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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的学术体系难以诞生世界级的原创性突破?

MetaSoul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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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看了一圈回答,情绪输出的多,真正触及底层逻辑的少。我直接从系统的角度来解构这个问题。

先说结论:中国学术界目前不缺钱,也不缺人,缺的是一种能够为极小概率的成功支付极高冗余成本的生态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我们用工程管理的思维去管基础科学,用工业流水线的逻辑去衡量创造性思维,这才是导致原创性突破难以诞生的根本原因。

下面我把这个逻辑拆解开来讲,一点点剥离表象。

1、局部最优解与全局最优解的死结

做算法的都知道,当你用梯度下降法去训练一个模型时,最怕陷入局部最优。现在的中国学术评价体系,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能够极其高效地收敛到局部最优的算法。

我们的评价指标,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引用率、项目经费、人才帽子。这些指标不仅是量化的,而且是确定性的。对于一个理性的科研人员来说,最理性的策略是什么?是做所谓的增量创新。

我在现有的框架上修修补补,把准确率从95%提升到95.5%,这是稳赚不赔的。我知道这个路径一定能出结果,一定能发paper,一定能结题。这叫由于路径依赖产生的确定性收益。

但是原创性突破是什么?它是你要跳出当前的那个坑,去寻找一个新的山峰。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模型Loss可能会先飙升,因为你打破了旧的平衡,而新的范式还没建立起来。

在这个跳跃的期间,你的论文发不出来,引用率为零,项目结不了题。在我们的体系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非升即走,意味着拿不到Tenure,意味着你的实验室要被关停。

现在的体系是一个高通滤波器,它把所有低频的、长周期的、高风险的信号都过滤掉了,只留下了高频的、短平快的、确定性的信号。

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大家都很忙,都很累,都在拼命赶KPI,但是所有人都在同一个低水平的维度上内卷。我们产生海量的论文,大多是填坑式的、验证式的,而不是挖坑式的、定义式的。

我举个真实的场景。我有一次去某顶尖高校招聘,遇到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博士生,做图神经网络的。聊得深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做更底层的数学原理探索,而是去刷SOTA(State Of The Art,当前最佳结果)。他苦笑着对我说,师兄,我要是三年不出成果,连讲师都留不下,哪有时间去想那些五年十年后的事情。

这就是死结。我们用一种追求确定性的管理制度,去要求一种本质上是高度不确定性的产出。这在逻辑上就是自相矛盾的。

二、 已经被异化的科研工分制

我们来深挖一下这个评价体系。现在的学术评价,越来越像我们互联网公司的KPI考核,甚至比那个还残酷。

量化考核的本质是信任成本的转移。因为管理层(或者资方)无法从专业上判断你的工作价值,所以只能依赖外部的量化指标。这在工业界没问题,因为工业界的逻辑是交付。代码写完了,功能上线了,用户量涨了,这是可观测的。

但是基础科学的逻辑是发现。发现往往是不可观测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无法证伪的。

当你把科研变成了记件工资,变成了工分制,科研人员的行为模式就被彻底异化了。

现在的学者,更像是一个项目经理。他们每天思考的不是由于自然界的哪个奥秘没解开而感到痛苦,而是为了下一个项目怎么申请、怎么凑够指标去评杰青、长江而焦虑。

这种心态的转变是毁灭性的。

做原创性突破,需要一种极度的专注和闲适。你需要有大把的时间去发呆,去犯错,去走死胡同。牛顿那是闲得无聊才去思考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当小职员的时候才有空搞相对论。

现在的中国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才俊,被各种表格、汇报、中期检查填满了。他们的时间被切得碎碎的,注意力带宽被完全占满。在这种高压和碎片化的状态下,人类的大脑只能进行应激性的反应,只能做熟练工种,绝对不可能进行深度思考。

我之前和一个做材料的大牛吃饭,他喝多了跟我吐真言。他说他现在最羡慕的就是那些可以不用管经费、不用管学生毕业、一个人安安静静做实验的日子。现在他手下几十号人,每天光是找钱养活这些人,就耗尽了他所有的心力。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销售,而不是一个科学家。

三、 工程思维对科学思维的降维打击

这可能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我们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积累了强大的工程能力。高铁、桥梁、大坝、登月,这些都是工程奇迹。

工程的逻辑是什么?是目标明确,路径清晰,资源堆砌,大力出奇迹。我们要造原子弹,原理都知道了,剩下的就是把人关在一起,给足钱和设备,死磕出来。

这种路径依赖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科学突破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搞定。

于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科研攻关,也是搞大兵团作战,搞揭榜挂帅,搞攻坚战。

但是,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是反共识的,是个人的,是偶然的。

mRNA疫苗技术的突破,最早就是Katalin Kariko一个人的执着,当时所有人,包括资助机构,都觉得这方向没戏,她甚至因此被大学降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组织方式,这种边缘化的、长期不出成果的项目,早就被砍掉了。

我们现在的科研导向,过分强调有用。每一个项目申请书,都要你写应用前景,写经济效益。

可是真正的颠覆性创新,在刚出来的时候,往往看起来是没用的,甚至是荒谬的。激光刚发明的时候,被称为是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数论在密码学应用之前,被认为是纯粹的智力游戏。

