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怎么会输呢？甲午他们赢了，占了台湾；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紫禁城，后来日俄战争也没输过；今年北平、上海都被打下来了，南京守了这么多天，最后还是沦陷 ，根本拦不住，中国人一盘散沙，日本人怎么会输？”

汪精卫当汉奸头子老蒋功不可没。汪去越南时老蒋直接派军统暗杀小组尾随刺杀，大半夜直接冲进屋里踹开门扫射，结果当天汪把主卧让给好友住他自己睡偏房，一梭子把汪的至亲有人扫死了，汪和蒋可以说血海深仇

看到问题下许多知友又提满清故事，说汪精卫是“想学洪承畴”“复刻明末”，虽然这很明显是“为醋包饺子”，但我还是想提一下“真实的汪精卫”——明清易代的故事在抗战年代（乃至以前）确实是国人舆论中的“显学”，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被攻击是“闯献再世”，日军被比拟为满清，南京国府自然就代入朱明一方。在这一背景下，汪精卫就曾真的提过明末重臣的先例，以之作为投降妥协的铺垫。

“和是會吃虧的，戰是會打敗仗的。最好的方法，還是自己立於無過之地，横墅別人该死。於是熊廷弼傳首九邊了！袁崇焕凌遲菜市了！此之可悲，不在其生命之斷送;而在其所有辦法，在這种大家不說老實話、不負責任的空氣之中，只有随處碰壁。除了以一死塞责之外，简直替他想不出一條出路”

这是汪精卫1937年8月在中央广播电台的讲话《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所谓“老实话”，就是效仿苏俄、德国、土耳其的先例，面对强敌与败局采取和谈妥协，以挽回局势，争取隐忍复兴。简单的说，其实就是投降，只不过汪精卫不好意思直接说而已。

所谓的“负责任”，自然也就是要全体国民跟他汪精卫一样，对抗战前途悲观绝望，然后就“承认失败”，然后就让人站出来当这个和谈者，“受国之垢”，去签投降妥协的和约，来换取苟活一时，把复兴国家、恢复国土的神圣责任“留待后人智慧”。

汪精卫眼里，如果国人既不肯投降，也不肯接受无法取胜的现实，那就只有逼死新时代的“熊廷弼”“袁崇焕”。他汪精卫是不想当熊廷弼、袁崇焕，作为替罪羊被整倒整死的，要他做孙承宗、卢象升，大敌当前为国捐躯，他汪精卫也是不想的。怎么办呢？确实只有做洪承畴。

但汪精卫也不是想当洪承畴（抛开网友整蛊的“洪清”段子）洪承畴是为满清做走狗子、刀把子，辅佐满清消灭关内各个汉人政权，让清朝廷取明代之，成为“中国”。汪精卫正是想——至少在嘴上——避免这一结局，是要不再重演七百年前的“宋亡”、三百年前的“明亡”故事，让中国免于亡国，为人所代。且如若这次亡了，可能就是永久的。

“亡將及七百年、明亡將及三百年，這長時期的亡國之痛，已夠受了。自十九世紀以来，亡國之人，不只武力，一切经濟文化，皆可為亡人之國的工具。所以國不亡則已，既亡之後，絕無可以復存。除了波蘭因特殊情形亡而復存外，更無可舉之例。”

汪精卫在讨论“亡国痛史”时，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进入十九世纪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与统治便断绝了被亡国者复国的可能性，被亡国之民族，只会被同化、统合，成为征服者帝国的一部分，除却波兰以外，绝无有复国成功者。

要避免这个结局，有什么办法？在汪精卫眼中，那就是“说老实话”，以战求和，奋力挣扎，迫使日寇放弃灭亡中华的图谋，好让中国人用有条件的投降妥协，来求得苟活，把反攻的责任留给后人。

如果日本不接受投降，那也就只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四万万同胞要拿出这样的精神与气魄来，同手持屠刀的强敌战斗到底，宁可同日寇拼到全民族的灭绝，只留气节在人间，也不要做亡国的奴隶牛马，在旭日旗下耻辱苟活。

“一個弱國被人侵略的时候，全靠自己盡力掙扎。掙扎愈久，生存之希望愈多，舍此實無生路。……我們抱定必死的決心。除非強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湯誓所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國同胞的一致呼聲了。”

故此，汪精卫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做出了多次“硬骨头”的讲话，典型即有1937年7月29日其在中央广播电台的演讲《最后关头》，当中就是竭力鼓吹一种绝望的“焦土抗战”：作为弱国之国民，面对必败之局面，唯有抵抗牺牲，才能避免沦为亡国奴，要不留一人做亡国奴，不留一物为敌用。国民党实行训政“训练群众”，是将自己比作诸葛亮，人民比作阿斗，现在国民党是要当陆秀夫，人民则做赵昺，宁蹈海而死，不做敌寇俘虏。

“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这意义诚然是严酷的，然不如此，则尚有更严酷的随在后头，简而言之，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

面对暴日要尽力挣扎，要抱定必死的决心与日寇交战，以此让日寇知晓侵华的不易，让日寇知难而退，实现“中日之和平始达”——要么是四万万人一致抗日，迫日本和谈；要么是四万万人玉石俱焚，不做日人的牛马。这就是汪精卫的“抗战观”。

