坐着一个“审查员”时，他的逻辑链条是不连贯的，他的想象力是受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