当我们用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工程思维去做基础研究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做技术追赶,而不是科学突破。卡脖子是因为别人已经有了,我们没有,这叫已知目标的求解。而原创突破是未知目标的探索。

用已知目标的解题思路去搞未知探索,这就好比你让一个百米赛跑的冠军去跳芭蕾舞,肌肉记忆都不对。

四、 缺乏容错率的社会文化

再往深了说,这就涉及到文化层面了。我们的文化里,对失败的容忍度极低。

在硅谷,一个创业者失败了,大家会觉得他有了经验,下次投资人还敢投。在我们的科研体系里,一个项目如果失败了,如果你拿了几百万经费最后告诉国家说这条路走不通,那你以后基本就别想再拿项目了。

这就导致了大家报喜不报忧,甚至造假。更重要的是,它导致了选题上的极端保守。

为了保证结题,我一定选那个我有八成把握做出来的题目。那些只有一成把握,但是一旦做出来就能改变世界的题目,没人敢碰。

真正的创新是伴随着巨大的浪费的。

你想想自然界的进化,成千上万次的突变,绝大多数都是畸形的、有害的,只有极少数碰巧适应了环境,引发了物种的爆发。如果你要求每一次突变都是有益的,那进化就会停止。

我们的科研资金管理太精细了,精细到买个酱油都要打报告。这种对资源使用的道德洁癖,恰恰扼杀了创新所需的冗余。

如果不允许浪费,如果不允许失败,那就不会有伟大的成功。我们需要一种机制,允许一部分人拿了钱十年不干活,最后可能什么都弄不出来,但只要有一千个人里出了一个图灵,这笔买卖就是划算的。

可惜,我们的审计制度、我们的舆论环境,都不允许这种浪费。

五、 唯上与唯权威的学术江湖

学术圈也是个江湖,甚至是个更封闭的江湖。

原创性突破往往意味着对现有权威的挑战。在西方的学术体系里,虽然也有学阀,但总体上有一种叛逆的传统。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但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下,尊师重道是底色。在学术圈,圈子文化、山头文化依然严重。

年轻人的帽子、经费、职称,掌握在大佬手里。这就导致了年轻人必须依附于大佬,做大佬喜欢的方向,不仅不能挑战大佬的观点,还要帮大佬把他的理论圆得更漂亮。

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是创新最大的敌人。

我见过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回国后为了生存,不得不加入某个大团队,干着给大老板搬砖的活。慢慢地,他们的锐气被磨平了,思维被同化了,最后也变成了大老板的复制品。

当一个学术体系变成了一个论资排辈的名利场,那些真正具有反叛精神、具有异质思维的人,就会被自然淘汰。而这些人,恰恰是最有可能做出颠覆性创新的。

回到你最后的问题:我们到底缺了哪一个关键机制?

我认为缺的是基于概率的非共识资助机制

现在的资助机制是基于共识的。专家评审,大家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这看似公平,实则平庸。因为真正的颠覆性创新,在早期往往是反直觉的,是大多数人看不懂或者反对的。

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机制,允许少部分资源(比如10%-20%)完全不看KPI,不看过往业绩,不看同行评审,甚至专门投给那些非共识的、疯狂的想法。

这就像风投。风投知道投十个项目九个会死,但他们依然会投,因为活下来的那个带来的回报足以覆盖所有成本。

我们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经在尝试做一些改革,比如原创探索计划,比如鼓励从0到1。但是这种改革在庞大的官僚惯性面前,推进得很艰难。

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形成?

我是谨慎乐观的。

第一,资源的溢出效应。 当我们把所有容易做的题目都做完了,当低垂的果实都被摘光了,内卷到极致的时候,总会有一部分人被挤压到无人区。

第二,人才结构的代际更替。 现在回国的这批年轻人,很多是在国外顶级实验室受过完整训练的,他们的视野和品味是有的。当这批人逐渐掌握了话语权,或许会带来一些改变。

第三,企业界的介入。 像华为、阿里、腾讯这样的巨头,开始意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并设立了像达摩院、青源会这样的机构。企业的评价体系相对灵活,可能会成为一条鲶鱼。

但是,要实现真正的爆发,我们需要三个硬性条件:

1、去行政化,把科学家从填表中解放出来,让专业的人管专业的事。
2、长周期考核,把考核周期从一年三年拉长到五年十年,甚至终身教职后不考核。
3、建立多元的价值坐标,让那些只攻克一个难题但没发论文的人,也能获得体面的收入和尊严。

创新不是规划出来的,创新是生长出来的。

我们现在做的,是拼命施肥、浇水、修剪,恨不得拔苗助长。但也许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把那层厚厚的水泥地撬开,让野草和鲜花自由地生长。

哪怕长出来的是毒草,那也是生命力的证明。

这需要巨大的勇气,不仅是科研人员的勇气,更是管理者的勇气。

我们现在太急了。每个人都想在自己的任期内看到成果。但是种树的人,往往是吃不到果子的。

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做一个默默的种树人,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什么时候中国的诺贝尔奖级成果就会井喷。

这不仅仅是一个制度问题,这是一个关于时间观和价值观的哲学问题。

这个局,难破,但必须破。

因为留给我们吃人口红利和工程红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以上,能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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