从这里来说，汪精卫既不是“速胜论转速败论”，也不是完全做日本人的奴才马前卒，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认为对日抗战到底是赢不了的。像那个时代许多国人一样，相信对日抗战最好的结局，就是让日人深陷泥潭，不得不弃战撤兵。（最最好的推想，则是中国持久抗战让日本人民再无法忍耐战争，发动革命推翻日本当局）

和谈是不是割肉饲虎？他汪精卫也想到过。《最后关头》的讲话就说了，过去的淞沪协定与塘沽协定都是缓兵之计，要为日后的全面抵抗做准备，但日人步步紧逼，想要中国退的更多，现下就是到了“最后关头”，退无可退，才不得不起来抗日。要么死绝，要么和谈。

那要是日本开出的条件可以谈呢？要是汪精卫的底线跟着放低了，看到抗战的牺牲就害怕了，不敢做崖山跳海的壮举了呢？淞沪战败、南京陷落、武汉失却，都是对汪精卫抗战信心的打击，待到了长沙大火、烈焰升腾，就更是让汪精卫感到失望绝望——他口头喊宁死不做亡国奴，真到玉石俱焚的时候，又怕得要死。

“若要像長沙這樣，一處一處焼成白地，便什麼也完了。戰區以内，將一切物質燒光，我何所资以為抗？一個陷區以内，將一切物質燒光，剩下了一大羣飢無食、冷無衣、宿無所的人民，怎麼辨呢?带着走嗎，走不動；殺，於心何忍；撇下，那真是資敵。”——《為什麼誤解焦土抗戰演講詞》1938年11月23日

那么，要是日本人提出的和平方案在汪精卫看来是可接受的呢？蒋介石不愿要陶德曼调停时日本提出的那些耻辱和平条件，汪精卫却是想要了：“汪先生等许多政府的重要人士，不得不把抗战前途重加考虑，在考虑中，自然而然会想到汉口时代陶德曼大使所提出的日本停战条件，假如日本仍然维持原来条件的话国家还不至于灭亡。如先保全一线生机，以期之于异日的发奋图强”。

1937年底的陶德曼调停中，日本提出了承认“满洲国”、允许内蒙“自治”、放弃容共抗日、日满华经济合作、扩大非军事区等要求，这些条件之严苛，实际等同于让中方“有条件投降”，成为日本的保护国。蒋介石对此拒不接受。1938年初新的蒋日密谈中日方再次提出这些条件，蒋介石仍然拒绝，而汪精卫却顿觉可以接受。

在1938年的汪精卫看来，即使是1937年中日之间已爆发了全面的战争，也可以像1932的上海事变、1933的长城抗战那样，再打一阵子，再求得与日本做新的妥协，再缔结一个新的淞沪协定、塘沽协定。就算这是耻辱和平，是此前不能接受的条件，也好过直接被灭亡。

1938年11月，高宗武为汪精卫带回了近卫文麿宣言的草稿，汪精卫见之，辗转反侧，似是思量许久。周佛海于日记内记载这几日的汪精卫，与其诸幕僚密谈多次，先推翻，再同意，复推翻，又说可行。周佛海等人伴汪精卫多年，知其优柔寡断之性格，与不好书写的本性本心——“其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定计划也。”纵使汪精卫知道谈和不对，最后也还是会答应的。

“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

最后，汪精卫果然如周佛海等人所想的一样，下定决心离开重庆，踏上一条和谈-投降-汉奸的不归路。“君为其易，我任其难”，汪精卫这个耳根子软，骨头更软的悲观主义者，认定了抗战前途的无望，把和谈投降看作保存民族元气的“正确道路”（至少是其中之一）

“与敌言和，则头绪万千，事繁责重，尤其军事处于劣势状态之下，日本以战胜者之地位，未必肯真心让步，和谈条件，就很难接国人之望，措置稍有不当，条款稍有出入，则以苦心为国始，而以千古罪人终。但汪先生认定前方的军事，与滇缅公路的封锁，抗战有难乎为继之势，及今谈和，国家尚可免于糜烂”

现在他要去背负骂名，和此前多次一样，同日本寻求妥协和平，蒋介石则“为其易”，报定抗战到底的决心，继续做抗战领袖……

再之后发生的事，大家便都知道了，日本内阁更迭，汪精卫发觉连体面的投降都做不到，然而此时其已进退维谷，重庆谴责其通敌罪行，将之开除，日人则对其兴致不高，似想放弃。汪精卫想存留其政治生命，便就从一个自以为“爱国”的抗战悲观者，转变为了彻底的卖国投降者，一心给日本人吹唱“大亚洲主义合乎总理遗教”的鬼话，来欺骗世人，也自我欺骗。

在淞沪会战时期，汪精卫还是主战派，但是到了长城抗战以后，就变成主和派。

陈公博披露写道：“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西安事变后，汪精卫认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中日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当时日本近卫文麿政府提出了第二次对华声明。梅思平与松本重治私下谈判，日本承认日本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

梅再与高宗武和翻译周隆庠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犬养健在上海虹口重光堂密谈，约定实现和平步骤为：日本政府发表上述“解决时局之条件”，汪精卫发表声明脱离重庆

