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起来很复杂。
在淞沪会战时期，汪精卫还是主战派，但是到了长城抗战以后，就变成主和派。
陈公博披露写道：“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西安事变后，汪精卫认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中日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当时日本近卫文麿政府提出了第二次对华声明。梅思平与松本重治私下谈判，日本承认日本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
梅再与高宗武和翻译周隆庠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犬养健在上海虹口重光堂密谈，约定实现和平步骤为：日本政府发表上述“解决时局之条件”，汪精卫发表声明脱离重庆
梅思平跟汪精卫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
汪精卫坚持说：“中国已无力再战，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大家必为共产党的俘虏。既然蒋介石拒绝以个人辞职争取停战，我决定自己出面单独推动和平救国。”
陈公博再劝汪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汪考虑两天回复：“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
但是汪精卫忘记了一点，其实日本政府这个时候没啥用，日本政府作不了军方的主，军方又被“下克上”，内阁的声明文本须经一大群中级军官同意才能发表。中级军官们反对确定撤军日期，声称战胜国不可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内阁只得妥协。
12 月 22 日，近卫首相按照重光堂谈判的约定，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了符合重光堂约定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三原则，但删除了最为关键的“两年内撤军”内容。声明发表后，日本主和派纷纷抨击政府背弃约定，犬养健谴责政府声明说：“重光堂会议商定的日本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限期撤兵等项精神是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号召力所在。
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删除，使汪的和平运动丧失了号召力，我深感失望”；西义显直言说“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松本重治说：“近卫的声明预示了和平运动的阴暗前景”
汪精卫哀叹：“墨迹未干，日本人食言，我如何拿这样的条件向国人交代，新政府尚未出世，就裹上了一层汉奸的胞衣”。
所以总结来说，汪精卫执意主和的原因，
1、他认为战争必然失败；
2、反对蒋介石的焦土政策，即宁愿中国彻底成为废墟，也要抗战到底。
3、试图重掌权力
4、害怕共方做大，认为持久作战，必然导致国民党颠覆。
5、近卫文磨的欺骗，近卫文磨声称日本不需要中国割地赔款，汪精卫相信了。当汪精卫离开重庆，已经骑虎难下，不得不接受。
6、汪精卫总感觉自己是舍身入虎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情角色。