梅思平跟汪精卫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

汪精卫坚持说：“中国已无力再战，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大家必为共产党的俘虏。既然蒋介石拒绝以个人辞职争取停战，我决定自己出面单独推动和平救国。”

陈公博再劝汪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汪考虑两天回复：“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

但是汪精卫忘记了一点，其实日本政府这个时候没啥用，日本政府作不了军方的主，军方又被“下克上”，内阁的声明文本须经一大群中级军官同意才能发表。中级军官们反对确定撤军日期，声称战胜国不可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内阁只得妥协。

12 月 22 日，近卫首相按照重光堂谈判的约定，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了符合重光堂约定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三原则，但删除了最为关键的“两年内撤军”内容。声明发表后，日本主和派纷纷抨击政府背弃约定，犬养健谴责政府声明说：“重光堂会议商定的日本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限期撤兵等项精神是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号召力所在。

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删除，使汪的和平运动丧失了号召力，我深感失望”；西义显直言说“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松本重治说：“近卫的声明预示了和平运动的阴暗前景”

汪精卫哀叹：“墨迹未干，日本人食言，我如何拿这样的条件向国人交代，新政府尚未出世，就裹上了一层汉奸的胞衣”。

所以总结来说，汪精卫执意主和的原因，

1、他认为战争必然失败；

2、反对蒋介石的焦土政策，即宁愿中国彻底成为废墟，也要抗战到底。

3、试图重掌权力

4、害怕共方做大，认为持久作战，必然导致国民党颠覆。

5、近卫文磨的欺骗，近卫文磨声称日本不需要中国割地赔款，汪精卫相信了。当汪精卫离开重庆，已经骑虎难下，不得不接受。

6、汪精卫总感觉自己是舍身入虎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情角色。

就这种问题底下，一堆人夸奖他是真正的爱国者。这何尝不是汪精卫呢，你说他是汉奸，他还反驳你呢。他说他是为了让国家好，让你不要和文明作对。

在我看来，这些人你就让他跪好就好了，他有汪精卫的心，你别让他有汪精卫的权。这些人让我看清了选票就是个笑话，让你们有投票的权利，让我陪着你们给人下跪当奴才，我是不愿意。

现在都是马后炮，上帝视角，中国当时最不缺的就是汉奸，伪军。

但中国人有个优点也是缺点，那就是“管他妈的什么文化，有口饭吃就行”

老蒋，土共，汪伪，各种殖民地，租界。当时国内都是四分五裂，怎么打？

日本人是挨了核弹，被美国在太平洋打的稀烂才投降的

尤其是有实力的军阀，比如阎锡山、龙云、李宗仁、西北三马、盛世才等等，根本就没有投靠日寇。

而在野政客稍微有些名望的，比如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陈济棠等等，都拒绝同日寇合作。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认为日寇必败，位极人臣的汪精卫却选择同日本合作？

汪精卫的失败在于两点：第一，权力欲望过于强烈；第二，严重缺乏军事能力。

第一， 权力欲望过于强烈

汪精卫年轻时候是一个单纯的革命者，中年则是一个政客，有本质的不同。

政客做不了革命者，因为政客什么都可以牺牲，却不能牺牲自己的性命！

各种政客哪怕到了穷途末路，也会选择苟延残喘。因为政治斗争原则是，只要自己不死，就有绝地翻盘的机会。萨达姆被俘之前，身边就有手枪、步枪，完全可以抵抗或者自杀，但他选择束手就擒，最终被耻辱性的绞死。

卡扎菲被俘之前，手上就有一支镀金手枪。他也是不自杀或者开枪抵抗，结果被敌人殴打后枪杀，甚至还进行了鞭尸。

政治家只要有一线生机，就会选择屈辱的活下去。

革命者恰好相反，干革命首先就要豁出自己的性命，不然就根本没法干。

说起来，满清拥有百万大军，1911年财政收入为3亿两银子，却被一群连吃饭都困难的革命者推翻了。

相比满清强大的军力、财力，革命者根本就无法相比，甚至无法相提并论。

在1911年，革命者倾全力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也不过出动了100多人，结果80多人牺牲。

满清在广州驻军就有数千人，区区100多人去猛攻总督府，基本是自杀性攻击。

为什么革命会成功？

就在于这100多革命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知道此战必死，仍然义无反顾，甚至忍痛不去照顾自己的妻儿。

牺牲的80多个烈士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基本都是年轻知识分子，其中9人是留日的留学生。

这些人如果想要在当时的中国混个好生活，简直就是唾手可得，却选择为国为民的革命事业。

实际上，满清末年的一系列革命，是一小群精英知识分子依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力在坚持。

在别人看来这是螳臂当车，就是因为这种远超过常人的意志力，才让革命从星星之火，转为最后的燎原之势。

当时的汪精卫也是其中一员，刺杀摄政王之前他留给好友，革命家胡汉民一封信，上面只有几个字：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

这是什么意思？

汪精卫在《民报》上曾经发表一篇题为《革命之道德》的文章：“革命党人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投于灶火，光熊燃，俄顷灰烬；而釜则尽受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其成饭以供众生之饱则一。”

也就是说，革命者要么不惜性命的奋力一击，参加各种冒险的革命起义甚至暗杀，由此取义成仁，就像柴薪那样一烧就没了。要么革命者就像铁锅一样，被柴薪烧灼，长期备受煎熬，坚持艰难的革命之路，比前者更要承受巨大的痛苦。

汪精卫冒险去北京自杀摄政王，自知是有死无生，只是通过此举振奋低迷的革命精神。

在他死后，希望胡汉民继承遗志继续革命，迎接无穷无尽的斗争。

胡汉民看到信后，不觉痛哭流涕，为汪精卫的精神感动。

在当年，汪精卫是个革命者，他不惜自杀性攻击。

随后的汪精卫就不同了，慢慢成为一个政客。

著名连续剧《上海滩》中，男配角陈翰林本来是个热血男儿，身为富商独子却冒着生命危险报考黄埔军校。可惜陈翰林的体力不佳，并没有被黄埔军校录取。

目睹上海租界局面的混乱，年轻的陈翰林妄图做一个好警察（巡捕），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一切，给老百姓合理和正常的生活。

没想到，陈翰林同腐败的巡捕们格格不入。他廉洁认真，秉公执法，不收黑钱，不怕得罪权贵。结果竟然被同事们认为挡了财路，给大家闯祸，设计陷害甚至暗杀陈翰林。如果不是许文强的相救，陈翰林早就死于暗算。

救了陈翰林以后，许文强告诉他一个道理，作为普通人是不可能撼动目前的体制。

许文强即便是黑道大佬冯敬尧的准女婿，一样改变不了上海滩黑道的现状。而陈翰林作为一个小小的年轻巡捕，更不可能改变黑暗的巡捕潜规则。

那么，陈翰林面前只有三种选择，第一干脆退出巡捕这个行业，一走了之；第二就是继续维持正义感，同潜规则和同事们为敌，这样恐怕活不过一时三刻，连巡捕局局长也会要整死他；第三就是同流合污，借此不惜代价往上爬，获得最高权力。一旦得到了权力，比如成为局长，陈翰林就有能力改变一些东西，可能会让巡捕不会那么腐败堕落。

陈翰林的志向是改变社会，造福老百姓，最终选择了第三条。

遗憾的是，陈翰林即便选择同流合污，却发现自己无法对抗腐败的体制。就算他成为巡捕局长，也根本不能改变什么，仍然是这个体制内的一颗棋子而已。

任何人只要进入这种游戏，就必须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玩。陈翰林最后还落到一个，死得不明不白的下场。

道理也是一样。汪精卫成为一个政客后，无论他的主观意图是什么，都必须像陈翰林一样按照政治的规则来玩游戏。

而这个游戏的原则，就是不惜代价争夺权力。然而汪精卫却又是生不逢时的文人政客，在战乱年代很快就不行了。

在孙中山去世时，汪精卫认为应该由他继承国民党领袖地位。他跟随孙中山的时间最长，党内地位更高。

在汪精卫成为孙中山左膀右臂时，蒋介石还是小角色。

早在1910年汪精卫行刺摄政王时，就已经闻名天下了。

而蒋介石真正确立国民党大佬地位，主要还是1924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后。

两人成名差了14年之久，也难怪汪精卫不服气。

可惜，这个乱世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张作霖能够从一个马匪，依靠打打杀杀成为世界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领袖。

汪精卫不懂军事，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是行不通的。国民党可以没有汪精卫，但不能没有蒋介石。

党内必须倚重蒋介石，他也轻松盖过了汪精卫、胡汉民等文人。

成为政客的汪精卫并不死心，并不愿意被本来是无名之辈的蒋介石。

从孙中山去世以后，他几乎无时无刻都在和蒋介石争权。

北伐前的中山舰事件，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认为这是蒋介石的政治挑战，随即指责蒋介石违法乱纪，擅自调动军队搞国共分裂；而蒋介石方面则宣称汪精卫勾结左派及苏联政府，阴谋绑架自己。在争论无果后，汪精卫决定利用自己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调动部队围剿蒋介石。

这也体现了汪精卫对军事的无知。他认为自己是所谓的政府主席，就可以轻易调动军队做任何事。

结果就是，4个军头的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都不愿意讨伐蒋介石，甚至包括一直忠于汪精卫的第四军军长张发奎。谁都知道，剩下的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是蒋介石的心腹。

而汪精卫背后的苏联，也不愿意同蒋介石翻脸。

汪精卫于是瞬间垮台，在1926年3月23日辞去了国家领导人职务，去欧洲暂避。

汪精卫并没有认输，去欧洲以后很快去了苏联，面见斯大林要求支持。

随后的北伐战争时期1927年，汪精卫利用国共分裂的机会，试图同中共站在一起反蒋。

1927年4月5日，汪精卫和中共领袖陈独秀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由此宁汉分流。汪精卫自立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对立，几个月后就崩盘。

这主要是苏联并不愿意支持汪精卫，只愿意支持中共。汪精卫不愿意给别人做政治挡箭牌，在7月撕破脸在武汉屠杀共产党。借着这份投名状，蒋介石也没有对汪精卫赶尽杀绝，再次允许她和平下野逃到国外。

在1930年中原大战时期，汪精卫眼见反蒋军阀们终于集合起来，忍不住跳出来再次投机。

而汪精卫当之无愧的成为，反蒋派的最高精神领袖和名义上的最高政治领袖。

只是，中原大战还是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汪精卫输得很惨。

中原大战后，军阀杨虎城曾经说过：如果中原大战几乎所有的反蒋力量联合起来，尚且不能打赢，以后就更别说了。国内任何一个军阀，就军事上已经难以和蒋介石对抗，只能从政治上找他的漏洞。

到了这个地步，汪精卫还是不死心，1931年在广州组成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九一八事变以后，汪精卫利用这个时机对蒋介石百般攻击，强迫他下野，自己则成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终于掌握了大权。

可是，日本人却不愿意配合，先是在1932年1月发动一二八事件攻打上海，汪精卫仓促暂时迁都洛阳。他的嫡系19路军伤亡惨重，也无力解决政府严重的财政赤字。

事实证明，汪精卫没有能力掌握大局，他在10月被迫辞职下野再次去了欧洲。

之后一直到1935年被刺客孙凤鸣打成重伤，汪精卫已经无力同蒋介石正面对抗。

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汪精卫名义上是副总裁、副主席，是国民党二号人物。实际上，他并没有实权，等于是个闲人。

对于这种地位，汪精卫是不死心的。

政客会不顾一切夺权的，汪精卫也不例外。

日本人让他做儿皇帝，忽悠什么“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汪精卫犹豫再三也就同意了。

实际上，汪精卫的幕僚们并不傻，也曾提出溥仪和王克敏的例子。

溥仪被日本人忽悠到东北以后，立即失去人身自由，连去逛公园都不被允许，身边心腹很多都是间谍，完全成为傀儡，只能吃吃喝喝。

大汉奸王克敏担任华北伪政权头目之前，日本人也对他做出很多空头的许诺，允许他完全掌握华北日战区的军政大权。

王克敏上台以后，日本压根就不承认有过许诺，将他当作一条狗来使用，只能单纯地执行日军的命令。

另外，幕僚高宗武等人对日本政界有一定了解，认为该国政客厚颜无耻、翻脸无情，没有任何诚信可言。

高宗武甚至说“就算同我交往10多年日本好友，一旦成为政客，就能为了政治利益毫不犹豫地亲手杀掉我”。

可惜汪精卫已经对夺权鬼迷心窍，谁也拉不回头。

第二，严重缺乏军事能力。

抗战爆发以后，国军连续战败，国土沦陷大半。

这只是表面现象。

在武汉会战以后，蒋介石、毛泽东以及国内有识之士都认为抗战必胜，胜利只是时间问题。

以日本的国力难以进行持久战争，吃不下中国这么大的领土。

同时，日本和英美法有不可调和的矛盾，1939年世界大战又已经爆发，日军必然参战。

以日本的国力和英美法作对，也就必败无疑。

这是很肤浅的军政理念，汪精卫却看不透。

他是文人不懂军事，只看到国军几乎每战都失败。

淞沪会战，我军使用兵力70万，日军使用兵力20多万。我军兵力约是敌人三倍，然而都是轻装步兵，根本不是日军大量重武器的对手。苦战3个月，最终上海还是沦陷，国军伤亡20万，日军伤亡5万多人。

此次作战，国军使用了大量中央军，看家本钱都掏出来了，也没有打赢。

汪精卫认为，如果用了所有精锐都无法在上海打赢，抗战是没有希望胜利的。既然抗战必败，还不如在全面崩溃、无条件投降之前，先屈膝投降挽回一些利益。

这种观点是可笑的。

为什么汪精卫持有如此稚嫩的军事观点？主要他身边没有军事方面的幕僚。

诸如高宗武、梅思平、周佛海、陶希圣等人都是文人，不能给他提供正确军事建议。

其实，汪精卫刚刚投靠日本人就后悔了。

日本人的空头支票可谓用心良苦，条件极为优越。

日本许诺由汪精卫独立组建全国性的伪国民政府，也就是所谓“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汪精卫自行建立军队，完全掌握行政大权，日本都不会进行类似于伪满洲国那样的操纵。

中日平等建交，汪精卫建立的不是日本保护国，更不是傀儡政权。

日军完全撤退，不在中国保留驻军。

作为回报，日本只要获得一些在华特权。

然而，在汪精卫从越南回国时上了日本货船以后，这一切空头支票全部作废。

日本毫不掩饰的提出《日汪密约》，条件苛刻到谈判的日本官员都认为过分：

• 第一，承认伪满洲国，日、中、满“三国”提携；
• 第二，定蒙疆（当时的绥远、察哈尔两省和山西省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为“日中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
• 第三，汪伪政府自中央至地方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
• 第四，汪伪军和警察由日本供给武器并加以训练；
• 第五，汪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农交通事业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
• 第六，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以上条款，同直接无条件投降也差不多了。

此时汪精卫极为懊悔，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的幕僚高宗武、陶希圣不愿意毫无好处又去卖国，脱离汪精卫阵营逃走。

汪精卫实际上做了一件最傻的事情，就是不惜代价跳上了一条马上就要沉没的贼船！

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建议大家呸一声再走吧！

汪精卫，跟张国焘，跟王明都是类似的情况。

第一，害怕自己会被杀掉。

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讲，王明回国，告诉他在新疆以托派的名义杀了李特黄超，他就动了要跑的念头。

王明则是疑神疑鬼，还说有人给他下毒。

相对于张国焘和王明的主观想象，汪精卫却真的被暗杀过，他也一直怀疑是老蒋下的手。

1935年11月，汪精卫被暗杀，中了三枪，子弹留在体内，没能取出来，这应该是他叛变当汉奸的重要原因。

第二，三人都自视太高，难以承受委屈挫折。

汪精卫自认为是孙中山的接班人，除了刺杀摄政王载沣被抓，基本都是顺风顺水，直到跟蒋介石争权失败，这对他的打击很大。

由于缺乏军权，宁汉合流后，汪精卫就被蒋介石压制，他先是搞改组派，拉拢地方势力，对抗蒋介石，1931年搞出了广州国民政府，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汪精卫又与亲日派搞在了一起。

1938年12月，汪精卫跑到了越南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彻底走向了叛国。

那些久居人上，习惯了众星捧月，又喜欢出风头的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失去权力，失去地位，承受委屈与挫折的能力也就越差。

第三，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

如果珍珠港事件提前三年多，在汪精卫叛逃之前爆发，汪精卫还会叛变么？

大概率不会。

事实上，在1938年的时候，美国还是日本战争资源的主要来源，当时的中国独自面对日本，的确看不到胜利的希望，这便是亡国论产生的主要原因。

但是，教员却看得很清楚，日本必然会与其他强国发生冲突，中国只要将日本拖住，其他强国必然会下场。

事实也是如此，苏联，美国，英国等强国，都与日本爆发了战争。

所以，其他强国会与日本发生战争，还是其他强国不会与日本发生战争，中国只能独自面对日本，就是判断国际局势走向的关键。

很明显，教员，包括蒋介石都判断对了，而汪精卫却判断错了。

第四，身边人枕边人太重要了。

很多熟悉汪精卫的人都讲过，汪精卫这个人优柔寡断，典型的秘书性格，根本就不适合做决策者，很多决定都是他的老婆陈璧君帮他下的。

据说，汪精卫原本也拿不定主意，是否投靠日本，陈璧君却说，你做什么都被蒋先生压了一头，难道投靠日本人，也要落在蒋先生后面么。

所以，如果汪精卫不是性格有问题，经常要老婆拿主意，如果汪精卫有个贤内助，他可能也不会叛变当汉奸。

自身性格有严重缺陷，身边人枕边人又放大了这种性格缺陷，这种事在历史上也并不少见。

人呐，大多数都是感觉的奴隶，因果的傀儡，汪精卫，张国焘，王明这些在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也是如此。

一部分人选择了苏联，一部分人选择了美国，一部分人选择了日本。

然而日本战败了，败得很惨。

汪精卫最开始设想的“和平政府”的首府是昆明，汪精卫也知道跑回南京就是傀儡。

所以他一直在游说龙云，甚至龙云差一点点就答应了。

是蒋介石给龙云下了最后通牒：你要是一定和汪兆铭搞和平政府，那我别无选择，只能调部队平叛。

龙云这才紧急踩了刹车。

汪精卫去不了昆明就有点尴尬，只能去河内。

当时蒋介石和日本都在争取汪精卫，蒋介石还是老一套：给一笔钱让汪精卫去美国考察。

但是，此时蒋身边的亲信，比如戴笠等人就觉得汪精卫明目张胆跑到河内和政府唱反调，这都不制裁，社团就要散了。

就竭力劝蒋制裁汪精卫。

然后蒋看汪精卫在河内有点待价而沽的意思，也生气了，就同意“军统”制裁。

结果没想到，死的不是汪精卫，是汪精卫的秘书；在汪精卫看来，好你个蒋中正，我要投日还只是一个构思，还没有行动，你就要来杀我了，好好好。

今为蒋介石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帝日以报不世之仇耳。

根据相关资料，汪精卫赴南京之前，还一直在催促日本空军大规模轰炸重庆。

哪儿一点他所说的“为国为民”？

ps：抗战中不止汪精卫，薛岳也曾想联合史迪威搞“民主抗日政府”；从目前的史料看，薛岳都已经发展到“抗命不尊”的地步，蒋私下大骂薛是军阀。

如果不是史迪威被免职，薛岳搞不好要和蒋做过一场。

当然，薛岳也不是一个人，李济深也搅合在一起。

好像叫华南自治抗日政府。

老蒋和他给世人演出了一对双簧而已，南宋在做汉奸方面很有传统的。也是他们的长项，在盟军没有下场之前，老蒋和汪精卫是两面下注，汪做真汉奸，蒋做卧底，一对反动派。我们看看老蒋的具体做法，就可见一斑，抗日战争期间老蒋一直给日军赔偿庚子赔款，一直到1941年12月22日向日军宣战为止。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聘请日军战犯冈村宁次为国军军事顾问，并允许投降日军每人携带60斤物品，包括他们抢来的金银宝物，并派专船护送他们回国。

抗战期间国军成建制的投降日军，这些伪军的军饷还都由国民政府供应。看看这些做法是不是汉奸行为？

汪精卫的亲日路线，主要原因：
1，军队实力悬殊，打不过是最主要原因；
2，对蒋的独裁不满甚至愤恨；
3，日本人承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撤军”承诺。
4，对国民党未来的担忧。他认为真正祸患不在外。
5，他本人是左派，是坚定的国际主义战士，民族情怀没那么浓烈。
6，在上个世纪初，中国相当多精英有亲日、亲欧。汪也是其中之一。

以上内容来自一个说谈汪精卫买国就是让汪精卫背锅的博主的观点！

汪精卫是谁？

他是公费留日后，一生霓虹情的民国精英。

他是同盟会元老，被誉为民国第一笔杆子。

他是新革命顶流，把死刑监禁当荣誉勋章。

他是民国的清流，国党权力游戏的参与者。

到了这时候汪精卫如果真的引刀成一快，他就说革命烈士了。

1933 年的长城抗战。当时国民政府几乎拿出了“全部家当”和日军对抗，可结果还是惨败。

汪精卫派心腹陈公博去前线视察，陈公博回来后说：“中国士兵不是不想打，是根本打不过，很多人还没看到日军，就被炮弹炸没了。”

这句话彻底摧毁了汪精卫的信心，他开始觉得“中国和日本实力差距太大，抵抗下去只会亡国”。

民国知识分子的软弱让他忘记了革命！

他觉得国联会帮中国，结果国联只是“口头谴责”；

他觉得欧美会出兵，结果欧美忙着处理经济危机，根本没空管中国；

他觉得苏联会援助，结果苏联只是想让中国拖住日本，自己坐收渔利。

于是他得出结论：“中国根本打不过日本，不如早点和谈，还能保住半壁江山。”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接连失败，半壁江山沦陷，汪精卫更是彻底绝望。

他经常在私下里说：“日本感觉痒的时候，中国已经感觉痛了；等日本感觉痛的时候，中国已经死了。”

更可笑的是，汪精卫还为自己的投降找了个“高尚借口”：“我不是投降，是为了拯救沦陷区的老百姓。日本人在东北、华北扶持的伪政权都是些北洋旧军阀，只会欺负老百姓，我去当领袖，才能保护老百姓。”

后来的汪精卫，建立南京伪国民政府政权完全依附日本，丧失主权，形同傀儡，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协助日军在华东占领区推行“清乡运动”，旨在镇压抗日武装、巩固占领区统治。据《汪伪政权史》（黄美真著），1941年起，汪精卫下令伪军及警察协助日军清剿苏北、苏南等地的抗日游击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汪伪政权在经济上配合日本掠夺中国资源，推行所谓“中日经济提携”。据日本《兴亚院报告书》，汪精卫签署多项协议，允许日本控制华东地区的矿产、铁路、港口及金融业。

汪精卫积极推动“中日亲善”外交，试图为伪政权争取国际承认。据《朝日新闻》记载，1940年11月，汪精卫与日本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承认伪满洲国，并允许日本在华长期驻军。

汪精卫积极配合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宣传，试图为其伪政权披上“亚洲复兴”的外衣。据《汪伪政权宣传资料汇编》，汪精卫多次发表演讲，宣扬“中日共同防共”“亚洲民族自立”等理念。

汪伪政权设立“特工总部”（76号），由丁默邨、李士群等人领导，专门暗杀、绑架抗日人士。据《上海档案史料丛编》，1940-1944年间，76号特工在上海等地刺杀多位国民党及中共地下工作者，如《大公报》记者杨邨人。

汪兆铭：

一方投靠日本

一方投靠美国

一方投靠苏联

因为汉奸这个词充满了特有的不看过程正义而以结果判断的荒谬逻辑。不管过程怎么样，输的一方都会成为汉奸，无一例外。只要赢了，施琅都能成民族英雄，输了，郑氏家族就是汉奸

汪精卫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汉奸的，他至死始终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坚称自己是在拯救中国，只不过自己是在“曲线救国”，成立汪伪政权只是想给中国“找一条活路”。而从当年的历史资料看，我个人认为汪精卫很可能是国民党政权刻意搞出来给自己留的一条后路。

介绍下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吧。

她出生于1891年11月5日马来西亚的槟城，所以说是个华侨，祖籍是广东新会。

1907年在她正青春年少情窦初开的时候，认识了正访问槟城的汪精卫，立刻就被其容貌和学知所倾倒，一见钟情。并在汪的感召下于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拜见了孙文。

其后汪精卫去暗杀清朝摄政王载沣前，陈璧君主动要求献身于汪但被拒绝。

1910年4月暗杀失败，汪精卫被判处无期徒刑，陈璧君以香港为据点，全力开展营救汪精卫的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后汪精卫获释，1912年陈璧君与汪精卫结婚并同赴法国留学。在中国民国史的政府高级官员中，与原配夫人厮守终生，从没有纳妾或任何花边新闻的高级官员中，据我所知的只有汪精卫一人。陈为汪生了两子三女。

1917年两人回国参加孙中山的护法运动，陈璧君在上海专门帮助丈夫从事党务及政治工作。

1922年受蒋介石请求到美洲募捐，筹集了30万元回国，被作为创办黄埔军校的中方投资经费。

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倒之际，陈璧君特意前往北京帮助宋庆龄看护病重的孙文。

1939年8月，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了“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投靠日本。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革命政府”。这个政府被国共双方称为汉奸卖国政府，汪精卫本人也被国共双方称之为大汉奸。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因原有的枪伤复发后手术失败，死于日本名古屋，终年61岁。

1945年8月25日，陈璧君被重庆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4月，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1949年9月，陈璧君的好友也是国民党元老宋庆龄、何香凝念及旧谊私交，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请求，希望特赦陈璧君。她们指出，汪精卫的是非功过可以由历史学家研究，但陈璧君作为家属希望可以优待不受株连。

毛泽东听取了二人的意见后表示：“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为陈璧君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道特赦令，将她释放”。

此后经过一番斟酌，由宋庆龄执笔并加上何香凝署名后给狱中的陈璧君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要求她认罪。

然而没想到这一切都遭到了陈璧君的断然拒绝，她仍坚定不移地坚持几年前她在法庭上所陈述的立场：

“汪精卫先生根本就不是汉奸卖国贼，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不是汪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我永远都不会和汪先生断绝关系，为了维护汪先生的声誉，我宁肯把牢底坐穿！”

陈璧君回信宋庆龄、何香凝说，“共党要我悔过，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认为我是汉奸。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这不用我历数事实，二位先生心中有数，共产党心中有数。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

面对如此强硬的陈璧君，宋庆龄、何香凝一筹莫展，爱莫能助。

1959年6月17日，陈璧君因肺炎病逝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终年68岁。

前一阵不是有个将军劝小泽投降，让小泽也考虑一下乌克兰人民的诉求吗？还有部分知友对小泽进行劝降，怒斥欧美“拱火”，小泽抗俄是假，祸国殃民是真。基本都和汪主席大方向一致，但你仔细读汪主席言论集和他的文件、讲话，你会发现汪主席表达能力强的不是一星半点

首先看正式文件：

汪主席和部分知友不一样，他肯定抗战，并且声明不是中国挑起战争，这一点劝降知友就落后汪主席了

但笔锋一转，抗战之目的还是追求和平

之后提出“抗战是假，祸国殃民是真”

铺垫完了就可以提出“投降论”，中国不是主动挑起战争，抗战史迫不得已，但若可以实现和平，是否可以一意孤行？

中国贫弱不足以对抗日本，英美援助杯水车薪，本质为了暗中破坏和平，以至于“战则无同盟之援助，和则受外来之牵制”

汪主席特此宣布，结束蒋介石渝方割据政权，真正“还权与民”，听取人民的和平呼声

国社党发表通电，“赞同和平”，听取人民呼声

青年党也深度剖析国际局势，苏联拱火，它怎么不下场？英美已经和日本私下交易，就等把中国卖个好价钱了

青年党反问难道真的要为了独裁，而让全民族为代价？

再回到汪主席这边，汪主席定下“和平”基调后，主动出击，将抗战的自发行为归集为英美挑唆，和平无望是因为英美不断挑衅，基本逻辑闭环：肯定抗战-谋求和平-为什么非和平不可-为什么和平受阻？-英美挑唆

现在再来看汪主席的个人讲话，抗战是假，利用是真，打到最后一个中国人才好呢

那些支持抗战的人，自己都不相信胜利

中日战争根本还是中国想依赖西方，抵制日本，日本不能容忍，因此中国愈加依存欧美，以至于战争

而和平的根本在于日本并不是要灭亡中国

在此基础上，要明确中国威胁的根本在亚洲之外，在那些拱火的国家

日本也是迫不得已，本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的“自保行为”

既然日本不想灭亡中国，那就存在和平的可能，抗战也自然而然不是唯一选择了

但直到今天，重庆还在一意孤行，祸国殃民

重庆在抗战吗？不！只是棋子，只是殖民地在为宗主国流血

以当时的时局，中国损失了一半国土，都是中国最繁华，人口最多的地方。此时国民政府只龟缩在西南和西北，人口也只有一亿左右。而且随着沿海城市的沦陷，战略物资和外援全部中断。

可以说，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信心已基本崩溃了。以当时的态势分析百分之百灭亡。反正早投降也是投，晚投降也是投。早点过去还能占个位置，不然等老蒋投了，也没他汪精卫什么事了。

而且沦陷区有三亿多人还在日本军占领下，能跑到四川云南的毕竟都是少数。如果都跑去也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可以看看张爱玲的小说，张当时就留在上海。与其让日本人管理，自己人过去组建一个政府管理肯定比日本人要好多了。

所以汪这叫曲线救国。汪投敌的时候，云南的云龙亲自送出国的，还不是在两边下注。等汪主席在那边安顿好了，也带上兄弟我呀。

很多时候却是世事难料。就如同人生一样总是充满戏剧性。日本鬼子闲的没事干跑到太平洋另一端找美国人约架去了。美国参战了。

可以说美国只要参战，日本必败，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国力是日本的好基本。这个连日本也知道，可是鬼子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早都忘了几斤几两。他们希望趁美国缓过来劲之前，在亚洲建立好防线，迫使美国人和谈，承认日本在亚洲的统治地位。

而中国重庆政府的外援，武装，飞机大炮甚至汽油和粮食。老美用他强大的空军运输能力源源不断运到了中国。中国人民抗日信心大增。

于是，汪精卫吃了一嘴土。不是老汪太傻，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